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下旬的正午，暑热尚未褪去，可随着某日清晨第一株枯萎植物出现，秋意越来越浓。太阳升上地平线，驱散了笼罩着山谷的薄雾。白昼来临，雾气散尽，一队队雪雁正沿着古老的迁徙路线向南飞去。在碧空的映衬下，它们宛如条条灰线，掩映在羽毛状的缕缕白云之中，几乎难觅影踪；唯有在大地屏住呼吸之时，人们才会听到它们令人难以忘怀的叫声。随微风摇曳的棉白杨闪耀着黄色的光芒。河边的草地上，成群的红翅黑鹂如轻烟一般，上下翻飞。就在一个礼拜前，它们还各自栖息在芦苇之上，可它们的某种本性，抑或是自然界的某种特质却提醒着它们：放弃独来独往的生活习惯。现在，它们成群结队，快速掠过成片的草地与树木。三四只草地鹨沿着路边排成一列，轻快地在开满了花朵的麒麟草的草梗与须芒草的草丛中飞来飞去。它们唧啾叫着，仿佛在对彼此说：“再见！回头见！”经过河南边的小路时，加诺威觉得，这些鸟儿就像是他的好伙伴。

驾车前往一位新病人家中的时候，加诺威想，鸟类间的交流奇异、美妙、神秘。这倒提醒了他：活着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可最近，他有时却会忘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比今天更加宝贵。”哲人歌德曾经写下这么一句话，可这也是加诺威不会说出口的一个想法。战争远在天边，却也近在眼前。甚至在这里，人们也变得很奇怪，连邻里之间也不再肯定是否能够彼此信任。一排排张贴在店面前的海报提醒着每一个人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若你已经报名参军，请确保你的朋友也报了名。”“真正的美国人都会买战争债券，你也买了吗？”爱国主义似乎成了大街上唯一安全的话题。甚至连学校也不能幸免。教育部已经发表声明，称“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以及牺牲精神”应成为小学生重点学习的课题。在这样一个人心惶惶的时期，教育的重中之重已不再是教人们明事理、辨是非了。

他曾希望能够成功的战时图书馆基金项目甚至尚未启动便已经胎死腹中。“那可不行”一度成了人们当时最常用的一句流行语。除非他们能确保不采购任何德语书，否则大多数镇民都不愿意捐钱。欧文斯公开谴责德语是“一种传播独裁、暴行以及仇恨观念的语言”，并声称，一旦资金从斯图尔特流出，就没有办法保证那些负责人不会买一些宣扬亲德观点的书籍了。麦格恩干脆和顽固不化的欧文斯结成联盟，一起浇灭了镇上其他居民好不容易被激起的热情。

加诺威觉得，如今的反德情绪太过高涨了。仿佛人性中所有的仇恨与焦虑找到了归宿，真相是什么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有所有人都相信什么。即使人们表面上继续过着正常的生活，可整个镇子早已被恐惧麻痹。战时菜园很可靠，战争债券同样如此，但是，如果无法证明某件事物完全不受克罗格店铺里那个女人所谓的“德国皇帝的影响”，镇上就没有人会给予支持。

可今天，那些鸟儿让他想到了美。清晨驾车南下出镇时，他觉得心情轻松了许多。他的一天始于保尔森家打来的一通电话。打电话的时候，阿曼达·保尔森听起来很害怕，但加诺威早就习惯了为病人们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而不被他们的恐惧传染。他并不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刚入秋，还远未到疾病高发的季节。他注意到，病毒似乎还在等待严寒来临，伺机暴发。甚至连他的生意也被欧洲的战争改变了。战争在这里，在他家乡的人民中引起了一场震动，一种新的坚忍精神已经站稳了脚跟，没有人愿意承认病了或者受伤了，暴露自己的软弱。打电话来寻求医疗帮助的人越来越少。就在上个礼拜，阿特金森有一名被割草机割伤脚的男子，因为不愿意告诉医生病情而差一点死掉。他想做一个良民，一个从不占用士兵补给的美国人，结果就是一条腿膝盖以下生了坏疽，全部被截掉了。同样的情绪也可以解释阿曼达·保尔森为什么会等了这么久才打电话为丈夫求医，可是，加诺威并不认识这对夫妇，所以他也不确定自己的猜测是否准确。

拂晓时分，阿曼达打来电话时，加诺威还在睡觉，她在电话中悄声说道：“他从来不生病的。”他站在门厅里，听她小声说着话，听出了她语气里的内疚与恐惧，他的思绪则飘到了他赤裸的双脚下那冷冰冰的地板上。他计算着自己驾马车到保尔森家要花多长时间，与此同时，他也安慰着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觉得我电话打得太晚了，医生。”她的声音有些嘶哑，充满了恐惧。

“我会尽快赶过去的。”他说，他声音很低沉，安慰着电话那一头的人，“尽快。”

马车驶离主路，驶向保尔森家的牧场时，他注意到，没有炊烟从山顶那栋房子的烟囱冒出来，就在那时候，他第一次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秋日里，天气还算暖和，加诺威想，即使他们没有给屋子供暖，但总得生火做饭吧。一群椋鸟从牛圈里飞了出来，悄无声息地落在了通往阿曼达家的电话线上。他驾着车从它们下面经过，觉得自己像是暴露在了它们的视线中，被监视着。焦躁不安的牛群一直叫个不停，马儿踢着马房的墙，发出了砰砰的声响，由此，他意识到，家中的主人还没来得及干杂活儿。这地方看起来出奇地冷清，院子里连一只鸡都没有，屋子后面的孵化室的大门紧闭着。加诺威知道，不管这里遭到了什么样的疾病的攻击，一定是发生在夜间小鸡回窝、鸡舍被锁起来之后。他推测，疾病一定来得又急又猛。他琢磨着屋子里可能发生过的事情。他弟弟曾给他写过一些信，信中谈到了在堪萨斯的赖利堡出现的一种疾病，不过他没想到它已经传播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因此，他并未回忆起信中的内容，至少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回想起来。

他刹住马车，慢慢地从马车上走了下来。穿过院子的时候，他有些希望有人能走出屋子来迎接他。窗子遮上了窗帘，如同空洞的眼睛。他敲了敲门，敲了两次，却无人应答，于是他便自己走进屋子里。

“有人吗？”他在漆黑一片的屋子里喊了一声，“我是加诺威医生。保尔森夫人，你在吗？”房子里弥漫着樟脑和人的粪便的味道，通常，这种甜腻且刺鼻的特殊味道会在病人的家中久散不去。他摸黑走到了房间中央的那张桌子前，借着窗外的昏暗光线，他看见厨房的地板上有一个黑乎乎的身影，有呼噜声从那人的体内传出，听起来肺部充满了痰液。他向前一步，拉开窗帘，让光线射进屋内。一开始，他以为出了些什么差错。躺在地上的是一个黑人，并不是他以为的某个挪威人。他的身后传来了一阵沙沙声，吓了他一跳，他转过身去，看见了阿曼达·保尔森倚在门框上，脸上紧紧地裹着一块布。她试着说话，可她的努力却化作了一阵猛烈的咳嗽。她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无助地挥挥手，让医生继续工作。

加诺威在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找到了一盏灯。他拿着一根削尖了的长木棍来到炉子前，用木棍戳了戳炉子里的煤，直到火花闪出，炉火燃烧起来。他用木棍末端摇曳不定的火焰点燃了那盏灯。在忽隐忽现的灯光中，眼前的景象吓得他差点喘不过气来。现在他看清楚了，地上躺着的是劳埃德·保尔森，可他从未见过劳埃德身上出现的那种症状——他的颧骨上长了许多红褐色的斑点，斑点向外扩散，整张脸都变黑了。起初，加诺威推测，是剧烈的咳嗽导致了皮下血管破裂，可细致观察后，他发现，眼下的情况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那个男人耳根周围的斑点是发绀[1]导致的，嘴唇也因为缺氧而发青。他张着嘴巴，每喘一口粗气呼吸，身子都会剧烈颤抖。

加诺威跪在他身旁，打开了自己的小背包。突然间，那男人开始胡乱地挥舞双手，仿佛想要用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抓住他肺部急需的空气。听到他胸口发出的汩汩声，阿曼达从另一个房间里走了进来，可她自己也很虚弱，只得弯下腰来。她也患了那种奇怪的病——加诺威从她青黑色的眼圈就能诊断出来。劳埃德抓着医生的一只胳膊，试图坐起来。加诺威熟练地握紧劳埃德的双手，柔声对他说着话。如果救治不了，他便会安慰病人。劳埃德向后倒了下去，他的头重重地摔在了坚硬的木地板上。听到声音后，阿曼达面部抽搐了一下，可她虚弱得没有一丝力气来到丈夫跟前，只能靠在门上，看着他吃力地咽下最后一口气。接下来，加诺威将注意力转向了阿曼达。他往她的胸口上抹了一点药膏，拿来一条毯子裹住她，直到她停止了颤抖。他用毯子在她的床周围搭了个“帐篷”，又在地板上放了一壶加了薄荷醇和桉叶油的沸水，希望能帮助她呼吸。他顺着她的胳膊揉到肩膀处，一直揉到她的皮肤变成粉红色，可几个小时后，她也死了。

劳埃德·保尔森三十五岁；阿曼达二十八岁，已经有了八个月身孕，怀的是他俩的第一个孩子。加诺威仅仅见过这对夫妇，他从来没有给他们治过病，不过他知道阿曼达怀孕了——甚至在她的肚子还没有鼓起来的时候，她的脸上便已显出孕妇特有的红润。劳埃德的个头很大，像他养的那些公牛一样强壮。他身体健康硬朗，很能吃苦耐劳，要是他大笑起来，你从一个街区之外都能听见他的笑声。加诺威觉得，他们不是那种会轻易死掉的人，可眼前所见让他困惑不已。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愿好心的上帝原谅他的所作所为：他将劳埃德·保尔森的双臂交叉，叠放在胸前，然后轻轻地帮他合上了双眼，这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兴奋。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学到非常重要、非常震撼的一课了。他因为期待和恐惧而感到一阵刺痛，他曾在第一次解剖尸体、第一次用显微镜的时候有过同样的刺痛感，就好像是他跨过一扇门，进入了某个可以揭开谜团、给出答案的地方。

一回到家，他便立即给弟弟写了信。拉克·加诺威驻扎在堪萨斯赖利堡的卫生官员训练营中。春天的时候，拉克曾发信提及了一个他认识的、来自堪萨斯西部的医生的消息。洛林·迈纳在堪萨斯的哈斯克尔县执业，性格与埃德和拉克非常相似。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为荣。跟大多数医生一样，迈纳也见过很多流感病例，可是，从1918年的1月底到2月初，他的一些病人却表现出了异常严重的症状来：这种流感能快速、迅猛地侵袭病人全身。“我有一些病人，他们原本身强体健的，也病倒了，就像中枪了一样。”他曾告诉拉克。应接不暇的病人令迈纳精疲力竭，他开始在自己的马车上睡觉，让马儿拉着他回家。（拉克讽刺地评论道，在汽车变得便宜、易购的时代，乡村医生却仍然坚持使用轻便马车，图的就是这种奢侈享受。）

可是，晚春时节，这种疾病消失了。到现在，他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他把保尔森一家的奇怪病例告诉了弟弟，还提到了年初迈纳的那份报告。拉克回信时写道，是的，这听起来有些像他们那边出现的那种奇怪的疾病，他们也开始注意到了这种疾病，不过他只是在描述训练营里的情况时提了一下，就像是一种附加说明一样，并没有过多担心：

你看看，他们在盖楼的时候只用了经过部分加工的木料。墙上的裂缝太大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拳头塞进裂缝里去，所以你可以想象，晚上会有多少蚊子从裂缝里进入房间。为了在严寒袭来之前补好裂缝，营地里派了一些士兵去完成这项工作，他们用报纸、油布，以及他们从芬斯顿军营沿路捡来的废弃木料，将屋子里面有裂缝的地方糊住。这样可以阻挡最猛烈的风，但挡不住蚊子，也挡不住肺炎。我不知道，这种新型疾病的肆虐，是不是跟我们营地的居住条件太差有关系，可是，一定有什么让它像野火燎原一样传遍了营地。你要是在这里，你可能会过得很开心，毕竟你对研究疾病非常感兴趣。我必须说，这种疾病似乎超乎寻常地致命。你说得对，它确实让我想到了迈纳跟我讲的那些事。通常情况下，流感致死是通过慢性细菌性肺炎，可这种疾病似乎可以直接攻击肺部。病人的双肺几乎像是被烧焦了一样。在学校时，经常被称作“人体头号杀手”的肺炎，而今，正在这里流行开来。

加诺威把那封信读了六遍，每重读一次，那种熟悉的遗憾与羞愧就会减淡一分：他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落在了拉克的后面。拉克是他的弟弟，比他只小不到一岁，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国家将要卷入战争的前几个月，他便加入了军队。两兄弟都觉得，当一名军医既可以履行公民的义务，又可以到处漫游，这样的结合再好不过了。虽然拉克最终只是在堪萨斯驻扎下来，可他一直都有可能跟随军队去更远的地方。

加诺威知道，他在桑德希尔兹边缘的这个小镇上做着自己的分内之事，可是，在他的弟弟从军以后，他觉得仿佛这个世界突然间充满了可能性——他真的可以考虑战争中的那些可能性吗？他有些不能自持。他确实考虑了。他觉得别处正在发生些什么，而自己却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他并未披上戎装出征，与此同时，那封信也在提醒他，他正在错过某个最令人兴奋的机会，那个机会与最新的科学发现有关。

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觉得自己既是科学家，又是医生——他相信，如果通过观察，得出了某些合理的假设，紧接着，又根据这些合理的假设，产生了对某种事物的认识，那么这个事物就可以被了解。科学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我能了解些什么”以及“我该如何了解它”。一个人必须近距离接触某种事物，才能去观察它。有时候，他看着自己周围的乡间风景，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出现在他与地平线之间，于是他觉得，他所需的那种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然而，这世界似乎越变越小了，或者说，事物之间的距离被越拉越近了，全拜这场战争所赐。加诺威可以感觉得到，事情一直处在变化之中。他对事物的了解以及他了解事物的方法即将突破自己最狂野的想象。是的，战争便意味着可能性。

如今，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1]发绀是指血液中去氧血红蛋白增多使皮肤和黏膜呈青紫色改变的一种表现，也可称为紫绀。这种改变常发生在皮肤较薄、色素较少和毛细血管较丰富的部位，如唇、指（趾）、甲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