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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小时后的酒店里，我对着那英文网页，啥都不懂。是某个领着文献展工资的编辑写的我的演讲综述。谷歌翻译出的版本有些古怪——早有所料——可它还是帮我确信了那个事实：我真的在卡塞尔做了场讲座，不过，有一点倒是不假，根据网上所说的，我讲的好像并不是我之前想要讲的内容，而是跟它有着细微的不同：

加泰罗尼亚作家的讲座活动的任何文学分析都可以只说它证明了一个充满像议会大楼的资源的活动的潜能没有情结，这里一个失眠者对要求短波无线电耳机的极少的听众说话。中期内，可以期待加泰罗尼亚作家从监狱铁条出版他的漫游小说关于卡塞尔的行走和中国的家和他对破坏的微风的声名狼藉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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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未耕”里，人不知自己脚下是否踩着艺术，也不知周围的一切是真实还是想象，在我踏出议会大楼、与聚在门口的整个策展团队成员一一作别时，我也从楚丝处得知，回程时她们安排了出租车送我去法兰克福机场，这样我就不用再去乘坐那辆来时的火车了。

我和策展团队的所有人都道了别，特别拥抱了波士顿，还有一个礼拜她就要去伦敦生活了，只希望在某时某地还能与我相见。她说，保不齐那是跟麦高芬夫妇共进晚餐呢，那将是个迷雾之夜，而那雾啊——她微笑着——我一直指望着某天能在伦敦碰见……

出租车会在明晨七点过来接我，时间有点早，所以阿尔卡，此行的总负责人，会独自代表文献展前来送行。我立时瞅了眼克罗地亚人，她当场笑了，且她似乎很高兴别人能够提到她的名字，虽说她也不像是明白我们在讲些什么。

过了几分钟，再见都说完了，我漫无目的地在卡塞尔市中心游荡起来。一切都结束了，距离第二天早上出租车来还有好几个小时。最理想的当然是即刻离开此地。经过一个钟头的流浪，我意外拐上了国王大街，便决定将方向固定下来，朝着格洛丽亚影院前行；我又一次憧憬起它不合潮流的放映厅和在“老派”上不遑多让的售票处，它们如此让我贪恋过往。我在那儿久久伫立，就跟被催眠了一样。它与我童年时的社区影院是这样相像。可要说起它的正脸之所以那么吸引我的原因，我心想，就算找上几个世纪我也是没法准确找到的吧。

我还在那儿如梦似幻着，冷不防被吓了一跳，海报箱里的灯给人关了，只见一个站到扶梯上的男人正开始把排片表上的字母换成第二天的。我在一旁等着，直到能把它念出来：《上海》，由米凯尔·哈弗斯特罗姆执导。一个中国片名对上了个——要是我没搞错的话——北欧的、很可能是瑞典的导演。

我又待了一会儿，儿时的一段记忆飞了回来：某部电影看到一半，我听见一声钟声，我便想，这声音是片子里的还是来自外边本区教堂的钟塔。

随后我便走了，迈出了格洛丽亚影院的大堂，就跟没事一样；其实心中却倍感惆怅。我只觉自己在远离某种与我血脉相连的东西，但我还是走了，开始以相反的方向重新轧过先前上行的路。我终于有些累了，在对霍斯特·霍海赛尔的喷泉复制品注目良久之后，我坐在了弗里德里希广场一家咖啡店的露天座椅上。我打了个电话给巴塞罗那，说第二天会有出租车来接我，而当一切终结，我对自己说，剩下的，就是最沉重的归途了。

可有样东西却一点都没有要完结的意思。很快我便发现，真不敢相信，那是我满溢着创造力的热力四射的精神状态。我坐在咖啡店的椅子上——广阔的公共空间内属于我的那个警戒位置——忽觉这个傍晚的一切，上佳、绝妙、极好……形容词不够了。太阳虽已开始撤离，依旧晕出了些许光芒。街巷以人们的喧闹播撒着一种会传染的快乐。一阵和煦的轻风吹拂着广场中的树叶。我眼前扫过的绝大多数事物被我一一爱上，近乎一见钟情。不过，这点确实，我把轻蔑的眼神留给了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似想让他们明白，不停下来看看这绝美的风景简直不可理解。

我在那露天座位上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思索着我几年前就在思索的那些问题，只是可能想得更复杂了，也比之前有了更多希冀。我问自己，觉得那股强大的生命力会在我心中住到何时，此外，人类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要在文学上赋予欢乐、活着的喜悦以及对所见之物的欣喜以价值竟变得如此不易。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便是回酒店的时候了。我对艺术本身有了段思考，总觉得，说到底，它就在那儿，就在空中，悬浮于那个时刻，悬停在生活之中，后者如轻风一样经过，而经过的还有艺术。

我沿国王大街上行，一路思忖着，为何荣耀的时刻总是预告着危难与不幸。

天色已晚，我骤然发现，四周一片黑暗。

猝然袭来的无助感。仿若一个小小的颤音拨乱了白天欢腾的乐律，我的心情也以最极端的方式来了个急转。

还在前往黑森兰德路上的我停下脚步，从晦暗中凝望着大地、大气与天空。我忆起了死者们——我曾经熟悉、爱过，且已去世了的人们，又想到，我们活人也独有一条漆黑的小径可走，它通往的是坑穴，是尘土，除坟墓之外没有别的路通往另一个世界，而生命中的所有奇迹，可爱的色彩、那些日子里的魅惑与欢愉、熟悉的屋子、难忘的光阴、甜蜜而柔美的路途、宏大或微小的艺术的珍奇，都在逐渐湮灭、消亡，一切都是遗忘，连高挂着的太阳和最美好的情感也难逃一死，而与之同往的还有哭泣的人们的眼睛……天真的黑了。我躲进酒店，遁入客房，走上阳台，最后一次向塞格尔看不见的黑屋问了声好；我回到房内——它连思想小屋的功能都未曾拥有。

一小时后，我坐在屋里那把简朴的椅子上，行李装好了，万事齐备，可以即刻启程，只是还有那么多个钟头要等。电脑已经塞进了套子。我像块石头一样倒在椅子上。倒在地狱里。不可见的力、那阵微风的加持，也似来到了终点。我看向那个因我而生的黑洞，它映出了我的脸。就似我的大脑正漂泊在一块没有愉逸的地界、没有欢笑的疆域。我想回到那个世界，即便它倾覆已久，然而这也并非我力所能及之事。我已被困在比尼奥夫斯基体内；他诞生于我，遭受着我面具的戕害，因而不可能再对那世界持有任何意见。我只觉我生命中的所有公理皆为假象。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幻景。不可见的力已烟消云散。

我在椅子上坐了一晚，基本没动。我怀想着所有那些死者，那些曾于某日和我结识，又以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坦然离开了的人们。我在那没有欢愉的迷雾之地——我已堕入其中——度过了那一夜。我猜想，此时的种种怕是要永远赖着不走了。可当太阳升起，一切都变了，最初只是轻微地，之后，变化来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烈。

出租司机是七点整到的。我下了楼，拖着箱子、提着电脑。果不其然，阿尔卡不在大堂，想必是没设闹钟；对她来说，这个点显然太早。眼前的天气可谓上佳、绝妙、极好。悄悄地、慢慢地，黑色出租车在这会儿尚显空旷的街道上溜动起来。一时间，我特怕迎头撞见青年卡塞尔倚着粗糙的石墙、为欧洲的终结而无声抽噎着的景象。

但是没有。卡塞尔也像某天我曾爱过的死者那样安然消失了。

司机是个中国人。我得感谢策展团队最后时刻的周到。连那顶红星鸭舌帽都有着它特殊的含义；注意到它的同时，我也明白了，我再次回到了光明与快乐的领地。

艺术，它真是件正在发生的事，就在那一刻的我的身上。世界又一次现出了未经垦殖的样子，被一股不可见的力推动着。一切那么轻松，那么值得去赞颂，双眼没法停下。我心想，早晨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