还有一种似乎无关重要，而其实却应该算作文章的一部分的，是句读和段落。

中国的旧书，无论印写，向来是不加句读，不分段落的。一篇脱了稿的文章，因为并无圈点，所以从头至尾，全是连写着的方块字，望去密密层层，满纸黑斑，好像正在排衙的蜜蜂一样。至于从这些蜜蜂堆里，默察语气，分别句读，那可完全是读者的工作了。古人于此常用朱笔，着在纸上的，其实只是一些简单的钩点而已。

但是，究竟怎样钩点的呢？

《补滑稽传》里说：“东方朔上书，凡用三千奏牍。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二月乃尽。”据段玉裁的考证，“辄乙其处”的“乙”字，并不是“甲乙”的“乙”，其实正是“√”字，《说文》：“√，识也”；“识”就是记认，也即后世的所谓钩勒。和“√”同样的还有“·”，“·”也是加乙的记号，可见在古时，“√”“·”的为用，是一律的。到后来，这才明白地划分开来，断句的是“·”，也写作“、”或“。”；至于“√”，却用来作为专门分段的符号了。现在容易找到的，是旧书摊上的一些经过圈点的制艺文章，每股结束的地方，终可以发现一竖一横的红杠子，就正是由读者加添上去的“√”形的标记。

为了便于述说，这里先来谈谈句读吧。

因为标点是读者的工作，作者可以不费手脚，所以由后人标点出来的古书，常常和原著的古人的意思相违背，闹出了播传人口的笑话。譬如袁中郎的文章吧，前几年，大受有些学者的赞赏，几乎被捧得连尸身也起了疙瘩。一心向往，以情理论，应该是深知中郎的了，但把他的《广庄齐物论》里的“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锤，借肺中风，借舌颚，声无常。想，借尘缘，借去来今，借人，借书册，借无常。夫不可常，即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即不可凭之为是非，明矣。”点成了“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借得我们莫名其妙。另一个学者又把张岱《琅嬛文集·琴操脊令操序》里的“秦府僚属，劝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门，射杀建成元吉。魏徵《伤亡》作。”点成了“秦府僚属。劝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门。射杀建成元吉魏徵。《伤亡》作。”把标点移下两个字，原也算不得什么，但一箭结果了魏徵的性命，这手段，却未免过于狠毒，而魏徵也实在死得忒煞枉了。

这样的乱读，乱点，的确有点古怪。但也并不是今人的创作，古人早已有过误会了，《礼记》里有一段说：

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

这里的所谓“岂”，是一种坚拒的语词，但却被听作了“岂不可”——哪有不可之理。所以史佚就把他的儿子在宫中收敛了。原来连说话里的标点——顿挫，也不能过于大意的。

但这些虽然曾是事实，到头却不过是笑话而已，因为这错误是明显的。句读的重要性，却不能从笑话里去探求。只在两种点法都能成立的时候，这才可以辨别高下，推究是非，显得出它的重要性来。譬如《论语》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以为应该读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庄子》里的“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有人以为应该读作“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的。两说都能成立，这就难以确定了。《鲁迅全集》里的《古小说钩沉》，是很难标点的一部书，出版以后，我也翻过一回，觉得其中颇有几处是值得研究的，除了已向负责编辑者提出外，这里不妨拉两条来谈谈，譬如《裴子语林》里有一条，《全集》的标点是这样的：

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状，羊琇骄豪，乃捣小炭为屑，以物和之，作兽形，后何吕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火既，猛兽皆开口向人，赫然。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这是通的，但“乃以温酒”以下的标点，照我的意见，不如改为“火爇既猛，兽皆开口，向人赫然。”来得更为妥当，因为上文既不曾提出兽的驯猛，所以，这里的“猛”字，原著者的意思，其实是用来点出火的程度的。

下面是《列异传》里的一条：

陈留史均，字威明，尝得病，临死，谓其母曰：“我得复生，埋我，杖竖我瘗上；若杖拔，出之。”及死，埋杖如其言。七日往视，杖果拔，即掘出之，便平复如故。

因为后文有一句“埋杖如其言”，我想，前面的“埋我，杖竖我瘗上”是应该改为“埋我杖，竖我瘗上”的。按照行文的条理，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前后互相呼应了。自然，不论说得怎样中肯，这也只是我的意见。倘使作者当年亲自加好标点，我们就可以省却许多议论，不必疑神疑鬼，招惹唠唠叨叨的麻烦了。

不过标点的使用，却不仅在于减少读者的麻烦，它还有积极的意义。第一，是要辅助文字，使文章的语气能够如实地传达出来；第二，使读者能够正确地感受到作者的本意。所以，就方法说，宋以来的“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中间”，是不够的，我们得更求完备。就对象说，只让读者去乱猜乱点，也是不行的，必须作者亲自来动手，这才能够正确、真实，免除似是而非的错误。

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曾经受过老师的警告，说是书信文章，都是要拿给人家去看的，自己不能预加圈点，一加，就是对对方的不恭敬，怀疑他读不断。这大概也是古训吧，我不明白，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但那时其实已有并不含糊的人物，在竭力提倡标点，采用了西洋最通行的办法，稍加变通，制定新式标点符号，请求教育部颁行了，到了1920年（民国九年）2月，终于由部令采用，符号一共有十二种：

一、成文而意思已经完足的，用句号“。”。

二、句子里面须读断或停顿的地方，用逗号“，”。凡连用的等价而又平列的词，用顿号“、”。（这两种旧时合称点号。）

三、复句里面单用点号分不清楚的时候，兼词或分句平列的时候，用支号“；”。（旧称分号。）

四、总起下文，总结上文的，用综号“：”。（旧称冒号。）

五、表示疑问的，用问号“？”。

六、表示情感或愿望的语句，用感叹号“！”。

七、凡说话，引语，需要特别提出的词句等，用提引号“‘’”。

八、语气的断续或加强，意思的急转，用破折号“——”。

表示夹注的，用两条破折号“——”。

九、表示删节或未完的，用省略号“……”。

十、表示夹注的，用括弧“（）”。

十一、凡是人、地、物的专有名词，都在旁边加上直线，叫作专名号“——”。

十二、凡是书名或篇名，都在旁边加上曲线，叫作书名号“ ”。

这些符号，看来虽然十分简单，但等到实际应用的时候，却是并不容易的。就以疑问号和感叹号来说吧，有时就很容易混淆，一句这样的话：

怎么这样的不懂事呢

虽然在语气上是疑问句，但意义是肯定的，所以应该加上感叹号。至于逗号的纠纷就更多，有时可以省去，有时可以添加，一省一加之间，往往能够使语气转变。我们就以芦焚《无名氏》序言的第二段来做例，下面是原书的标点：

但是使我惊讶的却是另一个朋友从这诗和杂感里看出了矛盾，当时我连一个字都不想解释。

我们可以添加几个逗号，变成：

但是，使我惊讶的，却是另一个朋友，从这诗和杂感里，看出了矛盾，当时，我连一个字都不想解释。

就这两段文章看来，后一段因为添加了逗点，顿挫较多，语气也就较为纡缓，短促，每一个部分的意味，都给加强了。但这加强是不必要的，作者在这一句话里，所切重的只有两点，一点是另一个朋友看出了矛盾，一点是我不想解释，所以把全句分成两部，也已经足够了。

总之，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应该看行文的需要而定的，在语气上，大抵用长句较为单纯，易见柔美；用短句较多顿挫，易见削厉。最要紧的还是使标点多变化，能够正确地传达出作者自己的意思、情感和口气，不必死守定规的。

其次是关于段落的问题。

历来分段最明晰的，是制艺文章。但制艺的分段不但根据形式，而且还是先有段落，后有文章的。现在的文章可就没有这样的格套了，分段也完全依据文章的内容，随意义来决定。我们且拿一个实例来证明，下面是鲁迅的《拿破仑与隋那》：

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那（Edward Jenner，1749-1823）去比比看……

我想，这是真的，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卐字眼睛看来，黄人已经是劣种了，我们却还夸耀希特拉。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

但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在这一篇短短的文章里，一共有六个段落，完全是按照内容来分的。所以在意义上，也就有了六个单位，叙述说明，相互错杂。如果把第三段并入第二段，第六段并入第五段，原也可以；但为求文章条理明晰，重点突出起见，原来的分段，实在可说是最合适的一种了。

现在的文章的分段，比先前分得更短，也更多了，所以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目了然。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社会的关系更见复杂，“人事日繁”，为了节省精力，文章的形式就不得不趋于简洁精密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