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七年四月五日上午晚些时候
我今天很晚才睡醒，在日记里看到了您的简短留言。您真是个惯于早起的人。嗨，院长先生：您干脆这一阵哪天（或哪个晚上）直接来看我写日记得了。可是，您究竟是谁呢？因为我这会儿突然记起来，我早在战争爆发以前就把您给杀了！难不成我是在和一个亡魂对话？
我杀了您吗？为什么我现在对此确信不疑？让我们试着回忆一下吧。不过眼下我必须先吃点什么。奇怪了，昨天我一想到食物就感到恶心，而现在却想把所有能找着的都吃光。要是我能自由外出，我一定得去看看大夫。
在写完有关布拉格公墓集会的那份报告后，我准备好和迪米特里上校会面了。想到布拉夫曼对罗谢·康卡勒餐厅的法国料理赞不绝口，我于是也请迪米特里去了那里。不过，他好像对法国菜没有什么兴趣，我点的每道菜他都只尝了一小口。他有轻微的斜视，瞳孔细小，眼神锐利刺人，让我想到了貂的眼睛——虽说这种动物我既没有养过，也从未见过（我恨貂有如我恨犹太人）。在我看来，迪米特里的特长就是让与之交谈的人感到浑身不自在。
他仔细阅读了我的报告，然后说道：“很有意思。多少钱？”
和这样的人做买卖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我便胡乱开了个价格：五万法郎，可能高得有些离谱，便解释说我在线人身上花了好大一笔开销。
“太贵了，”迪米特里说，“确切地说，是对我而言太贵了。咱们试试把费用分开结算行吗？我们和普鲁士情报部门关系不错，他们也正在处理犹太人的问题。我出两万五千法郎，全部以金币支付，同时允许您把这份文件的副本卖给普鲁士人，他们会付给您另一半费用。我会负责帮你们牵线。当然，他们肯定会想要报告的原件，也就是您给我的这份，不过我听过拉格朗日老兄对您的评价，您完全有能力复制好多份原件。到时会有一个叫施蒂贝尔的人和您联系的。”
迪米特里再没有多说什么。他礼貌地谢绝了白兰地酒，突然很正式地行了个更加德国式而非俄国式的点头礼：上身笔直，弯腰的弧度几乎成直角，然后便告辞了。饭钱是我付的。
……我急忙约拉格朗日见面……
我急忙约拉格朗日见面，因为我早就从他那儿听闻过施蒂贝尔的大名。施蒂贝尔是普鲁士间谍机构的领袖人物，不仅擅长在国外搜集情报，而且还有办法潜入危害国家安全的秘密组织和运动。十几年前，当德国人和英国人都在为马克思感到头疼的时候，他就搜集到了与之相关的重要信息。好像是他本人或他手下一位名叫克劳斯的探员乔装成医生，使用“弗莱利”这个化名成功潜入了马克思位于伦敦的家中，掌握了参加其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的完整名单。“干得漂亮。”拉格朗日评论说。“没必要这么小心吧，”我对他说，“这些人要是能被人这样糊弄，那一定是愚蠢至极，就算对他们放之任之，他们也不会有多大作为。”但拉格朗日却表示，这种事谁也说不好。最好还是防他们一手，在他们真正作恶以前就先惩办他们。
“一个情报部门的优秀探员，如果待事发后才介入调查，那就没有价值了。我们所要做的是提前引发这些事。我们为了组织街头暴动已经持续投入了不少钱。不需要太大的规模，只需让几十个被释的囚犯和一些便衣警察高唱《马赛曲》抢劫两三家餐厅和妓院、焚毁两座报亭就行，然后我们穿制服的警察就会赶到现场，和他们装模作样地搏斗一番，再把他们全部抓捕回去。”
“这能起什么作用呢？”
“这能让老实巴交的市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并让所有人相信实施高压手段是必要之举。假如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些天知道由什么人组织的真正的暴动，可就没有这么容易镇压下去了。不过咱们还是言归正传。施蒂贝尔当上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头领后，乔装成街头卖艺者，转遍了东欧的村庄，记下了所有情况，沿着普鲁士军队将来可能行进的路线，构建了一张从柏林至布拉格的情报网。他对法国也展开了类似的行动，因为两国之间迟早会有一战。”
“那样的话，和这个人少有来往不是更好吗？”
“错，必须盯紧他。因此，最好是由我们的探员为他效力。况且您要告诉他的是一个有关犹太人的故事，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所以您和他的合作不会危及我们的政府。”
一周后，我收到了施蒂贝尔署名的一封便函。他要求我——如果不是特别不方便的话——前往慕尼黑，和他的一个名叫古德切的心腹会面，把报告交给此人。我当然觉得这很不方便，但我太在意另一半酬金了。
我问拉格朗日是否认识这位古德切，他告诉我说，此人曾是一名邮局职员，暗中作为煽动人员为普鲁士秘密警察效力。一八四八年的动乱过后，他为了指控民主派的领导人，伪造了其蓄谋刺杀国王的信函。不过，很显然在柏林也是有几个鉴定师的，因为有人证明那些信都是伪造之作。古德切被这桩丑闻搞得身败名裂，丢掉了他在邮局的工作。不仅如此，他在情报界的信誉也大打折扣，因为在这个圈子里，伪造文件尚可饶恕，但如果被逮个正着，就别想得到原谅。古德切重新找了份工作，以“约翰·雷德克利夫爵士”为笔名写一些胡编乱造的历史小说，并继续与宣传反犹思想的《十字报》合作。而秘密警察只有在需要散布关于犹太世界的虚虚实实的消息时，才会再差他办事。
“这人和我倒是同道中人。”我心想。但拉格朗日提醒我说，如果普鲁士人找古德切来办这事，也许只是因为他们不太在乎我的报告，所以才派一个无足轻重的家伙来瞅上一眼，好让他们放心，并把我给打发走。
“这不可能，他们很看重我的报告，”我反驳道，“还答应付给我一笔可观的酬金。”
“谁答应您的？”拉格朗日问道。当我回答说是迪米特里后，他笑了：“那是俄国人，西莫尼尼，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一个俄国人以德国人的名义向您许诺，他能有什么损失呢？不过您还是亲自去一趟慕尼黑吧，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正在忙些什么。一定要当心，古德切是个奸诈的无赖，不然他就不会干这一行了。”
拉格朗日这么说并不是出于对我的关心，而是或许在各色各样的坏人中，他对那些高级别的恶棍——因此包括他本人——也深有了解。不管怎样，如果德国人肯大方地付给我酬金的话，我是不会为这点小事生气的。
我相信我在这部日记中早已写过对慕尼黑那家大型啤酒屋的印象：长长的餐桌旁挤满了巴伐利亚人，胳膊肘顶着胳膊肘；男男女女丑态毕露，大嚼油腻的香肠，呷着桶一般大小的啤酒壶；女人比男人更加肆无忌惮地嬉笑、喧闹，言行举止显得更为粗俗。毫无疑问，这是个劣等民族。而在德国佬的土地上停留的短短两天就让我付出了辛苦的代价。这趟旅行结束后，我已是疲惫不堪了。
古德切约我见面的地点恰恰是啤酒屋。我得承认，我这位德国同行好像生来就是在那个圈子里摸爬滚打的料：一身优雅得无耻的外衣，也掩饰不了工于心计之徒所特有的狡诈的面容。
他操着一口蹩脚的法语，一见面就开始查证我的情报来源。我从容对答，试图岔开话题，提起了我在加里波第志愿军中的经历。他在惊讶的同时流露出欣喜的神情，因为——据他说——他正在写一部小说，讲的就是一八六〇年发生在意大利的那些事，就快完稿了。这部小说暂名为《比亚里兹》，分许多卷，不过里面讲述的事情并不全都发生在意大利，西伯利亚、华沙、比亚里兹（正是书名）等地也会涉及。他兴致勃勃地主动介绍起这部作品，自称即将完成历史小说的西斯廷教堂。我没太明白小说中的各个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不过听起来，故事主要讲述的是统治世界的三股邪恶势力——共济会、天主教会（尤其是耶稣会）和犹太人——的永恒威胁。而在这三股邪恶势力中，犹太人又在向共济会和天主教会渗透，暗地里从根本上削弱信奉新教的条顿民族的纯正血统。
故事围绕马志尼党的共济会会员在意大利的阴谋展开，接着转至华沙，在那里，共济会正联合虚无主义者，共同密谋颠覆俄国。虚无主义者是斯拉夫民族源源不断地繁衍出的恶种，大部分都是犹太人——而重要的是，他们的招募制度让人想到巴伐利亚光照派和最高经营会的烧炭党人的做法：每一名成员必须再招募九名彼此完全陌生的人入会。随后故事又重回意大利，讲述了皮埃蒙特军队向两西西里王国进军的过程，其间夹杂着形形色色的情节和事件：负伤、变节、强暴贵族妇女、惊心动魄的路程、英勇的爱尔兰正统派分子和所有剑客、藏在马尾中的密函、卡拉乔落家族的一位卑劣的烧炭党亲王奸污一名（爱尔兰正统派的）少女、发现一枚带有绿色锈斑的金质启示戒指（图案中间有一只珊瑚虫，周围有几条缠绕的蛇）、企图绑架拿破仑三世之子的阴谋、令效忠教皇的德国军队流血牺牲的菲达尔多堡悲剧，他还痛骂welsche Feigheit——古德切在此处使用了德语，或许是怕我听了生气，不过德语我还是学过几句的，所以明白他咒骂的是拉丁民族所特有的怯懦性格。至此，故事的情节已发展得越来越混乱，却连第一卷都尚未收尾。
随着讲述的持续进行，古德切那对呆滞得像猪眼一般的双眼逐渐泛起了光泽，他唾沫四溅，讲到自认为精彩之处还会暗自窃喜。他看来很想得到有关恰尔迪尼、拉马尔莫拉和其他皮埃蒙特将领——当然也就是加里波第圈子——的第一手轶闻。不过，在他混迹的这个圈子里，情报是需要花钱买的，所以我并不打算向他免费提供发生在意大利的那些令人感兴趣的消息。况且，我知道的那些事还是不提为妙。
我心想，这个家伙选错路子了：绝对不能把一个危险事物的千百种面目同时创造出来，只能展现它其中的一种，否则会让人分不清状况。如果你想控诉犹太人，那就只谈犹太人，别再掺杂那些爱尔兰人、那不勒斯亲王、皮埃蒙特将领、波兰爱国者和俄国虚无主义者。贪多嚼不烂，怎么可以让故事的情节这么混乱呢？更何况，在他的小说里，不变的主题似乎正是且仅仅是犹太人，而这对我更有利，因为我专程前来向他兜售的这份珍贵文件正是关于犹太人的。
事实上，他告诉我，他写那本小说既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对世俗荣耀另有企盼，而是为了将德意志民族从犹太人的圈套中解救出来。
“路德所言极是，他曾说过，犹太人卑劣、恶毒、凶狠到了骨子里，在数个世纪中一直是我们的灾难和瘟疫，在他那个年代依然猖獗不息。用他的话说，犹太人是阴险、恶毒、残忍、报复心强的毒蛇、杀人犯和恶魔的子孙，从不敢公然害人，而是专在暗中蜇人和搞破坏。对付他们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schärfe Barmherzigkeit。”——他不知这两个词该如何译成法语，我明白它们应该是指“严酷的仁慈”，而路德的意思是“毫不怜悯”。“必须焚毁犹太教堂，并把那些未能烧尽的东西用土填埋，让他们再也见不到其一砖一瓦；必须摧毁他们的房舍，把他们像吉卜赛人一样赶进马厩牛棚；必须把只会教他们撒谎、诅咒和渎神的犹太教法典通通查抄；必须禁止他们发放高利贷，没收他们拥有的所有黄金、现钞和珠宝，让他们的男青年拿起斧子和铁锹，女青年纺衣织布，因为，”古德切冷笑着说道，“只有劳动才会使人自由。路德认为，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像赶疯狗一样把他们从德国赶出去。”
“至少到目前为止，”古德切末了说道，“没有人听从路德的话。其实，虽然从古时候起，欧洲以外的民族就被看作劣等民族——您瞧瞧黑人，他们现在还被视为牲畜——但始终没有制定过一套辨识优越人种的可靠标准。我们现在知道，白种人是人类进化的最高水平，而在白种人之中，进化程度最高的当属日耳曼人。然而，犹太人的存在一直对其构成种族杂交的威胁。您瞧瞧古希腊的雕像，其面貌是多么的纯正，身形是何等的优雅，无怪乎那种美会被视为一种美德，美貌之人一定也具有英勇的品质，正如我们条顿神话中的伟大英雄那样。现在请您想象一下，给这些美男子换上闪米特人的容貌、黝黑的皮肤、浑浊的双眼、鹰钩鼻和僵硬的四肢。在荷马看来，这些是忒耳西忒斯的典型特征，而此人是懦夫的化身。基督教的传说中充斥着犹太教的精神（说到头来，它是由保罗创立的，而保罗是一个亚裔犹太人，我们今天可以称他为土耳其人），使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裔。一派胡言！人类在从原始的野兽中分化出来之时，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必须回归那些道路的分岔点，也就是我们民族的真正起源，而不是听信法国那些启蒙主义者所宣扬的世界主义和全人类的平等与博爱之类的胡言乱语！这是新时代的精神。当下在欧洲兴起的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确是想恢复其种族最初的纯正血统，只不过它的目标（和结果）只有日耳曼人才能实现。要是你们的罗圈腿加里波第、短腿国王和侏儒加富尔也能代表意大利人回归古典之美，那真是让人笑话死了。其实，就连古罗马人也是闪米特人种。”
“古罗马人？”
“您没有读过维吉尔的著作(1)吗？古罗马人的祖先是一个特洛伊人，所以他们是亚洲人的后裔，而这场闪族人的迁徙摧毁了古意大利民族的精神。您瞧瞧凯尔特人的遭遇：他们被罗马化，成了法国人，因而也就成了拉丁人。只有日耳曼人成功地维护了其纯正的血统不被玷污，击败了罗马的势力。最后，雅利安人的优越性和犹太人乃至不幸的拉丁人的劣等性从各式各样的艺术成就中也可以看出。意大利也好，法国也好，都产生不了一个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或瓦格纳。”
我怎么看也不觉得古德切像是他所称颂的那种雅利安英雄，正相反，如果真得说实话（可为什么人总得说实话呢？）的话，我倒觉得他是个贪吃好色的犹太人。但既然准备付给我那余下的两万五千法郎的普鲁士情报部门相信他，我也只好信他这一回。
但我还是没能不吐半句恶毒之言。我问他，是否觉得自己是完美而优越的雅利安人的典型代表。他恶狠狠地斜了我一眼，对我说，是否属于一个种族，并不仅仅是由外貌和体格来决定的，而主要是由精神所决定的。一个犹太人即使碰上了自然界的意外——比如小孩生来就有六根指头、女人生来会做乘法——生得金发碧眼，他也终究是个犹太人。而一个雅利安人只要怀有他民族的精神，即便长有一头黑发，也始终是雅利安人。
不过，我的问题浇灭了他的激情。他平静下来，掏出一块红色方格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向我索要我们为此会面的文件。我把文件递给他，满心以为在他如此高谈阔论之后，这份文件应该能让他喜上眉梢。要是他的政府真想遵从路德的遗训，肃清犹太人，那我的布拉格公墓的故事就像是专为使整个普鲁士民族警惕犹太人的阴谋本质而定制的。但没想到，他读得慢条斯理，时不时喝一口啤酒，还屡屡皱起眉头，把眼睛眯得像蒙古人那么细，末了说道：“我不确定这些情报是否真的能让我们感兴趣，文件中所说的都是我们早就清楚的犹太人的阴谋。当然这份文件说得没错，即使是编造的，也编得挺有水平。”
“拜托，古德切先生，我可不是来这儿向您兜售伪造文件的！”
“这我当然不会怀疑，但我也需要对我的雇主负责。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还有待查证，我得把它上交给施蒂贝尔先生和他的手下。请您把文件留下，如果您愿意，可以先回巴黎，我们几周后会给您答复的。”
“可是迪米特里上校告诉我说，这事已成定局了……”
“不是定局，还没说定呢。我已经说了，您就把文件留在我这儿吧。”
“我就跟您直说了吧，古德切先生，您手中的那份是原始文件：原件，明白吗？它的价值无疑是来自它所含的情报，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情报出现在了另一份原始报告中，而该报告便是文件中所说的那次集会后在布拉格起草的。至少在收到你们答应的报酬以前，我是不会让它离开我之手，进入外界流传的。”
“您太多虑了。那好吧，您再要上一两壶啤酒，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把文件抄一份。您自己说过，文件中的情报值那么多钱，如果我有意骗您，只需把它们背下来就行了，因为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能把读过的文章几乎一字不差地记下来。不过，我想把文件的内容呈交给施蒂贝尔先生。所以，请让我把它再抄一份。原件是您带进来的，到时也由您带回去。”
我没有理由反对。我用几根令人作呕的德国香肠打压了一下自己的食欲，又喝了不少啤酒。我得承认，德国啤酒有时也可以与法国啤酒相媲美。我就这样等着古德切把文件的所有内容仔仔细细地誊抄了一遍。
我们在冰冷的气氛中告别。古德切示意我们应分开付账，甚至还计算出我比他多喝了多少啤酒。他答应在几周内给我回音，这令我为那趟一无所获的，而且还是自掏腰包的漫长旅行愤恨不已。别说是迪米特里许诺的报酬了，我连一枚银元也没有见到。
“我真蠢，”我心想，“迪米特里早就知道施蒂贝尔根本不会付钱，他仅仅是想以一半的价钱得到我的文件。拉格朗日说得对，我真不应该相信俄国人。也许我的要价太高了，本该对收入囊中的那一半报酬心满意足的。”
我如今确信，德国人再也不会来和我联系了。事实是，几个月过后，我果然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回音。我向拉格朗日倾诉了自己的懊恼，他对此一笑置之：“他们对咱们的买卖拿不定主意，谁都不是在和圣人打交道。”
这件事让我心情很糟。我的布拉格公墓的故事完全是一部神作，卖到西伯利亚去简直是暴殄天物。我本可以把它卖给耶稣会士。毕竟，最先对犹太人真正提出控诉、揭露其国际阴谋的巴吕埃尔院长就是一名耶稣会士，而我爷爷的书信想必也吸引了耶稣会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注意。
要想与耶稣会士接触，只能通过达拉·皮科拉院长。而要联系上此人，还需通过拉格朗日。我于是找拉格朗日帮忙。他对我说，会让院长先生知道我在找他的。因此，过了一段时间，达拉·皮科拉便来到了我的店铺。我向他展示了——用商界的说法——我的“商品”，他看起来挺感兴趣。
“当然了，”达拉·皮科拉对我说，“我必须先研究一下您的文件，然后才能向同会中人提起它。毕竟，没有人会不验货就出手购买的。希望您可以信任我，把文件借给我几天。我会好生看管的。”
面对这样一位可敬的神父，我欣然同意了。
……“西莫尼尼，”他对我说，“您一定是把我当傻子了……”
一周过后，达拉·皮科拉再次来到我店里。我请他上楼到书房，试着招呼他喝些什么，他却没给我好脸色看。
“西莫尼尼，”他对我说，“您一定是把我当傻子了，差点害我被耶稣会的神父们视为伪造者，毁掉我多年构建的良好的关系网。”
“院长先生，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您休想再耍我。这是您给我的需要保密的文件（他把我那份关于布拉格公墓的报告摔在了桌上）。我本想开一个高价，但没想到耶稣会的神父们像打量无赖一样看着我，并客气地告诉我说，这份绝密的报告是伪造的材料，早就在一个叫约翰·雷德克利夫的人写的小说《比亚里兹》中出现过，字字句句分毫不差（他又把那部小说摔在了我的桌上）。很显然您懂德文，读过这部刚刚出版的小说，看中了犹太人夜间在布拉格公墓举行集会的故事，就忍不住想把虚构的情节当作真实的情报来出售。您不仅厚颜无耻地抄袭别人的作品，而且还真以为在莱茵河这边就没人读德文书了……”
“请听我说，我想我明白了……”
“这没啥好不明白的。我大可把这摞废纸丢进垃圾堆，让您见鬼去，但我是个固执且报复心强的人。我警告您，我会让您的那些秘密警察朋友知道您是什么货色，以及您提供的情报有多大的可信度。知道我为什么提前来告诉您这些吗？并不是出于真诚，因为像您这样的家伙就不配拥有半点真诚，而是因为，假如秘密警察决定在您背后捅上一刀，您得知道这个提议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如果一个人遭报复时都不知道是谁杀了他，那这种刺杀就毫无意义了，您觉得呢？”
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古德切这个混蛋（拉格朗日告诉过我，他出版连载小说时用的正是“雷德克利夫”这个笔名）根本就没有把我的文件交给施蒂贝尔：他曾提到过，文件的内容与他即将完稿的小说主题十分契合，对应了他强烈的反犹情绪，因此，他就将这个真实的（或至少他认为是真实的）故事据为己有，成为他小说的一个章节。拉格朗日事先就提醒过我，这个混蛋早就因伪造文件而臭名远扬，而我却依然如此幼稚地上了他的当。想到这里，我就怒不可遏。
但随愤怒一道袭来的还有恐惧。达拉·皮科拉提到“在背后捅刀子”的时候，他也许只是想打个比方，但拉格朗日说得很明白：在情报界，谁要是成了累赘，就会让他“消失”。试想一下，一个线人因为把下三滥的小说情节当作机密情报出售而公然丧失信誉，并且还可能使情报部门在耶稣会面前沦为笑柄，那么，还有谁愿意继续让他为自己效力呢？最后自然是挨上一刀，成为塞纳河上的浮尸了。
这就是达拉·皮科拉院长所预示的我的命运，而我再怎么向他解释也是无济于事的，他没有理由相信我，因为他并不知道我在古德切完成小说以前就把文件交给了那个混蛋，而是坚信我是在古德切的小说问世后才把文件给他（我指的是达拉·皮科拉）的。
我被逼上了绝路。
除非，我能够阻止达拉·皮科拉开口。
我几乎是凭本能去做的。在我的书桌上有一座铸铁烛台，非常沉重，我抄起它，同时将达拉·皮科拉一把抵在了墙上。他瞪大了眼睛，有气无力地说：“您不会是想杀了我吧……”
“很抱歉，是的。”我回答道。
我的确感到抱歉，但我别无选择。我猛地砸了下去。达拉·皮科拉应声倒地，鲜血从他凸出的牙齿间流了出来。我注视着那具尸体，一点也不觉得有罪恶感。这是他自找的。
接下来要做的，只剩下让那具令人厌恶的尸体消失了。
当我买下这间店铺和楼上的公寓的时候，原来的主人曾向我介绍过酒窖地板上的一扇活板门。
“您会发现一些台阶，”他说道，“刚开始您可能不敢顺着它们走下去，因为一股巨大的恶臭能把您给熏昏过去。但有时却必须下去。您是从外国来的，也许不了解来龙去脉。在过去，人们是把污物倒在街上的，甚至于还为此订立了一条法规，要求人们在将自己的大小便从窗子里倒出去以前，必须高喊：‘当心！倒水啦！’但这太费事，人们一般直接把便桶倒空，谁要是刚好路过，只能算他倒霉。后来，人们在街上修建了露天的排水渠，而后又将其改成了地下管道，于是下水道就诞生了。如今，奥斯曼男爵终于在巴黎建成了发达的下水道系统，但一般需要让水流动起来，这样，只要您屋子底下的管道没有被堵上，粪便就会被自动冲走，流向化粪池，而这个大池会在夜间被清空，使里面的所有东西流入巨大的排水管道。不过人们正在讨论是否真的必须采用粪便污水直通下水道的排水系统，也就是说是否应该让除废水外的其他污物也通通流入巨大的下水道。正因如此，十多年前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房主必须用一条至少一点三米宽的地道将自己的房子与下水道连通起来。您在那下边就会看见这样一条地道，只不过它比法令所规定的更窄和更矮罢了，这是可想而知的啦。在宽阔的林荫大道上是需要按照规定去做的，然而在一条谁也不会在意的死胡同里就没必要这么讲究了。绝对不会有人来检查您是不是真的把粪便丢到了指定的地方。假如一想到要踩扁所有那些让人恶心的东西，您就会觉得有一股无力感迎面袭来，那就从台阶上把您的粪便倒下去，指望到了下雨天会有水一直流到这儿来，把它们都带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条通往下水道的地道或许也有它的好处。我们生活在一个每隔十年或二十年就会爆发一场革命或暴动的年代，有一条地下逃命通道总是没有坏处的。就像每个巴黎人一样，您可能也读过那部新近出版的小说《悲惨世界》，里面的主人公就是沿着下水道和一个肩部受伤的朋友一起逃跑的，你要是也读过那部小说，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作为连载小说的忠实读者，雨果的故事我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当然，我不想重复小说中的那段情节，而其中的一个原因，恰恰是因为我不知道雨果是如何让他的主人公在那下边有好大一番作为的。也许巴黎其他城区的地下管道又高又宽敞，但从莫贝尔死胡同底下经过的那条应该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了。要将达拉·皮科拉的尸体从二楼搬到楼下的店铺、再从店铺搬到酒窖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幸这个矮小的家伙又佝偻又瘦削，大大方便了搬运的过程。但为了让他顺着活板门下的台阶进入地道，我不得不让他滚下去。然后我自己也走了下去，猫着腰，拖着他走了一段距离，为的是不让他腐烂在我屋子的正下方。我一手拽着他的脚踝，另一只手举着一盏灯——真可惜没有第三只手来捂住鼻子。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杀了人以后还需要处理掉尸体，因为在杀涅沃和尼努佐时，尸体的问题无须我操心就都顺利解决了（不过杀尼努佐那次——至少是在西西里第一次杀他时——我应该把尸体处理掉才是）。我这时体会到，杀人最令人恼火的就是藏匿尸体（当然战场上除外，那儿的尸体都留给秃鹫处理），神父们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劝诫杀戮的。
我拖着死去的院长先生走了十来米：拉着一位教士在不仅仅是我的，而且还有天知道是比我更早的什么人所排泄的粪便中前行，本身就是一件恶心的事，而如果要将其叙述给受害者听，就更令人生厌了——我的上帝，我这是在写什么呢？但最后，在踩扁了大量粪便后，我终于隐约看到前方有一丝细细的光，这说明我快到莫贝尔死胡同和索东街的交叉口了，那里应该有一个通到街上的下水道井盖。
我最初是打算将尸体一直拖到一条大型排水管那里，让它在最充盈的水中得到宽恕，但我后来转念一想：这些水可能会把尸体带去天知道什么地方，甚至冲到塞纳河也有可能，那这具亲爱的尸体就还有可能会被人认出来。这个考虑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就在我写日记的这阵儿，我听说在克利希(2)湿地巨大的排水管道中，近六个月里发现了四千条狗、五头小牛犊、二十只公羊、七只母山羊、七头猪、八十只小公鸡、六十九只猫、九百五十只兔子、一只猴子和一条蟒蛇。统计结果没有提到修道院院长，而我本有可能尽一份力，让它变得更加离奇的。但假如将尸体就留在那儿，有很大可能它不会再移动。在下水道内壁和那条真正的——比奥斯曼男爵所修建的肯定要古老得多的——排水管之间，有一条极为狭窄的步行道，我把尸体就丢弃在了那上面。我估计，在那么臭气熏天和潮湿的环境中，尸体应该会以相当快的速度腐烂，不久后就只剩下一堆难以辨认的骸骨了。此外，考虑到死胡同的特殊性质，我相信它不值得任何人来维修养护，所以没有人会一直走到我弃尸的地方。再说了，就算人们发现那里有人的遗骸，那也得证明它是从哪儿来的：无论谁从索东街的下水道井口爬下来，都可以将它带到那里。
我折回了书房，打开古德切的那本小说，翻到了达拉·皮科拉夹了一枚书签的位置。我的德语已经生疏了不少，但我还是看懂了书中的内容——虽然不是精确到每一个细节。毫无疑问，那就是我所写的布拉格公墓中的拉比的讲话，只不过古德切（他还挺有戏剧感）的叙述比我的公墓之夜稍微丰富了一些。他首先让一个名叫罗森伯格的银行家在一位头戴帽子、两鬓长着小卷发的波兰拉比的陪同下来到了公墓，并且所有人都必须向看守人低声说出一个含有七个音节的神秘词语后才获准进入。
接着，在我的原作中以线人的身份登场的那个人，由一个叫拉萨里的人领着来到了公墓，因为后者答应让他参加这场每一百年才召开一次的集会。两人以假胡子和宽檐帽乔装打扮了一番，而在此之后的内容与我的叙述大体相同，结尾也一样：从坟墓中升起浅蓝色的光，拉比们的身影逐渐远去，被夜色吞没。
这个败类利用我那份简要的报告来追述戏剧性的事件。他是准备向所有人都募集几枚银元吧。真是彻底没治了。
而这的的确确就是犹太人的思想。
现在我要去睡了，我已经打破了自己要饮酒适度的美食家习惯，没有喝葡萄酒，而是代之以过量的苹果白兰地（我的头也晕得过分，我怀疑这成经常性的了）。但由于我觉得自己只有深陷于无梦的睡眠中后才会再度作为达拉·皮科拉醒来，我现在想好好看一看，我是如何能够以一位已故之人的身份醒来的，要知道，我可是确确实实地充当了其死亡的制造者和见证人。
* * *
(1) 即《埃涅阿斯纪》，叙述特洛伊人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城被希腊联军攻破后，率幸存者来到意大利拉丁姆地区建立国家、成为罗马开国之君的经历。
(2) Clichy，巴黎郊区的一个地势低洼的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