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镇居民闲聊了一小时之后，托马斯清楚地意识到：在他离开小镇之前，他们是不会走开的。他有地方要去，而他们没有。

在这种时候，他必须克服自己沉默寡言的天性。他局促不安地从心底掘出一丝勇气，爬出驾驶室，站到脚踏板上，恳求人们让出车前的空间。他们似乎没听见或是没听懂。他再次劝说，但他们反而越发往前挤，而且人数越聚越多。汽车周围已经接踵摩肩，他不得不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这才挪到启动摇柄的位置。然后他必须把他们往后推，以腾出活动的空间。几个看热闹的人站上了脚踏板。另有几个甚至想爬进驾驶室，但托马斯冰冷的目光让他们知难而退。孩子们脸上挂着傻笑，不断地捏喇叭上的橡皮球，每捏一次就爆发出一阵狂笑。

像是命中注定一般，他先是数次尝试转动摇柄，然后对踏板和操纵杆一番折腾，车猛地往前一动，又瞬间熄了火。车前的人尖叫着，惊恐地捂住胸口，周围的人也跟着大叫起来。女人们尖叫不已，孩子们号啕大哭，男人们喃喃低语。那个军人不再敬礼。

托马斯连忙大声道歉，同时猛捶了几下方向盘，用最严厉的话斥责他的车。他跳下车帮助被冲撞的人。他使劲踢车的轮胎，猛拍大象耳朵制成的挡泥板，大骂丑陋的车前盖。他狂躁地转动摇柄，试图让这台机器重新启动。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改变人们的不满。波沃阿-德圣伊里亚居民的友善已经在葡萄牙冬日的阳光下消融殆尽。

他匆忙回到驾驶室。汽车奇迹般地呻吟着抖动起来，开始缓步向前。波沃阿-德圣伊里亚的居民面带惧色地让出一条路。他驱车前行。

到达下一座小镇阿尔韦卡-多里巴特茹的时候，他坚定地紧踩油门，穿城而过。对于所有人和他们的目光，他都视而不见。经过阿良德拉镇时也是如此。离开阿良德拉之后，他看见一个写着“波尔图阿尔托”的路标，它指向主路的右侧，通往塔霍河。河上架了三座桥，连接两座小岛。他望着河东岸那片平坦、荒凉的乡村，停了车。

他关上引擎，从车厢里取出葡萄牙地图。车上的地图还真不少，全部整齐叠好并归了类。一幅全国地图，一套区域地图：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里巴特茹、上阿连特如省、下贝拉省、上贝拉省、滨海杜罗以及上杜罗。甚至还有附近的西班牙省份地图：卡塞雷斯、萨拉曼卡和萨莫拉。看来对于所有通往葡萄牙高山区的可能路径，伯父都为他做足了准备，其中也包括走冤枉路和迷路。

他研究了一会儿全国地图。正如他的判断，塔霍河的西面和北面是葡萄牙的沿海地区，城镇星罗棋布；相比之下，塔霍河东岸与西班牙边境之间的偏远地带则人烟稀少，只有布朗库堡、科维良和瓜达几座城镇在图上闪烁着刺眼的危险信号。或许他能想办法绕过它们。除此之外，都是诸如罗斯马尼尼亚尔、梅莫阿或扎瓦的村庄。怎么会有司机害怕这种地方？他从没听说过这些鸟不拉屎的村子。

他发动汽车，踩了一通脚踏板，然后把变速杆推到一挡。还算顺利。他向右掉转车头，朝着桥开过去。快要上第一座桥时，他犹豫了。这是一座木桥。他想起三十匹马的比喻。引擎的重量不可能也跟三十匹马一样吧？乌利塞斯神父在海上的经历给托马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神父从安哥拉出发，乘船前往他的新教区——圣多美：

乘船出海如同行走于地狱，更糟的是乘坐一艘恶臭熏天的小型贩奴船出海。船上挤着五百五十二个奴隶和三十六个欧洲看守。海面时而如死般寂静，时而惊涛骇浪，我们在其间备受煎熬。奴隶没日没夜地呻吟哭号。他们的船舱里热烘烘的恶臭渗入了船的每个角落。

托马斯踩下油门。只有鬼魂才让他心神不宁，奴隶不会。他的船必须连跳三下才能过河。在桥上他心惊肉跳，唯恐把车开进河里。等到终于下了第三座桥，到达河的东岸时，他已经紧张到无以复加。他想，既然自己已经开车上了路，或许应该认真学学如何开车。他停下车，从车厢里取出需要的材料。他坐在方向盘后面，手捧驾驶手册和字典，用心琢磨变速杆、离合器和油门的正确操作方法。手册让他受益匪浅，不过学到的毕竟只是理论，难的是付诸实践。他发现，顺畅地从空挡（尽管伯父称之为“空挡”，他却没发现它“空”在哪里）换到一挡是件无法完成的任务。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他跌跌撞撞地一次次尝试，结果只往前移动了大概五百米。整段路上，车不断地发出轰鸣，其中夹杂着咔咔的响声，车身抖个不停，不时熄火。他一边开一边骂，直到夜幕降临。

傍晚寒气逼人，他借助微弱的暮色，在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里寻找内心的宁静。

如果把葡萄牙帝国比作一个人，那么举着金块的那只手就是安哥拉，而另一只揣在口袋里拨弄硬币的手则是圣多美。

在这里，神父引用了一个愤愤不平的商人的话。托马斯研究过乌利塞斯神父注定要经历的那段历史：神父踏上圣多美岛的时期处在“砂糖时代”和“可可时代”之间。十六世纪晚期，圣多美在蔗糖出口上独占鳌头，而到了二十世纪初的今天，它又成为可可豆首屈一指的产地。两度的繁盛之间绵延着长达三百年的低谷，仿佛一潭死水，充斥着贫穷、绝望与衰败。神父短暂的生命正遇上没落的开端。在那个时代，圣多美岛是一个几近废弃的种植园，它被争斗不休的统治阶级占据。他们为了自己的卑贱生计，不惜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也就是说，通过奴隶贸易。岛上的白人为贩奴船提供补给——水、木材、番薯、玉米面、水果，同时也为了自身利益蓄奴，以种植产量微薄的甘蔗、棉花、米、姜和油棕榈。不过他们更多时候还是充当着奴隶贩子的角色。他们不敢奢望与安哥拉源源不断的农产品供给相抗衡，但他们跨过面前的几内亚湾就能到达盛产黑奴的贝宁湾。圣多美岛因此成为船只横跨大西洋之前的理想中转站，这条堪比地狱的航线后来被称为“中间通道” (13) ，这个名字让托马斯联想到肠道。它同时也是进入葡属巴西的完美后门，刚好可以满足殖民地对劳动力的无限渴求。就这样，成千上万的奴隶来到圣多美。“那只口袋里叮当作响的全是失落的非洲魂灵。”乌利塞斯神父评论道。

他搭乘贩奴船前往圣多美并非偶然。他主动要求成为奴隶的神父，负责拯救他们的灵魂。“我希望献身于卑微者中的最卑微者，那些被人类视为草芥却未被上帝遗忘的灵魂。”来到圣多美时，他这样解释自己刻不容缓的新使命：

一个半世纪以前，一批年龄在两岁到八岁之间的希伯来幼童被带上岛。这些有毒的种子发芽、生长，毒性蔓延到每一寸土壤，腐蚀那些掉以轻心的人。我的使命是双重的——既要把这些非洲的灵魂再次带回上帝身边，还要扯掉犹太人缠在他们身上的肮脏触须。我作为主的使者终日守候在码头，等待满载而归的贩奴船。船靠岸时，我登上甲板，为那些非洲人洗礼，向他们诵读《圣经》。你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不知疲倦地向他们重复。我也在偶然间画下了那幅素描。

他虔诚而勤勉地履行职责，引导陌生人聆听一种陌生的语言，步入一种陌生的信仰。在日记的这个部分，乌利塞斯神父的口吻与那个时代典型的神父没有分别——对主笃信不疑，同时无知、自以为是。托马斯清楚，这一切终将改变。

他心绪难平，几番辗转才勉强入睡。他跟这辆车实在是不合，无论开车还是睡在车上，他都难以安宁。

早起他准备洗漱，却发现车厢里没有肥皂，也没有毛巾。和过去几天一样，他下了好一番功夫才把车启动。他驾车穿过一片平原，路两侧是单调的耕地，前方通往波尔图阿尔托。镇子比他想象中要大。虽然他的驾驶技术已经有了进步，但由此带来的镇定却被四面八方涌出的人潮吓跑了一大半。人们一边挥手，一边呼喊，纷纷靠近。一个年轻人在汽车一侧跟跑。“嗨！”他大喊。

“嗨！”托马斯大声回答。

“这台机器太神奇了！”

“谢谢！”

“你不停下来吗？”

“不停。”

“为什么？”

“我还要赶很远的路！”托马斯喊道。

这个年轻人走开了。另一个年轻人立刻接替了他的位置，兴致勃勃地扯着嗓门与托马斯对话。等到他放弃了，又有人顶上来。在穿过波尔图阿尔托的整段路上，托马斯一直在高声喊话，满足着在车旁跟跑的陌生人的好奇心。最终到达市郊时，他只想振臂高呼，庆祝自己终于能熟练操控这台机器，不过他的嗓子已经哑了。

车渐渐驶入开阔的乡间，他看了一眼变速杆。过去三天的路程不算短，这台机器的耐力也毋庸置疑——但蜗牛也很有耐力。驾驶的优势只有在高挡位才能体现出来，手册上关于这一点讲得很明确，伯父在里斯本也已亲身示范过。他在脑海里不断演练。要么放手一试，要么继续爬行。按照换挡流程，踩离合、松油门、将操纵杆拉到二挡。在这一系列操作中，他的目光始终没离开路面，也没有紧张到忘记呼吸。离合器踏板不住地抖动，仿佛在告诉他，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可以放心地松开脚。他照做了。与此同时，他脚下的油门踏板似乎在微微前倾，显得迫不及待。他重重踩下去。

这头巨兽跃至二挡，一路飞奔。路面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飞逝在车轮下，他感觉不再是车在前行，而是大地从脚下被拽走，仿佛那种把桌布从摆满物品的桌上猛然抽走的危险戏法。大地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似乎它也清楚，这种戏法只有以电光石火的速度才能奏效。之前他害怕开得太快，现在却害怕开得太慢，因为一旦二挡失灵，后果不仅仅是他撞上某根电线杆一命呜呼，整块脆弱如瓷器的大地也会与他同归于尽。在这种几近疯狂的状态下，他俨然是一只在茶托上叮咣乱颤的茶杯，眼中闪烁着骨瓷般的光芒。

他坐在座椅上纹丝不动，实际却风驰电掣。他亢奋地瞪着前方，内心却憧憬着静谧祥和的风景，像是他前一天见过的宁静葡萄园，或是乌利塞斯神父时常漫步的海滩——在那里，细小的浪花在他脚边纷然落下，仿佛抵达终点的朝圣者五体投地的拜伏。但神父的心里也有自己的苦恼，不是吗？正如托马斯今天在这台地狱般的机器里颤抖不止，乌利塞斯神父在日记里写下那些痛苦的感悟时，手也颤抖不已吧。

神父对于圣多美的美好幻想很快破灭了。对他来说，岛上的自然环境比安哥拉好不了多少。同样的连绵阵雨和持续高温滋养了蔓生的植被。这里的雨季暴雨如注，雨水的间歇是令人窒息的潮湿暑热，两者都让他不胜其苦；到了旱季，滚烫的热浪挟着地面上挤得出水的雾气，同样让他叫苦不迭。他对这种桑拿房一样的天气厌恶至极：“它让绿叶歌唱，让人类死亡。”除此之外，岛上生活充斥着种种不快：制糖厂的恶臭、糟糕的食物、肆虐的蚂蚁、大如樱桃核的虱子，还有他的左手拇指上感染的伤口。

他谈到一种“混血的沉默”，一种小岛的湿热与岛上不幸居民之间的结合。这种混血的沉默无处不在。奴隶们精神萎靡，做什么都需要有人逼迫，就算干起活来也一言不发。至于那些注定在圣多美度过余生的欧洲监工，他们的命令往往简短而缺乏耐心，奴隶即使听清了也多半不会立刻执行，话音落下又是深深的沉默。奴隶在种植园里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没有歌唱，甚至没有对话，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休息，沉默变得更加难以回避。一天的劳作结束后是无言的晚餐、独处，然后是辗转难眠。圣多美的夜晚比白天更喧闹，那是昆虫的狂欢。日出之后一切周而复始，沉默依旧。

滋养这种沉默的是两种情绪：绝望与愤怒。或者，借用乌利塞斯神父的话，是“黑色的深渊与红色的烈焰”。（托马斯对这两者是多么熟悉！）他和岛上神父的关系日趋紧张。他从未透露自己的不满源自何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结果都很明确：他和所有人都越来越疏远。在日记里，有关他和欧洲同胞之间往来的记述越来越少。除此之外，他还能和谁交流？社会地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得白人与奴隶之间的友好往来困难重重，哪怕这个白人是位神父。奴隶来了又走，与欧洲人的沟通仅限于他们瞪大的眼睛。至于本地土著，他们都是获得自由的奴隶或者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有求于白人时总是战战兢兢。和白人交易，为他们工作，然后从他们视野里消失——这是最佳的策略。乌利塞斯神父伤感地写道：

土著的小屋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空虚如涟漪一般在白人身边漾开，将他们孤立。我也不例外。我是一个在非洲的孤独的白人。

托马斯停下车，仰头望了望天。下午的天气已经转凉，层云蔽日，不再适宜驾驶。他决定今天到此为止，应当适时钻进貂皮大衣。

第二天沿途人烟稀少，直到科索。那里有一座横跨索拉亚河的小桥，狭窄的桥身下一群白鹭和苍鹭静静地伫立水中，汽车靠近时才惊觉飞起。他欣喜地望见一片橘子树林，那是晦暗天空下仅有的一抹亮色。他盼望太阳能探出头来，因为只有阳光才能造就风景，只有阳光才能让色彩浮现，让轮廓凸显，让生机勃发。

他在一座名为蓬蒂-德索尔的小镇外停了车，走路进城。步行让他身心舒畅。他大步流星地倒着走，几乎已经连蹦带跳。不过，他身上怎么这么痒？他忍不住挠着头皮、脸和胸口。原来是身体急需洗澡了。他的腋下已经散发出异味，下体也一样。

他进了城。人们盯着他，惊讶于他走路的方式。他找到一间药店，希望能买到汽油——伯父叮嘱过他，要尽可能多地补给。他询问柜台前的男人有没有汽油。他接连换了几种名称，那个不苟言笑的人才点了点头，从货架上取下一只小玻璃瓶，看样子还不足半升。

“还有吗？”托马斯问。

药剂师转过身，又取下两瓶。

“我还想多买些，谢谢。”

“没有了。这是我全部的存货。”

托马斯心里一凉。按照这种补给量，他需要扫荡蓬蒂-德索尔和葡萄牙高山区之间所有的药店。

“好吧，那我就买三瓶。”他说。

药剂师把汽油瓶拿到收银台前。付款的手续一切如常，那人的举止却有点儿古怪。他用一张报纸将那三个瓶子裹好，然后，当另外两个人进店时，他匆忙把包裹塞给托马斯。托马斯注意到那人正死死盯着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不禁挠了挠头。“有问题吗？”他问。

“没，没问题。”药剂师回答。

托马斯一头雾水，却也没再说什么。他出了药店，在城里转了一圈，记住之后的行车路线。

一小时后他驱车回到蓬蒂-德索尔，一切都不对劲了。他完全迷失了方向。他在城里兜的圈子越多，就越引人注目。每个拐弯处都有一大群人围观。在一个急转弯处，当他手忙脚乱地转动方向盘时，车再次熄火。

人们潮水般涌来，将他团团围住。有人好奇，有人恼怒。

众目睽睽之下，他仍然镇定地启动了引擎。他甚至感觉可以调到一挡。不过，当他面对方向盘时，却不知道该往哪边打。熄火之前，为了迎合前方急转弯的刁钻角度，他接连打了好几次方向盘。他努力用逻辑分析——这边，还是那边？——但他怎么也无法确定。他注意到紧挨着汽车头灯的人行道上站着个胖男人，约莫五十岁。他穿得比其他人都好。托马斯探出身子，压过引擎的轰鸣朝他大喊：“劳驾，先生，求您帮个忙！我的机器出问题了，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不想麻烦您。不过您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轮子，就是您面前的那个，在转吗？”

那人后退一步，低头看看车轮。托马斯握紧方向盘向一侧转动。在车静止时，这个动作十分费力。

“现在，”托马斯高喊道，“它转了吗？”

那人一脸困惑。“转？没有。如果轮子转起来的话，你的车就动了。”

“我的意思是，它向反方向转了吗？”

那人望向车的尾部。“反方向？不，没有，车也没有往反方向移动。它根本没有动。”

围观的人纷纷点头。

“对不起，是我没说清楚。我不是在问轮子本身有没有像马车轮子那样转，我想问的是，它有没有——”他努力搜寻合适的词，“它有没有踮着脚尖旋转，像芭蕾舞演员那样？”

那人迟疑地盯着车轮，然后看了看左右的人，但他们都不愿擅下结论。

托马斯再次猛打方向盘。“轮子动了吗？难道一点儿也没动吗？”他喊道。

那人高声回应，人群中也响起不少附和声：“动了！动了！我看见了。轮子动了！”

一个声音喊道：“你的问题解决了！”

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和掌声。托马斯希望他们全都消失。他的帮手——那个胖子，得意地重复道：“动了，比上一次动得多。”

托马斯招手让他靠近。那人只是侧身挪了一小步。

“太好了，太好了，”托马斯说，“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那人矜持地眨了一下眼，然后点点头，动作轻微得难以察觉。假如在他的光头上打一个生鸡蛋，此时蛋黄也只会微微晃动。

“还请您告诉我，”托马斯身体前倾，一字一顿地继续问，“轮子往哪边转了？”

“哪边？”那人重复道。

“是的。轮子是往左转还是往右转的？”

那人低下头，很明显地咽了咽口水。人们都在等待他的回答，一种凝重的沉默在人群中蔓延。

“往左还是往右？”托马斯再次问道。他朝那人又靠近了一些，试图和对方拉近关系。

蛋黄晃了晃。这个瞬间，整个小镇都屏住呼吸。

“我不知道！”最终那个胖子尖声哭了起来，蛋黄洒落一地。他拨开人群，撒腿就跑。望着这位小镇名人迈着罗圈腿，笨拙地沿街跑远，托马斯不禁目瞪口呆。他就这样失去了唯一的盟友。

一个人开口说：“有可能是往左，也有可能是往右。说不清楚。”

旁人纷纷低声附和。现在，人们看样子冷静下来了，最初的好奇心渐渐变为焦躁不安。他的脚已经松开了油门，引擎也熄了火。他跳下车，把启动摇柄转起来。他恳求聚在车前的人们：“请听我说！这台机器会动，它会跳起来的！为了你们的孩子，也为了你们自己，请大家让开！求求你们。这是最危险的机器。请后退！”

旁边一个人低声提醒他：“啊，德梅特里奥和他妈来了。她可不是好惹的。”

“德梅特里奥是谁？”托马斯问。

“他是镇上的傻子。不过他妈把他打扮得可漂亮了。”

托马斯沿街望去，那位小镇名人又回来了。他还在哭，脸上挂满了亮晶晶的泪珠。在他前面连拉带拽的是一个非常矮小的女人，身着一袭黑衣。她手里握着一支木棒，两眼死死地盯着托马斯。她把儿子的手臂拽得笔直，就像一条小狗迫不及待地扯着不紧不慢的主人。托马斯回到驾驶座，慌乱地开始操作。

他小心地调整，确保车不会猛地前冲。他踩下踏板，车发出一阵低吼，但车身只是微微前倾，仿佛一块积蓄力量的巨石——它脚下起固定作用的小石子已经被移开，但它暂时还未滚下山坡，摧毁山下的村庄。人们倒吸一口凉气，顿时退后几步。他用力踩下油门。他准备孤注一掷，往直觉的方向把方向盘打到底，希望能够蒙对。就在这时，他惊奇地发现方向盘竟然自己转起来，而且还转向了正确的方向，车开始缓慢前行，顺利拐过路口。要不是木棒敲击金属的巨响将他惊醒，他还会继续惊叹于眼前的奇迹。

“你竟敢戏弄我的儿子？”那位护蛋母鸡般的母亲怒喝道。她刚才势不可当地一棒砸下来，车的一只头灯无疑已经报废。他吓得头皮一紧——这可是伯父的心头肉啊！“我要找只羊，把你闷死在它屁眼里！”

车缓缓前移，正好把引擎罩送到这位暴怒的母亲面前。她手起棒落，伴着一声巨响，引擎罩上出现一个凹坑。托马斯想用力踩油门，但是旁边还挤着很多人。“我求求你，请别砸了！”他大叫。

现在侧灯进入了她的火力范围。又一次挥棒。伴着玻璃的碎裂声，侧灯被砸飞了。那个疯婆子的儿子还在没完没了地哀号，她再一次举起木棒。

“我要拿你喂狗，然后再把那条狗吃了！”她尖叫道。

托马斯赶紧踩下油门。那个女人险些打中后视镜，她的木棒顺势砸向车厢侧门的窗户。伴着发动机的一声咆哮，他和受伤的车一同往前跃起，逃离了蓬蒂-德索尔。

开出几公里后，他在一丛灌木旁停下来。他跳下车，检查汽车的伤痕，然后清理了车厢里的碎玻璃。要是伯父知道他的顶尖藏品落得如此下场，一定会大发雷霆。

前方就是罗斯马尼尼亚尔。这不是他曾暗自嘲笑过的偏僻村庄吗？罗斯马尼尼亚尔，你对我毫无威胁，他曾如此自信。现在它会让他为自己的傲慢埋单吗？他决定今晚继续在车里过夜。这次，他在伯父的大衣上面添了一条毯子。他从木箱里取出珍贵的日记，随意翻开一页。

阳光无法给予我慰藉，睡眠也毫无裨益。食物不再让我满足，人类的陪伴亦是徒劳。即便是最简单的呼吸，也在透支我心中所剩无几的乐观。

托马斯深吸一口气，体验着乌利塞斯神父无法找到的乐观。奇怪的是，这本写满痛苦的日记竟能让他如此快乐。可怜的乌利塞斯神父。初到圣多美时他曾满怀希望。在他的心力被疾病、孤独和迷茫耗尽之前，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漫步与观察上。想来这些漫步只是为了排解内心的绝望——在绝望中行走，总好过和绝望一同关进酷热的小屋。所有的见闻，他都一一记录。

今天有个奴隶打着手势问我，我的皮鞋是不是用某个非洲人的皮制成的。它们和人皮一个颜色。那个人是不是被吃掉了？他的骨头是不是被磨成了有用的粉末？有些非洲人相信我们欧洲人是食人族。这种错觉源自他们对我们真实目的的质疑：难道他们被奴役只是为了种地？在他们眼中，一个人的物质生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谋生——不需要特别辛苦的劳作。在热带经营一座菜园费不了多少人力和时间。狩猎虽然难度大一些，但那是一项饶有乐趣的团队活动，即使多出些力气也无人抱怨。如果白人不是出于种地以外的目的，他们为什么要抓那么多人？我向那个奴隶保证，我的皮不是用他同胞的皮制成的。不知我的话是否令他信服。

当年困扰奴隶和乌利塞斯神父的问题，现在托马斯都一清二楚：蓄奴是因为巴西甘蔗田以及之后的北美棉花地对于劳动力的无尽渴求。如果仅仅为了自身的生存，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不必起早贪黑，但是殖民体系中的齿轮必须不停地转动。

无论他们来自哪片地域、哪个部落，奴隶们很快陷入相同的阴郁状态。他们变得麻木、消极、冷漠。看守越是急于改变他们的态度，越是随心所欲地挥舞皮鞭，那种情绪就越是根深蒂固。在奴隶们各种绝望的表现当中，最让我惊讶的是食土。他们像狗一样刨土，团出一个圆球，丢进嘴里，咀嚼，吞咽。我无法判断，吞食上帝创造的土壤是否违背了的旨意。

托马斯转过头，望着四围渐渐没入黑夜的田野。在一片土地上凄惨度日，然后再吃了它？之后乌利塞斯神父写到，他也亲自尝过。

黑暗在我体内迸发，化作让灵魂窒息的水藻。我缓慢地咀嚼。味道并不坏，只是牙齿有些不适。还要多久，上帝啊，还要多久？我很难受，但从旁人眼中我看得出，实际的状况其实更糟。走路进城太累了。于是我去了海湾，朝着无垠的海面眺望。

踏上非洲大陆的欧洲人在各种疾病面前举步维艰：疟疾、痢疾、呼吸道疾病、心脏病、贫血、肝炎、麻风病、梅毒，还有其他杂症，再加上营养不良。无论折磨乌利塞斯神父的是其中哪一种，它必然在缓慢而残酷地夺走他的生命。

在托马斯坠入梦乡之际，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有些日子里，借着去伯父家做客的机会，他在天黑之后溜进用人宿舍中多拉的房间。在忙碌一天之后，她往往已经睡了。他便把熟睡中的加斯帕尔抱起来，揽入怀中。让他惊叹的是，两个人都不曾从睡梦中惊醒。他抱着儿子柔软的身体，轻声哼着歌，多少盼望着他能够醒来，父子一同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