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的某个夏夜，我和父母乘坐的火车奔向新斯科舍的东尽头。“阿莱克斯，你随时都可能看到了，”父亲兴奋地说，“注意窗外，随时可能出现。”

这时父亲站在过道里，左手撑着头顶的行李架，人斜在我和母亲的上方，母亲坐在靠窗的座位。他的右手抓着我的右手，每次我抬头，总是先望见一块弧形的白幕，那是父亲衬衫的前襟，然后又见到父亲精致的五官，他眼睛的蓝，还有他卷曲的红头发。他很高大，看上去像个运动员。父亲这年四十五岁。

“哎，安格斯，坐下，”母亲说道，话里交织着耐心和恼怒，“他不一会儿就会见着的。我们马上到了。你坐下好吗？大家都在看你。”

在车垫的绿色面料上，我的左手和母亲的右手放在一起。母亲有褐色的眼睛和褐色的头发，比父亲小三岁。她长得很好看，相片常出现在蒙特利尔报纸的“名流”版面。我们就住在蒙特利尔。

“就在那儿，”父亲像得了胜利般大吼，“看，阿莱克斯，那就是布雷顿角！”他把左手从行李架上放下来，手臂横在我们面前，指向坎索海峡的那一片蔚蓝。小小渔舟的上方，海鸥悬停在空中，山峰因为满是冷杉、云杉，呈暗绿色，像是浴水而出一般，袅袅的雾气垂在左右，如同新打开的包裹边上弃掷的绸带。

火车突然踉跄，父亲几乎失去了平衡，就把手很快放回到行李架上。我的右手被他握得太紧，几乎有些疼，我能感觉手指在父亲掌中都快麻木了。我想跟父亲提一下，但怎么说都觉得不礼貌，我知道他弄疼我也不是故意的。

“是，就在那儿，”母亲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现在你可以像大家一样坐下了。”

父亲照做了，但抓我手的力道依然极为凶狠。“拿去。”母亲从我头顶递给他一张面纸，语气不算严厉。父亲静静地接过去，便让我想起他收在蒙特利尔家中的小提琴唱片。母亲不喜欢那些唱片，说听起来都一样，所以他只等母亲出门、家里剩下我俩的时候听。那些时光就好比是在教堂，很庄重，很严肃，很哀伤，我不该说话，但除了说话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特别是父亲落泪的时候。

现在火车已准备好乘船过海峡了。父亲松开我的手，开始收拾行李，因为我们到岸之后还要换火车。收拾完了，我们一起上了渡船甲板，眼见呜咽的船声行过平和的水面，将其宁静都搅碎了，抛进船后那翻腾的纷乱白浪中。

父亲又回到火车里，重新出来的时候拿着一个芝士三明治，是我刚刚没吃的。我们就一起去了渡船的船尾，那里很多人正把食物扔给跟了我们一路、正喧嚣着给我们护航的海鸥。海鸥是世上我见过最白的东西，白过家里的床单，白过那只粉红色眼睛、已经死去的兔子和冬天的第一场雪。我想，海鸥既已如此之美，总觉得可以再讲一些礼仪，更有教养一些。有一只斑驳的棕色海鸥，低低地飞在嘈杂队伍的左侧，感觉它动作僵硬，很不自在。当它想要冒险深入鸥群的密集处，它的同伴就会嘶叫起来，啄它，把它赶开。我们三人都想把掰下的芝士三明治抛给它，或者抛在它正前方的水面上。它实在太过寂寞了，只有自己孤单一个。

到了对岸我们便要换火车了。有辆火车伴着咔嚓声缓缓驶过，一个金发男子单手挂在火车上，另一只手抓着个瓶子在喝酒。我觉得这主意挺好，就请父亲给我买汽水。他说等会儿会买的，却很奇怪地窘迫起来。我们横穿铁轨去我们自己火车的时候，那个年轻的金发男子开始唱：“从前有个印第安姑娘……”他唱的不是文明的版本，而是我和朋友从六年级的大孩子那里学来的下流版。不知什么原因，我之前从没想过成年人也会唱这首歌。父母都走得很快，几乎是拎着我的手把我拽过这些惹人烦扰的铁轨。我们的脸都通红，都假装听不到那渐远的歌声。

我们在另一辆火车上坐下，这时我发觉母亲非常生气。“十年了，”母亲忿忿责问父亲，“我在蒙特利尔教育了这孩子十年，他从来没见到过大人就着瓶子喝酒，也从没听到过那样的语言。我们到了这儿还没有五分钟，他就都见到听到了。”她都快要哭了。

“别放在心上，玛丽，”父亲安慰她，“他不懂的。没事儿。”

“怎么没事儿？”母亲激动地说，“太有事儿了。多下流，多肮脏，我肯定是脑子坏了才答应你出这趟门。最好我们明天就回家。”

火车动了，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沿着海岸哐啷前行。小船上有渔民淳厚地朝我们挥手，于是我也朝他们挥了挥手。之后，见到煤矿在地面划开很多黑色的裂缝，就像在山绿海蓝上结的伤疤。我在想，我的亲戚是否就在这些矿下干活。

这列火车比上一列慢多了，感觉每五分钟就得停一下。有些人在聊天，虽然我知道他们说的是盖尔语，但内容我听不懂。另一些人瘫坐在椅子里，其中几个打瞌睡腿还横在过道中。过道的远端，两个空瓶没休止地来回滚动，彼此碰撞，还撞在座位的金属椅脚上。车厢左右晃荡，吱呀作响。

车站不大，是褐色的。它前面有木质站台，照明靠高高的杆子上投下的灯光。灯上撞去成群结队想求死的飞蛾和六月虫。灯下有一小簇一小簇穿暗色衣服的人，在那里聊天、嚼烟草；还有些衣衫褴褛的男孩，大概跟我同龄，三两凑堆，倚在破旧的自行车上，等着一捆捆报纸砸到他们双脚前面。

两个高大的男人从他们那堆人中脱身出来，走向我们。我知道他俩都是我的叔叔，虽然之前我只见过年轻的那个。我一年级的时候，他到我家住过一阵，曾和我在地板上摔跤，家里没人的时候还喜欢放小提琴唱片听。有一天突然他就一去不返了，只留存在母亲的话里，有时是一句不带色彩的“就是你兄弟在这儿的那一年”，有时则是更有所指的“就是你那个整天醉酒的兄弟在这儿的那一年”。

此时两人都很有礼貌。他们和父亲握手，说：“安吉，你好。”接着又取下帽子，跟我母亲问好。然后两人又都把我举了起来。年轻的那个问我是否还记得他，我说“记得”，他大笑着把我放下。接着两位叔叔又帮我们把行李搬到出租车上。我们的车沿着一条崎岖的街道和向上的山路蹦跳着前行，一阵颠簸之后，终于在一幢阴暗的大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们下车进了屋。

虽然是夏天，却有很多人围在厨房一个烧炭的大炉子旁边。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都起身来握手，女人还会拥抱我的母亲。接着我又被领到爷爷奶奶跟前，我之前没有见过他们。奶奶个子很高，头发白得好比下午的海鸥，眼睛蓝得好比海鸥飞过的大海。她黑色的长裙外还罩着格子图案的围裙，她用强壮的双手把我举起来，让我可以亲吻她，也可以平视她的眼睛。奶奶身上有肥皂水和热面包卷的味道。她问我喜不喜欢住在蒙特利尔。我从来没在其他地方住过，只好说我觉得还行。

爷爷身材不高，很粗壮，手特别大。他的眼睛是褐色的，曾经的红头发现在也几乎全变白了，眉毛和鼻毛倒还是红的。他的髭须让我想到学校里的海象图片；他现在就在嚼把胡须下方染成棕色的烟草，把嚼出来的汁吐在椅子旁边的煤筐里。他穿了一件蓝色的格子呢衬衫，褐色的裤子靠厚重的背带吊着。他也把我举了起来，尽管没有亲我。爷爷身上则有肥皂水、烟草和皮革的味道。他问我火车上有没有见着我喜欢的姑娘。我说“没有”，他大笑着把我放回到地板上。

这时更晚了，谈天声已沉寂下去，大家一个个步入门外的暗夜中，直到只剩下我们三个和爷爷奶奶。又过了一会儿，奶奶和母亲上楼最后确定如何过夜。爷爷把朗姆酒、热水和糖混进两个杯子里，一杯给了父亲。虽然我十岁了，他还是让我坐到他的大腿上，还让我从他的杯子里抿酒喝。他和蒙特利尔的吉尔伯特外公很不一样。吉尔伯特外公穿白衬衫、深色西服和马夹，胸前还横着金表的链条。

“你回趟家还真久啊，”他跟父亲说，“要是你进那扇门有我想到你那么勤，铰链我都得换多少回了。”

“我知道，我努力过，一直想回来的，可在蒙特利尔不太一样，你知道的。”

“是啊，我猜也是。我只是没料到会变成这样。感觉你们离得好远，我们又老得好快，对长子心里又总是不一样的。我琢磨着我们家里有些人没上过学也未必是坏事。要把自己交给亲家，我是不行的。”

“请别刚到家又得争这事，”父亲说，有点生气，“我没有把自己交给任何人，你心里也明白。我是个律师，只不过跟另外一个律师合伙，而他又正好是我的岳父，仅此而已。”

“好，仅此而已，”爷爷说道，又让我抿了一口他杯里的酒，“行，换个话题，你结婚十一年了，就这一个吗？”

父亲脸红了，就跟我们听到那年轻人唱歌的时候一样。他的火气上来了：“你自己清楚你根本没换话题。我知道你在暗示什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知道？”爷爷问道，声音不大，“我还以为蒙特利尔不一样呢。”

奶奶和母亲下楼，正好我又在抿酒。“哎，安格斯，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啊？”母亲吼着就朝我们冲来，要保护我似的。

“玛丽，别这样！”父亲几乎有些挣扎地说道，“这没关系。”

爷爷很快站起身来，把我放到他刚刚空出来的座位上，将那杯饱受争议的酒一干而尽，又到洗碗池把杯子洗了：“行了，到工人阶级睡觉的时候了。大家晚安。”他上楼脚步很重，靴子砸在地板上的声音我们听得真切。

“我照顾他睡觉，玛丽，”父亲的头朝我这边点了点，“我知道他睡在哪儿。你也去睡吧，你很累了。”

“是，那好吧，”母亲很温柔地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让他不开心的。晚安。”她亲了我一下，又亲了奶奶，接着她的脚步声就静静地消失在楼梯那头。

“对不起，妈，她那句话并不是听上去的那个意思。”父亲说。

“我明白。这里跟她习惯的太不一样。我们岁数也大了，在不顺的时候重新振作也不像以前了。他今年七十六，在矿上有些顶不住，他觉得要完成自己的那份活比以往都要辛苦。几个孩子都跟他去干过活，他告诉我，他觉得是孩子替他扛着，就因为他是他们的爹。以前你和阿莱克斯跟着去的时候他从来没这么觉得，当然了，那时你们都年轻得多了。尽管如此，他一直觉得你们高中毕业还没上大学那会儿多好啊，所以他想你们总归会回到他身边的。”

“可妈，怎么可能永远像那时候一样？我那时二十，阿莱克斯十九，他那时也才五十出头。我俩都想上大学，好拥有另一种人生。他借给我们的钱我们也都还给他了，那时他好像也赞同我们去读书。”

“他那时不知道会变成这样。我也不知道。你把钱还给他的时候，就好像这跟他原来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另一种人生，又是什么呢？一个成了我们从来见不着的律师，一个成了医生，二十七岁自杀了。丢了，我们是把你们俩都弄丢了。相比之下，安德鲁还离我们更近些，而他是埋在海下两公里的乱石中啊，他从来没见过大学的门。”

“啊，本该也见见他的，”父亲说，话里满是苦涩，“他们都该见到的，而不是被剥削利用，整天在海底掘地洞，或者成了醉鬼，连掘地洞都不够格。”

“我有个醉鬼，”奶奶说，站在那儿看上去很是高大，“被赶出了我蒙特利尔律师儿子的家。”

“可我对他真的是无能为力啊妈，在那边不一样。你要是那副样子你就不可能——你就——哦天哪，我也不知道。要是我只是一个人的话，他可以永远待在那里。”

“我知道，”奶奶的语气突然很温和，把手放在父亲肩上，“不是怪你。但真要说永远待着，我们好像只能待在这里。我们已经是待在这里的第七代人了。归根结底，除了‘待着’，还有什么呢？我有三个孩子出生时夭折了，我带大了八个儿子。有一个成了律师；有一个当了医生，自杀了；有一个挖煤死在了海底；有一个是酒鬼；还有四个，都像他们的老爹一样还在挖煤，我现在所能依靠的也就是这四个人了。现在是这四个人扛着你的父亲——因为你父亲需要人扛了，是这四个人扛着那个醉鬼，是这四个人挖了两天就为了找安德鲁，也是这四个人，让我能在晚年有三十个孙子孙女。”

“我知道，妈，”父亲说，“你说的我都知道，我也都能理解。只不过，这么说吧，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不能继续生活在一个宗族系统中了。我们想要见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家庭之外的东西。我们只是想生活在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奶奶张开手掌，都快把她的围裙盖起来了，“要是我不能照着自己的方式活着，那二十世纪跟我有啥关系啊？”

现在是早晨了，醒来听到的是窗外家雀互相争嚷的声音，阳光的手指点在地板上。父母在我房间里商量我该穿什么。“这些他真的不需要。”父亲耐着性子说。“但是，安格斯，我只是不想让他像个小野人似的。”母亲回答，一边把刚熨烫好的裤子和衬衫放在我的床尾。

下楼之后，我知道爷爷已经出门去干活了。郑重地吃着早餐，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徒增了几十岁的小老头，听着收音机里的小提琴音乐，看着我奶奶给烤面包片抹上黄油。奶奶烧火拨炭的时候投入到几乎有些凶狠，烟翻涌起来，像云雾般散在屋顶泛黄的涂料上。

然后有小男孩们进来，害羞地靠在墙上。他们一共有七个，都在六岁和十岁之间。“这些都是你的堂弟。”奶奶告诉我。接着她又跟他们说：“这是阿莱克斯，从蒙特利尔来的。他来看我们，你们可不能欺负他，因为他是我们自己人。”

之后我和堂弟们都到了室外，因为据说室外是小孩子该待的地方。我们又互相询问彼此的年级，我说我讨厌我的老师，可他们绝大多数都说他们的老师挺不错的，我之前从来没想过原来还有人会喜欢自己的老师。接着我们开始聊冰球，我努力回忆着我去弗伦冰球馆 11 看球的几次经历，以及我对里夏尔 12 有什么看法。

接着我们一路下坡，穿过小镇。镇子到处被熏得黑黑的，没有亮丽的街道，也没有闪耀的灯光，和蒙特利尔全不一样。我拖着脚步跟着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正面对两个大我们一些的男孩，他们说：“嘿，你从哪搞来这么娘的衣服啊？”我不知道我那时候该干吗，直到我的堂弟们回来把我围了起来，就像牛仔电影里每当印第安人发动进攻，那些有篷马车就会把妇女和儿童围起来一样。

“这是我们的堂兄。”两个最大的堂弟同时开口，让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很勇敢，因为很可能他们自己也有些以我为耻，而且我也不知道我敢不敢为他们做同样的事。我之前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虽然我只是个小孩，但我一辈子都觉得孤单，而且我暗暗希望我有自己的兄弟——甚至是姐妹也好。

那些差点要攻击我的人在人行道上用脚底蹭着灰，等了一会儿，接下来他俩就分开让我们通过了。我们就像一小队骑兵穿越山林。

我们继续向前穿过小镇，之后也没有停步，一直到了海岸，渔民在修理他们的渔具，或是给他们的小船抽水。我们在这些船里玩耍，他们也不管。之后我又在海面上打水漂，有一次我的石子蹦了六次，之后我就再没出手过，因为我知道他们对那六次心生赞赏，而要我再重复一次就不大可能了。

之后我们去爬山，山冈很高很高，又一路向下蔓延进了大海。一个堂弟跟我要说去看牛；据大家所知，那头公牛大概住在一英里之外。现在我们周围全然是乡村的味道，我觉得越来越热了，就动手把领带松开，却把领口的扣子扯掉了。那颗扣子消失在我们踏过的长草间，永远找不回来了。

那头公牛住在一个大牲口棚里，有个老头很像我的爷爷，堂弟们问他今天会有母牛来吗。他说他也不知道，还说这些事情是说不准的。他说我们要是愿意可以在旁边看那头牛，但绝不能逗它或者凑得太近。牛很大，身上棕色和白色相间，鼻子里还穿了个环。它一直在用蹄子刨牛舍的地，还常低下牛头左右晃着，发出低沉的哞哞声。我们正要走的时候，老头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棍，又把棍子扣到了牛的鼻环上。“看上去你们这帮小子有眼福啊，”他说，“现在当心点，给我闪条道。”我跟着堂弟们跑到院子里，院子里有个男人刚来，站在那儿靠牲口套牵着一头紧张的母牛。我们则饶有兴致地坐到了木篱笆上，看着老头牵出公牛。这头牛现在汗淋淋的，不住呻吟，嘴角都是泡沫。这样的事情我从未见过，顿时看得满心惊奇和敬畏，觉得眼前的一幕既动人却又可怖。我心里的某处也知道，恐怕这件事不能告诉母亲，虽然在我年轻的生命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我都没有跟她隐瞒过。

我们走的时候，老头的妻子给了我们几个苹果，嘴里在说：“约翰，你就不觉得不像话吗？那可是在这些孩子面前啊。有些事情的确是天经地义的，但不该给小孩子看啊。”老头挨了批评，低头盯着自己的鞋，不过他又抬起头来，从他茂盛的眉毛下看我们，他的眼神很特别，我明白只是因为我们都是男孩子，他才那么做的，而那个眼神不仅把女人排斥在外，也让我们参与到一件我们能知晓、能感受却无法理解的事情中去了。

我们回镇子的时候，已近傍晚，除了几个苹果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吃过。我们正上坡要回爷爷的家，就看到父亲迎面大步走来，腋下夹着一份报纸。

我在外面待了这么久父亲好像也不介意，反而看上去很羡慕我们的融洽和我们满身的尘土；他站得笔挺，问我们干了些什么，在他一身西装的桎梏中显得无比寂寞。我们像大多孩子会说的那样，告诉他我们去“玩儿”了，这个古老的回答只是聊胜于无，双方都无心无力送出和接收，于是讯息落进我们年岁上隔着的鸿沟里，底下是虚空。

他要去矿上，他说，等他们四点下工的时候正好见见他们，他说如果我愿意可以带我一起去。于是我跟我的堂兄弟加好伙伴们分开了，又掉头重新下山，很少有地牵住了我父亲的手。我还以为我会跟他讲两头牛的事情，可我却问道：“为什么他们都要嚼烟草？”

“噢，”他说，“因为这已经是他们的一部分了，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用它来代替抽烟。”

“为什么他们不抽烟？”

“因为他们在地下待得太久，不能用火柴和打火机，任何明火下面都不允许。因为有瓦斯，碰到火会爆炸，所有人都会死掉。”

“可他们上来之后，就可以抽烟了啊，就像吉尔伯特外公那样用银烟嘴抽，妈妈说嚼烟草是个很恶心的习惯。”

“我知道，但这儿的人和吉尔伯特外公可一点儿也不一样，你妈妈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懂的。有些事情成了你的一部分，不是那么容易换的。”

快到煤矿了，什么东西都又黑又脏，满载的卡车呻吟着从我们旁边经过。“你以前也嚼烟草吗？”

“嚼啊，很久以前了，那时想都没想过会有你呢。”

“你戒掉的时候很困难吗？”

“很困难，阿莱克斯，”他静静地说，“比你今后要经历的事情都要难。”

我们到了浴室，小火车从地下的黑暗中轰鸣着冲出来，男人从车上跳下来，大笑着互相吼着，让我想起了课间休息。他们通身都是黑的，只有眼睛和眼睛底下那半月形的部分是例外。爷爷朝我们走来，他的两边是两个叔叔。爷爷要矮一些，脚步也没有叔叔们大，叔叔要调整脚步才能跟他走在一起，就像父亲有时候会配合我一样。爷爷连他的一字胡都成黑的了，或者至少是种很脏的灰色，除了被烟草染成了棕色的底部。

他们一边走着一边摘下他们的帽灯，解下他们宽皮带上的电池，我觉得那些宽阔的皮带倒很适合挂上枪套和六发的左轮手枪。他们还在掏着口袋里的小铜片，上面有他们的身份号码。父亲说要是他们死在地下，靠着这些小片就能辨认出他们谁是谁了。对我来说，这好像也没有带来多少慰藉。

他们在一个像邮局一样的窗口排队，把帽灯和小片交给一个戴眼镜的老头。老头把帽子放在一个架子上，把小片挂到他后面的一块板上。每个铜片都去向一个有着特别号码的挂钩，告诉别人这个铜片的主人回来了。爷爷是572。

旁边的盥洗室里很热，且都是水汽，就像卫生间里的热水龙头开了很久一样。一长排一长排的衣物柜上都编了号，它们前面是木制的长椅。地板是水泥的，铺了小木板条，淋浴在屋子的另一头，轰隆隆响，工人们就赤脚踏着那些木板去洗澡。

“今天玩得开不开心啊，阿莱克斯？”我们走到爷爷的柜子前时他问道。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出其不意地用他的大手从两侧摁住我的头，猛力地将它在我肩头前后摇晃。我能感觉到他手指上的老茧重重地压在我的脸颊上，我的耳朵被按到了脑袋里，我能感觉到那些细细的矿尘正覆上我的脸，我还能尝到它们的味道，因为他的大拇指就在我的嘴边。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矿尘并没有很粗的颗粒，与其说像沙子，倒不如说更像烟雾，让我想起母亲用来抹脸的粉。然后他又把我的脸压在他的皮带上，很久都不松手，我的鼻子都被皮带扣顶歪了。我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中，除了黑黢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我就被包围、淹没在黑色之中，气都透不过来。

父亲从远处喊过来：“你在干吗？放开他！他会闷死的。”大手从我的耳朵上松开，父亲的声音更响了些，听上去像母亲。

现在我黑得都不敢动弹，头顶上两个男人正视着彼此的眼睛。“好吧。”爷爷说，很不情愿地转过身面对他的柜子，开始解他的衬衫。

“大概也只有一件事情好干了。”父亲轻声说，慢慢弯下身把我的鞋带解了。不一会儿我就赤身裸体地站在了木板上；爷爷也一样，站在我旁边。然后他就跟在我身后，指引我沿着这条通向淋浴房的木板小径向前走，离坐在那里的父亲越来越远。我回头过一次，看见父亲孤单地坐在长椅上；他在长椅上铺满了报纸，这样他的西装就不会弄脏了。

就要进入那个巨大的淋浴房之前，我犹豫了一下，有些害怕，但我能感受到爷爷强大的、满是毛发的身体就在我后面；不畏艰险，我们进到了那个水倾泻而下、泡沫中的身体发出呼喊、一块块黄色肥皂来回穿梭的世界。一开始水龙头都被占了，直到我的一个叔叔喊我们，然后某个满身肥皂泡的人给我们指了下方向。我们其实已经湿了，爷爷脸上的黑灰已经从他一字胡的两角淌下，成了两道灰色的细流。

起初那个叔叔从水柱中走了出来，之后我们三个就轮换着站到龙头下，任湍急的热水泼打在我们身上。肥皂颜色很黄，气味刺鼻，闻上去有点像蒙特利尔弗伦球馆的厕所，爷爷告诉我不要让肥皂进了眼睛。我们快洗完的时候，他逐渐把热水关了，又一点点加大冷水，他说这是为了我们出去的时候不至于感冒。我觉得越来越冷，但是他让我尽可能地在龙头下待得久一点，我最后从水里跳出来的时候，全身起鸡皮疙瘩，牙齿都在打战。我们在洗澡的人丛中往回走，虽然人数比进来时少了。在木头的小道上，我回头看我们的赤脚留下的轨迹。

父亲还是一个人坐在长凳上，就跟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样。他见到我们回来高兴得笑了。爷爷从他的柜子里掏出两条厚毛巾。我们都擦干了之后，他穿上了干净的衣服，而我只是把我仅有的那套衣服穿上了，除了那根又湿又脏的领带（父亲把它塞进了他自己的口袋）。我们又回到了阳光里，又开始爬那条长长的山路，他们让我拎那个午饭桶，里面有个热水瓶，哐当作响。我们走得极慢，话很少。时不时地，爷爷停下来回头看我们走来的路。很美。太阳好像是累了，正落进湛蓝而宽广的海中——海面那么宽广，让人觉得能容得下大概一百个太阳。海水伸手触碰海滩，而那些金色的沙子望过去是纤细的界线，拦着翻滚而下的绿茵。这样的背景里，矿场成了个剪影，像是“美卡诺”金属模型搭出的玩具；不过，忽然就听见铃声响起，从深处飞腾出满载着煤矿的卡车，在隆隆声中卸完了货，又雷霆万钧地驰下坡去。再接着就是黑黢黢的房屋了，一排排朝我们所站的地方推进，然后又会超越我们，向山上更高的地方去了。头顶上，海鸥朝内陆飞去，速度不快却很坚定，好像它们对什么事情都没有疑惑。爷爷说它们总在暮色中飞向内陆，从他记事起便是如此。

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母亲朝我冲过来，抱紧我，好似在质问所有人，又好像在自言自语：“这孩子今天都去哪儿了？从一大清早就不见了，一天没吃东西啊。我都快急疯了。”她的手指深深地插进我的头发，我有些不忍心看她这样，因为我知道她是很爱我的。“我去玩儿了。”我说。

吃晚饭的时候我累得都直不起身来，天还没黑透，父亲就带我去睡觉了。我醒过来一次，听见父母在门口低声交谈。母亲说：“我真的很努力了，真的。”“我知道，我真的知道。”父亲温柔地说道，然后他们就从过道走开了。

两周之后的一个早晨，会送我们回家的火车很快就要开了。我们的行李都已经在出租车里，告别的话都快讲完了。奶奶站在炉子旁边，我是最后一个与她道别的人。就像我们来时第一晚那样，她把我举起来，说：“再见了，阿莱克斯，孙子孙女当中只有你，我是永远也明白不了了。”然后她在我手心里塞了张很皱的一块钱，这张钞票像是从来没有被花过。

爷爷今天没去矿里，不过也不在家，他们说爷爷赶在我们前头走去火车站了。我们一路颠簸下山，火车就在一幢低矮的褐色建筑边上等着我们，爷爷在站台上跟其他几个人一边聊天，一边朝站台下吐着烟草。

他朝我们走过来，所有人都等不及似的说了再见。我又成了最后一个，他这次很正式地跟我握手。“再见，阿莱克斯，”他说，“上次你见我是十年前，再过十年，你要想见我也见不到了。”然后我就上了火车；还算及时，因为火车已经开动了。每个人都在挥手，但火车只管往前，因为它别无选择，也因为它不喜欢看人挥手道别。远远地，我看到爷爷转身，沿着他的山向上走去。于是，剩下的只有车厢的摇晃和吱呀声，只有大海的蓝和它上空的海鸥，只有大山的绿和矿场在它身侧划开的深深的伤口。我们什么话都没有，只坐在静默和孤独中。我们来时走了很长的路，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