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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我差点被吓着了。我借机提出，自从几年前经历了身体的崩溃，我就特别注重养生，因此，虽则我刚刚恢复了精力，且明知时候还早，我也想回酒店去了，好好休息到第二天。我琢磨着，之所以会问出那个问题，也必定都是累了一天造成的。

波士顿边抗议边问道：我真那么确定想走？我说，真的，我累劈了。接着我又用无比和蔼的口吻提醒她，在巴塞罗那我已经夜里出来跟她吃了两次饭了，我还能为她破次例，但不是今晚，因为我实在没力气了，必须好好缓缓。

她笑了。我问她为什么。因为，她道，我提到了“身体崩溃”和“恢复精力”，恰好应了第十三届文献展的主题：崩溃与恢复。

我当时脸上的表情一定很傻。

“崩溃与恢复。”她又用西语说了一遍，保持笑容。

而后她稍作停顿，像是要好好喘上两口。这主题是专为你设计的吧，她毫不掩饰语中的嘲弄。我们正说着，一位须发皆墨的高个子路过那儿，用德语和波士顿打了招呼，又跟她说了些什么；从他夸张的手势来看，只可能是件大得不得了的事。虽然我一句都没听懂，但我猜，语气那么哀伤，聊着的该是阿伦群岛凄厉的风暴。我通盘猜度着那位男士的谈话，坦率讲，不常有人长着双如此深邃阴郁的眼睛。而这番想象练习直教我乐在其中。经过了几分钟的对话，男人再次动身，似要返回他僻远的故土。真是个伤心人，那家伙走后，波士顿只道出这么一句。可他好像挺为家乡的风雨操心呢，我差点这样回答她，但最终还是收住了口；情势都这么乱了，还是别再掺和了吧。

不久之后，我们又遇上了剧院街街角那忧郁男子的反面，快乐的化身皮姆·杜兰，一位迷人的黑发姑娘，塞维利亚人，波士顿在办公室的助手，我汉莎航空的票正是由她寄到巴塞罗那的，阿尔卡没在法兰克福机场出现时与我通话的人也是她。我就是邮件和电话里那个，说话同时，她露出了美丽的微笑。接着，在跟波士顿耳语了几句后——铁定是公事——她也继续上了路：没搞错的话，她去的是邮局。这该是个天生幸福的女人；若非因为我向往的并不是幸福，我一定会嫉妒她的。

当我们再次回归二人状态，我问波士顿，皮姆这名字什么来头。她想了想，最后说不知道，还得问她本人。然后她熟练地将话题引回到崩溃与恢复上，道，这不仅是第十三届文献展的主线，也贯穿了卡塞尔城悲剧的战争史以及它战后的重生。可我们也应看到，她补充说，我们掌握的这两个概念，崩溃与恢复，不一定得按顺序进行，也可以同时发生。

这两个事件，波士顿告诉我，可以在同一个时刻出现，就好比最近，存在焦虑已逐渐成为全世界的通病，我们也因此活在一种危机长存的状态，其中亦有不测、亦有例外：我们逐渐恢复，但就在我们恢复的过程中，猛烈的崩溃又会再度袭来，反之亦然，依此延绵；谁都仿佛逃不过这普世的混乱，这也是本届卡塞尔文献展最关注的一点，仿佛在多管闲事，但又从骨子里不容置辩。

波士顿不仅是在谈论文献展，她是在给我讲解那儿都发生了什么，似乎有谁授意她这样做。我决定给予支持，配合她的指导，便问起了关于这座城市过去的更多细节。而我迅即发现，我这么问就摆明了是在告诉她，我对这地方一无所知，这在某种程度上令波士顿毛骨悚然，就像几分钟前我问起雅利安人的香水与先锋艺术时一样让她猝不及防。

卡塞尔啊，她最终是略微抽搐着向我解释道，是纳粹生产军火的地方，尤其是坦克，所以这座城市及其周边成了1943年盟军轰炸的首要目标。实际上，炸弹抹除了卡塞尔千年历史的百分之九十。

不祥的黄昏已近在眼前，我注意到，在我体内，烦恼与伤悲已开始高歌猛进，甚而比往常还提前了些。要恢复好心情，只能等到明天早上了。我掂量着这一分两半的生活，白天快活、夜晚愁闷的生活——我的余生大概都得如此度过——忽见那两眼异常沉郁的男人正围着我们打转，只不过这次他都懒得上前打个招呼；他看着不一样了，像是猝然倦了，被长久以来的挫折——也许他从离开阿伦群岛的那天就一直背着它们——压得不堪重负。可我更愿意不对此做出任何评论，因为转瞬间我便不那么确定，他是否就是刚才见过的那个德国人。

几分钟后，我将那眼眸深邃的男人细细打量，便发现，我没法错得更离谱了：他根本不是和波士顿讲话的那个人；我仅仅是认混了，因此，我适才揣摩的只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我们正要从剧院街的露天座位中起身，波士顿冷不丁问我，我有没注意过，步行几乎是唯一一种尚未被投身于商界的人——也就是说，资本家们——“殖民”的活动。我陷入了沉思。我好久没听到“资本家们”这个如此清晰、不带一点含糊的复数名词了。你看啊，她说，关于走路，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可卖，不像吃饭、喝水、跑步、睡觉、做爱、阅读……都有一整个完备的市场。嗯，我道，我还挺喜欢走路的，我特爱散步。我光讲了这个，光是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正是从那一刻开始，事情变得光怪起来，就像与向晚时分光线的渐变保持着同样的节奏。

事实上，波士顿越是表示在策展团队总部有多少工作在等着她——仿佛在告诉我，她得走了，不能再耽搁了——越是诡奇怪诞地坚持要跟我再走一程，就好像走或不走、留与不留本可以是一回事。那对矛盾中也有什么东西提醒了我：在我身上，崩溃与恢复也当然可以同时到来。

毫无疑问，这想法挺有意思，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就显然缺乏可操作性，毕竟这两者毫不相干，就比如，她分明见我乏了，却又不顾事实地提议我再走一段，谁知是不是要去到世界尽头；稍后我才明白，她只是想我去到一个站台的尽头，虽然那条铁路并不是拐个弯就到。

我瞅着波士顿，而她竭力避免与我对视。阿伦群岛那男人看着还挺悲的，我说道，只是想淘气一下，抛出个稍有些绝望的麦高芬，卖个可怜——我都那么累、那么神经了——好让她准许我回酒店搭我的“思想小屋”。

可想而知，波士顿答道，她从没听过我讲的那什么群岛，这会儿便轮到我来跟她解释，它位于爱尔兰西岸，沐浴在大西洋中，坐落在戈尔韦湾。我总觉得你们谈的是那偏远海岛上的事，我道。谁和谁？谈什么？她问。你跟之前那个伤心人，我说。她花了好一阵工夫才明白，我指的是不久之前停下和她说话的那个忧郁的德国人。可是跟可怜的汉斯，她道，我们就聊了聊哲学啊，他称“追寻生活”只是个夸大狂式的说辞，我也不晓得答什么，要你你怎么说？就说我没懂他的意思，我道，但他不该担心这个，因为归根结底，有了误会，生活才算正常，关于这点，戈尔韦湾的原住民知道得非常清楚，可以说再清楚不过了。

若是阿尔卡，我敢肯定，一句没听懂的她一定会劈着叉地笑倒在地；可此她非彼她。这一路，我再不会见到波士顿如此刻这般——真可谓令人惊惧的一刻——一脸严肃。

而更令我想象不到的是，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波士顿竟能如此软磨硬泡地把我往那站台上拽；依她之见，当晚我怎么都得去那儿看看。

20

在我看来这已成了个不争的事实：每每我俩出现交流障碍、关系瘫痪，这关系也在立时恢复原状，反之亦然，就好像崩坏与重建真的可以融为一体，完美地共存于同一个瞬间。

就这样，正当我们侃着这个、聊着那个，事实上，我们在探讨着哲理抑或希望探讨着哲理——这可能也是当代艺术最核心的活动——卡塞尔夜幕渐落，万物湮灭，缓慢得如同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周二。

乍然，她流露出跳脱的企图，出其不意地为步行唱起又一轮的赞歌，同时推荐我去看看某个声音装置，据称离那儿不远，实际又得走上好一阵子：它位于旧火车总站十号站台尽头。

大战时，她说，那站台主要是用来驱逐犹太人的，而今，苏格兰人苏珊·菲利普斯在那儿安设了她的声音装置“弦乐练习曲”（Study for Strings）。

我婉拒了这一新的提议，称，她还有工作，我不想再麻烦她了，此外，我也得回酒店了，正如早先所说，我开始没力气了。我总觉之前她是没听到，便一再重申了回到黑森兰德客房、尽早搭起我的草堂的迫切需求：都这个点了，我必须掐断任何可能让世俗生活延续下去的苗头。

很自然地，我没跟她说，但我尤其害怕，尤其忌惮她见到我每逢此时便习惯性挂上的惨白脸色；我知道，再过几分钟，我的脸就会阴沉下来，我的性格将变得十分易怒，一切都会难办许多，而这次，我没有科利亚多博士的药片可以救我。

我边向她传达着我的坚持，边想起了罗伯特·瓦尔泽的《散步》。在拖泥带水地描述了一通某位散步者幸福的日间闲游后——整本书里，此人一直在走——我们来到了如树阴般圆满的末页、揭示着主人公心情变换的结语：“我起身准备回家，因为天色已晚，四周一片黑暗。”

瓦尔泽的这个小小颤音打破了整本书的游戏规则，愉快的游荡戛然而止。街道变得漆黑一团。如果说至此那位散步者都感觉十分惬意，无与伦比地快活，沉醉于一路所见的任何风景，转眼他告诉我们，天黑了，一切都变了，连这本书也到达了它的终点，因为主人公想要躲回他的巢里了。

少时之后，我仍在向波士顿述说我的健康问题；就像强行要在我的话后接个“天色已晚”似的，她陡然打断了我，称，要思考大崩溃，“弦乐练习曲”就是最好的地方，没有之一。她道出这话的方式是如此斩钉截铁，我好似陷入了我性情里最绵软的那潭沼地之中，仿佛我爷爷的那两磅稀泥糊在了我的鞋底。我当下就困惑起来：波士顿是否在挽留我，或者只是有意坚持步行，好让我来说不，这样她就不会落下个“不愿陪我”的口实。

我很快发觉，事情正往一个迥然相异的方向推演着，恐怕比我料想的更为阴暗，或许比我预期的更为复杂。我绝对，务必，要去那个站台看看，波士顿又一次亮出了先前惊魂一刻瞪我的那种愤怒眼神。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有谁如此着急忙慌地催我去火车站的。我怯怯地问道，为什么一定得去那儿呢。太阳就快完全落山了，卡塞尔的天空中，云朵逐渐被染成了猩红色。因为我想，波士顿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吐出了她的话语，再走一会儿，我喜欢走路；因为这会儿你也该意识到，你所在的不是个地中海国家，而是个保有着深切悲痛的国度；因为你竟不知道雅利安人的香水瓶与先锋艺术间的关系。她终于道破了对我怒火中烧的原因。

那必定就是我一天中最大的失误：不相信布劳恩的香水也能和先锋艺术产生联系。但这样的话，一个新问题又来了：真有先锋艺术吗？世界各地都有人在谈论一种领先于时代的艺术，可对我来说，它的存在并不清晰。“先锋”一词的含义似乎已经和上世纪初不同了……然而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于紧接着的艰难行走中，我得知，卡塞尔的战后大重建要到1955年才正式开始，当时的市民极有勇气地拣选了一条比他们同胞的决定显得没把握得多的路，在工业发展与文化复兴之间选择了后者，又请建筑师兼教授阿尔诺德·博德负责策划首届文献展。它有着鲜明的修复性：德国在希特勒独裁时期曾将当代艺术定义为“堕落”，并将它的实践者们屠杀驱逐，而如今的它要以一次大展向二三十年代的艺术献礼，用博德的话讲，“它终于让艺术贴近了工人”。

终抵旧火车站的我们缓步朝十号站台尽头走去。到了那儿我才明白——几乎是顿悟——为什么那个声音装置，“弦乐练习曲”，要比任何一处更适合追忆那段纳粹当权的岁月、被波士顿称为大崩溃的时光。

尽管全世界都知道，现时所谓的先锋艺术，大抵都得由一部分视觉元素，以及为了完善前者、解释前者而生的文字组成，但奇怪的是，在“弦乐练习曲”中完全见不到此类情况。苏珊·菲利普斯的这个装置，只需来到十号站台终点便能立刻会意，不再需要任何一本小册子来完成她的叙述。

“弦乐练习曲”是件毫不花哨的作品，直接挖掘着一个人道主义乌托邦终结时的莫大的悲剧。通过设置在卡塞尔火车总站限定区域内的高音喇叭，菲利普斯做到了让所有行至该站台末端的人——战争中，大批犹太家庭就是在这儿等待着将要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的列车——都能收听到那段美妙却又万般悲戚的旋律、死难者的灵歌：“弦乐练习曲”。2012年，卡塞尔文献展播送着它，作为对大屠杀的纪念，因为它的作者，被放逐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捷克音乐家帕维尔·哈斯，正是为集中营的毒气室谱写的这段乐曲；此后不久，他被转移到奥斯威辛，并死在了那里。

我们是站着听的，脸上挂着与所有在场者一样凝重的表情，同时看到，不断有其他听众加入到这场不足半小时的铁道音乐会中；另有内容相同的诸多场次，以短暂的间歇分隔，每天在这悲伤的站台上陆续演出。最终，约有三十人怀着一样的感动听完了这段大小提琴的合奏，曲罢，尽都定在原地，若有所思，不发一语，深受震撼，像是正从所听所忆，所想所演，甚至可以说，所亲身经历的崩溃中慢慢恢复；在那儿，人不难感到脆弱悲戚，有如一名流离失所的被逐者。

那一刻我很想向波士顿坦言，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自己竟没发现，从一开始，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人道主义世界的永恒幻梦，就与艺术探索以及最前沿的艺术密不可分。但我只字未提，因为我打心里还在记恨她；都这个点了我还想不明白，我只不过问了句纳粹香水和先锋艺术，她就可以这么惩罚我，对，惩罚我，逼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行走，或许还一本正经地盘算着，到了某站台的终点，我就能诚心悔改，变得不那么欠考虑。

我很想对她说：我怎么能那么白痴呢！或者反过来指责她，她竟用如此微妙的方式对我施以惩戒。横竖我选择了沉默，静观着在场者共同的心境平复。我在这群极有可能是从各方赶来的陌生人间侦测到了一种极强的内聚力。就好像他们在想——就好像我们在想：这就是时机，这就是地点，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我们的问题。也像是有一缕精气、一阵微风、一股强大的道德气流、一种不可见的力，正将我们推向未来，也将我们这群自发组成的、仿佛忽就拥有了破坏力的人们永远焊在了一起。

这便是那种，我忖度着，我们从不会在电视报道中见到的事：仿佛心照不宣的人们的沉默共谋、随时都在兴起却从未被察觉的无言叛乱、偶然集结的人群、发生在公园中或阴暗角落里的突然集会，让我们时不时还能对人类的未来保持乐观。他们于几分钟内聚拢，而后散去，所有人都加入到了这场对抗道德沦丧的地下斗争中。某日，他们将携空前的愤怒揭竿而起，将一切的一切炸个稀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