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七年四月四日
眼下，还有一件事等待我去完成：结识若利向我提起过的那个叫盖东的家伙。博纳街上那家书店的经营者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臭脾气老女人，永远穿一条肥大的黑色羊毛裙，戴一顶遮去了她半边脸——幸好——的“小红帽”式的宽檐帽。
在那里，我很快就遇见了盖东。他是一个用带刺的眼光审视周遭这个世界的怀疑论者。没有信仰的人很对我的胃口。盖东当即对若利的请求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他不仅会给若利送些吃的过去，还会给他带点儿钱。不过，他对这位害自己破费的朋友好一阵冷嘲热讽。既然会读书的人生来就是共和派，而拥护独裁者、被允许参加普选的大字不识的农民却受到上帝的保佑，为什么还要冒着入狱的危险写书呢？
傅立叶主义者？那可是正派人士，可是，如若一个先知宣称在一个新生的世界里，橘子将会在华沙生长，大海里将会是柠檬水，人类将会有尾巴，乱伦和同性恋将会被当作人类再正常不过的冲动而为人们所接受，这教人如何能相信？
“那您为什么还和他们常有往来？”我问道。
“那是因为，”盖东回答，“他们是当今仅存的反对可恶的波拿巴独裁的正直之士。”“您瞧那位美貌的太太，”他说，“她是朱丽叶特·拉梅西纳，阿古女伯爵(1)的沙龙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正打算让她丈夫出资，在里沃利街上办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沙龙。她迷人又聪慧，是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能受到她邀请的人多少都有些来头。”
盖东又指着另一个高大帅气、魅力十足的人对我说：“那是图斯内尔，写了《牲畜的精神》的著名作家，社会主义者、顽固的共和派，对朱丽叶特爱得发疯，但朱丽叶特都不屑于看他一眼。不过，他是这里边头脑最清醒的人。”
图斯内尔和我谈论正在毒害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
“谁是资本家？犹太人，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者。上个世纪的革命砍掉了卡佩图斯(2)的脑袋，我们这个世纪的革命应该砍掉摩西的脑袋才是。我会就这个问题写一本书的。谁是犹太人呢？所有那些榨取毫无还手之力的人的血汗、榨取人民的血汗的人。他们是新教徒、共济会会员。当然还有希伯来人。”
“可是新教徒不是犹太人啊。”我冒昧地说道。
“谁说犹太人，其实就是在说新教徒，比如英国的卫理公会教徒、德国的虔信派信徒、瑞士人和荷兰人，他们和犹太人用同一本《圣经》去学习解读上帝的意旨。那本书讲述了一个有关乱伦、大屠杀和野蛮的战争的故事，在故事中，胜利是依靠背叛和欺诈才得来的；国王为了占得有夫之妇，派人谋杀了她们的丈夫；公认的良家妇女为了割下敌军将领的脑袋，上了他们的床。克伦威尔引证《圣经》，砍掉了他的国王的脑袋，马尔萨斯(3)满脑子《圣经》思想，否认穷人有生孩子的权利。犹太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对自己的奴隶身份念念不忘，并不顾天主愤怒的征兆，始终抵挡不住膜拜金牛犊(4)的诱惑。任何一个配得上‘社会主义者’这个身份的人，都应该把和犹太人作斗争视为首要目标。我指的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的创始人就是犹太人，问题是要揭露金钱的阴谋。为什么在巴黎的餐厅，一只苹果的价格比在诺曼底贵了一百倍？因为有靠啃食他人的肉为生的掠食者——经商的民族——存在，正如古代的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和当今的英国人及犹太人。”
“那么在您看来，英国人和犹太人是一样的喽？”
“差不多。是谁当上了英国的首相？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他的贵族头衔掩盖了他真正的犹太名字：迪斯雷利(5)。正是迪斯雷利这个改信了基督教的塞法迪犹太人(6)厚颜无耻地写道，犹太人即将统治世界。当然，他没有把这句话写在他的议会讲稿中，而是写进了他的小说里。”
第二天，图斯内尔给我带来了这位迪斯雷利写的一本书，书中的许多段落都被他用下划线做了标记：“您发觉了吗，欧洲稍微重要一些的运动，有哪一场里头没有犹太人的影子，没有犹太人活跃于其中？……头一批耶稣会士都是犹太人！让整个西欧相形见绌的神秘的俄国外交，是谁在指挥？犹太人！在德国密谋的革命，是谁在推动它壮大？是犹太人。在德国，是谁几乎包揽了所有的教授教职？”
“注意，迪斯雷利不是揭发自己民族的‘告密者’，正相反，他有意颂扬他们的美德。他恬不知耻地写道，俄国的财政大臣坎克林伯爵是立陶宛一个犹太人的儿子，类似的还有西班牙的大臣蒙迪扎巴尔，他是阿拉贡省一个改信了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儿子。在巴黎，有一位帝国元帅叫苏尔特(7)，他是一个法籍犹太人的儿子，犹太名字叫马塞纳，在希伯来语中拼作马纳塞……”
我不敢肯定图斯内尔是否言之有理，但他对犹太人的猛烈抨击让我了解到最富有革命性的圈子里的人的想法，给了我一些启发……反对耶稣会士的文件，即使卖得出手，也会让买主生疑。兴许能卖给共济会会员，可是我和那个世界还没有任何接触。反共济会的文件大概能让耶稣会士感兴趣，但我觉得自己尚不具备炮制的能力。反对拿破仑？那种文件当然不是用来卖给政府的，至于共和派，他们固然构成了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市场，然而继苏和若利之后，可以说的基本都被说完了。反对共和派？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可能早就掌握了他们所需的全部情报，而如果向拉格朗日提供有关傅立叶主义者的情报，准会让他笑掉大牙，因为天知道在他的线人中，还有多少人没有频繁出入博纳街上的那家书店。
还有谁可以用来做文章？我的天，还剩下犹太人。事实上，我过去总以为，犹太人只会让我爷爷抓狂，但听了图斯内尔的话后，我意识到一个反犹太市场正在向我招手，不仅是巴吕埃尔院长可能还在世的所有子孙后代（数目还不少），而且还有革命党人、共和派、社会主义者那一系。犹太人是教会的敌人，同时也是遭其残忍剥削的平民的死敌，而从各个政府的态度来看，犹太人还是国王的仇敌。必须围绕犹太人做文章。
我发现这活儿干起来并不容易：重新包装后出炉的巴吕埃尔院长的材料兴许可以触动某一群教会人士的神经，使他们以为，犹太人为了促成法国革命的爆发，充当了共济会和圣殿骑士团的同谋，但像图斯内尔那样的社会主义者对这种材料丝毫提不起兴趣，必须向他透露关于犹太人、聚敛财富、英国的阴谋三者间更翔实的信息才行。
我开始后悔自己这辈子从不愿意接触犹太人。我发现，尽管我对他们的厌恶之情正日渐浸没于愤恨之中，但在我的记忆里，涉及我所厌恶的那个对象的部分却是大段的空白。
正当我为了这些念头而绞尽脑汁的时候，恰恰是拉格朗日为我带来了一线希望。我早就说过，拉格朗日总是约我在最为意想不到的地方见面，而那次，他把会面的地点定在了拉雪兹神父公墓。细想之下，他这么做很有道理，走在公墓里，即使不被认为寻觅故人墓地的至亲，也会被当作追忆往昔的多愁善感的旧客。正因如此，我俩面露沉痛的神色，围绕着艺术家、哲学家和恋人的目的地——阿伯拉尔和爱洛依丝的墓地徘徊，比幽灵还像幽灵。
“喔，西莫尼尼，我想让您见一见迪米特里上校。他是我们这行唯一的知名人物，效力于俄国皇家总理公署第三分局。当然，您要是去圣彼得堡向人打听这个第三分局，所有人都会一头雾水，因为官方名义上它并不存在。他们是负责监视革命团体发展的密探，他们那边的问题可比我们这儿要严重得多。他们必须警惕十二月党人的后继者、无政府主义者，当前还得提防那些所谓的被解放的农民的不满情绪。几年前，沙皇亚历山大废除了农奴制，但如今大约有两千万获得解放的农民不得不向他们的旧东家交租，以换取尚不足以养活他们的那些土地的使用权，很多人涌入城市寻找工作……”
“这位迪米特里上校指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他正在收集文件，也就是说……危险的、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文件。俄国犹太人的数量比我们这儿要多得多，住在村子里的犹太人是对俄国农民的一种威胁，因为他们会读书写字，尤其是会做算数。更不用说城里那些犹太人了，据猜测，他们中有很多人加入了颠覆性的秘密组织。我的俄国同行遇到了一个双重难题：一方面要提防犹太人，以免他们变成真正的威胁，另一方面要把农民的不满引向犹太人。不过还是由迪米特里向您解释这一切吧。这事与我们无关。我们的政府和法国的犹太财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点儿也不想引起那个阶层的任何不满。我们不过是想帮俄国人一个忙而已。在我们这一行要学会左右逢源，所以我们很乐意把您借给迪米特里上校，因为您——西莫尼尼——和我们在官方名义上没有任何干系。对了，我忘了说了，在迪米特里到来之前，您最好打听清楚世界以色列人联盟的情况。这个组织是大约六年前在巴黎成立的，成员中有医生、记者、法学家、商人……都是巴黎犹太人社会的精英。要我们说，他们全都有自由主义倾向，较波拿巴主义者而言，无疑更像共和派。从表面上看，这个组织打算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帮助遭到任何宗教或任何国家迫害的人。在与表象相反的证据浮出水面之前，他们就是一群极为正直的公民，但我们的线人很难打进去，因为犹太人互相都认识，而且能像狗一样相互通过闻屁股而认出自己人的味道。不过，还是有人成功骗得了联盟成员的信任，我会让您和他取得联系。他叫雅各布·布拉夫曼，是个改信了东正教的犹太人，后来当上了明斯克神学院的希伯来语教授。他正是奉迪米特里上校和他的第三分局之命在巴黎作短暂的停留。他之所以轻轻松松就被以色列人联盟接纳入会，是因为他在一些成员中是个知名人物，被他们当成了同道中人。他能告诉您那个组织的相关情况。”
“请原谅，拉格朗日先生，既然这位布拉夫曼是迪米特里上校的线人，那么他告诉我的所有情报，迪米特里肯定早就已经知道了，没有意义让我再去告诉他一遍啊。”
“您别天真了，西莫尼尼，有意义的，绝对有意义的。如果您告诉迪米特里的情报和他早就从布拉夫曼那儿获悉的内容丝毫不差，那么在他眼里，您就是个掌握可靠情报的人，可以证实他已经到手的情报是真是假。”
……我见到了一位酷似修士的先生，他蓄着一副漂亮的灰白色络腮胡，眉毛浓密厚实，留着靡菲斯特式的额发，和我先前见过的俄国人和波兰人没有什么分别……
布拉夫曼。根据爷爷的描述，我料想即将和自己见面的那个家伙从侧面看长得像一只秃鹫，有两片和黑人一样的厚嘴唇，下唇外凸得厉害；通常混浊不堪的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眼睑的缝隙比别的民族更狭窄，头发呈波浪或卷曲状，生一对招风耳……事实正相反，我见到了一位酷似修士的先生，他蓄着一副漂亮的灰白色络腮胡，眉毛浓密厚实，留着靡菲斯特式的额发，和我先前见过的俄国人和波兰人没有什么分别。
很显然，宗教信仰的转变，除了能改变人的内心，还可以改变人的面容。
这个人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偏好，虽说他表现得像一个贪吃的乡下人，什么都想尝一尝，却又不懂得如何搭配选餐。我们在蒙托格伊街上的罗谢·康卡勒餐厅一起吃了早餐。那家餐厅曾经是巴黎品尝最鲜美的牡蛎的好去处，二十年前一度关门停业，后来换了东家，重新开张，但口味已大不如前，不过牡蛎还是能吃到的，对一个俄国犹太人来说已经足够了。布拉夫曼只尝了几打贝隆牡蛎，然后点了一份螯虾酱浓汤。
“为了在四十个世纪中生存下来，一个繁殖力如此惊人的民族必须在它赖以生存的每个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唯一的政府，一个无论何时何地、即使在它长达数千年的流散时期也能维系的国中之国。那么，我已经找到了证明这个国家和这项法律，也就是卡哈尔(8)存在的文件。”
“那是什么东西？”
“卡哈尔的建立要追溯到摩西的时代，犹太人大流散后，它不再继续公开地运作，而是龟缩于犹太教堂的荫庇之中。我找到了明斯克那个卡哈尔的文件，时间从一七九四年到一八三〇年，上面对所有行为都作了书面规定，事无巨细。”
他把几张画满了我看不懂的符号的莎草纸摊在桌上。
“每一个犹太社区都在一个卡哈尔的治理之下，并受到一个自治法庭的约束，也就是犹太教法庭。这些就是其中一个卡哈尔的文件，但它们显然和任何一个卡哈尔的文件都一样。这里边详细说明了犹太社区的成员如何应该只服从他们的内部法庭而非他们居留的那个国家的法庭，应该如何规划节日安排，应该如何为他们的特别饮食宰杀牲口，并把肮脏的、腐烂的部分卖给基督徒，每个犹太人应该如何从卡哈尔那里购得一名用于剥削的基督徒，然后利用高利贷把他的财产全部搜刮到手才能罢休，以及如何不准再有别的犹太人参与对这名基督徒的剥削……对下层社会要冷酷无情，根据卡哈尔的评判标准，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如果下手的是以色列的子孙，就不算罪过，而是一种美德。有些人说，俄国的犹太人尤为穷苦：这是真的，不计其数的犹太人是犹太富人暗中操控之下的政府的牺牲品。我不参与反对犹太人的斗争，毕竟我也是犹太人生的，但我反对企图取基督教而代之的犹太理想……我是爱犹太人的，那个被他们谋害的耶稣可以为我作证……”
布拉夫曼喘了口气，同时点了一份小山鹑嫩脯肉冻。但他几乎同时又把注意力挪回了他那几页文件上，攥着它们，两眼放光地说道：“它们是真的，您瞧见了吗？年代久远的纸张、编写文件的公证人的统一的字迹，甚至不同日期签下的一模一样的签名，这些都能证明文件的真实性。”
现在，早已将文件内容翻译成法文和德文的布拉夫曼，因为从拉格朗日那儿听说我是制作“真实”文件的行家，便请我帮他炮制那些文件的法文版本，使它们看起来像是和原件在同一时期编写的。这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如果还能拥有用其他语言写成的这类文件，他就可以向俄国情报部门证明，卡哈尔模式在许多欧洲国家得到了认真奉行，而在巴黎更是备受以色列人联盟的青睐。
我问他，从那几份由一个迷失于东欧的犹太社区编写的文件中，如何能看出卡哈尔遍布全世界。布拉夫曼回答说不必担心，那些文件应该只会被用于佐证，以证明他所言不虚，除此之外，他写的书足以使他对那个真正的卡哈尔——那只在文明世界之上伸开触手的巨大的寄生虫——的控诉令人信服。
他的面容变得冷酷起来。虽说他依旧是彻头彻尾的犹太人，但他仿佛露出了一副行将控诉犹太人的鹰一般的神情。
“鼓舞着《塔木德》精神的最基本的情感，是统治世界的无限野心、占有非犹太人的所有财富的无尽贪婪、对基督徒和耶稣基督的积恨。正如《塔木德》所说，只要以色列人一日不信耶稣，这个民族所居留的基督教国家就一日被视为可以任所有犹太人自由渔利的公共湖泊。”
激昂的控诉让布拉夫曼感到精疲力竭，他点了一份浓汤鸡片，但这道菜不合他的口味，于是他又换了一份松露嵌鸡柳。而后，他从西服背心中掏出一只银表，说道：“啊呀，时候不早了。法国菜的确美味，但就是上菜太慢了。我还有要事在身，不能久留了。西莫尼尼上尉，到时请告诉我，您是否顺利找到同类纸张和合适的墨水。”
布拉夫曼此刻刚刚尝了一口作为餐末甜点的香草蛋奶酥。我本以为，即便是叛教的犹太人，也摆脱不了骨子里的小气，会让我来买单。恰恰相反，布拉夫曼极具绅士风度地表示，希望那顿饭由他请客，并大方地付了账。可能俄国情报部门给他批了阔绰的报销额度吧。
我带着满腹的疑惑回到了家。一份五十年前写于明斯克的、连聚会上邀请谁不邀请谁都一一规定的文件，根本证明不了巴黎或柏林的大银行家的一言一行也受那些清规戒律的约束。最重要的是：绝对、绝对不要以完全或部分真实的文件为基础进行加工！如果那些文件现存于世，就永远会让一些人有机会去把它们翻寻出来，证明引述有误……为了具备极高的可信度，文件必须从头编起，并且最好别让人见到它的原件，只是对其有所耳闻，但怎么也查不到任何在世的原始资料，就好像朝拜耶稣的东方博士那样，只有马太一人在福音书的两节中提到过他们，但他既没说他们叫什么名字，也没说他们有多少人，更没说他们是不是国王，剩下的就全是民间传说了，然而对人们来说，他们就像圣约瑟和圣母马利亚一样真实。我听说在有些地方，人们还膜拜他们的遗体。透露的信息必须非比寻常、令人震惊、光怪陆离。只有这样，文件才能为人所信，才能激发读者的愤慨。你以为对一个产香槟酒的葡萄农而言，犹太人强令其同胞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庆祝自己女儿的婚礼，能关他什么事？难道这能证明他们想抢劫他不成？
我于是意识到，能让人信以为真的文件，我其实是有的，或者说文件的框架我已在手，可信度更在这几年来巴黎人为之痴狂的古诺(9)的歌剧《浮士德》之上，只需再找合适的内容即可。没错，我所想的正是共济会会员在雷鸣山的集会、约瑟夫·巴尔萨莫的计划和耶稣会士聚集在布拉格公墓的那个夜晚。
犹太人征服世界的计划，该从何说起呢？当然是从聚敛黄金说起，这正是图斯内尔给我的启发。征服世界，为的是让君主和政府陷入恐慌；聚敛黄金，为的是资助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党人；摧毁基督教世界的道德准则，为的是让教皇、主教和教区牧师焦虑不安。再加入一些被若利说得如此动听的波拿巴主义者的玩世不恭，以及无论我还是若利都从苏的书中获知的耶稣会士的伪善。
我再次去了图书馆，不过此番在巴黎，图书馆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都灵，因此我找到了更多的布拉格公墓的图片。这个公墓在中世纪便已存在，几百年来，由于无法向划定的范围以外扩展，因而只能在纵向空间上做文章，将坟墓层层重叠，以至塞下了约十万具遗体。公墓中墓碑林立，彼此间几乎不留任何空隙，在接骨木枝叶的遮蔽下更显昏暗，碑石上面不见任何用于装饰的画像，因为犹太人对画像心存恐惧。版画的作者或许为那种景象所着迷，夸张地表现了如同荒原上被风吹歪的灌木一般的石碑和犹如一个缺了牙的老巫婆张开的大嘴一般的公墓。不过，多亏了一些更富想象力的版画家描绘了它在月光下的景象，那种阴森的环境能如何为我所用，很快便在我的脑海中冒出了一个清晰的念头：在那些看似被大地震顶得东倒西歪的铺路石板一般的墓碑之间，杵着一些驼背的、留着浅灰色的山羊胡的、穿着大衣戴着风帽的拉比，正在策划一场阴谋，他们倚靠在墓碑上，也一个个东倒西歪，在夜色中活像一群僵直的幽灵；正中间是拉比罗乌之墓，他在十七世纪创造了恐怖的泥人(10)，以替所有犹太人复仇为使命。
比大仲马更胜一筹，比耶稣会士也更为出彩。
当然，我的文件中涉及的内容必须看上去像那个巫妖狂欢夜里的一位证人的口头证词，而那位证人受到死亡的威胁，被迫隐姓埋名。他应该是乔装成了拉比，在夜里进入公墓，并在那个仪式之前就藏在了垒成石堆的拉比罗乌的坟墓附近。午夜十二点整——远处一座基督教教堂的钟楼仿佛亵渎地敲响了犹太人集合的钟声——十二个裹着深色披风的人将会到来，一个像是从坟墓深处冒出来的声音向他们表示欢迎，称呼他们为十二罗舍－巴特－阿伯特，即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首领，而他们每个人都回答说：“噢，永受惩罚的灵魂之子，我们向你致敬。”
这就是我设计的场景。和在雷鸣山发生的一样，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的那个人问道：“距离我们上一次集会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你们从哪里来，你们代表谁？”其他声音轮流作了回答：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拉比犹大，来自托莱多的拉比便雅悯，来自沃尔姆斯的拉比利未，来自佩斯的拉比玛拿西，来自克拉科夫的拉比迦得，来自罗马的拉比西缅，来自里斯本的拉比西布伦，来自巴黎的拉比流便，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拉比但，来自伦敦的拉比亚设，来自柏林的拉比以萨迦，来自布拉格的拉比拿弗他利。接着，那个声音，也就是第十三名与会者让每个人报告自己社区的财产，并计算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他荣耀于世的犹太银行家的财富，最后得出的结果是人均六百法郎乘以生活在欧洲的三百五十万犹太人，也就是二十一亿法郎。“还不够啊，”第十三个声音评论道，“还不足以消灭两亿七千五百万名基督徒，但作为启动资金绰绰有余。”
我需要进一步设想他们还会说些什么，不过我已经构思好了结尾。第十三个声音召唤了拉比罗乌的灵魂，一道浅蓝色的光芒从他的墓穴中升起，变得越来越强烈和炫目，十二名集会者各自向坟头抛了一块石头，那道光便逐渐熄灭。十二个人几乎同时消失在了不同的方向，（就像人们常说的）被黑暗所吞噬，而公墓又再次变回那个鬼影幢幢、了无生气的感伤之地。
大仲马、苏、若利、图斯内尔。巴吕埃尔神父的教导在我的整个构思中起着精神向导的作用，但我还缺一个热诚的天主教徒的观点。正巧那阵儿拉格朗日在敦促我加紧完成以色列人联盟的报告时，向我谈起了古热诺·德穆索。我对这个人略有所知，他是一个拥护正统王权的信奉天主教的记者，到那时为止，一直都在致力于调查魔法、魔鬼仪式、秘密团体和共济会。
“据我们所知，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拉格朗日说，“他就快写完一本关于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犹太化的书了。和他见面既可以帮您收集到能让我们的俄国朋友满意的充足材料，也能帮我们了解那本书的更准确的情况，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政府、教会和犹太财团间的良好关系蒙上阴影。您可以自称欣赏他的作品的犹太问题专家，去和他结识。有一个叫达拉·皮科拉的修道院院长先前帮了我们不少忙，他可以介绍您和古热诺认识。”
“可我不懂希伯来语啊。”我说道。
“谁跟您说过古热诺会说希伯来语？要恨一个人，并非一定要和他说同一门语言。”
现在（猛地一下！）我记起了我和达拉·皮科拉院长的头一次会面。我看到了他，好像他就在我的面前。一看到他，我便明白他根本不是我的翻版或替身——想怎么说都行，因为他看上去至少有六十岁了，驼背、斜眼、龅牙。卡西莫多院长，我看着他心想。此外，他还有一副德国口音。我记得达拉·皮科拉悄悄对我说，不光要监视犹太人，对共济会会员也应如此，因为归根到底，他们所酝酿的终究是同一个阴谋。但我认为，每次开辟的战场数不应超过一个，所以我没有理会这个话题，不过从他的另一些话中，我听明白了耶稣会士对共济会秘密集会的情报感兴趣，因为教会正在筹划一场针对共济会这个祸害的空前猛烈的进攻。
“不管怎么说，”达拉·皮科拉说，“如果您哪天想接触那个圈子了，就请和我说。我是巴黎共济会支部的成员，在那个圈子里有很多关系不错的熟人。”
“您？一个修道院院长？”我问道。达拉·皮科拉露出了微笑，对我说：“但愿您知道有多少修道院院长是共济会的成员……”
眼下，我和古热诺·德穆索骑士进行了一次会谈。他是个精神萎靡、思想有些顽固的七十多岁老头，关心的仅仅是证明世上存在恶魔，坚信存在拥有某种生命之力的法师、巫师、招魂者、催眠术士、犹太人、狂热的祭司，甚至“电气学家”。
他从头谈起，滔滔不绝。我一边听，一边细细检视这个老头对摩西、法利赛人、犹太法庭、《塔木德》的看法，与此同时，古热诺还请我喝上好的白兰地，他漫不经心地把酒瓶放在他身前的小茶几上，但我强忍住了诱惑。
他向我透露，犹太人中妓女的比例高过了基督徒中的比例（“他没在福音书里看出吗，”我暗自寻思，“耶稣走来走去，遇到的不都是女罪人吗？”），而后他话锋一转，指出在《塔木德》的道德理念中，如何既不存在“他人”二字，也丝毫没有提及我们本应对他人所负之责，这也就解释并恰如其分地论证了犹太人在破坏家庭、奸污少女、用高利贷尽数盘剥寡妇和老人后将其弃置街头时冷酷无情的原因。同妓女一样，犹太人中罪犯的数量也比基督徒中更多。“您知道，在莱比锡法庭审理的十二桩偷盗案中，只有一桩不是犹太人干的啊！”古热诺感叹道，并带着恶毒的微笑补充说，“其实在各各他山上，每有一个正直的人，就有两个大盗。”“通常，”他继续说道，“犹太人犯下的都是最邪恶的一干罪行，比如诈骗、伪造文书、放高利贷、欺诈性破产、走私、铸造假币、营私舞弊、商业欺诈，不用我多说了。”
对高利贷作了近一个小时详尽的阐述后，轮到了最辛辣的杀害婴孩和食用人肉的话题，而最后谈及的，是几乎与这些黑暗仪式全然不符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的行为，也就是犹太财团的尽人皆知的恶行和法国当权者在阻止和惩罚这些恶行时的软弱。
最有意思却毫无利用价值的内容，是德穆索（就好像他也是犹太人似的）在提及犹太人较基督徒而言拥有智力上的优越性时所透露的，而他用来支持这个观点的恰恰是我听图斯内尔说过的迪斯雷利的那些宣言——足见傅立叶的社会主义者和拥护王权的天主教徒会至少因为对犹太教问题观点一致而联合起来——并且似乎与广为流传的犹太人佝偻多病的观点相悖：从未锻炼过身体、也从不习武的犹太人（真该想一想和他们构成鲜明对比、积极投身体育竞赛的英勇的希腊人）的确体质孱弱、身形瘦削，但他们却更长寿，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繁殖力——这也是他们无法抑制的性欲所造成的结果——而且对侵袭其他民族的诸多疾病具有免疫力——因此他们是最危险的人，就像是世界的入侵者。
“您能够解释得了吗，”古热诺对我说，“为什么犹太人就算生活在城市中最肮脏污秽的地带，也几乎总能在霍乱疫病中幸免？说到一三四六年的黑死病，有一位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历史学家曾经说过，犹太人因为神秘莫测的原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发病；弗拉斯卡特告诉我们，在一五〇五年的斑疹伤寒疫病中只有犹太人逃过一劫；德涅尔向我们指出，犹太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七三六年奈梅亨的痢疾疫病中唯一幸免的民族；瓦夫鲁齐证明了绦虫为何不会寄生在德国的犹太人民体内。您怎么看？既然那是世界上最肮脏的民族，既然他们只在近亲间通婚，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样子？这违背了自然法则。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那种对我们讳莫如深的饮食习惯？还是因为包皮环割术？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外表弱不禁风，实际上却比我们健壮？要我说，一个如此奸诈而强大的敌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之。您注意到了吗，当他们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之时，他们中只有六十万男性，把每个成年男子算作四个人，就能算出他们总共有二百五十万人口？但到了所罗门的时代，他们有一百三十万名战士，因而也就是五百万人，已然翻了一番。而如今呢？已经很难再算清他们的人数了，因为他们四散而居，好像每块大陆上都有他们的影子，但保守估计他们有一千万人。他们的人数还在增加，还在增加……”
他看样子愤恨得累瘫了，因此我试着给他倒了一小杯白兰地。就这样，他再次振作了精神，当他谈到弥赛亚主义和希伯来神秘哲学（因而还打算简要介绍他的关于魔法和撒旦主义的书）的时候，我已经沉浸在了一种美妙的晕眩中，好不容易才站起身，向他致谢并告辞。
“不说则已，一说就说个没完，”我心想，“如果在呈送给拉格朗日那一类人的文件中，必须把这些情报统统塞进去，那我可就危险大了，很可能会被情报部门丢进隔离牢房，兴许是伊夫堡，就像大仲马的忠实读者那样。”也许是我把德穆索的书看得太轻了，因为这会儿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突然记起，以小开本印制的近六百页的《犹太人、犹太教和基督教徒的犹太化》后来于一八六九年出版，得到了教皇庇护九世的祝福，并在读者中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我当时正是因为感受到在世界各地已经有许多反犹太人的小册子和大部头问世，因此才决定在这种感觉的指引下善加挑选。
……他看样子愤恨得累瘫了，因此我试着给他倒了一小杯白兰地……
在我的布拉格公墓中，拉比们应该说一些简明易懂、在民众理解范围内的话，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新意，不能像杀婴仪式那样，在被谈论了几个世纪后，如今人们觉得它的可信度也就和女巫一般高低，只需管住孩子不在犹太人聚居区附近转悠就是了。
就这样，我重新着手起草我那份讲述在那个噩梦般的夜晚发生的不详事件的报告。第十三个声音率先说道：“身为以色列上帝的选民，我们肩负着祖辈传承给我们的责任，每一百年必须在神圣的拉比西缅－本－耶胡达的墓旁举行一次集会。基督教会从我们手中夺走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权力，已达一千八百年之久。尽管遭受了仇敌的蹂躏和凌辱，尽管持续不断地遭受死亡和奸淫的威胁，以色列人民还是挺了过来：既然流散于全世界，那就意味着全世界皆为其所属。从亚伦的时代起，金牛犊就是属于我们的。”
“对极了，”拉比以萨迦当即说道，“当我们独占世界上所有的黄金时，真正的权力就将落入我们之手。”
“和我们的敌人进行了残酷而持久的千年斗争后，”第十三个声音再次说道，“这是以色列人民的世代选民第十次在这个公墓聚集，围绕在我们的拉比西缅－本－耶胡达的陵墓周围。但是，在以往的世纪中，没有哪一位先人能够像我们一样，手中聚积起如此大量的黄金，因而也未曾得到过如此大的权势。在巴黎、伦敦、维也纳、柏林、阿姆斯特丹、汉堡、罗马、那不勒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金融机构中，犹太人无一例外成为了财政局势的主宰者……你来说一下，拉比流便，你对巴黎的形势最熟。”
“所有的皇帝、国王和在位的君主，”流便此刻说道，“为了维持他们的军队，维系他们摇摇欲坠的王位，都向我们欠下了不堪重负的债务。因此，我们应当尽可能为他们的借款提供便利，并且作为我们向各国提供的资金的抵押，实现对他们的铁路、矿山、森林、大型冶炼厂和制造厂、其他不动产以及税收经营权的操控。”
“别把农业给漏了，它永远是一个国家的巨大财富，”来自罗马的拉比西缅发言道，“大型地产目前虽然看起来无法下手，但如果我们能迫使政府将其化整为零，那么购置这些大型产业将会变得轻而易举。”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拉比犹大紧接着说道：“可是在以色列，我们有许多兄弟改变了信仰，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这有什么关系！”第十三个声音回答，“……那些受洗的人对我们十分有用。尽管他们的身体接受了洗礼，他们的内心和灵魂依然忠于以色列。从今往后的一个世纪里，将不再会有以色列的子孙想成为基督徒，而是会有大量的基督徒想皈依我们的神圣的信仰。到那时，以色列会鄙夷地将他们拒之门外。”
“但是首先，”拉比利未说，“我们要把基督教会视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在基督徒中间遍撒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思想，必须让那个宗教的神职人员威信扫地。”
“我们要传播进步的思想，也就是所有宗教一律平等的思想，”拉比玛拿西谈道，“我们要为从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废除基督教日课而奋斗。犹太人凭借聪明才智和勤奋用功，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基督教学校取得教师职位和教授头衔。与此同时，家庭中的宗教教育将会停滞不前，再加上大部分家庭无暇监督这门学科的教育工作，他们的宗教精神将会日益衰弱。”
接下来轮到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拉比但发言了：“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贸易和投机脱离我们的控制。必须垄断酒精、黄油、面包和葡萄酒的贸易，因为这能使我们成为整个农业、通常是整个农村经济的绝对主宰。”
来自布拉格的拉比拿弗他利说：“我们的目标是司法界和律师界。既然犹太人能够如此频繁地取得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为什么不能把教育部部长的职位也收入囊中呢？”
来自托莱多的拉比便雅悯最后说道：“社会上任何一个重要的行业，都不应缺少我们的身影：哲学、医学、法律、音乐、经济，总而言之，科学、艺术、文学的所有门类都应是我们施展才华的广阔领域。医学首当其冲！一个医生可以洞悉家庭中最深层的秘密，能牢牢掌控基督徒的性命和健康。我们还必须鼓励犹太人和基督徒通婚，只要我们的儿女设法与有一定权势的基督教家族攀上亲戚，那么在我们的上帝特选的血统中，即便流入这一丁点不洁的血液，也不会腐化堕落。”
“让我们结束这次集会吧，”第十三个声音说道，“如果说黄金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力量，那么位居其次的便是报刊。必须由我们的人把持住各个国家所有日报的领导权。一旦成为新闻界的绝对主宰，我们就能改变对荣誉、美德和正直的舆论导向，向家族体制发起第一波攻势。我们要做出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热心的样子，必须控制无产阶级，在社会运动中安插我们的鼓动者，以便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够煽动无产者暴动，鼓动劳动者起义、闹革命，而每一场这样的灾难都将使我们向着我们唯一的目标更进一步：统治整个世界，正如上帝向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许诺的那样。到那时，我们的力量将会长成一棵巨树，它的枝丫上将结满被称为财富、享乐、幸福和权力的果实，以此补偿以色列人民成百上千年来不变的命运和背负的那个可恨的身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布拉格公墓的报告就是这样收尾的。
结束了对那段记忆的复原后，我感到身心俱疲——可能是因为我在喘着粗气奋笔疾书的这段时间里，还不忘痛痛快快喝上几杯能让我体力回升、头脑兴奋的美酒的缘故。然而从昨天起，我就再没了食欲，进食让我感到恶心。我醒后便吐了。也许我正在超负荷地劳作。又或者，也许有一股将我吞噬的憎恨掐住了我的喉咙。过了些时候，当我重温了日记中有关布拉格公墓的那部分内容以后，我明白了那段经历、那段有关犹太人的阴谋的如此可信的回忆、那种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不过是（怎么说呢？）完全停留在空想层面的厌恶感——就好像爷爷向我日渐灌输的说理的声音一般——如今为何会变得如此真切，同时，只有在我成功再现了那个巫妖狂欢夜之后，我对奸诈的犹太人的积怨和嫉恨才会从抽象的想象化为无法遏止的狂怒。啊，真的是这样，必须在那个夜晚去过布拉格公墓——见鬼——或者必须至少读一读我对于那个事件的证明，才能明白那个该死的民族对我们生命的毒害让我们有多么无法容忍！
我将那份文件读了又读，然后才彻底明白，我所肩负的是一项何等的使命。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我的报告成功卖出去，并且，只有出天价购买的人，才会相信这份文件是真的，才会想方设法将它包装得更为可信……
不过，今晚我还是暂且搁笔为妙。仇恨（或仅仅是对仇恨的回忆）搅乱了我的大脑。我的双手在颤抖。我必须去睡觉，睡觉，睡觉。
* * *
(1) Marie d'Agoult（1805—1876），法国女伯爵、作家。
(2) Capetus Silvius，传说中古罗马的创建者罗慕路斯的祖先，阿尔巴城的国王。
(3)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因对人口学原理的研究和有关限制人口增长的思想而著名。
(4) 据《圣经》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曾离开四十天，上西奈山领受十诫。以色列人担心摩西不再回来，便要求他的兄长亚伦制造了一尊金牛犊，作为真神耶和华的化身，供他们膜拜。但是在犹太教中，偶像崇拜是被禁止的，被认为是一种罪。
(5) 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比肯斯菲尔德伯爵一世，英国政治家、作家，两度担任英国首相，是第一个出生于犹太家庭的英国首相。
(6) 犹太人的一个分支，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
(7) Nicolas Jean-de-Dieu Soult（1769—1851），法国第一帝国元帅、政治家，曾三次出任法国首相。
(8) Kahal，犹太自治社区的行政机关，在社区内部拥有较大的权力，主要负责管理社区的社会和宗教生活，包括维护社区的公共设施、监督学校教育、制定和颁布行政法令等。
(9) Charles-François Gounod（1818—1893），法国作曲家，歌剧《浮士德》是其代表作。
(10) Golem，传说中用巫术灌注黏土而制成的人偶，通常由一位拉比在其额头上写符文，对它的行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