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我知道怎么在没人帮我的情况下回到黑森兰德酒店，沿国王大街别转就行了，稍后我对波士顿说。左亲亲，右亲亲，拜拜。波士顿没定确切时间，但称第二天早上会到酒店接我，我俩一起去那中餐馆。果如我一直所惧怕的，显然，我的“成吉思汗”之缚怕是谁都没法解除了。一整个下午我都避免问及任何关于那“中国把戏”的事——我是摸着良心这么叫的——幼稚地以为，只要这样，我就能逃过那场劫难。可鸵鸟战术不会次次生效，最后道别时，只见“中国把戏”终究浮出了水面，就在最扎人的那一刻、我自信已完全摆脱它的那一刻。

天色已晚，四周开始变得一片黑暗。

我发觉，这还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不愿置身于别人的小说中，在此我指罗伯特·瓦尔泽的那本书。尽管乍想挺诗意，跟《散步》中描写的一模一样：天黑了，万物转黯；但怎么说都该是那位写书的人，亦即瓦尔泽，而不是我，去身临其境地体验一番。可我惊惶地见到，那位快乐叙述者的经历正如数发生在我的身上：天晚了，我一闪念，还是不逛了吧。通常夜幕降临时，我都在家了，因此卡塞尔那天，我的惆怅与瓦尔泽相似。

可也许周围还谈不上那么漆黑陌生呢，我自语道，努力不让痛苦的情绪在大街上爆发。那一刻，我该能安稳度过，以世间最大的冷静走完通往黑森兰德的那段——那安稳大概有点死撑的味道，但它保不齐有用呢，至少帮我顶过哀怨的第一次侵袭。我做到了，我制住了它，进而发现，我在街中所见的一切仍能教我欣喜而非压抑。然而只过了一会儿，自觉孤独无依的我还是开始消沉起来。我本质上就是个中国人，且正在回家，我念叨着。而此时我又遇到了更多麻烦；我不再敢看那些行人，因为我又一次感到他们在对我说：你终于到了。

“你们在等我吗？”我真想大声问他们。

可他们一定会奇怪地看着我。

然而，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是在等着我的吧，而且还约定，如果我最终真的下定决心问了，就一起摆出没这回事的样子。

我好想对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等了我好几天了。我一来就发现了。”

而最让我讶异的也许是，我看到，我的能量——要我说，它就跟太阳能似的——霎时回复了不少。事实是，我在这国王大街上，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了：这突如其来的隐形的力，它劲儿实在大，大得有点过头了。我只觉我的胳膊变得老长，腿离我的身体极远极远。我还没能习惯这个，而我的步伐——我以如此怪异的姿态在街上走着——宛若精神病人，又好似被一阵不可目见——可能它同时还不可战胜——的微风吹得不停摆晃。之前我觉得在瞅我的人里此时有谁在说：你终于到了这儿，但状态那么糟，你是不会恢复了。

所幸距酒店还有没几米时，那股力也随着我向目的地的逼近而同步消逝，我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夜晚崩溃、早上恢复的人。有时复归原状，即便是可悲的原状，也是件极好的事。谁会想到呢，可当见到那骤然而来的荒唐能量如水汽般散去，我感觉更平静了；比起有两条过长的胳膊、《堂吉诃德》中堪与风车混淆的巨人之臂，我真愿意就这么闷闷不乐着。

我踏进黑森兰德酒店，径直朝027房间——我位于二楼的客房——走去；我来到阳台，立马想起了那句波士顿于几小时前告诉我的话：从那儿，我能看见赛格尔的黑屋所在的楼宇。

实际也正如她的预告。另一方面，我还确认了，委实，孤寂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住满了幽灵。我已别过波士顿，但她仍以某种形态存留此地——此刻是在我的记忆里。我仅在阳台上待了一小会儿，这已足够让我与那幢酒店附楼——包蕴着赛格尔的房间的幽暗邻栋——建立起精神联系。在我心中，那间黑屋已成了暗夜中的灯塔、盛放我目光的方向；若我被草堂中的孤独（与幽魂们一起）憋得透不过气，我便可走上露台，向那儿眺望。

有座看不见的灯塔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可话说回来，我的茅舍还没搭呢。也或者不用搭？因为建筑它的最佳方法大概就是将这酒店客房想象成一处无需引言、本就能完美承接我思想生活的地方。

我的小屋模板是肖伦，在那儿，维特根斯坦得以与世隔绝、倾听自我，从而确证，他在此地比在教室里更擅于思考。事实上，住进茅舍的他开始向那些渴望以新眼光看待事物的人——而非科学界或普通公民——发声。思维在他心中甚至成了种艺术成就。他的哲学追求是解放头脑，寻求意识与世界的开放；他想给出的不是真理，而是真实，不是论据，而是例证，不是起因，而是动机，不是体系，而是片段。

当他在肖伦思索着，我躺倒在床，双手抱于脑后，眼望着天花板。我想起了一位朋友。有回他跟我讲，对一个属灵的人而言，任何形式的流亡都可以化作对内心专注的激励。要是我白天——那会儿我往往心情不错——就能想到或记起这句话那该多好。不过即便如此，它仍能在我的前行道路中提供助力。从长远看，我琢磨着，人定能发现，抱着有所产出的心态对待每件小事才是人世间最重要的。

我看了看表，正是打电话回家的好时候。我年迈的父母告诉我，确切地讲，巴塞罗那的民族游行不是民族游行，而是独立游行，至少本地各大电视台正在不停这么重复。

大众的自由是无法捍卫的，可以守护的只是个人的自由，我蓦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许是因为，我正身处我内心专注的起始、我“思想小屋”的发端，而且说到底，我讨厌人家和我谈起群众运动也是相当合乎逻辑：我正欲做出的行为，在酒店中筑起草堂，需要孤单一人。

我又打给妻子，和她说，我觉得我这天的生活，虽说不像个动作片，但也接二连三地碰上了各种事情。可当她问我都碰上什么了，我仅能吐出一句，刚是在开玩笑呢。我不想说出口的就好比：我一到这儿便发觉，卡塞尔人都像在等着我；而这种误解让我联想起了我和侄子保罗一起开车去安特卫普的那天，就在那富丽堂皇的火车站附近，一种预感忽地涌了上来：这座城市将会面临责罚。是哪位祖先的哪段辽远的过去映成了这番视像，教我很自然地把它与现世绑在了一起？这想法真有那么不着边际么，相信自己的前世曾生活在欧洲各地，而当下的我则预见了灾难的到来，自觉回到了在其他时代无数次走过的街巷？在卡塞尔这样一个地方，什么都无法排除；在向先锋思想敞开大门的同时，它也默认不欢迎任何逻辑。

可我一点不想把这透露给我老婆，大概它不适合搁在电话里说；于是我向她道别。稍后——无疑是受到了我所落入的孤独情境的驱策——我听到，有喊声从外头、从那被细微的气流吹动的窗帘间钻了进来，零星几声，于风中飘摇，而在天花板上旋转的反光像在预告着将要划穿顶棚的某道裂缝。透过那豁口，楼上房间的谈话也许便能清晰传入我耳中。这要是巴塞罗那，配上约翰·威廉·威尔金森的那些说辞，我定会以为他们将我安置在了那家中餐馆的楼上，对面就是森林，而此刻的我看到，这事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准确地说，情况恰恰相反，因为黑暗力量赐给我的监听小孔不在下方，却似在上，仿佛那房顶之上就是戈尔韦湾的所在。又是个新问题？仔细想想，这问题根本不存在，它仅是由天花板上的反光造成的，而后者或又对上了我酒店附楼的灯塔、我暗夜中的灯塔。

22

我从床上起来，意欲从我个人的戈尔韦湾中逃开，便别有用心地扫了眼《阿尔卡里亚之旅》：“小贩有对光洁的眼皮，一根睫毛没有；一条假腿被随意地用皮带绑在残肢上。”

接着我玩起自欺的游戏，假装适才读到的东西令我惊愕不已。小贩，光洁的眼皮，假腿。我故作讶异，实则再清楚不过，阅读塞拉会让我遁入中世纪，一个与此刻的我相距上千光年的世界。

随后，我直奔电脑，查找起我所在的这座城市的讯息。第一条便是关于72年文献展的。如果把数字72倒过来念的话，就是我的房号了。虽然这不是鼓动我读下去的原因，但我着实对这篇文章产生了更多兴趣。72年文献展——“那届足以载入史册的文献展”——的某位仰慕者称，他在观展中发现，站在最前沿的先锋属于至纯的浪漫主义，披头族(1)尤其如此。

顿时——具体因为什么，我至今都想不起——我把全部注意力都聚焦在了披头族上。我对这群人也谈得上了解么？一时，我被我自己的问题逼得心慌意乱，被披头族的迷思搞得晕头转向，直到我想起，我的箱子里还装着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的旧版《浪漫主义》。我又一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带上它真是没错。我找到它，翻到写着“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的那页。

我思量着：我来卡塞尔的目的不就是寻找审美的瞬间么？对，但不仅如此，我自问自答。此外，我这辈子都没遇上过那种时刻，且一切迹象都像在表明，我在到过卡塞尔后情况仍将照旧。说实在的，我连“什么才是真正的审美的瞬间”都不明了，直到此时我也只是窥见了它的星点微痕，仅此而已。我陷入了沉思。那我是干吗来了呢？我告诉自己，我来是为了思考。我陷入了沉思。我来是为了筑造我的“思想小屋”，可以冥想失落世界的一处人类庇护所。我陷入了沉思。我来是为了阅读小贩与他的残肢，以及无可救药的黑暗西班牙。我来是为了追寻宇宙的奥秘、初究未知代数的诗歌、探索倾斜的钟表、朗读浪漫主义。我陷入了沉思。我来是为了探究什么才是当代艺术最纯粹的实质与核心。我来是为了叩问是否还有先锋艺术。实际上，我来是为了研究卡塞尔。我陷入了沉思。我来只是为了回去谈谈我的见闻。我来是为了打听披头族是什么。我陷入了沉思。我来是为了了解艺术的概况。我陷入了沉思。我来是为了恢复热情。我从沉思中稍稍回过神来。我来是为了以后能够讲述这段旅程，就好比我去过的是雷蒙·鲁塞尔笔下的田庄，抑或阿尔卡里亚、鲁塞尔笔下的阿尔卡里亚——随便举个例子。我来是为了触及某个刹那，其间，人像是永久呈现出了真正的自己。我陷入了沉思。我来是为了让我老婆清静几天。我陷入了沉思。我来是为了怀疑。我陷入了不决。我来是为了弄清，他们请我来卡塞尔演出中国把戏，这背后到底有没有逻辑。我陷入了沉思。

我愈发忧虑重重了；我看到，总是冷心冷面地于此时降临的悲观情绪开始变得如此强烈，使我以为，那著名的审美瞬间（不管我能不能弄清它是什么），我是永远都够不到了。可这正常么，我的忧愁竟在几分钟内滋长了数倍？很不幸，答案是肯定的。黑色时刻总是毫无预兆地袭来，令我顿然觉得，我已没几年好活，我的生命匆匆，几天前我还是个青年，对万物抱持着无所谓的态度，转眼间一切就都变了，现实无可扭转，而我不免心酸；当昏暗之刻夕复一夕地准时闯入，我总会不可收拾地滚下最悲观和危险的想法的坡道。

更糟的是，我记起了一位朋友的话（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也不算那么朋友）；每每见我烦忧，他总会用这句话来烦扰我，说，夜晚的本质就是让我们睡不着。我不曾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但我确觉可怕。我反复掂量起它来。黑夜的实质还包括阻止我们入梦？只有不让我们休息时它才拥有自己的意义？上床还早了点，可我力倦神疲，去往十号站台的步行之罚太过凶残，而紧接着的思虑又如此沉重，将我碾为齑粉。我已经只想着入睡了，可我太怕我做不到。即便这样，顶着一倒了之的热望，我还是铆足劲儿去做了件挺俗气（跟月台上捷克音乐家帕维尔·哈斯献给屠杀的音乐相比）的事。

我集全身之力去最后招惹了一下谷歌，从而找到了张楚丝·马丁内兹的照片；她的脸给我一种生而敏锐的印象，直让人觉得——我一点没搞错——她就是那种将产出点子的功能内化于心的人，如同那位人称“心里装着鱼叉”的《白鲸》中的捕鲸手。

我半梦半醒地盯着她看了不知多久，楚丝，将我请来卡塞尔的人，我至今未能与之谋面，尽管一切状况都似在表明，我本周四就将与她共进晚餐。我越瞧那张面孔它就越像满载着思想，这也让我琢磨起来，琢磨起那些思想，以及它们在现代艺术中的临在与缺失。我记得，在十九世纪中叶，任何一位欧洲艺术家都不会不明白，若想成功，就得设法吸引知识分子（新阶级），这就使“文化的处境”一举成为创作中最热门的主题，而艺术的唯一目的也转为了唤醒或启发观点。漫步在卡塞尔，人不会怀疑，至少十九世纪中期的转型还在影响着这里。其他地方则不。因为在除此以外的世界，知识分子式微，文化已极大程度地庸俗化了。而卡塞尔还依旧保留着些许杜尚派与浪漫主义的气息；对热爱智力猜想、理论论证以及某些思辨之优雅的人来说，这儿就是他们的天堂。

理论总能给我莫大的乐趣，我理应感到高兴。我许久不曾知晓如何呼吸当代艺术，可走在卡塞尔，炫惑我调查艺术现状的动因比比皆是。打从年轻时，我总道伦勃朗无聊，面对这位大画家的作品，我只觉无话可说。但若置于我面前的是杜尚的哪怕某位模仿者的“现成”之作，源源不断的评论也会自我心生，诚想摇身一变当自己是个艺术家。而我记得，马奈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他受到了马拉美施予的太大影响，而后者最重要的门徒也许就是——我斗胆放言——马塞尔·杜尚。马拉美曾告诉马奈：“不要描绘物体本身，而是要画它产生的效果。”这句话已阐明了现代艺术对平面创作的捐弃，并将理念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

在伦勃朗让我觉得无足道哉的日子——早在那段日子——我就爱上了高深的理论（我什么都不懂，但那大概是另一码事），尤其醉心于以理论（在此堪用粗体）为主题的访谈。而七十年代初阿兰·罗布－格里耶的一次问答唬住了我，那回，他像只张牙舞爪的大猫一样指斥了理论：“就说我老派好了。在我看来，唯一算数的是作品。”

作品！时至今日，这样的天真会惹来大笑的吧。第十三届文献展定会将作品与理论的分离视为迂腐，因为从我得到的信息来看，在这儿，在恍惚暧昧的革新的戳记下，有太多作品被呈现为了理论，反之亦然。这是作品与理论联姻后，几乎是终极形态的胜利王国。因此，如果有谁偶然邂逅了一件可谓经典的艺术品，他终将察觉，那不过是伪装成作品的理论，抑或相反。

从另一方面看，有哪位艺术家够胆在卡塞尔的白墙上挂上一幅画，一幅简简单单的画呢？如果真有哪个英勇的倒霉蛋想到在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的墙面上挂上幅画的话，我已能想象到观众们哄堂大笑的场景。正如没有谁愿意被看作落伍的人，哪儿都不会出现一幅普通的画。

我不再睡意蒙眬地盯着楚丝·马丁内兹的照片，转而读起她关于“艺术是否必须创新”的问答。末了那句句子（艺术给出行为，你应对就行了）吸引了我，也或者它只是个麦高芬。但它说不定就是一句讲予我听的结语，使黑森兰德客房中的我终于明白了她要我在卡塞尔干些什么，仿佛她在访谈尾声道出的那句话实际意味着：“中餐厅的邀请已经摆在那儿，我们要的是艺术，现在就看你如何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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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垮掉的一代”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