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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中一顿好找，终于遇见了萨尔瓦多·达利的《大偏执狂》；我只觉“我会继续下去／直到我把它做对”的声音依旧在我身边萦绕；正如肯特里奇的新作中总会留下上一幅的痕迹，这句歌词似乎也成了画的一部分。

要到我们走进布置着苹果画的展厅时声音才消失不见。那些果子是科宾尼安·艾格纳被困达豪集中营时种下并画下的。在这盛大的狂热中他培育出了四种新品种的苹果，分别以KZ1号—4号命名（KZ是德语“集中营”的缩写）。

我们又一次在文献展展品中见到了纳粹的狂暴所造成的恐惧，但这次的形式有点特别，因为那些令人景仰的苹果小画是如此朴实，却又那么发人深省，教人不得不为人类在各种逆境乃至绝境中表现出的抵抗力与艺术创造力而感到震撼——这种艺术创造力是唯一真正让人更强烈地感觉活着的东西。

当我看着那些苹果，继而注意到，仿佛有《大偏执狂》的碎片嵌于其中，就好像它们也需要前一部作品的印记才自觉完整，我思索着人类的勇气，进而想起了一位莫斯科女青年的事例。那是位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专家；有人告诉我，由于一纸完全虚假的（这还用说么）白痴般的检举，她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被送进了监狱，牢中没有灯光、没有纸笔。这位女青年能够通篇背诵拜伦的《唐璜》（足足三万多句），黑暗中，她以俄语韵脚在心里将它翻译了出来。出狱时，已失去视力的她将译文口述给了一位女友，这就是如今拜伦伟大的俄语译本。

我审视着人类的思想、不可磨灭的思想。我们也该好好思考一切来变得更加幸福。我正自语着这个，忽然有了种被那阵似已拐过博物馆所有展厅所有转角的微风套了圈的感觉，而就在此时，我见那位昭告欧洲已死的金发女子从我身边经过，一身优雅至极的丧服，静默而肃穆。我惊讶于她这会儿恬静的样子；她是如此安谧，全不见先前迷离的眼神。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生怕认错。可是没有，的确是她。她注意到我的视线，便抛来了个“尽在不言中”的微笑，好似在说：对，是我，我就是那个深信欧洲已经死了好几个世纪的人。

我本欲继续前行，却停住了脚步。我问波士顿，她发没发觉，我们刚和那个丧服女疯子打了照面，我们最初是在“未耕”看见的她，后来又在“阿尔托的洞穴”门口碰到了她一次。是啊，波士顿轻描淡写地答道，这会儿她看着好像平静些了，我们可以请她来你的讲座，我估计她是哪场都去的。

这话她是笑着讲的，这就意味着它应该是个玩笑。去问问她叫什么吧，我说，我挺想知道她名字的，但仅此而已。波士顿把这活儿交给了阿尔卡，后者二话没说就去办了：她走到黑衣女疯子跟前，问了，听到回答便转了回来。她说她叫卡塞尔。你确定吗，阿尔卡？她点了点头，确定，她说，那女的就叫卡塞尔，都重复三遍了。

又过了一会儿，当阿尔卡通知我们（也许她的工作还包括这个？）差十分钟就六点时，我们几乎是用跑的离开了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我也是服了：在卡塞尔这么个有大把大把时间给我浪费的地方，我竟然还能迟到？

急归急，路过文献展厅时，我们还是在克里斯蒂娜·布赫的“情人”（The Lover）前逗留了几秒，这是一组覆着植物的展架，波士顿特想让我看看。

若不是她，我根本就不会注意到那组架子，它表面上看起来平平无奇，结果却是文献展的一件展品。我再次确认了动人之物往往生自至为平凡之境：在这个杂草丛生的土台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克里斯蒂娜·布赫种下了一些能吸引蝴蝶的植物。此间，飞蝶丧失了它们赖以成名的无拘无束，转而过起了悲哀的人质生活，植物喜欢它们，抚养着它们，也用让人喘不过气的爱对它们施行着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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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塞尔：清醒的、疯癫的、迟钝的、敏锐的、绝望的、平静的。谁又真的了解卡塞尔呢，那位身着丧服、声音尖利、通过各种途径宣扬着欧洲已死的金发德国女青年？

卡塞尔。有多种方法可以定义它。它也是座城市。老版《百科全书》上说——为挣脱维基百科的控制，我有时会将它翻开，顺便还能体验一下“生活在旧日”的感觉——卡塞尔（面积：10677平方公里，人口：196345人）坐落于富尔达（威悉河左上源）河畔，隶属于黑森州。资源有褐煤。主要产业包括汽车、精密机械、摄影光学元件、皮革和纺织（棉及人造纤维）。三十年代时曾从事军工生产，尤其是坦克制造。

卡塞尔议会大楼原是黑森州议院的所在地，它在最后那次战争中被摧毁了大半，而今重又成了座坚实雄伟的三层建筑，其风格显然受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每当五年一度的文献展降临该城，形形色色与当代艺术相关的讲座便会占据它的主厅。按照通知上说的，我这天（九月十四日，星期五）的讲座被安排在了傍晚六点。通知被登在了入口处的一张不点儿大的海报上，活动名仍为“无人讲座”，完全脱离了语境的一个标题，因为起名那会儿，我还以为要在——显而易见，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与卡哨尔公园毗邻的林地后身举办我的讲座。

一到议会大楼，波士顿与阿尔卡就把我带进了大堂中的一间办公室。我在不几分钟内签署了好几份文件，估计是关于讲座相关的费用的，还用法语和根本不认识的人聊了会儿格林兄弟。我飞速溜出去瞄了眼待会儿要讲演的大厅，想知道讲座引来的观众是只有几个呢还是不几个。不几个，如我所料。不过怎么说呢，还是有十位金光闪闪的圣人坐在那儿等我的讲话开始。厅很大，所以看着很空，可最糟糕的大概还数：在这最初的十位出席者中，谁的脸上都瞧不见一点“晓得自己是上哪儿来了”的信号。

“此刻站在诸位面前的是比尼奥夫斯基。”我幻想自己这样做着自我介绍。

面对此番景象，我琢磨着，能有一位来宾听说过我和我的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正想着，我迎面碰上了楚丝·马丁内兹，她告诉我，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也想过来听听，她似乎对我的演讲内容很感兴趣。

“为啥呀？”

“你让她产生了好奇。”

我在楚丝的陪同下回到了大堂里的那间办公室，惊见阿尔卡正跷着腿翻阅着《阿尔卡里亚之旅》。那本塞拉的书是我带来的，万一讲到一半没思路了还可以念上两句。当然，我肯定不用那样做，但我还是需要有件可以摸得着的东西；我必须心里有数，但凡发生什么，还有个实实在在的物件（譬如别人的书）可以拯救我于水火。我着实吃了一惊，被我撞见在那儿翻书的人竟是阿尔卡，更让我错愕的是，连阿尔卡和塞拉都能在偶然中产生交集。我想起那会儿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说的，文献展参展者所拿出的东西“不一定得是艺术”。赶巧记起这个也真叫不错，我不用莫名地有种压力，得做出什么“艺术”的事了。不过阿尔卡手捧塞拉著作的形象可是纯纯的艺术，事实上，从中我都能觉出点我曾经的想象中伟大的“审美瞬间”的苗头了。

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波士顿又扔来一份文件，我一样签了，也不知是干吗用的。几分钟后，我在她和阿尔卡的护送下前往会场。人坐得比刚才满当些了。我对这场非典型讲座（我心里是这么觉得的）的受众层次挺没把握，这也令我一时有些惊恐。我试图劝服自己，待会儿的讲话只不过是个必经的程序而已，然而，一见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带着一众随行驾到，我再次证实了那个我一直以来都明白的真理：没有哪场面对公众的讲演是走走程序，要真有谁这么做了——我是有点夸张，但也没有夸张太多——他就有可能在一小时内失去他成名数十年所积攒的声誉。

作为引言，我在我之前创作的那一小段话的基础上稍作发挥，大致是这么讲的（我在此将其忠实重现，因为我仍旧保留着当时写下的那个开头，且尚未忘却我在讲话过程中所做的修改）：

我经法兰克福来到卡塞尔，是为了探寻宇宙的奥秘，接受未知代数诗歌的启蒙。也是为了尝试找到一座倾斜的钟和一家中国餐馆。当然，更是为了——即便我有感觉那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试图在旅程中的某处觅得我的家园。我找到它了。就离这儿不远。事实上，我想告诉诸位，我正在家中；因为我更愿意认为，这个傍晚，我正坐在成吉思汗餐馆如我家园一般的绞刑架下向你们说话。

随后，考虑到我理论上发表演说的位置（众所周知，要置身于这个世界，就得想尽办法表现得像已经在这儿了一样），我援引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最高虚构笔记》：

诗从这里萌芽：生活在一个地方

它不属于我们，更不是我们

即便有光荣岁月也依然坚苦。

而之于我，我的演讲从刑场中萌芽，从那座迷人的中式断头台上勃发；它反映着活在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的坎坷，它时而是艰苦的，尽管卡塞尔为我留下了一段光荣岁月，它将热忱与创造力传染给了我，又毫不含糊地击碎了那个谎言：当代艺术完了。完了？我只见它闪耀着熠熠的光。还有终于将这种艺术拽向了生命与生活的那些重大变化。我不正是从提诺·赛格尔、瑞安·甘德和珍妮特·卡迪夫那儿学到了，艺术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东西，它像生活一样经过，反之亦然？

我尝试以某种方式将这些想法传递给众人，但他们表现得如此不安分、各怀鬼胎，我也没法就此做些什么。讲了不到三分钟，就有超过半数的人——他们发现，我说的既非英文，也非德语——溜出去找同声翻译机了，或者干脆就溜了。下面观众动静那么大（我还从没有哪次讲座从一开始就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的），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说实在的，都过了十分钟了我才刚刚找到“拥有固定听众”的感觉，也就将近三十号人吧，还包括坐在第一排的卡罗琳和楚丝。

就在我将将有些安心的当儿，先是惊，后是怕，我看到那位金发黑衣、惹人忌惮的女青年卡塞尔走了进来。她安坐在了——也就是个说法，我从没见过有谁躺得那么东倒西歪的——最后一排的一张椅子上，像是根本不需要同声传译似的谛听着我的发言。每当我吐出“卡塞尔”一词时她就会在座位上抖上一抖，仿佛意识到我提及了她的名字。

我转而聊起了索菲·卡尔，谈到，多亏有那通电话，被我耽搁已久的“跳出文学，向其他艺术领域进发”的志愿才得以启动。大概也幸亏如此，我说，我才来到了这儿，来到了卡塞尔，从1972年我首次听说它的名字开始，它便是我心中的一座神话之城。那会儿，和我同时代的最超卓的大脑们纷纷散播消息：这里会聚着有史以来最大胆的先锋的神髓、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一阵摧枯拉朽的微风。

我道，在花神咖啡馆的那次会面里，索菲·卡尔冷不丁掏出了本马塞尔·施沃布(1)的书，其中有篇讲的是罗马诗人彼特罗纽斯的假想生平，施沃布写道，当这位作家创作完了他的十六部冒险小说，他命人把奴隶西里乌斯叫来读上一读，后者一边念着，一边就大笑大叫、鼓起掌来，最后二人一致决定，要把这些虚构的情节照搬到他们的生活之中。

我在这里插进了一段，其中提到，儒勒·列那尔听说施沃布曾在暮年时与他的中国用人阿霆(2)一起去萨摩亚瞻仰——可最后还是没见着——他所崇拜的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之墓，便写道：“临死之前，施沃布践行了他书中的叙述。”

言归正传，我回到花神咖啡馆的那个下午，索菲·卡尔问我是否有意效仿西里乌斯与彼特罗纽斯，而我当场就答应了她的提案：给她写个故事，好让她之后试着照此去活。

接着，我讲到了多米尼克·冈萨雷斯－弗斯特、我与她之间的友谊，以及我在她的几件装置作品中做出的微小贡献，比如她在泰特美术馆涡旋厅布置的那件展品，它描绘了2054年伦敦的末世图景。

虽说有点磕巴，我还是一步步把我的讲座给进行了下去，待我估摸着时间该过一半了，我像是陡然体验到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激情，我自问，既然我的精神状态如此高亢，那我不等于是在向全世界宣布，我为当代艺术今时今日的荣耀感奋异常？

说着说着，我觉得自己愈发真实了，似乎我已很清楚地看到，自称比尼奥夫斯基使我重新找到了自我，而我先前的名字、用了那么多年的名字，一直是个又大又重的累赘，事实上，它不过是代表了被我强留太久的青年时代的一个称谓而已。

台下坐着的，或一头雾水，或纹丝不动，但女青年卡塞尔除外，她在最后一排的位子上摇来扭去，仿佛对我无比失望；我不了解个中缘由，但我怕的是，她已经看穿了：我的发言是现想的，太不严谨。但我也不准备更改我的聊天方式了，顺便说，这群人听我讲话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看看这儿到底干吗呢。他们大概都以为我嗑药了吧，确实挺像，我这昂扬得都有点接近于超自然了。

我不愿多去纠结那女疯子或其他来宾的想法，便述说起威廉·加迪斯的小说《认》给我留下的无比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赋予角色的称谓在我心中犁出的那道诡异的印记，特别是那个叫怀亚特的，没过多久他就不叫怀亚特，转而躲在老爹吉尔伯特·沙利文这个称呼之下了，再后来则是雅克，转眼又成了斯提凡，尽管稍待一会儿我们又在斯蒂芬这个名字背后认出了他。

我们可以随时称怀亚特为怀亚特吗？《认》的所有章节中的怀亚特都是同一个吗？

我问道，也因此抬起了头，只见大家瞧我的眼光愈发惊惶了，就像在提醒我是不是该换条路走。

“怀亚特！”末排的卡塞尔嚎了出来。我从没听过比这还没逻辑的叫喊。

即便如此，我还是讲了下去；我聊起了当代作家，并称，可以这么说，他们所有人都叫怀亚特，假定他们继承了文学的圣火，可是极少见到有谁成为了真正的他。如果要去解释这场浩劫的话，我道，就得谈到所有活着的艺术家对道德责任的捐弃，但这样一个论据——错是肯定不会错的——还不足以说明如此严重的灾难与抛弃。尽管现如今，几乎所有当代作家，且不说反对了，都与资本主义亦步亦趋，且他们不会视而不见：只要卖不动书、名气不响、签售会不来个几打子仰慕者，那人就啥都不是；但还有一点也同样确凿，即自由民主主义在容忍一切、吸收一切的同时，也将任何文本都变得无效化了，全不论它原本看上去有多么危险……

我就此打住，因为我觉着，自己已经憋得快喘不过气了；正在讲话的我忽然就进入了一种强制性的冲动，且我一直都感觉不怎么舒服，尤其当我发现，悲观情绪已完全挟制了我的声线：我已决意展开一段哀怨的演说，做文学的这些年里我总是如此；此刻的我只是觉得，以这样悲伤的方式发言，我也太假了。

待我回复到我恒定的活力量值，我略带戏谑地聊了聊“崩溃与恢复”，我说，在卡塞尔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亲身实践了文献展的口号。

接着，我评论起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影片《大师》，这是我该月一日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看的，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它动人地记述了几个经历了世界大战的崩坏、又在其后的恢复进程中迷失了自我的人。

我说，《大师》对正处恢复之中的心境进行了精巧的描述；我一定会记起它的，若是哪天，我想写写卡塞尔的氛围是多么卓异，直教我把创造力的崩溃甩在了身后，继而走上了通往那些思维空间——在那儿，有时仿佛快乐也没有了边界——的恢复之路。随后，我摒弃了任何可能听着有些虚假的忧郁笔调，略微提了提那些有助于我重新思考写作的文献展展品，特别是，我集中讲了讲珍妮特·卡迪夫与乔治·布雷斯·米勒的林中装置“森林（千年以来……）”。

我谈起那件作品，谈起偶然形成的叛乱者小队，以及亲临战场的体验给我的一记重击；就好像一切都是就地发生似的，我听见短兵相接时的吼叫、飞机的轰鸣、人的喘息、碾过枯叶的脚步（它那么真实）、神经质的大笑、密林深处的窸窣、风声、雷暴、古战场的余音、划破空气的刺刀、惊骇与恐惧……

归根结底，我说，有首洗脑的歌告诉我们，若要走出森林，就得走出欧洲，而若要走出欧洲，就得走出森林。

倘若这讲座的最后一段陡然与青年卡塞尔冰冷撕裂的喊叫掺在了一道，那可就万般圆满了。

然而没有，我瞄了眼卡塞尔，她只是在挠头。

对话环节开始，又很快结束。没人提问。只有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接过话筒，用法语对我说，整个讲座让她觉得在火星上一样。

她没说是“好到外星球”了呢，还是说就是纯纯的“火星”，不过，既然我的欢乐还在继续，我的生命之火还在燃烧，我就权当那是句恭维话好了。

* * *

(1)马塞尔·施沃布（1867—1905），法国犹太裔作家。

(2)音译，全名为Ting Tse-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