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科特无意抗拒被驱逐的命运。他跳过了出庭的日子，也没去找托宾商量。他把所有精力都灌注在找新家这件事上。打完几通电话后，匿名戒毒者互诫协会的皮托那儿传来了好消息。皮托跟某些房东有合作关系，他会帮房东修理房子，也会替房东找房客。这会儿他向一名熟识的房东担保了司科特。这间两居室在二楼，位于密尔沃基的中偏南部，空间不大，室内一无长物，还有个摇摇欲坠的阳台，淋浴间也暂付阙如。好在房东每个月只收420美元，而且也不做背景调查。

这间公寓还附带一名室友，名叫D.P。长着张娃娃脸的D.P.是皮托的外甥，才十九岁，身上已有几处刺青，耍酷的耳环也没少打。D.P.最近刚出狱，他坐牢的罪名是非法持有枪械和枪支改造，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他锯短了猎枪的枪管。D.P.混的是眼镜蛇帮（Cobras），为此他觉得自己需要把枪，因为他们随时会跟国王帮（Kings）擦枪走火。D.P.趁坐牢期间拿到了高中同等学力，另外还多添了个“重新开始”的刺青。

有一天，皮托从另外一名房东那里得知有个老人死在附近一座拖车营里，遗物无人认领。于是他安排让司科特跟D.P.去清理那辆拖车，有想要的东西就归他们。老人的柜子里有个拉链袋，司科特从袋子里找到了一套烫好的西装，另外还有一个丝质衬里的公文包。在浴室，他发现《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杂志，上头的邮寄贴纸印着这名已故男性的姓名。不过更能透露内情的，是床边香烟烧出的痕迹。从这些迹象来看，死者生前应该有吸食吗啡。在司科特的眼里，毒品解释了世间的很多问题：这个男人为什么“孤独死”，帕姆跟奈德为什么从拖车营被赶出去，他又为什么会在陌生人的家里捡破家具并搬回他的新公寓，将这一切串联起来的就是毒品。

这对新室友合力将一个五斗柜和一张沙发扛上了福特F-150货卡。待到卡车满载，D.P.发动引擎，大声放饶舌音乐。司科特其实想听点别的，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是英国歌手彼得·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的《索斯伯里山丘》（“Solsbury Hill”），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司科特还在米拉的“零工班底”上，但工作量明显少了很多。米拉让手下的工人一天做十二小时，不管是搬洗烘衣机、床垫，还是沙发床，工作很快就消化完了。遇到工人说他们搬不动或腰酸背痛，米拉就会向他们兜售止痛药。但司科特觉得她卖得太贵了。当他要“轻松一刻”时，司科特不会找米拉，而是把海洛因苏西约出来碰面。

“我想跟皮托做一样的事情，”D.P.说，“我想要全身干干净净地出门，干干净净地回家。我没办法想象自己哪天三十岁了，还在干这种破事。”

在D.P.那个年纪，司科特也没办法想象这些事情。

卸完家具后，D.P.跟司科特在门阶上喝啤酒。这间瓦德街（Ward Street）上的公寓位于当地人简称为“KK”的齐尼齐尼克大道（Kinnickinnic Avenue）西侧。房子的对面有一块土地闲置，四周是铁轨，司科特几年前租过的旧公寓离那儿不远，当时他还做着护理师的工作，跟学有专精的年轻人、艺术家和时髦人物在崛起中的湾景一带比邻而居。司科特跟D.P.能从门阶的最上层看到圣约沙法特大教堂的圆顶。一百年前，当地一些波兰裔的教友慷慨解囊，倾其所有打造这壮观的地标，密尔沃基才有了今天这座“小号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1 司科特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开玩笑地说他也要“和神职人员一样安贫乐道……偶尔让我买点吃穿，再来点药嗨就行了”。

D.P.静悄悄的，一声不吭。

“要命，”看D.P.没接话，司科特自己换了个话题，“我脖子跟背都痛得要死。”长期为米拉做的这些工作果然还是有负面影响。

“你干吗不去看医生？”D.P.问。

“看医生干吗，他们会有办法吗？”司科特说完顿了一下，好像突然有了什么灵感，“他们可以帮我开扑热息痛！不过他们开的量只够我吃一天就是了。”

所以最后，司科特的维柯丁依然是在拖车营买的。他想拖车营里应该只有一个成年人没吸（过）毒，那个人就是米特斯夫人。相反，司科特爱毒品。嗨起来的时候就是给自己放了个短假。

在帕姆跟奈德收到驱逐通知单的前不久，司科特还在跟这对毒鸳鸯一起嗨，拖车里的沙发、床、柜子等大件家具被搁在一旁。司科特觉得奈德跟帕姆算也算自甘堕落吧，被驱逐也在情理之中。在“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前，司科特可能还会同情帕姆跟奈德。但一路走来，他开始觉得同情只是天真无知的一种变形，是不痛不痒的中产阶级在远处滥情。“他们可以悲天悯人，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海阔天空。”司科特是说那些不用住在拖车营、自诩心态自由开放的觉醒青年。说回奈德跟帕姆，司科特觉得他们会落得被驱逐，就是吸快克可卡因造成的，简单明了。海洛因苏西跟他的看法一致。“说穿了，被扫地出门常常出自同一个原因，”她说，“连我有一次都差点被驱逐，房租被我拿去买了‘别的东西’。”

无论要走的人是不是瘾君子，拖车营的住户鲜少会对邻居被驱逐发表意见。在他们的观念里，被驱逐是罪有应得，是那些人自己不长进。甚至有人会说驱逐是好事，因为驱逐可以“把人渣清一清”，等于是替园区去芜存菁。最觉得穷人该死的，往往就是穷人自己。 2

在以往，租房者会自认为是一个“阶级”，他们着眼于共同的利益跟理念，团结起来与房东们对抗。20世纪初，房客曾经团结一致抗议驱逐与不卫生的生活环境。遇到频繁涨租或租金居高不下的问题，房客们会冒着被房东驱逐、被警察逮捕、被用钱请来的流氓痛扁的危险，团结起来拒缴租金，在租房外围统一拉上警戒线。这些人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就是普通的为人母、为人父者，他们认为，房东的确有权利享有租金涨幅跟合理利润，但租客不能任由他们坐地起价，以涨租之名敛财。以纽约为例，租金战争在“咆哮的二十年代” [1] 烽火四起。州议会在巨大压力下通过立法进行租金管制。时至今日，纽约州仍是全美租金管制最严格的地方。 3

请愿、警戒线、公民不服从——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视角检视这类政治性动员。“对于那些在苦难的土壤上滋生的社会运动，”美国社会学者弗朗西丝·福克斯·皮文（Frances Fox Piven）与理查德·克洛尔德（Richard Cloward）观察发现，“要打破看似公正合理、不可改变的社会安排，让民众知道它们也有可能是毫无公道的、是可以改变的。” 4 这类情形经常出现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与经济波动（比方说战后的住房供不应求），会从根本上撼动社会现状。光是目睹这些光怪陆离还不足以动员群众；要把反对者集结起来，而且必须要让他们相信，只要团结在一起，就有机会改变命运。对穷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认同所有的受压迫者，还必须承认自己也是受压迫的一员——这点恰恰是大部分拖车营居民不愿意做的事情。

在罢缴租金的过程中，租房者们会觉得大伙是“革命同志”，彼此之间有一份道义相联结。 5 租房者之所以愿意站出来反击过高的租金与不合理的驱逐，是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跟住处、社区绑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对住所怀有一种归属感。而在拖车营内，上述的社区意识可以说是荡然无存。对大部分的住户（包括司科特在内）而言，拖车营是他们想要逃离的场所，没有人要在这里落地生根或改变什么。有些人明明已经在此过了大半生，却仍旧以“过客”自居；当中包括一名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的失业父亲，他在偷电供应拖车所需之余说：“我们不会请亲友来这里玩，拖车营的生活不代表真正的我们。社会底层的人才在这里度日，而我并不属于这里。”曾经嫁给连尼、连同一起嫁给了拖车营的连尼前妻喜欢对人说：“你会忘记自己也曾经爱去歌剧院听戏。”至于在怀孕期间又吸毒的谭美心中，拖车营“就是间旅馆”。

对住户而言，贫困的社区其实是个宝库。在拖车营里，居民会遇见三教九流的人教他们如何偷牵有线电视，告诉他们最值得去的食物厨房何时开放、联邦救济金该如何申请。放眼整座城市，就属住在贫困社区里的居民最乐于帮忙有账单急着付、有生活用品不够用、有车子坏了不动和其他林林总总问题的邻居。相对而言，比较“优质”的社区里往往较少人对邻人伸出援手。 6 这样互通有无，满足了收受者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给予者也在赠人玫瑰的同时，手留余香。

邻里间的相互帮衬若要顺利启动，大家就必须要把自己的需求公开，也必须坦承自己人生中的种种失败。

拉瑞恩想跟邻居借浴室来淋浴，她就不得不先说明自己欠缴燃气费。而当她顶着没吹干的头发走回拖车时，所有人都会知道她刚刚经历了什么。还有一个叫萝丝（Rose）的房客，孩子被儿童保护服务局带走，就在她哭哭啼啼的时候，拖车营的邻居都在一旁安慰她，让她不至于做傻事。但也因为邻居们知道事情的始末，萝丝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公审”的对象。“这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道恩这么告诉她，“上帝把孩子带走，一定有他的什么理由。” 7

社区在居民们的眼中一旦成了剥夺与罪恶的代名词、成了“各种触礁人生”的报到处，他们就会对社区里的政治能量丧失信心。 8 在密尔沃基，但凡租房者在社区感受到高强度的创伤情绪——他们相信自己的邻居曾被监禁、被施虐、有药物成瘾和其他重大的打击——那他们就不太愿意相信可以和邻居们团结一致，改善生活品质。 9 社区缺乏信任感，无关邻里实际的贫穷与犯罪率。与之密切相关的反倒是萦绕在住户身旁的那种厚重的不幸气息。当满目所见都是心酸苦楚时，他们就无法用余光瞥见社区可能有的潜力。

三不五时，就会有房客八卦房东托宾的利润，要不就会给他扣上犹太人的帽子，骂他贪心。“那辆凯迪拉克的轮圈还真亮，但那其实也是便宜货，花不了几个钱。”“赚钱就是他的兴趣。”但整体而言，房客对不公不义是很有忍耐力的。他们会尽可能不去质疑自己跟托宾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也不会问自己花费绝大部分收入为何只能租到老旧的铝皮拖车。他们会把心思放在具体的琐事上。听到维特考斯基议员说托宾的年收入逼近百万美元，一个在拖车营里跟司科特同住一区的房客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只要他管好这地方，不要让我担心他妈的天花板会塌下来，那我就无所谓。”

在密尔沃基，大部分的租房者宁可相信房东是好人。 10 毕竟有时间去抗议不公平，倒不如先想办法把地板上的破洞给补起来，免得女儿的脚又陷进去不是吗？只要房东愿意宽限一点，让他们有时间可以振作起来，那房东赚多少钱是他的本事，关别人屁事？在拖车营里，永远没有最惨，只有更惨；人生的低点在此没有下限，向下永远都有空间。当整个拖车营面临被集体驱逐的困境时，居民们就已经尝到了现实的苦涩滋味。如今比克管理公司的人开始代收房租，他们只是重新温习了一遍那种苦味。 11

这周真的是祸不单行。先是弄丢了钥匙，司科特不得不一拳打穿前窗才进得了家门，然后是他的电没了，最后是米拉炒他鱿鱼。米拉不是故意找碴：她另外找到一群瘾君子愿意接受25美元的日薪，她只是在商言商而已。在匿名戒毒者互诫协会里，司科特学过促使毒瘾发作的“四大天王”是：饥饿、愤怒、寂寞、疲倦，英文简称“HALT”——这四样在司科特身上合体了。被米拉开除之后，司科特用他所剩无几的薪水去朋友家买醉，还要嗨一下。在这个朋友的家中，他打电话给在爱荷华乡下医院当清洁工的妈妈。电话里，司科特跟妈妈说了他酗酒（但没提吸海洛因），也说了他因为止痛药瘾被吊销护理师证照的事情。她原本并不知情，因为这是母子俩一年来的首次对话。

“妈，”司科特哭着说，“对不起，我把自己搞成这样，是我太没出息了。”

司科特还没说够，他妈妈就打断了他，她没意会到儿子是耗尽了所有勇气（外加十二罐啤酒的作用下），才按完全部的电话号码，而不是平常那样按到一半时就挂掉。她解释说自己现在正在满载着亲戚的厢型车里，所以暂时不方便讲话。她跟亲戚一行人是要去密苏里州的布兰森（Branson）度周末。“但是司科特，”她说，“别忘了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回来哦。”

司科特考虑过妈妈的好意，但他现在既没有车可开，又没有钱买火车票，要怎么回去呢？而且若真的回到爱荷华，海洛因又要去哪里买？毒瘾只要一天的时间就会发作，然后痛苦会慢慢遍布全身。此外，回老家还得面对他人同情的眼光。司科特在挂上电话去逛超市的时候想到了这点。他答应海洛因苏西要用食物券买午餐给她，来交换让他抽一口海洛因。“我是说，要回家也不是不行，但我他妈的都四十岁了……难道要我现在回去跟大家说，你知道，我把人生搞得一塌糊涂，把自己的前途都毁了吗？”司科特从来没有跟家里人开口寻求帮助。他在脑海里把亲戚们的草坪、工作、孩子，还有那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想了一遍，然后得出结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从何帮起吧……他们又可以帮些什么？”中产阶级的亲戚遇到这样的问题，作用其实很小。

司科特加入结账的人龙，并且注意到前面有个男人要买诺比舒咳（Robitussin）。

“你感冒了？”司科特问。

“嗯，对啊，”这位先生说，“而且好像都好不了。”说完继续咳，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来。”司科特说。他掏出笔，在一张废纸上写下了：维他命C、锌，跟紫锥花萃取物（可用于治疗感冒）。“我会建议这样，你试试看。”司科特说。

司科特放弃了回爱荷华的念头，他决定去戒毒。在要去戒毒所报到的那个早上，司科特天未亮就起床了，他修了胡须，将T恤塞在裤子里。他想要离开这样的生活，他很紧张，但已不再犹疑。

早上七点司科特踏出电梯，距离诊所开门还有一个小时，但他发现自己已经迟了，现场有十五个人在排队。这当中有盛装而来、上了年纪的黑人；有在飙脏话的白人女性，五十多岁了，穿着一双牛仔靴；两个年轻的墨西哥男子跪坐在地上用西班牙文祷告；一名二十来岁的黑人男性的裤子掉了；一个眉头深锁、心事重重的白人少女拨开遮住眼睛的刘海，袖子长过了她的双手。司科特往墙上一靠，加入人龙。

排了几分钟之后，电梯门又开了，这次走出来的是一名墨西哥裔的老女人。她有一头全黑的长发，中间一道灰色。她的脚上打着石膏，视线从厚重的眼镜上方探出来，那是双有如洪水般混浊的眼睛。她在司科特身旁找了块地方，百无聊赖地坐下。

这位女士告诉司科特说她昨天就来过了，但诊所只收了四个人。社工开始在玻璃窗后的桌前就位时，她又发表了评论：“他们在打电话给密尔沃基县，看那边说今天有几个人的额度。”

“额度？什么额度？”司科特有些不耐烦地问。

“给你的额度啊，你来这里是要接受治疗的，不是吗？”

司科特抬头看着天花板上的荧光灯，缓缓地、刻意地吸了口气。说什么他也要忍下来。“是。”

“你看那个女生，”这女人用身体示意着前面那位阴郁的白人少女，“她看起来一副快要想不开的模样，所以我猜他们会把她收下来。你的话可能要睡在这里才排得到。”

司科特开始用脚敲击地面。

时间到了上午八点十分，一名戴着金色耳环、身穿丝质上衣的女子来开门，然后宣布说今天能收的人数是五名。紧接着一名男子拿着手写板现身。“一号、二号。”他开始数人头。排队的人纷纷站起来。司科特朝电梯走去，按钮准备下楼。他原本可以第二天过来重排的，但他选择连灌了三天的酒。

[1] Roaring Twenties，是指西欧与北美地区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十年间，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艺术与文化水平都得到了长足稳定的发展。许多都会城市脱胎换骨。内燃机汽车、电话、电影、广播、电器、航空业等发明和产业从彼时开始普及。

注释

1 .John Gurda，The Making of Milwaukee，3rd ed.（Milwaukee：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2008[1999]），174.

2 .根据我的经验，弱势社区里鲜有“抗争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的存在。或者说，那里显然缺少了这样一种文化。

3 .Robert Fogelson，The Great Rent Wars：New York，1917-1929（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85，86.

4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Poor People’s Movements：Why They Succeed，How They Fail（New York：Vintage，1979），12，4.

5 .Fogelson，Great Rent Wars，88.

6 .我将负二项回归模型（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套用在《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的完整样本上，从而有了这项发现。为了衡量“社区支持”的强度，我向受访者提问他们有没有向现居社区里的邻居提供过以下的帮助：（一）付账单或买生活杂货，（二）找工作，（三）修房子或修车，（四）给予情感支持，（五）帮忙照顾小孩。至于“邻里劣势”的衡量，我使用了包括中位数家庭收入、暴力犯罪率、低于贫穷线家庭比例、十八岁以下的人口、未具高中学历居民比例、接受政府补助居民比例、房屋空置率等因素在内的量表。在我与安卫华（Weihua An）联合作完成的一份报告中提到：“邻里劣势”与“社区支持”间存在正相关，且不受收入、教育程度、居住流动性、种族、年龄、性别、就业状态和人脉组成等因素影响。就算有部分住在弱势社区的居民与家境优渥的有产者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私下有交情，他们愿意与邻为善的程度也不会跟少了这些关系（或教育背景）的人有任何差别。我们还发现，邻居间交换礼物的情况在弱势社区相当普遍。这一行为也没有受到居民的人脉影响。参见Matthew Desmond and Weihua An，“Neighborhood and Network Disadvantage among Urban Renters，”Sociological Science 2（2015）：329-50。

7 .贫困邻里中的支持体系有助于居民填饱肚皮、因应变局。但它也会让穷人暴露在重度的创伤经验和偶发的暴力事件中。Bruce Western，“Lifetimes of Violence in a Sample of Released Prisoners，”Russell Sage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2015）：14-30.

8 .Harvey Zorbaugh，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cago’s Near North Sid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9），70.

9 .我将定序逻辑回归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套用在《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的完整样本里。结局变量（outcome variable）是政治能力（political capacity）。我向受访者提问：“社区的居民有没有可能组织起来，联手改善社区环境和生活品质？”选项则包括：（一）完全不可能，（二）有点可能，（三）还算可能，（四）相当可能，（五）非常可能。解释变量（explanatory variable）是居民主观感知到的“邻里创伤”（neighborhood trauma）。受访者被问及：在本社区居住的期间，你是否有邻居曾（一）被驱逐，（二）入监服刑，（三）遭受家庭暴力，（四）药物或毒品成瘾，（五）未成年儿女被社会服务机构带走并安置，（六）有亲友遭谋害身亡。我汇总了受访者的答案。完整的模型显示：在控制政治参与经验、在社区的居住时间、社区的贫穷程度、犯罪率和若干人口学因子后，政治能力与“邻里创伤”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参见Matthew Desmond and Adam Travis，“Perceived Neighborhood Trauma and Political Capacity，”unpublished manuscript，Harvard University，2015。关于社会失序远比失序本身重要的观点，参见Lincoln Quillian and Devah Pager，“Black Neighbors，Higher Crime？The Role of Racial Stereotypes in Evaluations of Neighborhood Crim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2001）：717-67；Robert Sampson，Great American City：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10 .我们在对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向受访者提问：“你会如何形容你的房东？”两名独立作业的程式员会给受访者的回答赋值，最低是1分，最高是10分。像“贫民窟的土霸王”（slumlord）与“混账东西”（asshole）这类的字眼一般只给1分，而像“无可挑剔”（excellent）、“很有爱心”（loving）这样的赞誉就可以拿到10分。如果是比较隐晦的批评或夸奖，就给它们中间的分数。将两名程序员得到的分数做平均处理后，就会产生整体的评价。密尔沃基大部分的租房者会拥有一位“6分”的房东。居住支出负担处于极端值的房客并不会因此特别讨厌或喜欢房东。但房子住起来问题重重的房客确实会以较为负面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房东。

11 .房客知道在拖车营有闭园危机的时候应该团结起来，毕竟这是他们的“非常时期”。而风头一过，园区的一切又回归了常态。大伙儿开始得过且过，任房东予取予求，还无视驱逐事件中隐含的政治论述（和政治能力）。他们怨的不是房东，反而是议员。他们确实针对某些事件写过请愿书，但这份请愿的诉求是要让某位制造麻烦，还打小报告的女人搬走。“我们希望驱逐车位编号S12的乔伊（Joy），以免日后生出更大的事端……”请愿书里这么写着，“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赶在别人私底下出手前请她走人，我们觉得事情没必要搞到那种地步。”这份后来被称为《乔伊问题请愿书》（Petition Against Joy）的文件获得了40名房客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