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这些不同意涵和价值的冲突，

如何重塑了商品所来自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

以及它所进入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

本章所收录的几篇文章，着重探讨某些动物性或植物性产品（可可、棉花、茶叶、橡胶诸如此类）的贸易。这些产品虽属于自然产物，不表示它们的用处就为人所清楚察觉乃至永远不变。它们的用处，往往是在它们的其他长处吸引人们注意之后，才为人所察觉；在其他时候，它们的用处，不只与它们本身的任何特性有关，同样程度上还与人们对于和它们密切相关的人或地所抱持的刻板印象有关。但随着它们成为全球性商品，它们不可避免地具有与它们在地方生态系统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的价值和意涵（即使我们可以说出这类角色的“意涵”），而且不同于它们原来在当地社会体制、文化体制下所具有的价值、意涵。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这些不同意涵和价值的冲突，如何重塑了该商品所来自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以及它所进入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

例如，印加人知道马铃薯（本章第11节）已有数百年，欧洲人仍不知有此物。它最早引起欧洲人注意之处，在于它能在海拔数千英尺的高处生长，但这原不算是特别重要的长处，直到西班牙人大肆开采高海拔的波托西银矿，需要粮食喂饱该处数万名矿工的肚子，这一长处才显得特别突出。即使在那之后，欧洲境内首次利用马铃薯时，也并未将它当作食物，而是当作据认可撩起性欲的异国香料；一般欧洲人将它和安第斯矿工联想在一块，斥之为“奴隶食物”而不屑食用。马铃薯得以成为爱尔兰主要作物，大抵是因为它易于栽种、贮存，且敌人入侵，烧掉地面上的作物和谷仓时，马铃薯便于带着逃难。在东南亚，马铃薯让决意避开官方侵扰的人，得以迁居到无法种植水稻的丘陵地而不致饿死。今人所认为的马铃薯的主要“天赋”长处——同样的栽种面积，它的种植成本远比玉米或小麦低，提供的营养远更为多——要再经过颇长时间，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期间人口较拥挤的欧洲，才受到重视。

1849年加州的淘金热（见本章第4节），未将任何新植物引进世界市场，但随着各地人民涌向加州，淘金热将一个原本受冷落的边陲地区，化为世界商业潮流和移民潮的中心。内华达山脉所发现的金矿，以及稍后在澳大利亚、阿拉斯加的克朗代克（Klondike）、南非所发现的金矿，大大增加了全球货币的供应量，促成国际贸易前所未有的增长。但就在加州的矿藏造福世界时，以明确而按部就班的计划着手开发加州的萨特（John Sutter），却被迫离开这个他曾一手掌管的地区（见本章第3节）。但在其他地方，微不足道的东西，例如鸟粪，变得值钱。在智利沿海的某些岛屿上，拜非常干燥的天气之赐，堆积如山的鸟粪保存了下来（见本章第6节），但千百年来乏人问津。这些富含硝酸盐的粪堆，因为英格兰、美国同时出现的两股潮流，突然变成值钱之物。首先，极尽所能增大产量以获取最大利润的农民，把地力用到了极限；其次，同样是这些农民，雇了工人替他们的大农场干活，不想增加工人的工资，却又不愿像欧陆小农那样，用非常耗费劳力的方法恢复地力（大部分是通过非常频繁的犁田、施泥灰肥料、细心栽培适合本地微环境的种子）。因此，因为数千英里外的事态变化，原本看似完全不值一顾的东西突然变得值钱（所谓变化，不只指人口增加使恢复地力有其必要，还指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借由购买来自远处的必需品来恢复地力，比借由传统方法，更有利）。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石油贸易的勃兴将在日后使阿拉伯半岛上的沙漠，突然间变得比邻近的肥沃新月地带更为重要，使千百年来一直远更富裕、更有权势的肥沃新月地带一夕之间落居下风。促成这变化的主要因素，在于美国人追求史无前例的便捷交通，以及军队需要更大的船舰、坦克等武器。

欧洲的饥渴也改变了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的社会面貌（见本章第8节）。在这些平原上四处流浪、猎捕野生牛只的高卓牛仔（gaucho cowboys），在有刺铁丝围篱和铁路入主这内陆地区后，也遭驯化。随着牧牛数目增加，高卓人数目和其所享有的自由随之变少。

在其他例子里，新商品被引入世界经济。新商品有时倚赖其实与该商品的原始用途和“天赋”特性皆相反的结合和混合作用而制成。胭脂虫红（见本章第5节）这种猩红色染料，曾装点了欧洲一部分最美、最昂贵的布和挂毯。那些得意展示它们的贵族，若知道这种染料是以玛雅农民肮脏、汗污的手所捕捉的数千只昆虫压碎制成，肯定要意外又震惊。

但商品用途的可塑性，不表示买者可以为所欲为。作物的天然特性和栽种作物的社会，赋予了限制。消费社会竭力欲突破这些限制，有时通过商业攻势或动武，有时通过移植作物，19世纪末期起通过合成替代品，但有成有败。

凡是大抵因社会政治因素的阻碍，而无法以低廉成本稳定获致某作物的供应时，通过移植来打破该障碍，都相当成功。因此，欧洲人有三百年时间未能打破阿拉伯人、印度人对咖啡供应的垄断；但一旦咖啡树在几个欧洲人殖民地茂盛生长，这市场的主控权就转移到加工处理业者和消费国手上。美国内战悄然逼近时，英国试图寻找替代品，以取代原由美国供应的棉花，结果就没那么成功；而且在美国恢复生产，美国产品充斥市场时，英国的上述举动，往往让其所扶植的生产者吞下苦果。但若考虑到这潜在后果的规模（1860年美国棉花占了全球输出量的三分之二），曼彻斯特倒是相当厉害地挨过了这场风暴（见7.3节）。

糖是由哥伦布首度带到美洲，栽种于加勒比海地区。欧洲人的嗜甜导致无数人沦为奴隶，使一座热带天堂变成集中营。海地奴隶暴动，推翻惨无人道的奴隶体制后，蔗糖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夏威夷（见本章第7节）开始为美国市场而生产。这使某些人发达致富，却葬送了夏威夷王国的独立，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与美国裔财阀统治阶级合谋，将夏威夷并入美国。但糖并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中国政府鼓励生产稻米更甚于生产蔗糖（尽管17、18世纪时华东的嗜糖程度和欧洲不相上下），且把确保边陲地区的稳定放在第一顺位。因此，尽管福建、广东、台湾在1650—1800年间名列全球最大的蔗糖产地，中国政府却未准许其中任何一地发展成以甘蔗为主的单作区。

橡胶（见本章第2和13节）在19世纪变值钱。全球橡胶需求激增时（拜脚踏车的大为风行和充气轮胎问世之赐），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巴西，未趁机向世界强索高价；反倒竭尽所能扩大产量，且往往役使奴隶采集橡胶。但亚马孙森林橡胶的采集，一样不符“理性的”资本主义标准。橡胶树棵与棵之间相隔遥远，中间穿插着别种丛林植被，采集工得“浪费”许多时间从此树走到彼树，且工人难以管理，而在巴西，工人又短缺。因此，英格兰人威克姆（Henry Wickham）从巴西偷偷将一些橡胶树籽带到伦敦时，其意图再明显不过。英国人将橡胶树种在英属马来亚和其他热带殖民地里新开垦出的种植园，棵棵排列整齐划一，树与树的间距在不妨碍生长的情况下达到最小。然后，更多印度、中国工人被引进，安置在营房里，从而替严密管理的“外来物种”种植林，搭配上严密管理的外来移民劳工。这种橡胶栽种方式极有效率，巴西橡胶业因此落居下风。但在这里，人员管理一样未能尽如殖民者之意，例如这些纯男性的工人最后争取到带女人同来成家的权利，且得到较高的工资以支应成家后较大的开销（他们之所以能争取到这样的待遇，有部分是因为他们非常不服管教，以致橡胶园主决定稳定的家庭生活或许能稳住他们的心，因而虽会增加经营成本，但两相权衡，或许利大于弊）。

橡胶业的消长，这时才刚开始。20世纪，轿车、卡车、坦克、飞机，都得仰赖规格不断变动的橡胶轮胎才能运行（从而从骑车兜风者到军事将领的各种人都得仰赖橡胶轮胎才能得遂所愿）。但世上前几大消费国（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大部分欠缺合适的殖民地种植橡胶树，以提供足敷所需而又可靠的橡胶来源。于是，实验室、种植园、商人、官员争夺橡胶资源，创造巨大财富，铸下悲惨大错（例如日本人企图占领东南亚）、环境灾难（例如亨利·福特在巴西广辟橡胶林却失败收场），促成怪异的结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际，德国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Farben]和美国的杜邦、标准石油[Standard Oil]、通用汽车公司竟共享合成橡胶和飞机燃料的关键性专利），以及促成橡胶种植业者消长交替的情形。事实上，为了取得橡胶资源，他们几乎无所不为，唯独相关地方的长期稳定不在争夺者的考虑之列。

作物移植受到大自然的严重限制和生产国的强力抗拒时，移植作物的过程有时艰辛漫长且手段卑劣。早在17世纪时，欧洲人就有意将中国茶树栽种于其他地方，且试过许多次均失败。茶树本身脆弱，汽轮发明前海上航行时间长久，加以中国禁止输出茶叶种子，因而，直到1820年代，茶树的移植还只有部分成功。18世纪，英国人的茶叶需求暴增了约四百倍，19世纪时更有增无减（一如可可的情形，这有部分是因为用来加入其中的糖，拜奴隶甘蔗园之赐，愈来愈便宜），中国垄断茶叶生产，对英国财政而言相当不利。英国的因应之道非常多样，包括靠武力将鸦片强行卖给中国，以及不惜流血，不惜成本，出兵征服阿萨姆（印度东北部），赶走当地游牧民族，在该地山坡上开辟茶园，但一直要到1880年代，英国人才获致可观的茶叶产量，然后他们得花更多钱铺设长长铁路，穿过原本几不需要铁路的崎岖地区，以将阿萨姆的茶叶运出。中国人、印度人因英国这些作为所蒙受的损失不可计数，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人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小。但欧洲人显然认为为茶付出这样的代价值得，因为原本因与富裕、文明的中国联想在一块而被视为身份地位象征的茶，这时已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见3.2节）。

因此，某些商品的用途改变和争夺掌控那些商品，很久以前就有，但在18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这两种情形大概最为严重。在这段时期，人口、工业生产、人均需求都大幅增加。但在其他方面，整个世界是马尔萨斯式的世界。土地有限，而在合成产品问世之前，粮食、衣物纤维、建材全都得每年从土地上采收；那时还没有化学工业，无法利用石化制品巨幅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新兴工业国所引发的供给瓶颈，可能使原本默默无闻的地方和商品，突然间面临庞大的全球需求压力，造成怪异的社会变迁。

经济史家帕克（William Parker）已指出，科技创新所导致的供给瓶颈，解决办法不外以下两种：新的科技创新，或者将更庞大的资源用于旧生产过程。因此，举例来说，纺棉纱机械化后，创造了两个瓶颈，即没有足够的织工可将所有已纺好的纱织成布，没有足够的棉花可用来纺成纱。前一个瓶颈催生出又一个科技创新，即机械化的织布机。后者促成棉花田的大量增加。欧洲基于几种原因不适种植棉花，于是改而利用奴隶在美国南部种棉花。美国南部生产的棉花也不敷需求时（或其供给受到政治局势威胁时），纺织厂所需要的特定品种棉花，再扩大栽种于印度、埃及、中国。在这三地里，偏爱较旧品种且已发展出配合该作物生长规律的社会习俗（例如采收、拾落穗、节庆的日期排定）者，受到特别编制的武装巡逻队攻击，尽管如此，仍无法铲除各地原有的习俗（见本章第10节）。

奴隶栽种出来的美国棉花，大概是说明一地的科技进步，如何导致他地人民蒙受苦难和不幸的绝佳例子，但这样的例子不只这个。麦考密克（McCormick）收割机征服美国中西部，使自有土地的家庭得以大规模耕种、获利，对麻线的需求随之暴增，其中许多麻线来自墨西哥犹加敦半岛。而为种出低成本的赫纳昆叶纤维（henequen），半岛上引进了近乎奴隶待遇的工作环境（见本章第9节）。在其他例子里，对社会的冲击一样强烈，但较难估算。19世纪末期丝绸贸易的繁荣，使日本乡下女人的工作时间拉长，但也使她们的收入更趋近于男人的收入，如此造成的权力、生活风格、态度上的转变难以察觉但影响深远。在另一些例子中，结论还有待分晓。以欧洲和北美为主要目的地的西非可可出口的增长（见本章第12节），最初利用了大量非自由劳力，但久而久之，人们创造机遇以推动对自由劳力的使用，或许力度比许多政府本应为消除奴隶做得还要多。但市场本身不会许诺持续的进步：1970年代起，突飞猛进的世界可可价格及其他变革削弱了劳力的议价能力，而成本意识较弱的土地所有者在许多情况下转而采用人贩带来的非自由童工和青少年劳力。

但不管它们对当地社会的冲击为何，全球贸易、专门化、商品的制造（和再制造），不断在向前推进。例如，棉花从只是众多纤维植物的其中一种，摇身一变成为全球的货币本位商品。在此，植物本身的物理特性举足轻重。例如亚麻种植非常费工，得密集施肥，且人类花了更长时间才弄清楚如何用机器将亚麻纤维纺成纱。因此，尽管亚麻工业屹立已久，在工厂和大种植园蔚为主流的时代，亚麻在许多用途上都敌不过棉花。爱尔兰、西里西亚（Silesia）和其他亚麻产地，都经历过赔本教训，才得知这一事实（见7.2节）。

就其他产品而言，供给瓶颈所导致的荣景，蓬勃一如棉花所呈现的情形，但维持没那么久，由于化学的介入，土地密集和劳力密集的解决方法，让位给科技办法。我们已探讨过橡胶和鸟粪，但还有许多例子也值得探讨。花生这种获利微薄的食物，大部分是为自己食用而种，但当花生油经证实是好用的工业润滑油，花生突然变成热火的商品；华北那些种不成别的作物，因而向来不值得占为己有的沙质地带，因为适合种花生，随之引发激烈的抢地纠纷。但这种繁荣来得快，去得也急，首先遭到更便宜的印度、非洲花生的打击，随之遭到新化学方法的削弱。在其他地方，这种繁荣、萧条周期，带来的伤害更大。亚马孙橡胶业式微时（见本章第2和13节），受引进来采集树液的工人，转而尝试清除林地开垦耕种。森林土壤浅薄，原有树叶浓密的林木提供落叶以填补流失的土壤，砍掉林木，迅即造成生态灾难。

咖啡业为期更久的繁荣，为巴西庞大的大西洋森林带来更惨重的伤害（见本章第1节）。当地人砍倒林木开辟农地，首先用以种植木薯，后来用以种植咖啡，造成严重的土壤流失问题。但罪魁祸首不是无知。技术愈落伍的农民，带来的伤害反倒愈小。真正的灾难来自现代咖啡农和他们的铁路，铁路使再深的森林都变得可以进入，把土地变成商品。

巴西的土地最初看似开发不尽，投资巴西者往往是与当地雨林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对当地原住民和雨林共生的方式几无了解的外国人。因而，在巴西，土地的开发或许特别罔顾当地人和当地生态的福祉，但管理更良善的企业，依旧无法免除这难题。事实上，现代的经济开发观根本和生态稳定无法并存。

分工和专门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专门栽种特定一种作物，与生物多样性背道而驰。失去生物多样性的坏处之一，就是使生态系经不起外来的冲击。作物的标准化（从数百个品种的小麦或稻米中挑选出一些来栽种），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因为只有可互换的产物可以在未见实物的情况下交易（见6.4节），而这种标准化作为也降低生物多样性。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自新古典经济理论问世以来，该理论一直抱持某种“劳动价值论”，也就是认为某物的价格取决于将该物送到市场所需的劳动时间多寡，取决于借由运用该劳动时间生产商品所放弃掉的生产量（或其他好处，例如休闲）。其实，在李嘉图（David Ricardo）之类经济学家正式提出这一观念之前，它已见于洛克哲学作品、笛福《鲁滨孙漂流记》之类英格兰经典名著里，关于“自然状态”和财产源起的种种看法中（马克思主义作为这些经济学理论以外主要的替代解决方案长达百年，但在这一领域里，它完全不是扮演替代解决方案的角色，因为它抱持一种特别严苛的劳动价值观，证明“自然的免费馈赠”之遭到悲惨低估有其道理）。但这往往与我们所认为的物品天然固有的“价值”相冲突：少有人认为红杉的价值可借由砍掉红杉的劳动量来充分估量。与此同时，我们归之为“天然固有”的价值，往往是由我们自己的好恶而非科学法则所决定。不管红杉有何优点，从严谨的生物学观点，很难解释为何一棵古老雄伟的红杉比两棵较年轻的红杉来得好：事实上，较年轻、生长较快的红杉，提供的“森林服务”反倒更多，例如为空气提供氧气。将某地评估物品价值的社会、文化法则代之以全球性法则，或许后果非常严重（如本章几个例子所显示的），但我们至少知道如何以生态学用语或经济学用语，去描绘、比较“事前”和“事后”的特点；但我们拿商品在市场上的价值和其天然本有的“价值”相比较时，我们是在做重要但更为晦涩难解的事。

通过长距离贸易解决问题，往往也为代表这其中全球化、商品化一方的外人（通常是欧洲人），带来无人猜测得到的后果。毕竟他们也来自“地方”文化和社会，而这些文化、社会不可避免在当地资源和当地做事方式出现外来的替代性选择时受到影响。欧洲人、北美人所引进的那些堆积如山的鸟粪，最终证明并非取之不竭（鸟粪开采的荣景一结束，那些鸟粪产地立即回复到该产业初兴时的贫穷景况），但开采养分、运到农田的构想仍大有可为。这构想最终孕育出合成肥料（基本上合成肥料在将煤或石油转化为植物成长养分），且这种地力保存方式，如今已完全取代旧式的地力保存方法，即精心修改无数种种子以适应当地水土特性的旧方法。数代以来细心累积的地方知识（数百万农民的主要“人类资本”）变得不合时宜，于是，在推广制式种子（这种种子本身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贸易商品）和施用化肥这种新农业方法的人士眼中，传统农民变成“无知之徒”（由于有机农业受到重视，那古老知识有许多部分，最近才为人所重新发现）。在努力培育基改作物的今日，这过程似乎又将重演。获专利保护的基改作物种子，具有某些特性，使它们得以用最理想的方式因应特定专利肥料、杀虫剂之类东西。

但在这种生物学标准化的时代环境下，社会仍创造出料想不到的“需要”，为原本不值一顾的东西，引爆出迷你淘金热般的追逐热潮。例如新近发达繁荣的华南，创造出对象拔蚌（geoduck，栖息于美国太平洋岸的巨蚌）的突然需求，从而使辛苦讨海的渔夫致富，且很可能使这种蚌最终绝种。在美国，水资源不足和高劳力成本，已促使美国人开始寻找长得较慢、生命力较强韧、更耐旱的草种，以便培育来供下一代美国草坪使用。数百万旧时代农民若得知这事，想必觉得这是可笑的历史反讽。那些推广制式棉花、移植橡胶树、从事诸如此类作为者的继承人，如今开始急急忙忙四处寻觅，心想在铺砌路面的隙缝里或铁路桥墩的下面，或许可以找到一丝丝向来受冷落的生物多样性，以满足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