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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谁都不会晓得我把从酒店到饭馆的路线背了多少遍的，但你们马上就要知道了，因为我这就要讲。不过我生怕你们不信，因此不会详述细节。我的准备可谓吹毛求疵、精雕细琢，甚至都有些冒傻气了。
我得从黑森兰德酒店出来，随后开始上行，沿宽阔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街一直走，还会经过萨克森塔餐厅门前。不能在国王门街左拐，而是要去到后面那条胡同，只需略微顺着它走一会儿就能向右拐上约尔丹街。
路程异常简单，实际我还走过其中的一段。可我老怕失去方向，便将它记了又记。我从来对我背熟的东西没多大信心。
我干吗要这样？我在惧怕什么，而这种惧怕又是从何而来？这些疑惑让我想起了小拇指的故事：这瘦小的孩子怕找不到回家的路，沿途撒了一地的面包屑。这是我出生以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我爸妈让我把它背了下来，只要有人来我们家里做客，他们就会让四岁的我以生动的语调用加泰罗尼亚语把它朗诵出来。
我心头一颤，猛然意识到，小拇指这则德国童话是由格林兄弟创作的(1)，写作地就在卡塞尔的一处业已拆毁的屋子里，距我当时所在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于是我心想，不妨这么说，我来卡塞尔不是为了探访什么当代艺术中心的，我的真实目的是找到我平生第一个故事的构思写就之处，它为我之后多年听到的那么多故事奠定了基础。
没有对迷途的畏怯或害怕就读不懂小拇指的故事。而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恐惧竟在卡塞尔的那个傍晚——我初次听闻它存在的六十年后——出人意料地回到了我的身上。
我回忆起幼时的胆怯；就在迈出酒店、踏上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街、去和楚丝见面的当儿，我记起了那天——尽管对迷路的惧怕是得之于早年德国童话里可怜的小拇指——1953年的一个夏日，在巴塞罗那北海岸的一个小镇上，镇名很长，但人都叫它利亚瓦内拉斯，在那里我发现了这种恐惧的实质。我外公瑞士风格的塔楼曾在内战时被用作智利领馆，后来我家讨回了它，并在那儿度过了五十年代的每个夏天。那镇上有个风俗：每逢周日下午，巴塞罗那人都会举家前往电影院。爸妈带我去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个西部片。无论片名还是情节我都记不得了。毕竟那是1953年8月，我才四岁。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仿佛就在眼前一样，即我在银幕上看到的是，一个幸福的农场之家过着他们平静的小日子：亲切的母亲、正直的父亲、一个我这样岁数的男孩。陡然间，一伙陌生人的出现——后来我得知，他们是夏延人——改变了这个家的正常生活；他们脸上画着彩条，头上插着羽毛，用一些无法理解的词句互相交流；他们骇人地摇晃着身子，向这个和平、朴实且倒霉的白人家庭发出了明显敌意的信号。
我牢牢记住了这一幕：我生命中的首批奇异生物冷不丁就冒了出来；直到那时我还从没见谁和我们有哪怕一丁点的区别。毫无疑问那种惧怕就源自察觉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获知了一句尼采的话，他是这么说的：恐惧比爱更能助人了解世界，因为恐惧，人便想弄清他人是谁、他人想干什么。也许确如其言。我也没法肯定。但我活了这么久，这段如此悠远的骇人回忆总在提醒我，危险就潜伏于我迈出舒适区和熟悉圈的每个“第一步”中：这第一步，若走得不仔细，便有可能直接将我们置于邻里社会（就好比美国西部热络的农场主圈子）之外、一切之外。要有谁跨出了那一步，踏进了别人的地界，他就必须明白，有什么在那儿蹲伏着，有时还难见踪影，那便是在我童年时代突然袭来的第一阵惊恐、1953年夏天的那阵惊恐；某日，幼小的我们心中映现出了对不安全的惧怕，面对夏延人的诡奇世界，我们先是惊吓，接着是恐慌，而这种恐慌又会因原住民罕见的语言继续加重。几年后我才晓得，那种话不算少见（说到底，那就是阿尔冈昆语(2)），而夏延人这个称呼就来自于其中的“shahi' yena”一词，同样谈不上奇怪，因为它的意思恰恰就是“操外来语言的部族”。
我沉浸在对最初的恐惧的追忆里，几乎是在无意识中穿过的国王门街。回过神时，我已到了下一个路口，恰好能拐进那个胡同——去往饭店所在地约尔丹街的那条捷径。小巷里连个人影都没有；我既然想起了那么些过往的胆怯，便将自己调入了警备状态。我一刻都没忘记，在这样灯光昏暗的巷子里总有意外在窥伺，而这种意外时而也可以是愉悦的，就好像从某个僻静之处直吹脑后的、似属某人却又杳无一人的、那冰凉的一呼。
踟蹰许久之后，我还是心无挂碍地穿过了那条通往约尔丹街的巷子，概因我在凝神思考别的事：我开始琢磨起来，我要如何跟楚丝解释我在“成吉思汗”的经历；我该怎么说才好呢，这些天，除了个名叫塞拉的成功人士（他来自加泰罗尼亚，先是在好莱坞被治愈，后又在“疗养院”里被逼疯），就再没有哪个好事者来观赏我的“中国把戏”，换句话说，看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写作。
我为想不到待会儿要跟楚丝讲什么而忧心忡忡，我从小学开始就老为没做作业而感到问心有愧。我也怕到了饭店波士顿突然告诉我楚丝来不了了，但怎么说呢，总之来的是她，且她其实就是……楚丝。
那我就绕进圈儿里了，绕进了类似《偷天情缘》(3)中的那样一个新的循环；一切周而复始，无情重演。
我眼前已经浮现出了那样的场景，其中我像个倒霉蛋一样傻笑着，对波士顿说：
“你是楚丝，当然了，你一直就是。瞧我蠢的。我早该料到的，真是没长记性。”
* * *
(1)上文引用的故事情节出自法国童话《小拇指》，格林兄弟创作的是情节完全不同的《大拇指》。
(2)美洲原住民语言的一支，阿尔吉克语系下最主要的一个语族。
(3)1993年上映的一部美国喜剧电影。主角不断重复活在土拨鼠日（北美节日，2月2日），在实行过快乐主义，又多次尝试自杀未果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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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乌漆墨黑的约尔丹街向饭店的微光走去，那是整条小路唯一亮着灯的地方。在像瞎子一样确认自己已来到饭店跟前之后，我上了两级台阶（入口处有段门廊），决定从外边查看一下饭店内部。里头满满当当。正当我把脸贴到大窗上定睛细看时，惊见楚丝恰好就坐在玻璃对面。真是她。我在网上见过她的照片。所以没有《偷天情缘》了，啥都没了。楚丝·马丁内兹本人正从店里盯着我的脸，似乎在说：看啥呢？喂，还不进来？在你那破门廊上待够了没？
大概是因为一晚没睡，或者是出于那阵常在的微风的助推，也可能是由于那种错乱感——我在吃晚饭前已经吃过了晚饭——在我体内生出了比两小时前更旺盛的元气，事实是，我越来越难以自控了：那种精神力让我罕见地放肆起来，也向我心中充入了一股意想不到的勇气。
我迈进饭店，顺带跟自己玩起了个游戏，我要以中国人的身份走进这里：不能表现出“一路跋涉终于进了自家大门”的心态，而是要演出“头一回踏进这家店、脑门上写着‘上海’二字”的感觉。想见自己低头走路的样子我还真有点害怕，可我耍得挺高兴，也就放宽心了。我问候了楚丝。亲吻脸颊时，我嘟哝了几句诸如“真好真好，久仰久仰”之类的话。我立时发觉，楚丝可没把我当作中国人看，于是我偷笑起来，更显轻松了，在她对面坐下，游戏结束。可以预见的，这是个满脑子主意的女人；实话说，就像台一刻都停不下来的思维机器。她不缺幽默感，不缺魅力，不缺美貌。当然，她还无比自信。我很乐于看到这点。且我欣喜地证实，我的心境几乎不能再好，尤其是当我坐着的时候。
“听说你以前是个戏剧男高音(1)？”楚丝问道。
“哪儿听来的？”
她成功让我找不着北了。我连戏剧男高音是什么都不甚清楚。这估计是楚丝设计在必要时刻用来杀杀我威风的吧，也或者她想给我提个醒，不管我怎么抗议“成吉思汗”的事（我得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地坐在那儿浪费时间）她都不会放在心上。不过最后还是啥都弄清了；她道，晓得我喜欢麦高芬，就生编了一个，问我戏剧男高音的事只是为了向我表示欢迎。她又说，要是我顺着她的意思胡诌下去，告诉她，是的，我确实当过戏剧男高音，那我们头几分钟的对话就能构成一幕教科书般的麦高芬了。
楚丝开怀大笑。
侍者递来份意餐菜单（可谓萨克森塔餐厅那份的翻版）。我一点没胃口，原因显而易见：我吃撑了。也许我就为什么那晚对吃毫无兴趣辩解得太多了，明明一句话就能开脱的，我却唠叨了一堆。楚丝几乎是为了不用听我解释为何不饿而打断了我。她指了指离我们最近的桌子——所有人齐齐地以不列颠－日耳曼式的冷峻善意和我们打了招呼——正吃着饭的这伙人都是她朋友；就我理解，我们这边一结束她就得加入他们，而在我看来，这再好不过，我就更方便早退了，回到我的“思想小屋”——待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压根儿没能专心思考过，似乎只有在外头我才能真正地思索。
开始的几分钟，我边等着我们的奶油意大利饺子——我们最终决定点上的唯一一道菜（我许久以来首个无忧的晚上眼看就要成为意大利面之夜了）——边和楚丝一同回忆起我们昨天短暂的通话。我们又一次谈起了巴塞罗那，谈起这座城市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恐慌；它的咽喉被各式各样的外界因素掐得越来越紧，尤其是那委实无能的政治阶级的平庸与腐朽。
不记得我们怎么就转到了艺术上；在楚丝看来，这不是美学或品味的问题，而是关乎知识。楚丝道，有些事物能产出知识，另一些则不。我一定在卡塞尔见过一些没什么美感、却能提供知识的东西，不是这样吗？确实，我说，对了，我还注意到，这儿少有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或商业电影导演。嗯，楚丝道，这儿没有神经科学家，倒有生物学家、哲学家和量子物理学家，也就是说，追寻知识的人，活跃在生活中那些不那么实用的领域的充满创造力的人，渴望创造新世界的人。我愿把我想成他们中的一个，这也为我增添了些许自信，从那一刻起，我对她说的每句话都将“创建新世界”奉为教义——我愈发超自然（我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形容词了）的热情更是加深了这种信仰。
我们谈起如此西班牙式的窘境：无法允许没有说明信息的艺术的存在，无法接受文学作品中不对共产主义进行必要的人文主义修饰。楚丝道，西班牙的现实文学还停留在马奈之前，因此她离开了，事实上，她是看不下去了：人们以经济危机为借口，将现实主义的芦苇和泥塘(2)又搬了回来，总是那套，顽固得很，一心要去复制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
我注意到，还真难讲我俩谁更富有激情。如果说我抵达该处时整个人已经相当抖擞，楚丝的活力以及她从任何一点、任何角度都能切入艺术界的热忱又激发出了我身上更大的能量。而在这种相互激励之中——奇怪的是，与她对话时，我感觉就像这辈子一直都在跟她聊天一样——她不知怎的就抛出了一个关于世界的问题，我猜她是想知道我对世界的看法。
这一问戳得我彻底没了方向，当时的我正遐想着困意迟迟不来的诡谲之处，也感受到了与我同行的快悦所激起的紧张。很自然地，它是在警告我，因为在过往的某次巨大的满足以及过度的幸福之中，那是个炎热的午后，我刚在地中海边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大餐，我只觉那一瞬充实盈满而无法复制，以至于想用一场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3)式的自杀——他的死就似戏剧中的一幕——令它成为永恒。仿佛那会儿的我就已明白——我现在是清楚了，可当时尚未领悟——只有最初的浪漫主义才是唯美的、疯狂的、富于想象力的、令人陶醉的、深刻的、独一无二的浪漫主义。事实是，当时的我只想亲手结果自己，好让我永远不会走出那销魂一刻。那醉人的薄暮是如此美妙，也近乎荒唐，因为，仿佛那天中午我没有吞下那些美味佳肴似的，想要自杀的那一瞬我正在啃着一瓤蜜瓜。
“对什么的看法？”
“对这世界。”楚丝道。
她好像对我是比尼奥夫斯基这件事了解得一清二楚，因为她几乎是双手向我奉上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已经啥都不想了，楚丝，啥啥都不想。这世界毁了。”
“真啥都不想？”
“嗯，我感觉自己成了马可·奥勒留，他不是说过么，他不再会对任何事物持有任何意见？”
“那对我呢，你也什么想法都没有？”
我再度意识到，过分活跃的思绪可能又给我挖了个大坑。引用了马可·奥勒留的我这会儿就显得十分可笑。一位先锋作家（我急欲谋求的身份）永远不会举出这样一个例证。还是说恰恰相反？不在一位经典作家面前扭捏纠结不也是件特先锋的事么？况且马可·奥勒留还写下了超越古典与现代的疆界的《沉思录》……
直到她颇有风度地扯到了彼特罗纽斯我才心定了些，她道，这人的形象让她联想起了——再无可挽回的距离也被她生生拽了回来——我的马可·奥勒留。
楚丝称，一天，彼特罗纽斯告诉尼禄，他受够了“这位毫无天赋的乡下诗人”朗诵的那些蹩脚诗歌，受够了“每天看到那圈与他的多米提乌斯血缘极为相称的肚子”。当然，在撂下如此有趣的一段评价之后，彼特罗纽斯自杀了。
是啊，我对楚丝说，一谈到这世界，我真是啥想法都没有了；我累了，都懒得瞧上一眼它多米提留斯家的肚子。是多米提乌斯，楚丝纠正我。嗯，多米提乌斯，我道。随后她便问起我在文献展都看了些什么好玩的。我立时向她报出了赛格尔的“这个变化”，又将它切实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禀告给了她。我不容分辩的口气都令楚丝有点不敢相信了。可我最终还是让她在我的话中看到了真实的闪光：我骗她干吗。于是楚丝更放松了，道，既然我提到了赛格尔，她就愈发能够确定，我们艺术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其他的声音，因为我们许久以来听到的都是已知事物的单调重复，而我们最迫切的需求则是思想的启迪和异质的能量……
“一种impulso(4)。”我连忙补充道。
我活了那么久，还从没如此沉着、自信而愉悦地说过哪句话。我只觉它听着就似一声澄澈的鞭响，在黑夜中愈加嘹亮，邀我们从没有逻辑的小径逃离夜的禁锢。一时间我有种印象，在这些弃绝了逻辑的小路上，“impulso”不再只是一样简单的事物，它既是它所表示的那个物理量，又是一种朴实无华的单方面作用，换言之，它是在我们的字典里孤独地住过一阵的那个稀松平常的动作。要到许多年后牛顿才赋予了它第二个释义，也打开了一扇门，叫有心之人也可以沐浴在这种新概念的光晕里——它与此前人们所认识的“impulso”是如此不同。
* * *
(1)也称瓦格纳男高音或英雄男高音，音色通常厚实饱满，在戏剧性或悲剧性的特定情境中通过声音和表情来显示慷慨激昂的情感。
(2)引自西班牙近代作家、政治家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于十九世纪末创作的同名批判现实小说。
(3)介于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德国作家。1811年，他于柏林万湖先杀死身患癌症的女病友，后自杀。
(4)见50章第三段脚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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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逻辑得改。”楚丝说话还是那么有个性，“要是你这会儿感到，从几小时前就开始策动你的那种不可见的impulso，既不是平凡的‘推’的动作，也不是牛顿所创的概念，那你应当考虑：是‘impulso’的第三种释义侵占了你的身体。”
过了会儿，她又说：
“我不觉得人们跟艺术之间有什么隔阂，跟文化普遍都是如此。有问题的是政治，它不太清楚文化是什么。没钱赚的东西就当它是个添头好了，不是么？这就是我们应当试图扭转的逻辑。如果搞艺术的都是知识分子，那它必然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不仅如此，它还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的我们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一些其他的声音，因为此刻我们听到的仍是那些已听了一辈子的滥调。与我们相称的应是不一样的点子和不一样的力量。去聆听那些新事物的创造者吧，给他们以信任，且告诉他们：‘行吧，虽然我没懂，但我相信你说的，至少它听着不太一样。’得给他们以机会，我说的是那些疯子以及被禁言的人，让他们放手去做。别对他们报以怀疑的眼光、犬儒主义的眼光、‘我啥都知道’的眼光。正是这点导致了我们的失败，叫我们以为一切都已铸就，却忽视了那种可能性，即还存在一种精妙的、复杂的、智慧的，能持续拓展我们边界的艺术。我们必须倾听那些艺术家们，且从没有哪个时刻比现在更显必要。而对政客们则不必这样。你还记得福楼拜的那封信吗？他去宫里觐见皇太子拿破仑，后者却出宫去了。‘我听到他们讨论政治了，’福楼拜写道，‘听见了他们的高谈阔论，真可谓无边无际，一如人类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