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晨。他们互相触摸着戴手套的手，开车沿着空空的大道行驶。学校都关着门。散发着尿臊味的潮湿的深巷前，铁门紧锁。一道湿漉漉的阳光，在拒绝变暖的天空下退缩了，落在街区和角落里。令人意外的是，有一群人却像一伙幸存者，个个衣着体面，刚刚离开教堂。他们走进阳光时都眯着眼睛。下了台阶，继续往前走，最后在面包店前停下来。这些人就在那里四散开来，胳膊底下夹着热热的面包走了。迪安有点倦怠。讲法语是件苦差事。他厌倦法语，但讲英语也不见得更好，她的英语磕磕绊绊的。她犯的各种错误开始让人恼火，另外，她好像只喜欢讲些世俗的事情：鞋子，她在办公室的工作。她沉默的时候，他会朝她投去一瞥，微微一笑。她也不做回应。她觉察到了，他想。忽然之间，他觉得自己被看穿了。与他漠然的瞥视四目相接的那双眼睛，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孩子的眼睛。所有的躲闪回避、故作姿态和心机都变得愚蠢。挡风玻璃上留下空气般若有似无的蓝色条纹。透过玻璃望着前方道路时，他能感觉到她在镇定地做着评判。她毫不费力就明白了。对她来说，生活是很清楚的。她是其中的一分子。她像条鱼一般在生活中游弋，从来不考虑是否有尽头和海岸，上面是否还有更高的世界。

下面的世界。在外省的那些星期天，我走在大街上，可能是去跟乔布夫妇吃午饭，我往前走的时候会偶遇到——甚至自己虚构出——那些微不足道的神显事件，小镇就是由那些东西构成的。女子学校的百叶窗后面，她们吃饭时汤勺碰撞出叮当声，却看不见人影。欧坦那些铺着碎石的庭院和花园。我穿衣服时站在窗户附近，沉浸在痛苦的渴望中，盼望着克劳黛·皮考特出现，哪怕只从她家的门口显现一刹那。被阳光融化的冰柱从屋檐上跌落，从窗口一闪而过。她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条街始终很安静。回首过去，我觉得那种生活就像一场单人纸牌游戏，每隔一会儿就要动一下。即便如此，也许我仍然是快乐的，一种安静的快乐，但终归是快乐。如果天气好，去城里散步会非常惬意——诸如此类。毒害我们的是知识，是人们不敢想象的很多事情。

冬日唯一不同凡响的是它们的平静……我下楼走进法兰西咖啡店，背对镜子坐着看他们玩牌。我拍了些漂亮的照片，很多都是反射在玻璃上的影像。相机放在我的膝盖上，有时藏在报纸后面。快门的响声比擦火柴还轻柔。女侍者假装没看见。人们从门口进来，门就在拐角处。有面墙上全是方正的窗户。光线充足，却很柔和。话语声很低。我展开报纸读起来，偶尔会做点笔记。

当然，还有巴黎。冰冷的黑暗中我站在站台上等着。那面钟像月亮般泛着白光。坐早班火车是场历险，黎明到来时一路晃荡，冲过死寂的村庄。我在车厢末尾找了个座位。所有隔间好像都不透气，弥漫着浓厚的睡眠的臭味。九点后我们开进纳维尔。传来一声开门的哐啷声，冷空气立刻从外面刮进来。一个身穿格子外套的俊俏女孩上车了。她父亲目送着她离开，我隔着窗户看着他。这人怯生生地等着火车开动，然后，像大家通常都会做的那样，在最后时刻急匆匆地表达了下感情。女孩得过某种皮肤病，脸颊上有疤痕，否则还算是张伶俐的脸。她的腿和手都很好看。她父亲看上去气度不凡。

火车开动后她从自己的隔间出来去了卫生间，就在我身后。她穿着红色丝绸套装，过去的时候和我挨得很近。她的身材很好。很长时间过去了。我开始感到不自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对自己若无其事地坐在车厢后面感到不安起来。除了火车，周围寂静无声。终于我听到有人在撕纸，那声音吓了我一跳。我们从那些废弃的火车头旁边经过。这节车厢的更远处站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穿着厚厚的法国空军蓝色制服。又撕了些纸。他们没有注意我，绝对没有，但我突然害怕了。刹那间我有种极度痛苦的预感。她会干出吓人的事情来，突然发作，把屎擦到我脸上，羞辱我，尖叫着喊些我听不懂的话。当火车从更多的车头前经过时，空气中有爆炸声，我差点站起来要走了。那声音恐怖至极。

然后到了巴黎那个巨大、发黑的终点站，那座肮脏的大教堂，陈旧又衰朽，从那里穿出去就是灰色的商业街。我走出车站找了辆出租车，疲惫地瘫倒在后座上，虽然这才刚刚过了中午。我老想着克里斯蒂娜，晚些时候我们会开车去吃晚饭，她会告诉我伊莎贝尔丈夫的事，他经常过来找她寻求建议。现在他们很要好。两人时常开车在城里兜风闲聊，他会顺手指给她看他拥有的各种楼房。

“那些公寓房真是太棒了。”她说，不由自主地耸耸肩。她穿着昂贵的黑色连衣裙，露出的脖颈显得格外赤裸。

“那所房子不是他的，”比利说，“隔壁那个又小又窄的才是。”

“是隔壁的小房子，”她表示同意，“是的，没错。可他还给我看了很多别的。”

“好吧，他的话我可不会每句全信。”

“我不知道，”她说，“为什么不呢？”

“就是不想，”比利说，“你知道，我跟很多人聊过天。”

“他非常了不起，”她对我说，“相信我。对艺术很痴狂。”

她已经喝了很多酒，当然，这对她的肝脏不好。她知道，可她睡不着觉。接着她会开始遭受可怕的攻击，特别是因为她不睡觉。比利说这样才对：她应该好好休息。

我们来到诺亚餐厅，就在河边，一到那里就被欢乐的呼喊声包围住了。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来过这里——这是他们结婚前经常来的地方。

“当时我们已经在一起睡了。”克里斯蒂娜说。

比利瞥了她一眼。

这是个小饭店，普通得像某个姑妈住的房子。楼上相对空旷些。他们把我们安排在靠窗位置。克里斯蒂娜坚持要喝香槟。

“今天晚上我很想喝。”

“当心，可人儿。”比利说。

她发出一声傻气的大笑。

“好吧，”他说，“记住，我可告诉你了。”

“知道了，亲爱的。”她说。

我可以看到外面那条黑黝黝的河，像被捣过的箔纸，还有惠特兰家那辆被孤单遗弃在街灯下的褐色奔驰轿车，车头朝里，没有与路沿完全平行。克里斯蒂娜是个画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本来会成为画家，如果不是第一次婚姻的缘故。因为结婚，她把画画完全丢在一边了。跟比利在一起情况又不同了。她又开始上各种班，可是……她叹了口气。

“别这样，”比利安慰她说，“你现在画的画比以往都好。你自己都亲口这样说过。”

“我不知道，它们太理智，”她说，“所有生命力都突然从中消失了。”

“没有，还不至于。”

“你不是画家，”她说，然后又望着我，“借下你的手绢。”

刹那间我担心她要哭了，可她只是擤了下鼻子。她直直地望着我。她的微笑总显得神秘莫测。

“告诉他，现在谁在你的班里。”比利说。

伊莎贝尔。她经常带着自己的卷毛狗光临，狗绳系在画架的一只腿上。她对自己作品的态度非常严肃，从不拿来开玩笑。

“她画得好吗？”我问。

“你不知道自己多有趣。”克里斯蒂娜说。她的肌肤在黑衣服的衬托下显得柔美光亮。她喝点酒好像就充满叛逆举动，而且来得自然而然。她眼睛又大又漂亮，睫毛淡淡的。“整个班上都没有会画的。嗯，只有一个。艾利克斯可能画得不错，但她不想画。你得心甘情愿放弃所有其他事情。”

“当然。”

“我说的是真的，”她告诉我，“你认识艾利克斯吗？”

“不认识吧。”

“她很特别，”克里斯蒂娜说，“你会喜欢她的。”

店主们跟我们一起坐下来，先是米歇尔，面带可爱的微笑走过来。她已经不年轻了，但正处于那种最后的也最自信的美丽状态，像某个同学的母亲。你会看到她从一辆车里出来，优雅的小腿令人眼前一亮，然后不由自主跌进无法承受的爱恋。

米歇尔带来一个意外的消息：她和查尔斯结婚了！在祝福和真诚的拥抱中，查尔斯羞怯地走进来，这又引发了新一波致意。他们打开更多的香槟，甚至拿出珍藏多年的卡尔瓦多斯。后来他们一起表演了首短短的二重唱。很感人。这么多年她都是做他的情妇过来的，他们对彼此关系的态度非常开放，可是结婚倒惹得他们红了脸，讲了不少玩笑话。米歇尔的儿子大概有十五岁，跟一个朋友来到了楼上。大家围坐在一起互相交谈起来，除了我和这位朋友。对于让他们走到一起的过往，我们都很陌生。这位朋友抽着烟，我喝卡尔瓦多斯。

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发生了一场争执，已经是当晚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克里斯蒂娜不想跟他下楼到车库取车。现在，他又想去跳舞。

“噢，上帝。”克里斯蒂娜说。

“上帝，怎么了？”他总是变得闷闷不乐。

“没人去跳舞。”克里斯蒂娜说。

最后我们去了个地下舞厅。比利很恼火，整个那段时间都百无聊赖。有个黑人女子用漂亮的法语唱了几首歌，她的亮片礼服闪着水晶鳞片般的光芒，就像个披着银皮的水中仙女。她的牙齿让人沉醉。她的微笑会击碎你的希望。比利无精打采地看着她。克里斯蒂娜靠在我的肩上，好像在表明我是比利唯一的朋友，唯一让她喜欢的朋友。

“你应该当个画家，”她对我说，“你知道吗？”

“你这样认为？”

“嗯，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做着同样的事，难道不是？你和我。”

“根本不是。我任何东西都不改变。”

“你当然改变了！”她冲动地说。

“不，我不这样认为。无论如何，这没那么重要。我不可能成为画家。你应该当一个画家。”

她怪异地笑了。我不太敢解释。

“你讲得太对了。”她终于说。她注意到了比利，“宝贝儿，怎么了？”

“没什么。”他冷淡地回答道。

她放声大笑。

“我们去跳舞吧。”她说。

我们开车沿着拉斯帕伊大道行驶。那里什么地方有家夜总会，藏在一些寻常店面中间。具体位置在哪里他们说法不一，直到我们忽然从夜总会旁边开过去才搞清楚。比利猛然刹住车。他以令人生畏的技巧把车倒进一个停车位。克里斯蒂娜下车挽住了我的胳膊。她告诉我，这里是有钱的希腊船业大亨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乐队从不停歇。

当然，克里斯蒂娜拒绝跳舞。我们只好看着别人跳，一个之前在吧台边坐着的时髦的日本女孩和一个胖得像个面点师的六十岁男人。他们合着节拍分开，脸向着侧面。然后又背对背跳起来。这个男子看上去古怪，但却很优雅。他的脚步敏捷得像只耗子。最后，他们演奏起克里斯蒂娜喜欢的曲子。我们轮流跟她跳了舞。

“奥纳西斯在那边的桌上坐着。”在舞池里她向我透露道。

“哪张？”

“角落里。”

“噢，”我盯着看过去，“他长什么样？”

“你应该见过照片，难道没有？”她说。

“见过，可我的意思是近距离……”

“他看着非常有钱。”她说。

“他戴有色眼镜吗？”

“你是说太阳镜？他们都戴。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在想你，我猜。”

“我？”她说。

“我敢肯定他眼光不错。”

“我倒想什么时候能抓住这种机会。”

“你真想嫁个有钱人？”

“下次吧，”她说，“噢，不会长久的，可是他会很快乐。”

“他会快乐？”

“噢，是的。”她保证说。

她自有得意的时候。尽管如此，相信她的外表仍然是很危险的。人们经常会想当然地觉得这不过又是个私底下迫不及待的女人，但这正是她魅力的彰显，是性资源的暗示。比利经常说她多么漂亮。有时几乎像抗议：可她就是漂亮啊。她的确漂亮。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为了展示这种漂亮而规划的。他们对待这种漂亮的态度就像拥有一幢精美的房子。

一个激情四射的高个子舞者出场了，黝黑得像个吉卜赛人。他身穿商务西服，头发很长，皮质的鞋后跟很高，独自跳的时候全身上下透着疯狂的夺目光彩，跟他同桌的朋友都微笑地看着。那个日本女孩能够看到他。那个胖男人能够听到他的脚步声。音乐不断加快节奏，一场例行比赛展开了。就像一场激情犯罪的开始，他们已经给可怜而肥胖的资产阶级缠紧裹尸布，当他们在两侧扭动身体的时候，火辣辣的目光开始相遇。可他不会死掉。他跳得像着了魔，脸色绯红，汗水闪闪发光，嘴角永远带着死者般凝固的微笑。这时已经向下咧开了。夜总会里一切都停下来。人人都在看表演。每时每刻我都以为会看到他像件旧大衣般瘫在地上。光是音乐都能要了他的命。他们疯狂地跳着。乐手们都疯了。

回家时我们迷路了。虽然他们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五年，比利还是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听。一到街角我们就放慢速度，试图从建筑的饰板上读取什么信息，然后又迅速开走，连轮胎都磨焦了。除了偶尔有辆车开过去，大街上空无一人。即便在大的交叉路口也是如此。我们兜了一个小时的圈子。克里斯蒂娜的头软软地靠在我的肩膀上。她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我们第三次从某些店铺前经过时——她忽然唱起歌来。她的眼睛仍然闭着。含含糊糊的词句微弱无力地从她嘴里流出来。比利看了她一眼。他就像开车送我们去医院的司机。终于，当我们开进某个街区时，他认出方位来了。她挣扎着直起身子。我顿感失落，好像她抛弃了我，但是，接着，作为回报，她用那种确凿无疑的本能向我露出了最真实的微笑。我们从各种各样的画廊前经过。她看着窗外掠过的画廊。

“那儿，”她指着说，“总有一天我要在那里办画展。就在那个画廊里。”

这时我们都透过后窗看出去。

“那个吗？”

“巴黎最好的画廊。”

比利没理她。她开始整理头发，把后视镜转过来，这样就可以看到自己了。他没吭声。她开始轻轻地抚摸他的衣领。天空已经褪去漆黑。现在睡觉有点太晚了。

我的床在那个同时兼做书房的屋子里，距离楼梯不远。要走进别的房间，得从这个书房穿过。那些宽大的窗帘沉重得几乎撑不开，拉过来覆盖住所有的窗户。但是隐隐约约的光线已经映照出帘底的边沿。星期天早晨。我闭上眼睛等待着。也许我们会在中午一点钟左右开始吃早餐。然后我们可以做些有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