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帝国的建立，

就是以致瘾性商品的贸易为基础，

许多国内官僚体制和军队的建立，亦然。

即使到了今天，

致瘾性食物的税收仍是国家税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今天，drug这个词指的是会让人成瘾的毒品，非法商品，是在不可见人的黑市里交易而会危害社会、遭致刑罚的商品。它们不被视为国民生产总额的一部分，甚至被认为是会减少货物、服务总产量的东西，因为吸食毒品使消费者无法辛勤工作贡献生产，或使消费者无法消耗合法且有益健康的产品。毒品被认为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使经济倒退回中产阶级伦理和消费模式尚未盛行的原始时代。非法毒品组织的执行长被称为baron（原意“男爵”）或lord（原意“领主”），仿佛中世纪的王公贵族，他们的组织则被称作clan（原意“氏族”）或cartel（“卡特尔”，为避免彼此竞争、联合掌控价格组成的企业联盟）。自由贸易（据说借由让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增加利润，让消费者增加成本，可以让参与其中的所有人都大蒙其利），并不适用于毒品买卖世界。外界要求政府监视、控制这领域，以降低毒品的贸易量和利润。世上极少有其他商品受到这种要求。而欲管控毒品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而是通过对毒品的“沙皇” [20] 发动“战争”。但drug（致瘾物）真是这么异类吗？它们真是靠另外一套规则运行而被排斥于经济领域之外的弃儿？

事实上，历史上曾有一些drug（也就是通过摄食、吸取、嗅闻或饮用而会改变人身心状态的产品），被视为好东西，而且自古迄今，这些东西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交易、消费商品。这些商品的商业价值、社会价值至今未变，改变的是drug这个词的定义（也就是说drug一词后来不指这些合法流通的商品，而专指被列为违禁品的毒品）。揆诸历史，从看似遥远异国的地方引进的新食品，其社会生命都经过数个阶段。最初，它们往往被视为能产生愉悦药理效果的东西。这时，它们既被当作药物，也被当作宗教仪式里具神圣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被认为既会影响精神，也会影响生理。它们若非引领使用者进入轻飘飘的精神状态，就是充当春药，让人感官亢奋，而发挥与前者相反的效果。它们不是让感官亢奋，就是让感官麻木，而不管是其中何种情况，都让使用者远离平日生活的烦闷无聊（过去曾有多得惊人的食物被认为能撩起性欲，从灰扑扑的马铃薯到柔软多汁而有“爱果”之称的番茄都是）。新食物的引进具有这些社会用途，无疑已有数千年历史，但要到16世纪的运输革命，才使这些食物成为国际贸易里的要角。世界经济使它们成为珍贵商品，它们随之由赋予精神或感官愉悦感受的东西，变成积聚大量世俗财富的根基。

17世纪时，全球各地的有钱人开始饮用、吸用、食用来自遥远异地的珍奇植物。咖啡、茶叶、可可豆、烟草、糖，约略在同一时期成为大受欢迎的东西。欧、亚洲的消费者都不能自拔地爱上这些美洲、亚洲、非洲的产物。有三百年时间，它们是世界贸易领域最珍贵的农产品。今日宣扬自由贸易者将drug（毒品）排除于自由流通的商品之外，但孕育出现代世界经济的那些植物，事实上在过去也被视为drug。有时，它们在消费国里被列为违禁品，如咖啡和烟草。但它们的魅力实在太强，最后一个又一个的政府决定，与其花费巨资防范人民上瘾，还不如向享用这些美味东西的人收税，同意人民使用，甚至栽种这些植物。

但在过去，大部分致瘾性食物属于特定地方的特产（阿拉比卡咖啡属埃塞俄比亚特产，后来被引进也门，适应当地水土；可可豆是墨西哥特产，古柯是安第斯山区特产，茶叶是中国特产，烟草是美洲特产），因而生产者总想维持他们本有的独占地位。这些出口品的原始生产者（都非欧洲人），例如中国人、奥斯曼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试图掌控这些商品的贸易，防止种子或幼苗外流。欧洲人诱之以贸易利润，加以动用武力开港通商，挫败了原始生产者的意图。不久，欧洲人所殖民的遥远新地方，开始生产起大部分致瘾性食物。培育异国幼苗的植物园成为帝国的先锋。殖民帝国的建立，就是以致瘾性商品的贸易为基础，许多国内官僚体制和军队的建立，亦然。针对茶叶、糖、烟草所课征的关税，为17、18世纪许多国家的税收贡献了很大一部分。事实上，致瘾性食物的税收仍是今日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针对烟草制品和酒所课征的税，也就是所谓的罪恶税（sin tax），就资助了学校和公共卫生项目。

欧洲人将致瘾性食物普及于各地，往往也从中改变了它们的意义、用途、生产地点。茶叶和咖啡在中国、中东首先得到青睐，因为它们的咖啡因有助于人们得到宗教仪式所需的清醒。苏非派（Sufi）穆斯林的圣人和佛教僧侣，将这两种长久以来和宗教仪式密不可分的饮料普及于大众（见本章第2、3节）。可可豆饮料原只有阿兹特克帝国（位于今墨西哥）的神权政治家和贵族可以饮用。在过去的欧洲，这三种饮料用于教会以外的场合。经过一段时间，它们的阶级吸引力改变：最初它们属贵族专享饮料，后来扩大为中产阶级的消遣，最后成为大众的爱好和普遍的民生必需品（见本章第4节）。最初用来协助宗教冥想的致瘾性食物，成为产业工人的提神饮料。随着这样的改变，人们饮用它们的方式也改变了。从原本不加糖的热饮（过去，阿兹特克人将红辣椒加进可可，阿拉伯人有时将豆蔻或肉豆蔻加进咖啡），到最后加进许多添加物，到了几乎认不出初泡好时模样的地步。

致瘾性食物一旦得到接纳且开始为贸易商和国库赚进大笔财富，大部分这类食物就成为受敬重的东西。在世界贸易领域的边缘地区，它们有时还充当货币。可可豆在中美洲，烟草在西非，鸦片在中国西南，茶砖在俄国西伯利亚，都曾是货币。但通常，持有这类产品者，目的是要用它们来换黄金或白银。最初，它们是重商主义帝国的根基。西班牙人非常喜爱巧克力，因为他们掌控了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而在贸易商将可可树移植到非洲之前，拉丁美洲作为可可树的原产地，理所当然独占了可可豆贸易。英国人（最早迷上咖啡的欧洲人）发现茶叶更有利于实现他们在中国、印度的贸易计划（见本章第7节）。熟悉拉丁美洲的法国人、美国人，喝咖啡喝上了瘾。

19世纪咖啡馆内的场景

（Claude Francois Fortier）

这些来自异国的致瘾性食物，从原本见不得人的违禁品，摇身一变成为欧洲初兴之中产阶级生活风格的核心部分。它们从群体共享的东西（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在政务委员会议上或西非人在宗教典礼上所抽的烟草），变成个人主义的催化剂。在欧洲，咖啡馆（也卖其他饮料）成为贸易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最早的报纸、男人俱乐部、政党是在一群人围着桌子喝咖啡、喝茶之际筹组出来，革命活动也在这气氛下策划出来（见本章第4节）。抽烟把有志之士聚在一块儿，在辛辣烟味的缭绕中创造出公民社会（事实上，咖啡馆就是世界经济的缩影；它是贩卖各种舶来品的商场，有来自爪哇、也门或美洲的咖啡，有来自中国的茶，有来自非洲大西洋群岛或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糖和朗姆酒，有来自北美或巴西的烟草）。

19世纪时，这些商品大为普及，进而失去它们原有的革命魅力和标举个人身份地位的意涵。烟草从高雅的鼻烟、上等的雪茄，降为俗不可耐的咀嚼烟草。凡尔赛那些讲究穿着打扮、优雅吸着鼻烟的巴黎贵族，若看到日后美国职业棒球员称为chaw（一口咀嚼的烟草）而吐在边线的东西，或看到青少年躲在学校厕所偷偷抽的东西，大概认不出那和他们所吸的是一样东西。糖的身份从奢华精致的饭后甜点，降为劳动阶级喝饮料时补充热量的大宗来源，再降为番茄酱之类乏味东西的工业添加物；咖啡和茶叶从高雅沙龙打入寻常人家，以即溶咖啡和加冰红茶的形式，成为自助餐馆的一般饮料，普见的军用口粮。

致瘾性食物愈来愈普及，愈来愈受看重，它们最初的历史也随之受到遗忘。它们不再标举自己的发源地，反倒成为消费国的文化里最重要的部分。消费国的代理商将这些致瘾性食物移植到世界各地，原产国失去了对它们的固有权利。咖啡产地扩及到全球一百个国家时，它和也门（咖啡第一个移植归化的地点）的渊源也就受到淡忘。事实上，也门主要港口摩卡，其与咖啡的关系，反倒变得不如和巧克力的关系来得大。

在北半球的消费国，致瘾性食物创造了文化，即社会习惯。谁能想象没有喝茶场所的英国，没有加奶咖啡的法国，没有浓缩咖啡的意大利，没有喝咖啡休息时间的美国职场，会是什么样子？致瘾性食物不只协助创造了消费国的民族认同，还在消费国人民里创造出族群区隔。巧克力被认为是女人、小孩的饮料，想到咖啡、烟草，就联想到男人。鼻烟和后来的雪茄是上层人士的玩意儿，供咀嚼的烟草是平民的东西。有钱人在雅致的客厅里享用从墨西哥银壶倒在中国瓷杯里的茶；平民百姓用借自街头小贩的粗糙脏马克杯啜饮茶汤。

与此同时，在生产国里，原具有许多宗教、公有社会意涵的致瘾性食物，成为单纯的商品。它们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反倒成为赚钱的工具，以用赚来的钱购买其他东西或赚更大的钱。随着最早的国际性致瘾食物成为大量生产的商品，新的致瘾性食物进入世界市场。鸦片和可制成可卡因的古柯，19世纪时首先赢得国际需求，从而成为致瘾性食物里最早得到接受的大量生产商品。事实上，在这之前，安第斯地区的人民咀嚼古柯已有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他们咀嚼古柯以去除饥意、寒意，以使工人提神，就和美国工人喝咖啡或英国工人喝茶的用意差不多。古柯贸易原由印加帝国掌管，古柯原也用于宗教仪式。19世纪提炼出可卡因时，最初用它当止痛剂，后来成为大众饮料可口可乐的添加物（见本章第8节）。另一方面，清朝皇帝为保护人民，在1729年后禁止吸食鸦片。英国靠着船坚炮利强迫中国开港通商后，鸦片才在中国大为普及。有了鸦片出口到中国，英国才得以换取英格兰人所嗜饮的中国茶。鸦片是19世纪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因为它使英国得以赚取中国、印度的金银，为西欧提供资本，这些金银有许多源自美洲（见本章第7节）。

只有在20世纪，在禁酒呼声的日渐升高下，鸦片、可卡因才身份一转成为非法商品。时人认为它们所带来的虚幻快感，相较于销售获利，弊大于利。道德运动挫败了唯利是图的心态。但这说不定是另一个短暂的插曲（揆诸历史历历不爽），因为利润的诱惑让人顾不得吸食致瘾性食物所会带给社会的危害。于是，如今我们看到主张大麻合法化的人（如在荷兰），主张限制大麻只供医疗用的人（如加州法律所规定），希望继续将大麻列为违禁品的人，各陈己见，相互争辩。另一方面，美国正有人在推动将烟草纳入受联邦药物管理局管辖的药品，而非如现今这样不受管制的食品。

过去，为了保住财富，道德良心给甩在一旁。天主教徒照喝穆斯林咖啡之类的异教徒饮料（但他们很快就在照理信仰基督教的欧洲殖民地生产咖啡豆）。法国革命人士一边草拟理念崇高的人权宣言，一边喝着、抽着美洲大陆奴隶所生产的加糖咖啡、烟斗，丝毫不觉矛盾。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在船的一边卖掉鸦片，让更多人中鸦片瘾，在船的另一边念《圣经》以寻求救赎，证实了马克思称宗教是大众之鸦片的箴言，也证实了20世纪反驳该箴言的妙语——鸦片已成为大众之宗教。

过去，欧洲、北美消费者知道，这些带给北半球消费者无比闲情雅趣的致瘾性食物，使南半球、东半球的生产阶级沦入受剥削、无地、贫困的境地，但他们不觉不安。过去，这类食物全在穷国生产，以供富国使用，以使有钱人发大得离谱的财。同样是致瘾性食物，在生产国和消费国，影响大不同。它们在欧洲和北美催生财富、货币化、薪资劳工，在生产国却拓展了奴隶买卖（见3.6、5.1、5.4节）。种植这些致瘾性植物，常需要强制性劳力，今天依然如此（见4.12节）。国家通常动用公权力确保强制性劳力的取得（例如通过黑奴买卖），并统筹管理这类食物的生产。在其他例子里，例如19世纪的中国西南和今日的缅甸、哥伦比亚，生产违禁品促成生产地区的暴力、犯罪势力升高。致瘾性食物既是国家的基础，也是祸根。因此，这些食物，最初人们是为了享受它们所带来的愉悦感受（“天堂滋味”）而拿来吸食，最后却成为让许多生产者觉得伤天害理的商品。但无论如何，我们得承认它们是世界经济的基础，而非偏离世界经济运行法则的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