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从河岸传来修枝刀在木头上发出的折断声，每响一声钦托都眨一下眼。“是爸，”他说，“他在这下面。”

我问他为什么先前当我看着他时以及女人们说话时他要闭着眼睛。他立即本能地又闭上眼睛，否认这样做过。我笑了起来，对他说我是个孩子时也做这游戏——我就是这样只看见我想要的东西，并且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为发现那些东西仍是原样而感到开心。

于是他高兴地露出牙齿，说兔子们也是这样做的。

“那德国人，”我说，“也许已经被蚂蚁吃光了。”

女人的一声喊叫从打谷场传来，她喊钦托，需要钦托，诅咒钦托，让我们笑了起来。这声音在那些山丘上一直响着。

“谁也不明白人们是怎么杀死他的，”他说，“他在地下有两个冬天了……”

当我们在底下的肥厚树叶、荆棘和薄荷之间要倒下时，瓦利诺刚刚抬起头来。他正用一把修枝刀在一棵柳树的树干顶端处剪那些红色的枝条。和过去一样，当外面已经是八月时，那下面还是冷的，几乎是阴暗的。在这里只要河岸一有水，在夏天就形成水坑。

我问他今年这么干燥，他要把柳树放在哪里晾干。他停下来看着我，一边用脚给树枝培上土，一边把修枝刀系在裤子后面。他那条裤子和那顶帽子上沾满了污泥，几乎是天蓝色的，他穿戴它们是为了施碱性碳酸铜 (1) 。

“今年葡萄很美，”我对他说，“只是缺一点水。”

“总是缺点什么东西，”瓦利诺说，“我原来等着努托来取那只小桶的。他没有来？”

于是我对他解释说我正巧从加米奈拉经过，想要再看看乡下。我都不再认得乡下了，因为已经被加工过了。葡萄园是三年的新葡萄园了，不是吗？在家里——我问他——他们在家里也加工过了吗？当我住在那里时，有那个已经不再通风的烟囱——他们后来把那墙拆了吗？

瓦利诺对我说是女人们在家里。她们，她们应该想这事。他朝上顺着河岸看着树木的叶子的正中。他说农村和所有的农村都一样，要让它出产东西需要有人手，而现在再也没有人手了。

于是我们谈到战争和死去的人。关于儿子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含糊不清地说着话。当我说到游击队和德国人时，他耸了耸肩。他说那时他在奥尔托，他看到人们烧了齐奥拉家的房子。整整一年再也没有任何人在乡下做任何事，而如果所有这些人都回到家——德国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家，男孩们回到田产上——那该是一件不错的事。那么多的脸，那么多的人——都是外来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在他是个小伙子时的集市上也没有看见过。

钦托张着嘴巴听我们说。“谁知道有多少人，”我说，“还被埋在树林里。”

瓦利诺阴沉着脸看着我——眼睛浑浊冷酷。“有的是，”他说，“有的是。只要有时间去找他们。”他的声音里既不带憎恨，也不带怜悯。似乎他谈的是去采蘑菇，或是去农场。有一刻他兴奋起来，然后说：“他们活着时没有做什么好事。死了也不做好事。”

正是这样，我想，努托也许会认为他愚昧，可怜，也许会问他世界是不是应该一直和从前的一样。努托已经看见过那么多的村镇，知道周围所有人的不幸，努托也许从来也不会问这场战争有什么用。他只需要参加战争，这差不多是一个命运。努托非常有这种想法，即一件必须发生的事对所有人都有影响，世界被错误地造了出来，需要重新造它。

瓦利诺没有问我是不是和他上去喝一杯。他收好柳树枝捆，问钦托是不是已经去割过草。钦托一边移开身子，看着地面，不回答。于是瓦利诺上前一步，用那只空着的手拿着一根柳树枝抽了一下，钦托跳开了，瓦利诺绊了一下，站直了。钦托在河岸的底部，这时在看着他。

老头不说话，抱着柳树枝，沿着河边走起来。一直到了顶上也没有回一下头。我觉得自己是个来和钦托一起玩的孩子，老头因为不能对我发火就朝他抽树枝。我和钦托不说话，笑着互相看看。

我们在冷冷的树木拱顶下下到河岸，但是只要在暴露在外的水坑里、阳光下走过，就能感到闷热和出汗。我研究着凝灰岩壁，就是我们的牧场对面的那堵，它支撑着莫罗奈的葡萄园。在墙顶上，荆棘的上方，能看到那些最早的浅色的葡萄树和一棵带着一些已经红色的叶子的美丽的桃树伸出来，那棵桃树就像是我小时候长在那里的那一棵，一些桃子落在河岸里，看上去比我们的桃子要好些。这些在夏天有着红色或黄色叶子的苹果树、桃树，就是现在还使我流口水，因为树叶就像一个成熟的果子，人在那下面，感到幸福。对我来说，所有那些树都应该是能结果的；在葡萄园里就是这样。

我和钦托谈到了玩足球的人，然后又谈到玩纸牌的人；于是我们来到大路上，在河岸边的矮墙下，金合欢丛中。钦托已经看见过一个在广场上摆牌局坐庄的人手中的一副牌，他对我说他在家里有一张黑桃二和一个红桃国王，是什么人丢在大马路上的。有点脏了，但还是好的，如果以后找到其他的那些张，就能用了。我对他说有的人玩牌是为了生活，他们赌房子和土地。我对他说，我曾经在一个国家里，那里人们桌上放着一堆金马棱戈 (2) ，西服背心里怀着手枪玩牌。以前在我们这里，当我是个孩子时，农场的那些主人，卖掉了葡萄或小麦后，套好马，趁着晚上凉快出发了，他们去尼扎，去阿奎伊 (3) ，带着小包小包的马棱戈，玩整整一夜，他们赌马棱戈，然后是树林，然后是牧场，然后是农场，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们死在小酒馆的床上，在圣母画像和橄榄树枝下。或者坐着双轮马车出发，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有的人还赌老婆，就这样孩子孤单地留了下来，他们把孩子赶出家去，这就是那些被称为私生子的孩子。

“马乌利诺的儿子，”钦托说，“是个私生子。”

“有人收下他们，”我对他说，“总是穷人收养私生子。可见马乌利诺需要一个男孩……”

“要是人们对他说这个，他就发火。”钦托说。

“你不应该对他说这个。如果你父亲把你赶走，你有什么错？只要你愿意劳动就够了。我认识一些私生子，他们买了农场。”

我们已经走出了河岸，钦托快步走到我前面，坐到矮墙上。在大路另一边的那些树木后面，有贝尔波河。就是在这里，在把山羊带到河岸和河滩上转了整个下午后，我们出门到这里来玩。大路上的卵石还是同样的那些卵石，树木的茎有着流水的气味。

“你不去为兔子割草了？”我说。

钦托对我说他去。于是我走了，一直到拐弯处我都感觉得到那双从芦竹丛看着我后背的眼睛。

【注释】

(1) 这是预防葡萄根瘤蚜的方法。

(2) 这是一种金币的名称，值二十法郎，是拿破仑为纪念他在一八零零年六月十四日在亚历山德里亚附近的村庄马棱戈（Marengo）打败奥地利—俄罗斯联军而铸造发行的。在本书的故事发生时，这种金币可能已不流通，马棱戈一词只是对金币的泛指。

(3) 村镇，在卡奈利的东南偏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