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所打造出来的世界经济，

显然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这现象不必然将利益最大化，

不必然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法则，

甚至不必然遵守许多人称为常识的东西。

真正的世界经济，乃是有庞大货物、资本、技术游走世界各地的经济，而这种经济要诞生，法律和习惯行为必须变得更可预测且为普世所奉行。观念上的主要改变，乃是标准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涉人情。要将自给自足式的生产和使用价值的交换，大幅转变成受市场驱动的货物、利润观，需要一些重大改变。欲让人觉得世界经济的存在“理所当然”，且鼓舞人在世界经济里贩售获利，需要新的国际体制和观念革命。世界经济所涉及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而我们觉得它们的存在天经地义，无法相信它们是社会所创造。这些观念包括：时间是货物，黄金是金钱，是评价万物的依据，是一以贯之的可通用的标准和度量衡、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股份有限公司、包装产品、公司商标。两百年前，这些观念大部分都还是世人所陌生的。每个观念都涉及意识形态、社会习俗、政治斗争、历史进程。

诚如先前已介绍过的，在货币问世之前，已有大量的长距离贸易，但对从事世界贸易者而言，货币使世界转动，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在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期，人类对于何者构成货币，没有共识。甚至，早期的交易就和巴西戈塔卡人的交易方式差不多，亦即一物换一物，面对面实物交易。货币乃是价值的象征，其重要性主要在于可用来购买东西，而非其固有的使用价值，但货币的诞生很缓慢。对美国西北地区的原住民而言，货币曾是贝壳；对阿兹特克人而言，货币曾是可可豆。在俄罗斯部分地区，茶砖曾充当货币，但在许多地方，曾拿盐当货币。在萨尔瓦多之类未充分货币化的社会，据说还曾拿肥皂和臭蛋充当货币（但用臭蛋积累大量财富，实在无法想象）。但贝壳与可可豆间如何换算？

随着不同民族间的货币兑换问题日趋严重，久而久之，金和银成为最主要的价值象征。金、银的价值是否是固有的，它们是因为出现和有用而成为大家所渴望拥有的商品（马克思称此现象为商品拜物教），还是因为它们本身体现了价值，关于这点，各界看法非常分歧，但无论如何，国际贸易商愈来愈接受它们。从中国、印度到非洲、欧洲、美洲，很早以前就都认定金、银是有价值之物。

诚如本章第1节所探讨的，由于墨西哥比索作为全球最强势货币将近两百年，确定货币价值一事，因此变得简单。墨西哥、秘鲁的丰富矿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全球商业货币化。白银从美洲流向欧、亚、非洲。但19世纪时，各地陆续发现藏量巨大的金矿，随之出现一个问题。首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发现（见4.4节），继之以澳大利亚、南非、阿拉斯加。花了超过半世纪的时间，白银对黄金的相对价值，人类才获致共识，并将该价值确定在各国货币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本位制才废除。

货币的发明和货币等价的确立，只是世界经济迈向整合的诸多步骤中的两个。在其他度量衡和贸易工具上获致共识，也不可或缺。19世纪的公制革命（见本章第2节），乃是普世奉行、固定不变之度量制得以创立的必要条件。因地而异的度量制，突显了各地的习俗和主权，终究不敌国际贸易与国家力量的同质化威力，纷纷改采公制。自此，阿姆斯特丹或纽约的贸易商，知道自己在秘鲁买了多少鸟粪，而不必去猜测用的是什么计量单位。人类最终走向商品化，走向为销售而生产货物，走向能借由将货物的属性量化，以将某货物转换成某数量的另一种货物，这是关键一步。这也使那些向来善于使用地方度量衡的地方商人，势力受到削弱。

1900年国际谷物市场的创立，更进一步阐明了商品化过程（见本章第4节）。铁路载货用起卸机，使美国或阿根廷许多农民的小麦同质化，因为他们的小麦全被凑在一块。海运革命使原本各自为政的亚洲稻米市场整合为一。印度种稻地区的居民，平常都买米为食，但如今，碰到旱灾时，他们可以改买价格更便宜的小麦。稻米的国际价格首度影响小麦价格，从而创造出综合性的谷物市场。人可以思索、计算欲购买某数量的小麦，需要多少米。因此，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小麦的收成多寡，会影响中国四川省的稻农。

19世纪的运输革命不只影响货物的价格和可互换性，还影响时间本身。人类订出时辰已有数千年历史，但都是根据各地太阳的位置来确定时辰。只要人、货移动缓慢，时间仍不是金钱，再多样的时区都不构成问题。但1870年美国境内有约三百个不同时区和八十个不同的铁路时刻表（见本章第5节），严重影响铁路营运。让两列火车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行驶于铁轨上，既损利润又极危险，于是各铁路公司于1883年会商，确立全国的时区。随着欧洲跨国铁路的出现和19世纪后半叶电报的问世，确立国际共同认可的时区成为当务之急。

时间不只标准化，随着期货商品的问世，时间还在19世纪时商品化。谷物的商品化（见本章第4节），最初限于现存的谷物。但不久，想靠期货来筹钱的农民，还有想靠期货做投机生意兼防范因价格剧烈变动而遭受损失的商人，开始拿预期会生产的作物来销售。从此，全球各大市场的商人，不只购买数千公里外的商品，还购买尚未问世的货物。

通过书面单据买进尚未收成之作物的所有权，商人似乎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奇怪的，而这有部分是因为他们已将公司股票的观念确立为商业文化的一环。5.6节“法人企业的粗暴诞生”，探讨过不具人格性之股份公司，如何彻底脱离原来大行其道的合伙商行。投资人可以买下公司，甚至接收公司或卖掉公司股票，过程中未与任何股东见面。公司本身比其众所有人还重要，且能活得比他们久。股东的个人声誉和看法，甚至不值一顾。股东的义务多寡，完全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股票多寡。

讽刺的是，股票这种不具人格性的东西，乃是资产阶级最初赖以社交互动的诸多场所中的一种所催生出来的。17世纪伦敦的咖啡馆（见3.4节），是最早的男人俱乐部之一，是组织政党的最早场所之一，并成为最早的股票市场、商品交易所、保险公司。咖啡馆的生意推动了商业发展。

公司发展出自己的法律身份，其存在是为了供人在股票市场买卖，而不只公司如此，债券也是。借钱当然是存在已久的行为，《圣经》上就有记载。但在债券问世之前，借贷通常是由商人或银行借钱给个别借款人或统治者（见本章第3节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内容）。19世纪，债券问世。政府、金融机构或公司发行债券举债，投资人买进债券，即持有发行者的债务（而非股票之类的资产），一段期间后发行人得将债务连本带利偿还投资人。债券可以由与原始买卖无关的第三方买进、卖出，这点与先前的借债行为不同。政府喜欢这种借钱方式（即发行公债），借由向许多人借钱掌控那些人。随着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逐渐兴起，借债的重要性逐渐提升，这些政权试图以此钳制欧洲的资本市场，而富有的欧洲人则在将风险最小化的同时，寻求从中获利的方式（见本章第7节）。

有时，债券的社会生命多彩多姿。1860年代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所发行的小蓝债券就是一例。这些蓝债券的寿终正寝，不只靠供需市场机制，还有赖于六个国家在国际上长达五十年的纵横捭阖。

债券曾长期属国际银行（以家族为中心的合伙商行）的禁脔，但诚如小蓝债券传奇所彰显的，19世纪末期，股份公司银行开始入侵这块市场。与此同时，不只是新公司挤进了全球金融家的俱乐部：还有像柏林、纽约和（更晚的）东京这样的新兴市场。

在国际金融领域一直不敌欧洲银行竞争的美国银行，开始进场较量。小蓝债券的结算，为美国资本家打开了进入墨西哥的缺口，使墨西哥成为美国法人公司的实验场，且这些公司的老板往往是金融资本家（见本章第6节）。在中国南部沿海获得成功并立住脚（尽管很脆弱），使得美国银行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益，因为战争重创了欧洲金融市场。到1920年，全球金融中心已经转移至纽约，在那里，一种与众不同的做生意的方式将会改变接下来的数十年（见本章第7节）。

不具人格性的有价之物（例如债券），发展出一如银行和其他法人企业所拥有的社会生命，但非常人格化的东西，例如人类劳力的成果，却往往遭异化，不再为生产者所掌控，与生产者本身疏离。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科技的兴起，已彻底扭转“最靠近自家之物人最了解”这一传统观念。包装技术，加上广告（见本章第9节），促成较远甚至来自外国的东西，反倒比本地的东西更为本地人所熟悉、所信赖。罐装技术和政府检查的进步，使人开始认为外来的工业产品比本国制的同类产品更为卫生。广告商告诉我们遥远异地的商品，大力形塑我们的自我认知，特别是传达流汗乃是低度发展象征，而非健康劳动象征这样的观念（见本章第11节）。

但广告的新奇之处，在于催生出一种有价值的新东西：商标。一如本章第10节所探讨的，商标的知识产权乃是19世纪所发明。公司可以买进，卖出，拥有名字，即使该公司转归别种宗教、别种国籍、别种专业的他人所有，消费者仍忠于该名字，但在过去，这种观念大概会被视为荒谬。过去，人信赖主事者，信赖包装里面的东西，但不信赖包装盒上的名字。但信赖不具人格性的大企业，加上政府管制日增，促成了观念革命。

商标之所以值得信赖，一部分源于一种未言明的假定，即某公司若大到有能力做广告，就必然好到有能力生产珍贵的产品。这观念乃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观进一步演绎的结果。凡是经营成功的公司或产品，必然是最好的公司或产品。但在工业上，某一标准（不管那是铁轨轨距或放映系统规格或电脑系统）的蔚为主流，不必然是因为那标准从任何客观角度来衡量都是最好而雀屏中选。过去，全球铁轨所选用的轨距（见本章第13节），因太窄而无法行驶速度快而体型大的列车。但那是第一个采用的轨距，它的成功意味着其他人建造铁轨和火车头时，不得不迁就这较窄的轨距。打字机键盘一度也有同样情形（见本章第14节）。因而，实际上，往往是起头者得以生存，营销能力最强的公司得以生存。

综观历史，世界经济并非总让最优秀者出头，同样的，迫切需要也不必然是发明之母。本章第14节阐明，从罐头这一看似必需的物品出现，到发明出开罐器，中间隔了很长时间。人类找到的解决办法，有时是次理想的办法。或者，真发明出理想的解决办法，例如洗碗机，却不受大多数人青睐。迫切需要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发明不只有赖于需求和创意，还得看消费者是否愿意运用该创意。有时，新必需品变得无比普及，以致我们会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这需求，过去一百五十年里已变成民生必需品的形形色色香皂、除臭剂、漱口水之类产品，就给人这样的想法。但事实上，那是广告商、科学家、传教士（“清洁仅次于圣洁”，即保持清洁的重要性仅次于保持对上帝的虔敬）、政府、教育人员，改变了我们的个人卫生观念所致。而在那改变的背后，还有一更深层的改变，即我们所借以了解自己的媒介有所改变。广告告诉你有口臭，有体臭，有或许不会使你生病，但会让你失去饭碗、老公之类重要东西的其他毛病；广告还告诉你，不能指望朋友和挚爱的亲人告知你有这些讨人厌的毛病。所幸，广告商和立场公正的匿名专家适时出现，告诉你真正需要的东西。

更晚近，可口可乐在战后发动的大规模宣传，促成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s） [33] 的又一次转移，使数百万欧洲年轻人相信，他们所应仿效的对象不是近旁的同侪，而是喝可口可乐的健康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大兵。父母抱怨小孩喝可口可乐而非啤酒或葡萄酒，会稀释他们的比利时或法国传统，但可口可乐公司完全不反驳，反而以自那之后一再重复施行的策略，攻占了年轻人市场。如今，数百万从未去过纽约、巴黎或东京的人，“需要”能让他们融入那些地方（或者说他们借大众传媒之助想象出的“那个地方”）的商品。

最后，我们不该忘记，世界贸易的扩张和商品化的过程，倚赖一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随着货物变成商品，人类愈来愈相信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和需求。人类把所有心力用于将自然变成“自然资源”或“生产要素”，用于使这些东西变得对人有用，有利可图。于是，美丽世界，例如巴西的大西洋森林（见4.1节），遭砍伐，留下光秃、贫瘠的山地。其他原不受青睐的偏远地方，例如隐身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安道尔（Andorra），即使没有机场或海港，仍成为世界经济里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互联网铲除了地理所立起的障碍。与此相反，巴拿马城成为一个国际银行及零售中心，既是因为监管的缺乏，又是因为其处于地峡之上的位置优势（见本章第15节）。贸易所打造出来的世界经济，显然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这现象不必然将利益最大化，不必然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法则，甚至不必然遵守许多人称为常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