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工业化地区和大体上仍属农业经济的地区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是极富争议的问题，特别是这类贸易在什么样的情势下，

使“较不发达”的贸易伙伴更容易或更难工业化？

八十年前，史学家阿什顿（T.H.Ashton）就已称工业革命为“榨了三次汁的橘子”，意即已几无汁液残余的东西。但他仍另外写了本书谈工业革命，引发新的辩论。所谓工业革命，指的是大部分劳动力走出农、渔、林业，投入使用愈来愈强的机械装置以改造物品的行业。如今，对于工业革命如何发生，或贸易在那改变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我们仍几无共识。已工业化地区和大体上仍属农业经济的地区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更富争议的问题，特别是这类贸易在什么样的情势下，使“较不发达”的贸易伙伴更容易或更难工业化？如今所有富裕经济体几乎都是工业国或后工业国，因而这问题，换个角度来看，几乎就等于是在问以下这一更根本的问题：参与国际贸易真有益于参与各方，或者财富、权力的不平等导致某些参与者出局？从过往历史来看，这一问题错综复杂，而这有一部分源于一项事实，即基本经济理论告诉各国该怎么做对自己有利（亦即不管本国与他国的经济发展落差多大，都应与世界所有国家自由贸易），但实际照这样做的国家，少之又少。因而，必然有人（或许是每个人）感到困惑。

世界贸易与早期工业化

人类制造东西已有数千年历史，因此，“工业化”始于何时？雇用大批工人的作坊，数百年前就存在，它们大部分是国王、皇帝所设置，用以制造武器、制服、某些奢侈品。大部分制造过程靠人力和兽力，但水力、煤炭、其他机械力、化学力来源，过去人并非一无所知。中国四川省的制盐场，在将近两千年前就燃烧天然气制盐。现代工厂的原型，乃是有大量工人非常专注且分工明确地在工作（而非在同一屋檐下工人一个挨一个但各忙各的），并且根据大量运用燃料的生产过程生产出标准化产品所需的体力，制定工作时间。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地方，可能要到一个跌破众人眼镜的地方才能找到，那就是拉丁美洲的糖厂。糖厂将（若不尽快加工处理很快就腐败的）甘蔗压碎，烹煮，制成糖，以便运往大西洋彼岸（见本章第1节）。就此而言，不只最早的工厂出现于欧洲以外；最早适应工厂生活的工人，也不是靠工资生活者，而是奴隶，不是欧洲人，而是非洲人。

对于工业化历史的较传统说法，总是从英格兰的纺织业开始讲起，而贸易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很长一段时间，印度布料一直是奇货可居的商品，特别是在拿布料换奴隶而战略地位重要的非洲市场。英格兰早期的纺织厂，有很大一部分市场在海外。这些市场的开辟，至少在两个层面上与帝国有关。首先，在一个大部分国家致力于保护本国和殖民地市场，排除外国竞争的时代，英国强大的海军，对于在全球各地（特别是在美洲）打开市场，降低货物运往遥远市场的航运成本（有一部分借由扫荡海盗），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防止外来者在英国殖民地与英国货竞争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其次，英国之掌控印度，特别是掌控孟加拉这个首要的纺织品出口地区（南亚次大陆上第一个落入英国掌控的地区），对于英国之能打开海外纺织品市场非常重要。英国就是靠着印度产品，得以首度打进奥斯曼帝国、波斯、东南亚、非洲数个地区的纺织品市场，从而重重打击了这些地方至少一部分的本土纺织业。英国人不只倚赖印度纺织品，更努力发展自己的纺织业以取而代之。机械化最终使英国生产者在这方面取得极大优势；但拜英国东印度公司几项政策之赐，这一天更早降临。该公司只是致力于让印度织工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将产品独家卖给他们，但他们的计划却反而促使许多为外销而织造的孟加拉人，完全离开这行业（见本章第4节）。该世纪稍后，英国纺织品在世界许多地区失去竞争优势，这时，印度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没有竞争者的大市场，让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得以继续存活。

最后，贸易是促成英国工业化的最大功臣，因为纺织业革命所倚赖的主要纤维物质，棉花，一直自外进口，英国本土无法种植。羊毛、亚麻的纺织，比棉花的纺织更晚机械化；但更重要的是，英国如果用亚麻或羊毛来发展纺织业，因为无法取得足够的亚麻或羊毛，产量将无法扩张到像棉纺织业那么大。亚麻种植极费人工，而且对土壤极为挑剔，因而，在当时西欧，亚麻大体上是园艺作物，以非常小的规模种在人口稠密而能提供人力和粪肥的地方。有两百多年的时间，英国国会多次试图借由补助将亚麻栽种扩及不列颠群岛和北美殖民地，结果都不尽理想。至于羊毛呢，要取得羊毛，就得养绵羊，而仅仅以1830年（仍是工业时代初期）英国所进口的棉花数量为基准，就差不多要把英国的所有可耕地和牧地全投入饲养绵羊，才能得到足够取代这些棉花的羊毛（见本章第2节）。

老实说，工业时代初期所涉及的，远不只是纺织品。但从几乎所有记载来看，棉织业一直是最重要的工业化产业之一，因而，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里，对外贸易一直是极关键但有时遭低估的环节。审视其他产业，我们往往再度发现，自外进口初级产品是关键因素。

从更为根本的层面来说，我们得切记，社会（而非某个特定货物的产业）的工业化，几乎必然倚赖其他货物的大量进口。除非农业以外人口的急速增长，靠着同样急速的农业生产增长而抵消，否则，若不增加粮食进口，工人肯定要挨饿，届时更不能去购买种类大幅增多的各式消费品（全含有某种原材料），进而不可能通过这些消费品的诱导，接受陌生环境、往往严苛的纪律、工业时代怪异的新生活习惯。因此，一如本书第四章对于商品更为深入探讨后所见到的，工业化几乎总伴随着贸易的遽增。工业化后，各种货物的需求大增，造成货物短缺，工业发展陷入瓶颈，于是商人开始赴全球各地搜罗替代品。电气化后，铜线需求暴增只是其中一例，今天，这一故事又在重演，新一轮的电气化促使已关闭的铜矿重开，并且电子革命催生出对各种所谓稀有地矿的与日俱增的需求。20世纪全球各地的工业化，最终靠全球石油贸易来推动，而全球石油贸易已几乎彻底改变了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见本章第9—11节）。

对某种进口品乃至某类进口品的倚赖，很有可能是短期现象。例如欧洲在1830—1950年间进口了数量前所未有的粮食，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差不多恢复自给自足。但有些产品的长期进口却是不可避免。这就引发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如果工业化国家（通常是强国）需要某些国家一直以农、林产品和原材料为出口大宗，他们是否采取了行动来防止其他国家工业化？如果有，这些行动有效吗？或者说，相反的，其他地方因为与已工业化国家往来，加速了当地的工业化，至少对那些未面临特别严重之内部阻碍的国家而言是如此？

世界贸易与工业主义的散播：两类问题

在将工业扩散到其他国家上，世界贸易扮演何种角色，更为复杂而难论断，因为有太多问题值得探讨。但这些问题至少可以归为两大类。

其中一大类着墨于贸易如何催生出有利于工业化的经济环境。其他国家将初级产品输往出得起高价的工业国家，是否有助于这些国家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本？一国进口工业产品，意味着该国建造工厂者连自己产品在国内市场能否有销路都没把握，因而不利该国的工业化？比起那些因农产品输出大增而得利的地主，工匠本来较有可能投资于早期工业化，但工业产品的进口反倒使这些工匠陷于贫困？

第二大类问题着墨于工业科技的散播本身。最初，全球贸易对科技扩散的最终影响，看来似乎是利多于弊。世上有人发明出某新科技后，别人也发明出该物的概率不会因此降低；因此，加进那不可改变的或然率之后，人从他处学得该科技的概率，终会想办法获得该科技的概率，必然提高。但事实绝非那么简单，至少一旦专利权强制执行，使用他人所抢先发明出的方法变得非法时，就是如此，即使很快就自行研发出该方法亦然。更明确的（以及在大部分时期里更重要的），我们得观察全球贸易，已在不同时期如何影响最优秀的科技方法在全球各地的分布：除了通过散播知识和刺激竞争，还通过某些一心欲垄断或继续垄断某些最佳做法的公司或国家所特意制定的政策。这类作为如何执行（和取得什么效果），如今已大不同于从前，而这有很大一部分归因于人所试图掌控的科技，其本质有所改变。在本章最后，我们会再探讨这些问题。

贸易、全球分工、工业化前景

假设有两方坐下来协商，双方都追求自身利益，但财富、权势差距悬殊，结果，协商出来的条件会有利于哪一方？在大部分情形下，人们大概都会认为结果很有可能不利于弱势的一方，使弱势一方的处境更为艰难。但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提出其经济理论以来，经济学一直告诉我们，在国际贸易领域，这类忧心根本是多余：自由贸易迫使买卖双方专注从事于对自己最有利可图的活动，同时使创造出的总体财富极大化，因而会使双方都得利。对某些国家而言，这很有可能表示专门从事初级产品外销的时期拉得更长，但只有在这样对它们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旦情势变成工业化对它们较有利，它们决不可能继续独钟于初级产品的输出）。李嘉图所举的著名例子，以英格兰、葡萄牙间的葡萄酒、羊毛贸易为例，说明两国各自锁定一项商品生产，比双方都试图自行生产两样商品，更大有益于两国经济。在课堂上，即使某国样样都比另一国有效率，这论点仍然站得住脚（相较于采行自给自足，落后国在自己众多不如人的东西中，挑出与他国差距最小的东西来专攻，而让其他东西都进口，还是能有所获益）。从理论上讲，保护主义是损人不利己，没有理由采行。

但现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黑白分明。事实上，李嘉图那个例子就可能引发一个疑点，即葡萄牙与英格兰自由贸易的那几百年里，葡萄牙经济景况如何？如果它不是采行自由贸易，情况就一定较差？当我们理解到历史上几乎没有采行“完全”自由贸易（或者完全自给自足）而成功工业化的例子后，这问题更显复杂。即使在众所认定自由贸易的黄金时期，美国、德国都是靠着高筑关税壁垒，取得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惊人成长；当时其他许多国家也有某种保护措施。

就连英国本身的记录，都不尽光彩。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英国鼓吹自由贸易，但17、18世纪时，它本身的纺织业却是靠着差不多百分之百的关税保护，排斥廉价的印度纺织品进口；直到成为全世界最有效率的生产国，英国才拆掉这些壁垒。即使在19世纪末自由贸易的最盛期，英国的印度帝国仍是自由贸易的化外之地，多种工业产品的市场，基本上只准英国人插足。随着英国工业渐渐不敌美国、德国的竞争，这一形同最低保证的市场，对英国愈来愈重要，而非愈来愈不重要（见2.9，3.7，7.6节）。

奇怪的是，有个靠农产品、原物料输出挹注工业成长的绝佳例子，来自我们未必料想得到的地方——日本（见本章第7节）。日本天然资源贫乏，但在19世纪末期输出大量白银，丝织品输出甚至更多。趁着欧洲养蚕业发生病虫害，同时利用本国的技术创新（基本上借由替蚕棚加温，诱使蚕提早在非农忙期吐丝，使种稻与养蚕两者较不冲突），日本农民攻占下一大块世界市场，为日本提供了大量外汇；在这同时，他们所付的高额租金，既为地主提供了设立纺纱厂所需的资本，也成为国家税收，为国家实行小规模实验性计划（大部分属重工业）提供了资金。因此，我们根据更晚近的经验，认为日本（和韩国、中国台湾）的农业，乃是靠工业强国金援所扶植起来、不符经济效益的遗物，但事实上，在该世纪更早之前，情形正好相反。不管我们如何评价1945年前的“日本奇迹”，这个奇迹和往往被视为东亚发展典型的1945年后模式看来大不相同。（它和战后模式不同之处，还在于1945年前的日本经济里，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重工业部门，虽协助打造了强大军力，从经济角度来看，却是最不成功的部门。反倒是较未受到政府呵护的轻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成功。）

在其他许多例子里，我们看到工业产品输出有更大幅的增长，却未能替工业化奠下基础。本章第5节所探讨的菲律宾，或许是极端的例子，却一定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英国领事罗尼（Nicholas Loney）的目标乃是摧毁菲律宾的手工纺织业，让英国纺织品能打进该地市场；开辟甘蔗园基本上不在他最初的构想之列。他开辟甘蔗园，起初大抵上是为了运布来的船不致空船而回。甘蔗园工人工资微薄，位居社会上层而人数不多的地主，爱用欧洲货更甚于本地货。人数较多的族群，码头工人，所得的确增加，但他们往往是单身汉，把相当多的钱花在娱乐和服务上，与女织工有天壤之别。女织工的所得往往支应家庭开销，而在罗尼到来之前，她们的所得还更高得多。在这些情形下，出口收益的增加，毫无助于工业化，甚至反倒阻滞工业化，也就不足为奇。不只贸易对国民总收入的影响攸关工业化，对分配的影响也是。在没有明确规则可资依循下，运用归众人所有的大量劳力或资源或劳力加资源（例如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或堪称轻工业产品而非“天然资源”的日本丝织品）所创造出的出口激增，似乎比运用归少数人所有的资源所创造出的出口荣景，更有助于营造出有利长期发展的环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

19世纪科技、政治上的种种变革，使全球各地经济体的结合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同时也使富国、穷国在财富、政治权利上的差距达到前所未见的悬殊。1800年，掌控全球约三成五土地的欧洲人及其后裔，到1900年掌控了全球约八成五的土地，全世界最发达的贸易路线大部分经过西欧的港口。但在其他一些地方，机械化工业和国际金融也开始发展；到20世纪末期，每年横越太平洋的贸易量，将远大于横越大西洋的贸易量。

初级产品外销对政府的影响，或许更为重要，但这类影响难以预料。庞大的石油收益，使数个政权远再不必像过去那样靠向老百姓收税支应财政支出，同时使与外国公司和特定工人群体的关系变得至关紧要。因此造成的结果，从民粹政治、政府为推动工业化而采行补助（如墨西哥，见本章第10节），到给予人民众多福利但完全不给政治权利的体制、外国制造品的大量输入、国内工业化水平非常有限（如沙特阿拉伯，见本章第11节），非常多样。靠着征收石油开采权使用费而暴然致富，也使石油输出国觉得自己和外国工业国客户利害攸关的程度更甚于和自己的人民，特别是如果那些外国人还给该政权提供军事安全的话。但他们也可能觉得，生产工业所不可或缺的产品，使他们能对抗他们所认为不与己有共同利益的外国人。叫人困惑的是，大部分例子同时牵涉这两种倾向。

科技

加入国际经济未必增加可用于工业化的金融资源或有助于推动工业化的诱因，但必然会对替代性科技有更深入了解。但了解别种方式，不必然表示将其付诸实行。有时候，新科技未必较有利，例如昂贵的省人力机器，在人力非常便宜的经济体，可能带来反效果。工人的困境（和健康）遭忽视，特别是如果他们未组成工会的话。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即加利福尼亚半岛）所发现的铜矿，供应了电气革命所需的铜线，进而在19世纪末期点亮了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的夜晚，为这些国家的机器供应了动力，但在那些矿场工作的矿工，却以蜡烛照明，靠人力干活。在其他例子里，新科技或许符合经济效益，却被认为危害到其他方面。但即使是益处鲜明可见的科技，也未必受到青睐。新技术需要的原材料或人力技能可能会在某些关键时刻供不应求，对此的恐惧会妨碍私人投资和政府规划。有时，即便是回过头看似乎相当明显的一次改进，例如从煤到油的转变，也需要一次出于高度本土化的，甚至有些怪异的因素的助推（见本章第9节）。

早期工业科技的转移，往往受阻于不同工作场所间文化、组织上的差异；更先进科技的转移，则更往往受制于法律、金融上的障碍。早期工业科技所用到的工匠知识，往往不只体现在设备上，也体现在人上。在这情况下，建造必要性“机器”（如果用这字眼来指称那其中许多设备贴切的话）所需的成本，通常不是模仿的主要障碍；专利保护即使白纸黑字，绝大部分形同具文（特别是跨出国界的话）。知晓窍门的工匠，到了别的地方，往往能照样造出同样的设备。某些国家，特别是英国，竭力禁止“技工”外移，最终徒劳无功。利之所趋，只要是有丰富报酬可拿的地方（亚洲部分地方、欧陆、美洲），他们就前去效力。外移的技工多到使这类立法毫无作用。

另一方面，复制了必要性设备，不必然表示完成了技术转移。史学家哈里斯（John Harris）提供了一组绝佳的例子，说明即使是在英格兰、法兰西这两个体制上较类似的国家间，技术转移都失败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法国人，仿制以煤炭为燃料，用以烧制出铁、玻璃、其他许多基本材料的英国火炉，且仿制得毫厘不差，但几十年下来，这些新设备几乎全不管用。事实证明，要能制造出合乎标准的材料，几要各种几乎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知识：借由眼见和耳听精确拿捏物件是否烧得够久、用什么角度握住该物件、转动该物件的速度要多慢、哪一种异音表示烧制有问题。事实上，这些细微但不容忽视的小地方，截然不同于习惯用烧木头火炉工作的法国工匠所熟知的小细节，因而，技术熟练的英格兰工匠，甚至都不清楚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众多作为中，有哪些需要拿出来跟别人解释。一直到1830年后，一整组一整组英格兰工人过来，技术才真正转移过来。如果隔着窄窄的英吉利海峡，都可能发生这么严重的沟通不良，跨越更大地理阻隔、文化隔阂的技术转移往往失败，又何足为奇？在这时期，科技的传播往往不理想，但这大概不是因为“先进”国家蓄意独享该技术；制作方法本身的特性往往就是一大阻碍。

随着工业化日益加深，科技与科技领先优势所具有的这种“天生不易转移”特性，也日趋薄弱。新机器、新制作方法的设计者，愈来愈多是拥有共通工程语言的人，而非工匠出身的人。这类机器的操作，愈来愈不需要工匠知识；甚至有些机器乃是专门为让没有工艺本事的人操作而设计，以让他们取代工资较高、较不听摆布、具有专门技术的工匠。许多新设备，需要学习许多技巧才会操作，但那些是重新发明的技巧，记录于书上，无法隐藏不让人知。但如果说这些科技转移障碍正逐渐销蚀，新的障碍却正继之而起。

首先，科技愈来愈体现在昂贵大型的机器上，于是，对于欲迎头赶上的国家而言，取得科技的成本愈来愈难以负荷；科技愈来愈倚赖多种网络，而这些网络有时极昂贵。电脑、调制解调器或许相对来讲不贵，但稳定的电力和不受静电干扰的电话线路则颇昂贵。

欲界定由设备（而非技艺）构成的发明，进而替这类发明申请专利，变得容易得多；取得专利一事，变得更值得一为，因为发明物本身的成本和其潜在市场价值上涨了（18世纪时，仍有许多发明人未费心替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即使在英格兰亦然），另外，由于信息变得更容易贮存，智慧财产法趋于一致（有时是通过改变态度，有时是通过较富国家的施压），专利保护的执行变得容易得多。科技上的改变，变成是刻意计划、投资而促成（研发经费本身乃是19世纪末期的发明），它随之成为全球政府和公司的政策目标之一；这涉及既要促进更进一步的创新，同时要采取措施控制技术的扩散和他人的竞争，以免辛苦的研发血本无归。

在世上许多地区，曾有许多年，因为殖民行径而使情势更为复杂。英国人的入主，促成印度出现难得一见的铁路兴建热潮（见2.9节）和亚洲最早的机械化纺织厂，但两者都未能创造出本应可以促成进一步增长的那种联结。印度铁路全使用英国设备、英国工程师，甚至大部分使用英国煤。因此，这两项建设未刺激出新产业，也未促成许多新技术的转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船舶不足，印度纺织业得以摆脱欧洲货的竞争，因而孟买的纺织厂，一如稍晚成立的大阪、上海的纺织厂，生意大好（见本章第6节）。但船舶不足同样意味着拼命生产的纺织厂，无法进口足够的备用零件，更别提进口扩充产能所需的机器。在中国，特别是日本，早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建造了钢铁厂和兵工厂，这些原本无竞争力的产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突然间投资有了回报：它们所培养的机械师（制造机器者）、机修工、工程师，利用欧洲人无暇东顾的机会，制造纺纱机和织布机，一个本土资本财货部门随之诞生。身为殖民地的印度缺乏类似资源，于是丧失了这一宝贵机会。当时世界许多地区开始与已工业化的经济体开展贸易，同时，其中许多国家又正处于政治上受列强摆布的时期，因而，我们永远无法弄清楚，如果当时较为兴旺的贸易未披上帝国主义外衣，那贸易会对工业化有多大的促进作用。

但有时，就连蓄意为阻碍工业发展而推出的措施，都未能如愿，至少长期来看是如此。在殖民地时代的北美新英格兰地区，漫长的冬天本来极有利于推动手工业，但英国的重商主义立法阻止该地手工业成长。因此，那些光靠自己种田无法发达致富的人，若非离开（大部分迁移到土地更多、土质更肥沃的纽约州北部地区），就是改行投入当局所允许的商业、航运、造船业。独立革命后，在这些行业所打下的人脉和在造船厂学得的技能，正好很合早期建厂者的需要，而手工业未能发展出来，正代表他们不会面临低工资的竞争。由于有丰沛水力和偷来的设计图来完成发展大业，新英格兰很快崛起，成为美洲第一个工厂云集的工业中心。

最后，但绝非至少，我们应该留意一种新式的当代的去工业化。在这个世界最富有的经济体中，过去几十年里，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开始快速转移到服务行业，致使许多制造业只能在中低收入国家发展，那里薪资更低，环境监管也没那么严格，而且基础设施（例如高速公路和电网）通常日渐完善。美国的制造业如今只提供少于总量10%的就业岗位。

我们不应夸大这一趋势。大量的制造业，尤其是那些技术最先进的类型，它们普遍产出最高的利润率，依然是富裕国家的产业核心；更进一步而言，富裕国家肯定不会放弃消费低科技制造品，不像工业化过程中放弃对农产品的消耗那样。说得更绝对一点儿，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产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都维持了增长趋势，尽管就业率有所下降。只是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中制造业过去所占的份额，以及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工业产量的增长而言，“去工业化”才称得上引人注目。并且，在计算机科技的助力下，工业自动化已经削减了工厂中工业化劳动者的数量，即便他们的产出依然稳定或有所增长。

至于政府决策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趋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政策应该尝试去抵制这一趋势，都会在接下来持续热议。无论人们对这些问题持怎样的观点，一个与19世纪的手工业危机相较至关重要的差异一定要被考虑进去。本章第12节中描述的美利坚联邦和各州的政策并非来自外部强加，就像英国的政策损害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印度的产业发展那样；这些政策对美国制造业者的不良影响（以及为东亚制造商们带来的福利），都是为保护其他本国利益所做的努力的副产品。

简要而言，同样是“去工业化”这个词，或许可以适用于过去与现在两种情境，而某些家庭和社群所感受到的痛苦，可能与早些时候手工业者普遍失业的经历有至关重要的相似性。但是整体情况并不全然相同。能源密集型的、资本密集型的、高速的生产，当然并非以两百年前手工纺织业开始消逝的方式在消逝：这类生产的成果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一以贯之，而对我们所在星球的影响很可能比以往都要巨大（尽管分布上有差异）。但是工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场域的变革的确迅猛，会对那些生活与其联结得最为紧密的人带来巨大影响。没有人可以预言其后果，但是我们可以在本书结语中简要触及一些可能性，以及历史告诉我们该如何检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