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楚丝会在高窗后看着我么？我真觉得她会费心窥探我“化时为空”的尝试（也许这才是我对文献展唯一的、秘密的、真正有价值的贡献）？我真信她已经觉出了我要在这片名为“未耕”的正处腐变中的畛域里过夜，只因我深陷在令人伤怀的世界史（一个不断腐坏的过程）中无法自拔，只想试着逃离过往，去光复天堂的永恒与不朽？她已发现，我把“未耕”视作了天堂，一个很难被任何理智的人所接受的概念？她已从高窗后预感到，我欲将我的生命与这环境融为一体？她是否清楚，依我之见，一个人在时序中只可能做他自己，而在空间里就可以成为另一个人？她是否知道，在我看来，时间给不了我们多大地方，它只会在销魂夺魄的胡同里于我们脑后印上板滞的呼气，而空间则不然，它是如此宽广，遍布着各种可能性，使得逻辑，哪怕是最纯正的逻辑，也永远只能在其中悬浮无依？

我好好复看了一下刚才提出的问题，笑了。我怎会有此等妄想，妄想楚丝正从高窗后用千里眼窥看着我在濒临卡哨尔公园尽头的这个角落过着的安稳而宁静的生活？

微笑在我脸上逗留了许久，直至我看到，那条狗不知第几次地扑向了位于头套蜂巢的雕像旁的那片水塘。这也使我注意到了那个轻柔的、难以断定其来源的声音，它似在给出线索，让我可以破译那片领地中无法理解的、捉摸不定的东西。

捉摸不定的东西？用视线追随着那条狗的同时——它正朝那塑像跑去，像是猜到，思绪翻涌的我只欲冲散那令人不堪忍受的蜂的秩序——我便发现，那阵持续的轻响原是来自那个大水池：一条红色的玩具小船，前一天被哪个孩子扔下的，边在水中摇摆着边发出了声声悲鸣，许是踟蹰着想要加着密地道出这隐秘之所的全部玄机。

那阵声响或许也成了“未耕”秘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我不愿再深究下去了，还是想想提诺·赛格尔的“当艺术像生活一样经过”吧。我们还没发觉么？生活与艺术是携手同行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一如我在“这个变化”中的经历。想到这儿，我颇有兴致地寻思起了那位小狗守护者的所在，他已然消失了，无迹可寻，大概从得知我无意掳走他爱犬的那刻起就又回去埋头工作了。

那条红腿狗像是愈发执迷于那个池子了。在第一缕晨光的襄助下，我专注地望着这片土地（它又是我的了，至少暂时如此），观察着组成这个名为“未耕”的空间——可以说它是不怎么让人舒服的——的迥异元素间的完美和谐。没过多久，我便得出了个结论：于热的这件作品是本届文献展的一个极好的概括。波士顿先前谈起的那件事也助长了这样的论断：于热曾是负责文献展准备工作的“顾问委员会”的一员。他必定因此事先接触了那些展品，且很可能是受了它们的影响才创造出了如此特别的作品，因为他着实坦承过，他在潜移默化中吸收了所有其他艺术家的想法。“遇上那么多进行中的方案会给予你的创作能量。它们能刺激你的头脑。”于热道。

当我听说于热——其幽默感昭然若揭——曾讲过这句话时，我心想：虽说我俩各方面都相去甚远，但文献展也带给了我极其相似的感觉，因为毫无疑问，自从来到卡塞尔，多亏“impulso”的第三个释义以及瑞安·甘德的不可见的微风的间接影响，我从沿途所见的一切中摄取着创造性的力量、一种我这辈子都未曾有过的激情，它甚至让我在惯常伤怀的时刻也没了一丁点颓丧。

卡塞尔将创造力、热忱、理性语言中的短路、邂逅为创建新世界而在不合逻辑中寻找意义的那些片刻与间断时的狂喜一并传染给了我。

也许如此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都得归功于，在卡塞尔，我重拾了我身为“艺术家”的起步阶段、我最美好的回忆，譬如对那些将写作视为宿命之人的崇拜：卡夫卡、马拉美、乔伊斯、米肖……对他们而言，生命从来没法在文学之外孕育，文学就是他们的生命。

波士顿还告诉过我，于热觉得，出任顾问委员会的一员——用他自己的话说——能让他“理解，文献展即是思想的共存，它们不一定都得屈从于理论，不一定都得从人类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

独一无二的地方，值得记念，我定难忘却我心灵的曼德雷；我默念着这些，转而想到，生活与艺术的进行竟是如此同步。那条狗厌倦了水池，来到我的跟前；几分钟里，它与我难分难舍，我俩进而在第一抹天光下一同构成了个悲剧形象，与最著名的斗牛场次中、公牛与斗牛士时而协同拼成的图案相似。奇怪的是，那条狗仿佛与我的感觉产生了共振，它的活力似也在不断地进行有益的扩张。犬类或许不总能懂得作为它们朋友的人类的不同情感间的差异，但它们能与之共情，而此刻，那条红腿小狗无疑和我心有灵犀，它与我共享着我低调的、但从本质上说又十分炽烈的美丽心情。

突然，那看守又出现了，同来的还有另一条狗。只零点几秒，我的西班牙犬就从某种程度上背叛了我：它与他们一起去往了水泥堆场，就像刻意想要离开这里，离开“未耕”的秘史开始的地方。

我也想着要走，可于此之前，我遽然心生出几个疑惑。我走了，可我留在了这儿，我自言自语道（也是娱乐了起来），我走了可我觉得自己留在了这儿：说实在的，在此待了几个小时，我便是这里、这片土地，我便是“未耕”、这个永世不移的地方。我留下了，因为在我曾落脚的此处——谁也不会告诉我是谁，谁也不知道我做过谁——我心中只有平静。也因为天亮得太慢，慢到裂成了小段小段，我太熟悉这无云的雾、儿时敷在我伤口上的热毛巾、我决定从这儿离去就必定要踏上的那条黑黢黢的小路。

对自己说完这些，我走了出去。

当这段美好时光已在身后，我有种感觉，我将清楚地记得我与“未耕”的告别，就像我也清楚地记得那件艺术品——只要我想——爱德华·马奈最让我心仪的一幅画：《酒馆女招待》。

所以艺术，我琢磨着，它正在我们身上发生。

我走了，心里明白，离开那儿本身就是种艺术；我也晓得，当我远离了那片场域的所有，我会时常梦回彼处，梦回“未耕”；通往那里的小径屈折蛇行，一边延伸着，一边映出了某个壮阔的、隐晦的、静谧的空间的轮廓，其中万物，就连我们无法察觉的，也甚为重要：事实上，那儿的一切都未经耕作，事实上，那儿的一切都未经真正的栽种；究其本源——注意，我说的是究其本源——任何行动都还处于待实施的状态。

62

我回到文献展最令我好奇的地方之一、“先锋的最后一季”。我又一次望向了搁着尚未完成的战争画、接着迷你打印机和刻有马蒂努斯·冯·比伯拉赫绝妙的墓志铭的木板的那个画架。我再度启动了施耐德在“快乐”一词下方的按钮上接驳的联动机制，打印机复又吐出了张纸条，可这回上面的内容却与前一天唾到地上的那张有所差别：它讲的是，到了晚上，四下无人，几个戴着波利尼西亚面具的生物便会将此地占据，唱起关于未来的歌谣，今后的六个世纪里，这些歌谣会在一个与现在差异巨大的德国继续传唱下去，可到了那会儿，人们仍会阅读利希滕贝格(1)，尽管只是出于对那个片段的崇敬，其中，作者称，他坚信，若是没有他的作品，“在2773年的德国，晚上六点到七点之间，”人们谈论的将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与我上次走进这间屋子时不同，这回，周围一个人没有。屋里只我一个，因为为时尚早，早到令我意识到，我有足够长的时间可以支配，想必能比上回看到更多。但很快我就有了种印象，这里的一切都还跟前一天一样，因此我很难见到什么与我已经见过的迥然相异的东西。可即便如此，我还是重新探索起了房间内部，万一有啥秘密机关呢，跟这会吐纸卷的小打印机似的。我拉开房里唯一那件家具的抽屉，找到几张黄金铰链（被摆摆样子的电子报警系统保护着的那些）的照片，再就没什么了。在先锋的最后一季里，任何对惊喜与新奇的期待都属一厢情愿。

我正要出去，忽道，是不是该透过屋子正面绿门上的锁孔往外瞧瞧；我也不清楚自己想要瞧见些什么。也许巴斯蒂安·施耐德在那儿布置了某种与杜尚的最后之作《借鉴》（他花了二十年才将它完成）相似的东西呢——若有谁把眼睛凑到卡达克斯那扇旧门上的孔洞前，便能看见那个诡秘的场景：一位女子躺在一张用树枝搭成的床上，两腿张开，性器异位且大敞着，左手则托着盏煤气灯。

我抱着“说不定能见到什么类似之物”的心态将一只眼睛贴上了“先锋的最后一季”的绿门上的锁孔，然而，除了黑暗还是黑暗。我又试了一次，啥都没有。再试了一次，漆黑一片。我转过身来，却见一位与我年纪相仿，身材不高却风韵犹存的女士正冲我微笑着，模样仿佛是莉迪亚·戴维斯与我阿姨安东尼娅的奇妙的结合体。她是美国人，却也不会因此就成了作家莉迪亚·戴维斯，这点我无论如何都可以确定，她真不是戴维斯，因为我和后者在布鲁塞尔一起共进过晚餐。显然，她也不是我的安东尼娅阿姨，因为她的确是从美国来的，尽管也在萨拉戈萨、赫罗纳和贝古尔待过一阵，所以说得一口掺着加泰罗尼亚语词汇的西班牙语。我这窥视癖可让她笑掉大牙了，她道。我们聊了一会儿。她很快表示，她同样对世间万物充满着好奇，只是——她说——没到我这程度。她又说，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中世纪兵器，但也不限于此：她还研究过希伯来哲学，写过关于中国以及印度宗教领袖的文章，还曾是许多画家与作家的朋友（她提了几个名字，我一个都不认识）。

正当我与她作别之际——我要下到卡哨尔公园去继续我的清晨漫步了，从某种角度说也是在寻找（用我的话讲）其他的幸福一刻——她问道，我觉得怎样才算得上是幸福一刻。荒唐的是，我不知该如何作答。我的怡悦状态仍在不断演进，可我真不晓得怎样去解释这种感觉。于是她顺势告诉我，她有次在书上读到，一位在上海教课的英语老师曾向一名中国学生提问，让他讲讲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那学生思虑再三，终于羞红着脸、微笑着说道，他老婆有次到北京去吃了烤鸭，直到回家后还老跟他谈起那次旅行，因此可以说，他老婆吃烤鸭的那一刻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

听到这里，我愈发无语了，只觉十面埋伏。我怎么哪儿都能撞见中国呢？我明明躲着它了。

* * *

(1)18世纪下半叶德国启蒙学者。思想家、讽刺作家、政论家。

63

我到富尔达河边晃了一圈，又去逛了逛那些亲水平台；不知疲倦的德国离休人员很快就将占领此地。

我装作已经退休的样子，并携这种气质走进一家富尔达河景酒吧。点唱机里播放着谢布·马米(1)的《北边的巴黎人》——从法国郊区(2)发出的一声阿拉伯的怒吼。没过多久我便发觉，这台点唱机属于苏珊·席勒的文献展展品“思想是自由的”（Die Gedanken sind frei），一百天展期中播放的一百首流行歌曲一同构成了这个作品。

五台唱机被放置在了卡塞尔的五家酒吧中，我走进的这家就是其中之一。出去时，我愉快得很：我蓦然在河上升起的薄雾里听到了年轻的声音。那是刚从有轨电车上下来的一群阿拉伯姑娘。从她们讲西班牙语时的口音来看，我猜她们隶属于橘园宫旁、卡哨尔公园草坪上的那顶撒哈拉大帐。

我凑上去问了问，果不其然。她们的目的地是“撒哈拉烹饪艺术”（The Art of Sahrawi Cooking），我曾听皮姆谈起过那顶帐篷。如果我没搞错的话，那是由纽约人罗宾·卡恩与一个合作社（后来到酒店我查了，它叫“撒哈拉妇女联盟”，是从西撒哈拉的难民营里诞生的一个组织）共同实现的一件作品。

据皮姆称，在那儿，她们会奉上小杯茶水，而访客们会坐在垫子上，时刻保持一种低声交流的气氛。这顶帐篷既是研究室，也是资料室，关注的是西撒哈拉、被占领土的历史、难民营，以及矗立在摩洛哥南界上的那道耻辱之墙——惊人的是，欧洲人并不知道这个。

我沿富尔达河走了好一阵子。我的手机已经不知多少小时没有一个来电。在卡塞尔，似乎谁都不记得我，谁都不记得这天下午还有我的讲座。波士顿、艾达·艾拉、皮姆……她们怕是都忘了有我这人了吧。这里的雾让我想起了我书中的场景，它们或开始或终结于迷雾之地、鬼魅的曼德雷。这一切都源自我的少年时期；只要哪部影片的开篇中出现了一个神秘而忧郁的家伙，且他行走在一条于雾中伸展、只为通往某个被厄运笼罩的酒吧的荒凉的公路上，那这一情境将自始（至终）让我把眼睛瞪得跟盘子那么大，因为我对这东西实在是太感兴趣了。

富尔达河上氲起的雾气里似有某种能让怪奇故事随时萌生的因子。可要说最为怪奇的事物，我还带在身上，那就是我无懈可击的完美心情。我疲惫地迈着步，时而落脚在睡梦边缘，但我同时也无比激奋，对路遇的一切充满欣赏。

我溜达了好久——可算没转向，得亏有这条河——只觉我肉体上的困顿已成了个绝对事实。就在此刻，我如天意般地想起，我曾决定在我被迫再次坐到那张中国桌后写作时扮成文献展的又一个装置，即我要装睡，我要模仿我的偶像、神奇的贝尼诺的风格：这位那不勒斯圣诞马槽中的牧人对什么事都不闻不问。

此举的目的是让我在工作时间，换言之，必须在公众面前写作的时段，也能得享清静。倘若在别人眼里，我睡得像根木头一样，这定能将可能的参观者们一一吓退：真叫一个舒心。可是，我指望谁来看我呢？根本没谁有心过来偷窥我一下，事实上，我还从没有像在被迫驻在那中餐馆时这样清静、这样乏人关注过。

桌上的一块硬纸牌上的短句会给出关于这个装置的一些线索，叫所有人相信：作家睡了，啥都没想。

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在假装陈说着对梦的信仰。人常言，是这种信仰将沉睡者送到了上帝身边，因为“什么都不思考”这件事本就像联通了支撑世界的神之梦境。

人睡着时

才更接近杜尚

我会亲手把这句句子写在那块将要放在我桌上的纸板上。

决计如此行事的同时，我将富尔达河抛于脑后，穿过公路，向“成吉思汗”餐厅走去。那一刻我有种感觉，装睡对我来说不难，我已经看见自己一沾上那张舒适的红沙发就立马昏睡过去的样子了。我走得挺开心，却有点晃荡，时而跟个僵尸似的。我连自己有没有力气写完那张纸都不敢确定；在那句话里，杜尚替代了上帝的位子。

踏上中餐馆门槛的一刹那，我犹豫了。在门口迟疑越久，感觉就越怪，我对自己说。于是我跨了进去。这回，他们连认都没认出我来，好像谁都没有注意到在那儿工作的作家的到来。也许我的外形该为如此不热情的款待负责。又或者这些天里，我就没做过几件作家该做的事。也可能自从成了比尼奥夫斯基，我的气质就发生了些微变化，大概我太累了，胡子没刮，身上还一股味儿——谁都没法从“未耕”全身而退——这才误导了他们。但事实是，我发觉，他们的态度已经不再只是冷漠了，他们根本就不记得我是那个受邀作家。

“我是比尼奥夫斯基。”我说。

这样的自我介绍当然不会使事情变得简单。

从饭店中央的环形吧台后飘来了个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中国式微笑。

当他们终于愿意记起店里每天白天都有张给我预留的桌子时，他们勉为其难地忍下了所有想象中可能出现的飞来横祸。我写着那块牌子，不过最后时刻我放上了不同于计划的句子：

为笛卡儿

说抱歉

我飞速写下这个，并将纸板放到我的桌上。显然，这句话连句子带意思都是从昆德拉那儿抄来的，据他称，这就是尼采在都灵跟他的马所说的。

半小时后，我虽趴着，意识却仍旧清醒；中文与德语词汇在我脑中交织，它们好似贴得愈来愈近，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戈尔韦湾语）。就在此时，我想起了罗伯特·瓦尔泽的几页掏心的文字，纵使我与他有再多不同，我也愿在上头署上我的大名。1926年的绝美日记里，他谈到了快活的姑娘以及与她们的闲游，这和我在卡塞尔的经历有种极其相似的感觉。

瓦尔泽写道，今天，我散了一小会儿步，就稍许走了走，也没离开多远，挺好；我进了家食品店，见里面有个妞儿挺可爱……这是他的开头，而再往下几行，他动了真情，说，他想表达的是，在这座城市里，他曾有机会结识了几位着实可敬，且十分惹人喜爱的女性。最后他自问，有谁会因为怀有这种仰慕之情而自觉羞愧呢，它向来都是被敬献给那些值得信赖的、满溢着对生活的热爱的人。

那天早上我也心情不错，不过我已经困了太久，有些意识模糊。只一会儿，我便真的睡了过去，以胎儿的姿态蜷在了那把红沙发里，也没为笛卡儿道歉，也没觉得离杜尚大神更近，更别提和姑娘们一起散步了。我睡着了，梦见自己去了卡塞尔，而在一间深红色的中式房间里，我不住探究着“以此为家”的概念，以至幡然醒悟，我找到我的家了——我总盼着在路上、在人生途中找到的那个处所。而在这让我为之踏破铁鞋的亲切的家中，一位陌生人在一块墨绿色的黑板上写下了一系列我未曾见过的符号；那块黑板终又变成了一道嵌在葱形拱中的门，那位陌生人则放慢了速度，在门上刻下一首用未知代数所谱写的诗；透过这段仿似秘语的最后讯息，他以加密编码向我揭示了——太明白了，清晰得吓人——某种极其隐秘的、且直至此时都尚未被我探测到的东西：此地的中国逻辑。

* * *

(1)阿尔及利亚著名歌星。

(2)原词为banlieues，意为“郊区”，在法国常用来代指“贫民窟”。在此指巴黎北部较多外来人口居住的18、19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