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子完成后，海明威似乎染上了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的那种“对完成之物的忧伤”。在写给编辑欧内斯特·沃尔什的信中，他说自己“心里累得要死”，严重透支，而且“孤独透顶” [1] 。他每天去塞纳河里游泳，纵酒无度。但是他实在太过疲惫，连威士忌都无法把他灌醉。
意大利在召唤，他等不及要踏上一次复健之行，“让他的头脑恢复正常” [2] 。但哈德莉不能和他同去了，因为邦比刚刚被送回了巴黎。海明威对沃尔什开玩笑说，他本来觉得去威尼斯“浪漫地打上几炮”可能很有益健康，但是想到会留下一群私生子，抚养费也是笔不小的开支，就没有另带一个姑娘去。
现实中的潘普洛纳“观光团”成员们，已经分散到了世界各个角落。杜芙·特怀斯登夫人一直靠赊账住在一家乡下旅馆里，最终她会回到蒙帕纳斯，重新成为那里的塞壬。在海明威小说的最后几段，主人公杰克·巴恩斯去马德里拯救杜芙：那个斗牛士——“帕尔马的尼诺”——意识到她其实很让自己丢脸，他们就各奔东西了。（“他想让我留长发，”她向杰克坦白，“我，长头发，你想象得出吗？我会是什么鬼样子啊。” [3] ）结尾处他们又回到了小说开篇时的那种关系中——相互爱慕，注定痛苦：
“哦，杰克，”波莱特说，“我们要是能在一起该多好呀。”……
“是啊，”我说，“单想想就真他妈的美啊。” [4]
虽然故事里的杜芙和杰克永远分不开了，但现实中的杜芙·特怀斯登似乎在这本书完成后就永远退出了海明威的生活。大概在这时，海明威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海明威台启”。倦怠的字迹，内容是求他借给她一点钱。
“我想要3000法郎，但是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吧。”她写道。 [5]
这是个厚脸皮的请求，特别是考虑到海明威仍在依靠妻子的信托基金生活。（可能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特怀斯登尤其周全地把信寄给了丁戈酒吧的招待，托他直接交给海明威，而没有寄到海明威家里。）特怀斯登还补充说，钱的事，事出紧迫：她在乡村旅店里面赊的账实在太多了，不敢不给钱就逃跑。
“我现在是一时困窘，仅此一次，只是暂时的，我肯定会还给你。”
他是否把钱借给了她，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发生了什么，似乎他们一度亲密的关系在那个秋天走到了尽头。这种分裂并不是一刀两断，他们可能只是发现，两人的相通之处并不像先前以为的那样多——或者如今特怀斯登的用处耗尽，海明威对她不再感兴趣了。可能海明威和勒布一样，只是发现她“已经不再重要了”。海明威也许没有像勒布那样把特怀斯登弄上床，但是她最后给他的东西，远远比给勒布的重要得多。
现在他在书里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她，文学世界中的那个她更加听从作家的摆布，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也更受作家的青睐。
与此同时，唐纳德·斯图尔特被叫回了洛杉矶。从里维埃拉回到巴黎时，他收到了出版社拍来的一封电报，告知他，他的一本书被米高梅（MGM）选中，电影公司希望在编剧的时候有他在场。斯图尔特带着顾虑接受了邀约。
“我知道，多数作家朋友一提到好莱坞，言语中就满含鄙视，”他后来说，“但是我说服自己，这能让我找到一批新的、更广泛的观众。” [6]
当他回到纽约，看到自己的头像出现在《镜报》（Mirror ）头条时，一切迟疑都涣然消释了。“被当作一个重要的‘猎物’，这真让人激动。”能在火车上和人说自己要去好莱坞编电影，同样挺有面子的。
哈罗德·勒布和比尔·史密斯也决定回美国。他们俩之间的友谊是从潘普洛纳征程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奔牛节之后，当海明威忙于记录节庆期间的事件以创作小说时，当斯图尔特在里维埃拉晒日光浴时，勒布和史密斯一起骑自行车探索了莱茵河和沃尔姆斯（Worms）——该城是勒布父族的故地。接着他们回到巴黎，一起加入了另一场很不同的狂欢，这回陪同的还有两位夜总会女招待。 [7]
对勒布来说，这场狂欢更像是一场终曲。《扫帚》已停刊，与海明威的友谊如梦一场，和杜芙夫人的恋情也在一个最不和谐的音符上告终。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勒布说到自己回纽约的决定时这样写道，“我的书《杜达布》就要出版了。我将回到远方的故土，相隔重洋，它望上去是一片闪耀着白塔青山的土地。”在巴黎的时光给了他很多教训，包括“对于一个朋友，有什么可以指望，有什么不能指望” [8] 。
勒布很快会意识到，一刀两断、再不往来是不可能的。海明威从西班牙回巴黎之后，勒布还和他打过一次网球。即使友谊显然已走到了尽头，勒布还声称他特意让了海明威几盘，想借此修补他们的友情。但这种让步也只是给海明威的新作添砖加瓦罢了：在小说中，爱上波莱特夫人之后，罗伯特·科恩的球技一落千丈。知道自己的好意打了水漂，勒布开始迁怒于海明威的写作。
“人啊，什么事情都臆想得出！”几十年后他愤怒地说。 [9]
勒布和史密斯买了同一艘客轮的船票回纽约。随着归期渐近，有人安排了一些小规模的饯行晚餐。客人包括海明威和哈德莉、勒布和史密斯，还有凯蒂·坎奈尔。虽然不清楚这些小聚会是由谁发起的，但是很明显，它们的目的是埋掉争斗的斧头 [10] 。席间其乐融融的气氛仿佛使他们回到了奔牛节之前的时光，潘普洛纳争斗的各方小心地达成了某种休战。
海明威才不会因为勒布的离开而愧疚，也不会因为比尔·史密斯将回美国而悲伤。海明威曾私下对一个朋友抱怨说，史密斯太容易意志消沉了，史密斯严重的情绪问题，是夏天节庆结束后海明威久久不愿返回巴黎的原因之一。他担心史密斯会影响他的写作。
“我宁愿他在第一次抑郁的时候就把自己解决掉。”海明威写道，并说史密斯曾经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 [11] 。
讽刺的是，据勒布回忆，在饯行晚餐上比尔·史密斯是情绪最高涨的一个。海明威“满嘴都是马德里和斗牛” [12] ，但是关于新书他却三缄其口。哈德莉和坎奈尔自顾自地聊天。勒布没有加入谈话，只是看着大家。一切进展顺利，但中间一位服务员在分鸭肉的时候，把鸭胸肉给了勒布和坎奈尔，却给海明威端上一盘“下水”。众人都看到海明威怒瞪了一下双眼，但是并没有把事情闹大。晚餐别别扭扭地继续着，最后大家互相道了别。
各自回家之前，坎奈尔从海明威那里得到了一个她不愿听到的消息。他们两个一起走着，谈到海明威的写作，便聊了起来。坎奈尔喜欢他的文风，但是觉得他的作品中缺了些什么。她和勒布一样热心，费了些心思考虑这个问题，感觉可以提供给他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你把描写情绪的功夫用在刻画生活上，你肯定已经写出一本畅销书了。”她建议道。 [13]
海明威回答说，他接受她的建议。
“我正在写一本书，它有一条情节主线，里面什么都有，”他告诉她，“我们每个人都在里面，而且我要撕了那两个混小子。”说着，他朝不远处的勒布和史密斯比画了一下，他俩正各走着各的路。
然后他指着勒布说：“勒布那个犹太佬是大反派。” [14]
如果“每个人”都在书里，这就肯定意味着坎奈尔也在里面。海明威可能觉察到了她脸上的慌张。
“我不是说你，凯蒂……我不会把你放进去。我总是说，你是一个好女孩！”海明威朝她咧嘴笑了一下——和勒布在潘普洛纳的街上打架前，他向勒布展示的就是这种笑容，开朗的、小男孩似的笑容。
坎奈尔后来写道，那个笑容“让你想给他一只苹果——或者你的心”。不过她仍然无法放心。 [15]
9月5日，勒布和史密斯启程返回纽约，从此这些人再也没有聚在一起过。不过他们很快将被永远地联系在一起，和海明威也无法分离，无论是否情愿。
9月末，海明威还是成功出游了一趟，他并没有如愿去意大利，而是去了巴黎西南的古城沙特尔。他曾想带一个女人同去，但真正捎上的是他的书稿，他在那里继续写作。
小说的标题还需要琢磨。现在的标题“节庆”不行，毕竟海明威觉得不应该用一个外语单词当书名 [16] 。再说，“节庆”一名可能会让人错误地把这本书视为肤浅的作品。它不是要把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笔下那种滑稽做作的上流社会搬到西班牙或者巴黎，为了让人相信这一点，它需要一个更有分量的名字，为整本书创造一种肃穆的氛围。
在第8本笔记本的封皮上，海明威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及写作地点和时间：沙特尔，9.27，1925。在本子的内页上，他写道：
《迷惘的一代》
一部小说
前言 [17]
格特鲁德·斯泰因还是注定要成为该书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前言里，海明威记叙了一件斯泰因刚刚告诉他的小事。她最近去了一家汽车修理厂，想整修一下她那辆上了年头的福特车。车厂老板有四个年轻的机械师帮忙，其中一个的技术尤其精湛。斯泰因不禁问老板，他从哪里找到了这样的好帮手。
“我以为小伙子们都不再乐意工作了呢。”她说。
车厂老板回答说，现在都招不到20多岁的人。
“C'est un generation perdu [18] ，”他讲，“没有人要他们。他们不好，被惯坏了。”
虽然这么说，22岁以下的男人还是值得收割的麦子，他继续讲道。
那“废掉”的这一批人以后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斯泰因问。
“什么也成不了，他们明白自己废掉了。” [19]
这件逸事使她想起了和海明威同岁的这一群人。 [20]
“这就是你们，”她宣告，“这就是你们。所有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21]
她还说，这群不幸的人非常容易分辨，他们不懂得尊重，喝酒不惜命。
海明威推想，这件事完全改变了整本书的视角。有了这一层意思，他可以把自己塑造的人物看作一群典型的迷失灵魂之人。这就直接升华了他们放荡、越轨的行为：他们醉酒、涣散、消沉，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被一场不光彩的战争毁了，那些可敬的社会体制曾经给人以生命的意义，现在却把他们荒废了。剩下的东西，还有什么能给他们指明方向呢？海明威在前言中发问。他们这一代人在天主教、达达主义、保皇派和电影中寻求慰藉，却都没能成功。 [22] 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别的领域，他们都没有得到指引。海明威承认，固然有其他的作家在探索这一撼动历史的话题，但是他自己的文学考察将展示其无比重大的意义。
“这不是飞女郎怎么做母亲的问题，也不是波波头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的问题。”他在前言中写道，显然是在批判菲茨杰拉德狭窄的视野。 [23] 又一次，完美的素材在完美的时间降临。“迷惘的一代”的新视角使他得以把自己定位为开一代文风之先河的革命者，一个记录有趣畅销故事的人；现在他为一代人代言，和菲茨杰拉德的功绩如出一辙。当然，他们关于同代之人记录了迥异之事，但是写得一样好。这已经足够使海明威一鸣惊人了。
海明威后来讲到，他听到“迷惘的一代”这一说法时，心里顿生抵触，至少他不同意斯泰因的观点。她告诉他这件事的当晚，他从花园街的工作室走路回家，路上他认定，无论是哪一代人，都自有其“迷惘”的地方。
“我想到斯泰因女士、舍伍德·安德森、自我中心主义、精神懒散，这些不都是自律的对立面吗？到底谁应该把谁称为‘迷惘的一代’？”他后来写道。让斯泰因“肮脏、轻率的标签”和“迷惘的一代”的说法都见鬼去吧。 [24]
也许他憎恶“迷惘”的标签，但最后还是拿来用了。他最终砍掉了“迷惘的一代”这个标题，甚至把那篇宣言般的漫长前言删掉了。但是他坚守了前言传递的精神，把它缩减成一句凝练的格言，却增加了它的冲击力：
“You are all a lost generation.”
——Gertrude Stein
“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格特鲁德·斯泰因）
他的直觉正中靶心。最终，六个简简单单借来的词，就把这本书从一部拿丑闻当看点的小说提升为一场定义一代人的大事件。
海明威觉得，这本书还有再加重分量的空间。即使他曾写到他们这一辈人拒斥教会，也不妨碍他在《圣经》中寻找可能的题目。就在他单独用来写前言的那个笔记本上，他罗列了从《传道书》（the Bookof Ecclesiastes）中搜集来的标题，包括“入海之河”（River to the Sea ）、“两人同睡”（Two Lie Together ），“旧酵”（The Old Leaven ），以及“太阳照常升起”。“太阳照常升起”是他从“生命的虚空”（“Vanity of life”）这一段落中提炼出来的：
One generation passeth away, and another generation cometh：but the earth abideth for ever.
The sun also ariseth, and the sun goeth down, and hasteth to his place where he arose.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死亡与重生的主题和“被毁掉的一代人”这一主题同样深刻，而且前者切合海明威的信念——每一代人都同样迷惘。这种想法将萦绕他一生。 [25] 在给庞德的一封信中他执著地谈论了《传道书》。他请从前的导师再读一读这篇文字，虽然庞德“对所谓的基督教信仰怀有正当的厌恶”，但不应因此无视《传道书》的价值。 [26] 很快，他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叫它‘太阳照常升起’。”一周后他在给勒布的信中写道。 [27]
但是海明威拒绝透露书的情节和人物信息。勒布只能在好几个月后自己去了解那个“罗伯特·科恩”了。
正当海明威纠结于该为这本即将轰动文坛的小说取什么名字时，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正在准备首发《在我们的时代》，这本书将让更广泛的美国读者认识海明威。几个月来海明威一直在和贺拉斯·利夫莱特通信，交流这本书的校订问题。
“重读时我发现它比我印象中的样子还要好。”海明威对他的出版商写道。 [28] 不过，海明威不断写信宣传新小说的存在和进展，利夫莱特显然被排除在了这热火朝天的状况之外。
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为《在我们的时代》准备了“牛气十足”的封面：几乎整个封皮上都是海明威强力支持者们的推荐语，似乎出版社在挑衅批评家，看看有谁胆敢对这本书说半句坏话。
“海明威先生年轻、有力、笑意盎然，而且善于写作。”——舍伍德·安德森的许诺就飘在书名旁边。他们甚至不知用了什么手段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那里哄骗来了一段话，即使后者和海明威关系紧张。福特向即将读到这本书的人保证，海明威是“此时美国最好的作家……最认真细致，最善于他的匠艺，最臻于完善”。封面左下角是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的推荐语，他把这本书比作吃惯了生菜三明治后的一顿文学大餐。
当这本书在纽约出版时，海明威大约正在沙特尔。 [29] 利夫莱特的印刷厂能拿出来的成书只有1300册，但这仍然是海明威之前任何一本书印数的四倍多。
如果说海明威的师友们想把他捧成一位独树一帜的新星天才，评论者们可能最多只愿意把他视为一个有天赋的新手。有几篇评论把他的文风和舍伍德·安德森、格特鲁德·斯泰因比较。至少有两篇评论说，他的短篇小说“明显” [30] 受到了斯泰因的影响；而《新共和》的批评家说，海明威“用最简单的词制造出精致、了然的效果”，他的作品明显有安德森的余音，却缺少安德森的温度。 [31]
但是，有一位评论者看到了这本书深层次中令人振奋的东西。
“在美国文学圈，欧内斯特·海明威是前所未有的人物。”《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沃尔夫（Robert Wolf）说。确实，海明威受到了斯泰因和安德森的影响，但后面这两位是“一战”之前的作家，而且“论及文学传统的不连贯性，1920年和1925年之间的差异要比1920年和1914年之间的大”。海明威是战后作家群体中出现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注定会把文学带往人们始料未及的新方向。斯泰因和乔伊斯发起了这种转向，自从他们获得了一些进展，“用旧方式写作便不再可能了”——但是海明威将稳稳地成为这股新潮流的先锋。他的风格是“依照一台机器的模式构造的……反映了我们现代的、按部就班的机器文明”。在评论的结尾他最终认定：“欧内斯特·海明威有天才的潜力。” [32]
这种尊敬并不是相互的，海明威后来把沃尔夫形容为一个“愚蠢的好心人” [33] 。不过沃尔夫的评论确实说中了部分要点：海明威如果是在战前出书，可能就不会有资格当战后一代人的发声者了。只有一个新来者，一个20多岁的、属于“被毁掉一代”的人，才有资格承担这种荣誉。幸运和海明威的天才又一次合谋。
《在我们的时代》卖得不尽如人意：上市的前三个月，只有大概500本书成功地被读者从书商的货架上买走。但是海明威的名字在纽约出版圈已经为人所知。同年秋天，出版商阿尔弗雷德·哈考特（Alfred Harcourt） [34] 写信给作家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Louis Bromfield），聊到了海明威和《在我们的时代》。哈考特认为，这本书预示着了不起的事情将要发生。
“海明威是个有主见的人，靠的都是真才实学。”哈考特还预言说：“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可能会震动全国。” [35]
他的预言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哈罗德·勒布也回到了纽约。他的新书发布，如果他期待着欢庆和吹捧的话，就真的会大失所望了。
“在纽约，没有一篇像样的书评，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多少。”11月，他在写给海明威的信中说。 [36] 书籍销售惨淡。即使他们的友谊已开始松散动摇，勒布仍然继续充当着海明威和利夫莱特出版社之间的联络人。不幸的是，关于《在我们的时代》，他带给海明威的消息同样消沉。
“在办公室里他们对我讲……短篇小说集，想要畅销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写道，“你的书也不例外。”
可以说，此时此刻海明威和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的合作终结了。一开始和该社合作海明威就不是特别开心。这年夏天，贺拉斯·利夫莱特甚至还让他在巴黎物色别的作者推荐到社里，这让他更加气愤。“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乡下小伙子，不懂得什么拉拢作者的技巧。”他对他的出版商说。 [37]
出版社显然不情愿营销他的书，这一下子点燃了海明威的怒火。他给勒布回信说，利夫莱特的团队一定事前就决定好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不值得他们费心经营。他指出，他们甚至不会为已有的订单发货：在巴黎，西尔维娅·毕奇订购了12本《在我们的时代》，但只收到了这个数目的一半。她不像利夫莱特那样对怎么卖海明威的书一无所知。海明威声称，她一天就能把那6本卖掉，并且会再订更多。顺便提一下——海明威写道——已经有三家出版社出价购买他的新长篇小说了，都是高价。眼下，他不打算对利夫莱特变卦，但是“还要看他们是否让我开心”，这意味着出版社要“好生对待”《在我们的时代》，同时给他的新小说一笔可观的稿费。 [38]
“他们肯定在大操大办舍伍德的书。”海明威愤愤不平地说，安德森最近出版了畅销小说《暗笑》（Dark Laughter ），有很多促销推广活动。他想象着安德森不费力气就赚了一大笔钱。现实确实如此。这是利夫莱特出版的第一本安德森的书，出版社为了展示它的文学新星，投入了大量精力。《暗笑》和海明威的书大约同一时间上市。《在我们的时代》即使首印量不多，年底之前也只卖出去了这个数的三分之一，《暗笑》却大卖22000余本。 [39]
“销量涨了又涨”，安德森回忆说，自己都不敢相信他新建的功绩。“我去了一趟纽约，发现自己的脸正从报纸的广告版上，公交车上和地铁站的墙上盯着我。” [40]
如果说《太阳照常升起》是战后海明威对这个时代的交代，那么《暗笑》就是安德森的交代。它和《太阳照常升起》一样，是奋笔疾书的产物。“整本长篇小说是去年秋天马不停蹄地写下的，”这年春天安德森对利夫莱特说，“从开始到完成用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我从来没有如此专注于一件事。它是当今这个世界的故事，是美国的战后生活，尤其是中西部的战后生活。”安德森说这将是他至今最好的小说。
“它将用口碑证明自己，”他敬告利夫莱特，“把宝压在这本书上准没错，贺拉斯，等开售的时候它一定会一鸣惊人。” [41]
安德森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的成功，加上批评家们无休止地把他和海明威各自的风格拿来比较，正让海明威生着闷气。“我敢说，不止一位批评家……暗示过我的写作风格对海明威有强大的影响力，”安德森后来写道，“我自己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我认为他有自己的天赋，那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42]
反过来，海明威却没有心情去夸奖安德森的创作天赋。他给母亲写信说，《暗笑》是一本虚张声势、矫揉造作的书，里面只有少数几个片段的写作是合格的。其他一些人和他的观点相同。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信对麦克斯韦·柏金斯讲，“安德森最近的两本书让每个相信他的人都失望了”，还说这两本书“低劣”、“假”、“糟糕”。 [43] 话虽这么说，菲茨杰拉德并没有把他的蔑视之情变成公开的指责。
可是海明威这么做了。《暗笑》是“如此糟糕、愚蠢、做作，我忍不住要写一篇戏仿之作批判它”，他后来写道。 [44] 当年11月，他开始构思一篇居心叵测的小故事，讽刺安德森的长篇小说。这部接近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他只用大概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起名“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 [45]
海明威辩称，他写这篇小说是有高尚初衷的。安德森挥霍了自己的才华，这令他愤怒：老作家需要匡扶，讽刺文是传统悠久的文体，可以用来把安德森唤醒。 [46] 多年后，海明威会把戏仿贬为“失意作家最后的庇护所”，还说“比写讽刺文更近一步，就是在墙上写‘不可随地大小便’了” [47] ，但是1925年，在匡正舍伍德·安德森写作前途的事业上，讽刺文显然是一个高尚的武器。
《春潮》的批判锋芒直指安德森文风上的矫情作态。《暗笑》的故事核心围绕着一家制轮厂，海明威就将讽刺小说的背景设在一家制泵厂中。他模仿了安德森碎片化的语言和重复问问题的习惯（“她会抱着他吗？她会抱着他吗？”），并且在小说各处加上那种早已过时的，章末直接与读者对话的段落，显得十分自命不凡 [48] 。在一个段落中，叙述者告诉读者，前一章自己只用两个小时就写成了，午餐时还把它拿给多斯·帕索斯看，后者读罢宣称：“海明威，你造就了一部杰作。”小说中还有一段，含沙射影地指出安德森有盲目自大的倾向，“就在这个地方，读者请看，我将进入最精彩的篇章，昭示这本书的伟大” [49] 。
安德森是《春潮》批判的首要目标，但海明威也将枪口瞄准了其他几位作家。他指责小说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抄袭了1915年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和战争有关的情节。文中的一处写到，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烂醉如泥，一屁股瘫在壁炉边的椅子上。在这段话末尾，海明威再一次转向了读者：“关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我所说的没有让你愤怒或失望吧？我希望没有……我得说明，读者啊，我最为尊敬菲茨杰拉德先生，如果有别的什么人攻击他，我会第一个跳出来为他辩护！” [50] 格特鲁德·斯泰因也被“戳了一下”。《春潮》的第四部分题为“一个伟大民族的逝去，以及美国人的成长和受伤”，其中包含了斯泰因《美国人的成长》一书标题。有段话描写了一个人物在思考斯泰因的重要性，海明威模仿斯泰因的著名文体写出了那个人的想法：“格特鲁德·斯泰因……啊，是那个女人！她的文字实验会把她带到哪里呢？最后等待她的是什么呢？巴黎发生的一切，巴黎，巴黎……现在的巴黎是什么时候？早上的巴黎。晚上的巴黎。午夜的巴黎。晨光里的巴黎。巴黎在正午，也许吧。谁说不是呢？” [51]
刚刚12月2日，《春潮》就写成了。
海明威开始把作品拿给几位同道看。文学的戏仿在当时是稀松平常之事：唐纳德·斯图尔特的《戏仿世界史纲》戏弄了10位著名作家，包括菲茨杰拉德、伊迪丝·沃顿、辛克莱·刘易斯和林·拉德纳；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写诗戏仿了埃兹拉·庞德和T.S.艾略特的文风（据说庞德对此并不高兴）。在这个人们成于笔端，也败于笔端的世界里，所有在文风上标新立异的人都很容易被模仿、嘲笑。
不过《春潮》最初的几位读者觉得它残酷得有些过头了。哈德莉觉得，对于一个如此无私地支持他们来到巴黎，并为他们写了所有介绍信的人，这样嘲弄他是“可憎的” [52] 。她力主海明威不要发表小说。约翰·多斯·帕索斯远不像海明威文中所写的那般觉得《春潮》是一部杰作，他告诉海明威，它“单单作为一部讽刺作品并不够好”，并坚持认为有了“《在我们的时代》这么好的一部作品，必须要等到海明威写出另一部重磅作品后才能发表”。多斯·帕索斯同意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看法，认为《暗笑》太过沉溺于情感，“必须有人提醒（安德森）”；但他觉得，该这么做的人不是海明威，因为安德森过去对前者是那么善良。
“我想这他妈的才不是我该管的闲事，但那个年代的朋友都是实实在在的朋友。”多斯·帕索斯后来写道。 [53]
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在讽刺作品上的成功可能启发了海明威，不久后他还会在推销《春潮》手稿时用斯图尔特的例子作为一个卖点。但是斯图尔特和哈德莉、多斯·帕索斯一样，都对这本手稿感到惊愕。“它的尖酸刻薄和笨拙的幽默”无不令斯图尔特十分嫌恶。他相信戏仿作品应该有趣，而非刻薄——海明威没有领悟这一点。 [54]
海明威还想继续寻求赞美。一天晚上，他来到杰拉德·墨菲和莎拉·墨菲的公寓 [55] ，那时他们已经准备上床睡觉了。结果觉睡不成了，他们用了整夜的时间听海明威朗读新作，让他读完了全篇。杰拉德觉得《春潮》“在品位上有点儿问题” [56] 。莎拉不大有资格判断这部作品的好坏：她虽然“在沙发上坐得笔直”，但在海明威的朗读过程中基本上都睡过去了。海明威对此似乎没有察觉，读到嗓子都哑了。
他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位忠实的支持者，宝琳·菲佛。那年秋天，他和哈德莉经常见到她。 [57] 宝琳的妹妹弗吉尼亚在巴黎过了一个长假之后回到美国，同时大概也结束了与海明威之间任何可能的风流韵事，留下宝琳无所事事。孤独的宝琳现在常常在闲暇时去海明威夫妇家做客。 [58] 他们渐渐成了宝琳的临时代理家人，尽管最初宝琳对他们的生活环境心怀恐惧，还嫌弃海明威本人。宝琳通过哈德莉进入了海明威夫妇的生活。不管这有多么不可能，她俩成了亲密的朋友。
不过宝琳显然也成了海明威在创作方面的一位知心朋友。他把她拖进了《春潮》的读者群，她觉得那是“她读过的最好笑的东西之一” [59] 。宝琳敦促海明威出版这部作品，此举正合他的心意。这招致了哈德莉的不满，她觉得，如果不是宝琳的鼓励，海明威可能就把手稿束之高阁了。 [60] 看来，哈德莉对丈夫的影响力正在减退，而宝琳正变得更有分量。
12月7日，海明威把《春潮》的稿子寄给了贺拉斯·利夫莱特，并附上了一封匪夷所思的信介绍这部作品。信件开头，他简短概述了讽刺文体业已逝去的黄金时代。海明威说他听到过很多批评家哀叹，说美国没有自己的优秀讽刺作家。
“可能读了这本书，你就会觉得他们没有必要哀叹。”
现在我们有了一部“非常完美的美国讽刺作品”，足够和唐纳德·斯图尔特、罗伯特·本奇利、林·拉德纳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并肩而立。海明威接着说，如果利夫莱特还不愿意相信这些话，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很快会寄来另一封信，肯定它的价值。他还转达，作家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认同《春潮》是“他读过的最有趣的书之一”。
如果利夫莱特想要这本书，就应该准备一笔可观的款子（海明威要求的是一笔500美金的预付款，他还说，本来应该要1000美金的），并且立誓全力推广这本书。海明威提醒利夫莱特，出版社没有为《在我们的时代》做什么广告，还给它定了一个糟糕的封面，这些他都“没有追究”——海明威抱怨说，封面上所有推荐语只会把这本书的潜在读者推向持保留意见的一边，而不会吸引他们读它。他指导利夫莱特要在来年春天发布《春潮》，让拉尔夫·巴顿（Ralph Barton）来画插图——唐纳德·斯图尔特的一本书，以及安妮塔·卢斯 [61] 1925年的畅销幽默作品《绅士都爱金发女郎》（Gentlemen Prefer Blondes ），都是由巴顿来配插图的。他预测《春潮》注定会卖到20000册以上——当然，这需要出版社的认真对待。 [62]
当然，舍伍德·安德森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博尼-利夫莱特出版了《春潮》，就相当于对自己最赚钱的一位作者捅了一刀。“我认为任何事业有成的人都不会被讽刺作品伤害到。”海明威争辩道。这是在暗示，如果安德森感觉受到了冒犯，他就太脆弱了。
海明威催促利夫莱特尽快做决定。“如果你不打算出版这本书，我还可以提供一些别的选择。”他也对利夫莱特明说，自己已经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正在修改稿子，但海明威没有提及《太阳照常升起》也在暗中“阴”了另一位利夫莱特的作者哈罗德·勒布——那个当初勤勤恳恳介绍海明威进入这家出版社的人。
海明威让利夫莱特把回信寄到施伦斯的陶博旅店，他和哈德莉打算在那里待上三个月。几天后，海明威一家前往奥地利，第二次在施伦斯小镇度过了冬季假期。很快宝琳·菲佛加入了他们，最后约翰·多斯·帕索斯也去了。
一家人一到那里就陷入了两英尺厚的雪中。在陶博旅店安顿好后，海明威读书、滑雪、打扑克，同时等待着一段在所难免的人生剧情渐渐展开。
海明威可能真心认为《春潮》是一部讽刺佳作，不过用他的朋友迈克·施特拉特尔（Mike Strater）的话说，这本书更有可能“是用来破坏合约的，很冷血” [63] 。
“我一直都明白，（利夫莱特）不可能也不能够出版这本书，因为它拿（出版社）最畅销的王牌作者开了拙劣的玩笑。”海明威在施伦斯时致信菲茨杰拉德说。他又赶忙补充道：“不过，我当初写它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64] 在过去的一年中，海明威无休止地提示朋友们，如果博尼-利夫莱特出于任何原因没有接受他的下一本书，那么该出版社对于他后续作品的优先选择权也就失效了。所以说，如果利夫莱特拒绝了《春潮》，它也就失去了关于出版《太阳照常升起》的任何权利。这样一来，海明威就可以投入一家更有名望的出版社的怀抱，也就是麦克斯韦·柏金斯所在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他给利夫莱特的信既表现了一位饥渴的年轻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莫名自信，妄想自己的书能够大卖；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视作一封居心叵测的信，旨在挑战一家出版社的底线。
海明威摆脱利夫莱特的计划，可能离不开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出谋划策。两人那年秋天在巴黎再次见面，一起喝了香槟（应该是菲茨杰拉德买的单）。 [65] 他们两个交往“甚厚”，菲茨杰拉德告诉柏金斯。 [66] 他开始继续提携海明威，为《在我们的时代》写了一篇书评，想让这本书卖得更好一些。同时他还（用约翰·多斯·帕索斯的话说）“不知疲倦地从中搭桥，请求麦克斯·柏金斯把海明威弄到斯克里布纳去” [67] 。到了12月，菲茨杰拉德读了《春潮》，果真致函贺拉斯·利夫莱特和社里的一位编辑，赞美了这本书的优点。
“至少在我这个目中无人的读者看来，《春潮》大概是美国人写过的最好的一部幽默作品。”菲茨杰拉德对他们说。话虽如此，他却并不希望利夫莱特会喜欢这本书：“我算是一个为斯克里布纳赚吆喝的人，我希望看到的是，有一天我敬重的这一代人都能会集到同一屋檐下。” [68]
海明威在施伦斯时，每周都和菲茨杰拉德通信。等待利夫莱特的回音时，他得了重感冒，但还是把力气都花在了滑雪和打台球上。他也开始修改《太阳照常升起》，多年后描述说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重写工作” [69] 。他在施伦斯所做的一些加工包括让故事剥离杰克的第一人称视角，但不久海明威就放弃了这一努力。不论怎样，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这部小说，想让它“好得要命”。 [70]
不久，帮他修改小说的人来了——宝琳·菲佛在圣诞节期间到达了施伦斯。12月初，凯蒂·坎奈尔曾在巴黎的一条街上见过这样的奇景：身材娇小的宝琳拖着一副雪橇，身上还穿着路易斯·布朗热（Louise Boulanger）设计的时髦套装。
宝琳告诉坎奈尔，自己要和海明威一家人共度冬季假期。坎奈尔吃了一惊，“我没意识到他们已经这么熟了。”她后来写道，并担心宝琳会在滑雪坡上跌断她“小鸟一样脆弱的骨头”。坎奈尔可能是多虑了，宝琳比她看上去的样子坚强多了。
后来海明威称，宝琳不是去施伦斯滑雪，而是去“谋杀” [71] 他的婚姻。她蓄谋已久，早就开始了把他从哈德莉那里抢走的计划，起初是“渗透”。海明威在书里说这是最古老的手段：“一个未婚的年轻女人暂时成了另一个已婚年轻女人的朋友，进入了夫妻俩的生活，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貌似无辜而又毫不留情地把那个丈夫据为己有。”
他和哈德莉尤其禁不起这种手段：当时海明威花了大量时间修改《太阳照常升起》，这意味着在海明威工作的时候，哈德莉需要一个伙伴，而宝琳确实貌似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每天工作结束后，就有两个女人同时勾引他。他后来写道：“其中一个是新颖、特别的，如果他运气特别差的话，会同时爱她们两个。”
“所以，两人之中谁更无情，谁就能取胜。”
虽说是勾引，也要双方你情我愿才能成功。宝琳早就名声在外，是远近闻名的“猎男者”，专门拆散别人家庭。不过她也有一些优势，明显鼓舞了海明威反过来去追求她——她是富家女 [72] ，而海明威始终穷得毫无翻身之力。她在海明威家愈加频繁地出现，正值哈德莉的重要性下降之时：海明威即将取得突破（终于！），栖身文学的上流，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不再依赖哈德莉了。她那点儿正在缩水的信托基金，甚至无法支持两个人曾经创造的那个“简单快乐的世界”；海明威可能还感觉到，哈德莉不适合更大舞台上的生活。 [73]
不知海明威和宝琳是在施伦斯的时候就有了肢体交流，还是在几周之后才苟合的。但当宝琳离开奥地利时，她和海明威夫妇至少在感情上已经形成了三角关系。自从她赞美《春潮》，得到了海明威的信赖后，宝琳如法炮制，也成了《太阳照常升起》修稿工作的重要参与者。每天晚上，海明威都把修改的部分读给她听，她则提供一些编辑修改的意见。 [74] 对于他的事业进展，她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情感。
我们不清楚哈德莉是否也参与了这些“晚间研讨会”（虽然她一向会评论丈夫手头的作品）。此时的她似乎生活在一种愉快的无知中，不过那年冬天她或许也意识到了，她周围的棋局似乎正在重新排布，自己似乎也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回到巴黎后，凯蒂·坎奈尔在路上偶遇哈德莉，“若无其事地”问她宝琳去施伦斯后他们玩得怎么样。哈德莉认定坎奈尔知道事情原委，坎奈尔推说不知道。
“她要夺走我的丈夫了。”哈德莉说。 [75]
圣诞节过后的第五天，海明威最好的圣诞礼物到了。12月30日，贺拉斯·利夫莱特发来电报：
拒绝春潮
恭候太阳照常升起全稿 [76]
在随后的信中，利夫莱特毫不留情地告诉海明威，过去几周，《春潮》在博尼-利夫莱特闹得沸沸扬扬，社里每个人都被叫去读稿。出版社甚至还招来了几位“完全中立”的外界读者对这本书发表意见。客气地说，汇总的意见并不正面。
“你觉得到底有谁会买这本书？”利夫莱特问，“你的看法，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看法，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和多斯·帕索斯的看法，我们不同意，这不是一部优秀、幽默的美国讽刺作品。”
利夫莱特还说，《春潮》“粗糙得过分”，“居心叵测”，“品位极其败坏”，也许最坏的一点是，它“毫无感情”。 [77]
海明威预测这本书能轻易卖出20000本，但是利夫莱特难以想象会有七八百位读者舍得为这本书掏腰包。另外，书商们订购《在我们的时代》的唯一原因，就是封面上那些备受海明威诟病的推荐语——这给了海明威一个警示：至少在他的出版商眼中，此时他身上最具销售价值的仍然是那些更有名的作家的支持。还需要明确的是，缺乏宣传并不是《在我们的时代》销量不好的原因；说白了，是大众读者并不买账。
“等你有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后，《在我们的时代》会畅销的。”利夫莱特预测。 [78]
一如既往，所有的一切都被归结为海明威缺少一部长篇小说。利夫莱特阐明心意，仍然希望海明威能把《太阳照常升起》交给博尼-利夫莱特出版。毕竟，这家出版社投资了他的“长远前途”：出版《在我们的时代》，正是为了拿到那只下金蛋的鹅。
但是，海明威却无意把小说交给他们。
“我解放了，”他立即写信告诉菲茨杰拉德，从利夫莱特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感觉好极了，“接下来我该如何做，就随你安排了。” [79]
他告诉菲茨杰拉德，现在还有其他出版商对《太阳照常升起》感兴趣，其中包括阿尔弗雷德·哈考特，后者由衷期望这是一本能够震动全国的书。海明威还说，还有一位编辑找过他，这位编辑来自另一家参与竞争书稿出版权的出版社，克诺夫出版社。海明威认为哈考特尤其是个“靠得住”的选择，因为阿尔弗雷德·哈考特实际上为他提供了十分优厚的条件，认定海明威的作品可以不经评估，直接全收。但即便如此，海明威仍觉得他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
“我不会背叛你和麦克斯·柏金斯，我和你们已经有言在先了。”他写道。
海明威建议菲茨杰拉德写信给柏金斯，告诉后者目前的情况，并且再次为《春潮》说好话（就像他之前在写给利夫莱特的信中所做的那样）。他还得告诉柏金斯，海明威正在打磨《太阳照常升起》，它“好得要命”，修改工作用不了几个月就能完成，到秋天就能出版。
“当然，我只能这样冒昧、直率地依赖你的好意。”海明威带着歉意对菲茨杰拉德说。
菲茨杰拉德热情洋溢地把事情转告了柏金斯。这就是他们一直期待的时刻：海明威带着他的重磅长篇小说闪亮登场。但是，还是有件不愉快的小事要说。
“那部讽刺作品必须先出版，他寸步不让。”菲茨杰拉德告诉柏金斯。 [80]
它可能只能卖出1000册，菲茨杰拉德预测，但这是值得的，因为那部长篇小说确乎是个“了不起的东西”。竞争的出版社是有的，但是菲茨杰拉德有信心，海明威将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彀中之物。
收到利夫莱特退稿信的一周后，菲茨杰拉德又一次给柏金斯发电报，催促他赶快出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哈考特已经给出了最终的出价。
出版糟糕讽刺作品即可得到海明威长篇终稿……勿谈条件，立即出价 [81]
柏金斯迅速行动。他给菲茨杰拉德回电报：
出版长篇百分之十五 [82] 且预付金可商议 同时出版讽刺作品 海明威小说
极好 无价格异议即可出版 [83]
紧随电报而来的是柏金斯的一封信，信中他很懊恼，因为觉得可能错失了争取到海明威作品的机会。《春潮》不加审议就予以出版，出版社内部对此有所顾虑，因为“某些种类的书显然不符合斯克里布纳的出版政策”，但他现在认为这个风险是值得冒的。如果不是因为上述情况，他本该立即回电报的，现在他害怕这一延迟可能是“致命的” [84] 。
“如果我们能得到那本小说，”他写道，“那该多好！” [85]
柏金斯的处境很奇特：他在努力争取一部他从来没有读过的作品，而作者在美国出版的唯一一本书销量惨淡。柏金斯对这本书的把握，纯粹依赖菲茨杰拉德的十足信心，以及柏金斯自己在《在我们的时代》中大略翻看过的短篇小说和故事片段。即便如此，他也发觉这些故事“构思精巧”，“读起来如沐清风” [86] 。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受。用罗伯特·沃尔夫的话说，不论是在纽约还是在巴黎，海明威着实是前所未有的。
“人们开始谈论他的作品，”柏金斯对菲茨杰拉德说，“那些能从他的作品中获取所需，并不只是关注作品的纯粹文学价值的人，才是真正务实的人。” [87]
虽然《太阳照常升起》目前还在修改中，施伦斯的三角恋情也还在继续，但是关于这部小说的消息已经让海明威从一个无人问津的时代旁观者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海明威决定亲自去纽约坐镇所有的谈判。他有商人般的精明，知道不能让场面冷下来。如果他在施伦斯干等，讨价还价之间可能几个星期就白白耗费掉了。成了抢手货的他最好出现在事件中心。火已经点燃，要继续煽风加油。海明威即将来到纽约的消息会继续增添他的传奇色彩，也能让他的小说更加令人期待。另外，海明威在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表明，他感觉利夫莱特打算攥住自己（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所以最好能和贺拉斯当面把事情解决了。
纽约之行的准备工作，需要高风险军事入侵那样的精密部署。海明威写了一封严肃的信，明确告知利夫莱特，他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后续作品的优先选择权。海明威对利夫莱特团队的判断力说了一些决绝的话。
“贵社对哈罗德·勒布的一本小说《杜达布》也情有独钟，我觉得它是一本名噪一时的作品，它的成功甚至只是依靠声誉取得的。”为了提醒利夫莱特他拒绝《春潮》的决定有多么短视，海明威还说：“你也知道，我会继续写作……我可能把自己努力的成果托付给任何一家出版社，最终也可能从任何一家出版社那里赚得大笔财富。” [88]
但同时，他也不想让利夫莱特就此放弃他的小说，在自己忙着鼓弄一本畅销大作的同时让利夫莱特作壁上观。既然开了局，就要所有人都进来。因此，他通知利夫莱特他不久会到达纽约，期待与对方见面。
同一天，菲茨杰拉德请麦克斯韦·柏金斯做好准备，迎接海明威。他告知编辑，利夫莱特可能会力争保住海明威，但利夫莱特的立场是，《春潮》不算是一本真正的书——这是一个不稳固的立场，菲茨杰拉德提醒说，利夫莱特显然“疯狂地”想弄到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但话说回来，海明威也同样疯狂地想摆脱利夫莱特。 [89]
“听他的口气，你会以为利夫莱特砸了他家，抢了他几百万美元。”菲茨杰拉德说。
另外，菲茨杰拉德还提醒柏金斯，他应该知道海明威变化无常的脾气。
“他很容易激动，”菲茨杰拉德写道，“而且我不能保证下个月他来的时候是头脑清醒的。”在另一封信中，菲茨杰拉德提醒柏金斯，海明威可能“会在生意上意气用事”，所以强烈建议柏金斯为《太阳照常升起》“弄一份白纸黑字的合同”。 [90]
这里应该再补充一句，他们的交往注定会名垂青史。
“你会忍不住喜欢他的，”菲茨杰拉德向柏金斯保证，“他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伙计之一。” [91]
[1] Ernest Hemingway to Ernest Walsh, ca. September 21,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 2:390-91.
[2] Ibid.
[3] Ernest Hemingway, first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 Notebook VI, item 194,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4] Ernest Hemingway, first draft of The Sun Also Rises , Notebook VII, item 194,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显然，海明威琢磨了一番结尾的这句话究竟该怎么写。在同一页底部，他用了另一种说法：“就这么想想不也挺美吗？”（最终稿里他也是这么的写的。——译者注）
[5] Duff Twysden to Ernest Hemingway, undated, series 3, Incoming Correspondence,“Twsyden, Lady Duff,”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6]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45-46. 当斯图尔特到洛杉矶的米高梅工作室报到时，没有一个人“关于我是谁有丝毫的概念”，斯图尔特说。这给他的激情泼了一盆冷水。Ibid.,146.
[7] 勒布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两位女士，她们是一家白俄俱乐部的女招待，勒布称她们为“维拉女公爵和克里奥佩特拉亲王夫人”。这是一场为时两周、以鱼子酱和伏特加为“燃料”的“大派对”。Loeb, The Way It Was , 299. 正如圣佛明奔牛节给了海明威写作《太阳照常升起》的灵感，勒布后来也把这两周的经历写成了一部小说——《喜爱伏特加的教授》（The Professors Like Vodka ）,1927年由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出版。
[8] Ibid., 300.
[9] Loeb, “Hemingway's Bitterness,” 125.
[10] 这是一句谚语。埋掉斧头是一种印第安风俗，打仗之后，战斗双方会一起埋掉各自的斧头，表示和平修好。——译者注
[11] Ernest Hemingway to Howell Jenkins, August 15,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 2:374.
[12] Loeb, The Way It Was , 300.
[13]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9.
[14]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 154.
[15]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9-50.
[16] “节庆”的原文“fiesta”是一个从西班牙语引入英语的词。——译者注
[17] Ernest Hemingway, foreword to The Sun Also Rises , “The Lost Generation: A Novel,” item 202c,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8] 法语，意为“这是迷惘的一代人”。——译者注
[19] Ibid.
[20] 海明威在写于沙特尔的前言中称，斯泰因是在1925年9月21日他完成《太阳照常升起》初稿之后告诉他这番关于“迷惘一代”的车库对话的。我们难以确定，在小说初稿完成前，他是否也曾透过“迷惘一代”的棱镜重新审视过他的故事材料。Ernest Hemingway,foreword to The Sun Also Rises, “The Lost Generation: A Novel,” item 202c,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21]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 61.
[22] 起先“共产主义”也被加入了这一系列遭受否决的信仰中，但后来他改变主意，把它画掉了。Ibid.
[23] Ibid.
[24]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 62.
[25] 在数十年后写成的《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又回到了这个主题上，写到轮转的命数和更替的世代。在海明威的葬礼上，《传道书》甚至被大声朗读了出来。Gregory H. Hemingway,M.D., Papa: A Personal Memoi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6）, 119.
[26] Ernest Hemingway to Ezra Pound, ca. late September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 2:396.
[27]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ca. early November 1925, reprinted ibid., 407.
[28] Ernest Hemingway to Horace Liveright, May 22, 1925, reprinted ibid., 339.
[29] 传记作者们通常认定《在我们的时代》的出版日期是1925年10月5日，但是据一本较早的海明威官方传记（由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于1951年出版成书）所说，《在我们的时代》的出版日期是1925年9月15日。Samuels, A Hemingway Check List , 9. 在1925年9月末寄出的两封信中，海明威分别告知自己的父亲和埃兹拉·庞德，该书的出版日期是10月1日，后来他又对父亲说是10月10日。
[30] 指出海明威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风格之间存在“明显”关系的媒体包括《新共和》和《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Reynolds, Hemingway: The Paris Ye ars, 328.
[31] The New Republic, quoted ibid.
[32] Robert Wolf, review of In Our Tim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 February 14, 1926.
[33]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April 8,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34] 哈考特与友人唐纳德·布雷斯（Donald Brace）共同创立了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该社曾出版过辛克莱·刘易斯、弗吉尼亚·伍尔夫、T.S.艾略特等英文名家的作品。——译者注
[35] Alfred Harcourt to Louis Bromfield, late fall 1925, quoted in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December 31, 1925-January 1, 1926,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 2 : 459. 显然布罗姆菲尔德把哈考特信中的内容抄寄给了海明威，而海明威又告诉了菲茨杰拉德。
[36] Harold Loeb to Ernest Hemingway, undated, series 3, Incoming Correspondence,“Loeb, Harold,”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37] Ernest Hemingway to Horace Liveright, June 21,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 2:352. 关于利夫莱特请求海明威做文学猎头一事的具体内容，参见Gilmer, Horace Liveright , 122。
[38]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ca. early November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 2:407-8.
[39] 《暗笑》问世于1925年9月15日。有关它的出版时间和销售数据，参见Gilmer, Horace Liveright, 114-15.
[40] Anderson, Sherwood Anderson's Memoirs , 363.
[41] Sherwood Anderson to Horace Liveright, April 18, 1925, reprinted in Jones,Letters of Sherwood Anderson, 141-42.
[42] Anderson, Sherwood Anderson's Memoirs, 474-75.
[43]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December 30, 1925,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对安德森新作的负面评论，可能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抵制安德森风习的具体征候。虽然凯·博伊尔曾说安德森就像是旅居作家群中的一位文学偶像，但是西尔维娅·毕奇后来也回忆道，“年轻作家对舍伍德·安德森的评价很苛刻，他的追随者数量减少，自己蒙受了很多的批评”。但不管怎样，“他是一位先行者，无论20年代的那一批作家是否承认，他们都欠着安德森很大的一笔恩情”。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32.
[44]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60.
[45] 在《春潮》的正文中，海明威告诉读者，这本书是在10天的时间里写成的。不过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写这本书实际上只用了6天。Ernest Hemingway to Isidor Schneider,June 29,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 3:91.
[46] 海明威在1926年3月30日写给艾德温·L. 彼得森（Edwin L. Peterson）的信中解释了他对于安德森的想法。Reprinted ibid., 44-45.
[47]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 70.
[48] 让小说的叙述者直接与读者对话，这是某些传统小说的常用写作手法。比如《简·爱》（1846）的经典结尾：“亲爱的读者，我嫁给了他。”《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则在叙事进程中转向读者：“亲爱的读者，请你想象一下自己的亲人将被卖作奴隶时的焦急。”直观上说，这种手法在文字情感的传达上比较刻意，过于赤裸地显露作者对于故事情感、情节乃至阅读行为的操纵，在现代作者看来确实有矫情和自命不凡之嫌。——译者注
[49] Ernest H emingway, The Torrents of Spring: A Romantic Novel in Honor of the Passing ofa Great Race （New York: Scribner, 2004）, 68.
[50] Ibid., 76-77.
[51] Ibid., 75.
[52]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 159.
[53]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 176-77.
[54]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57.
[55] 墨菲夫妇常常会做“这伙人”作品的听众。菲茨杰拉德曾说，他尤其渴望莎拉的赞许；唐纳德·斯图尔特也常常会带着稿子去墨菲夫妇家，在写《哈道克夫妇在国外》的时候他经常把稿子念给他们听。“我每个晚上都会带上一天所成去墨菲家的公寓，吃完晚饭就读给他们听，”他写道，“我仿佛依旧听得见莎拉沙哑得刚刚好的笑声。” Ibid., 130.
[56] Tomkins, Living Well Is the Best Revenge, 25.
[57]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ca. early November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08.
[58] Hawkins, Unbelievable Happiness and Final Sorrow, 44.
[59] Ibid.
[60] Sokoloff, Hadley , 83.
[61] 安妮塔·卢斯（Anita Loos，1889—1981）：美国著名作家、演员、影响力极大的电影编剧。——译者注
[62] Ernest Hemingway to Horace Liveright, December 7,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34.
[63]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 160.
[64]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December 31, 1925-January 1, 1926,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59.
[65] Ernest Hemingway to Harold Loeb, ca. early November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407
[66]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December 30, 1925, reprinted in Bruccoli, F. 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133.
[67]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76.
[68] F. Scott Fitzgerald to Horace Liveright and T. R. Smith, December 1925, reprinted in Bruccoli, Scott and Ernest: The Authority of Failure and the Authority of Success ,29-30.
[69]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 118.
[70] Ernest Hemingway to Isabelle Simmons Godolphin, December 3,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 2:426.
[71]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215-16.
[72] 大约这个时候，宝琳的信托基金刚刚被她的叔叔格斯加码到了60000美元，这相当于如今的815000美元。根据露丝·A.霍金斯的描述，宝琳信托基金的收入每月大约有250美元，约合如今的3400美元（Unbelievable Happiness and Final Sorrow , 47）。
[73] 用瓦莱丽·海明威的话说：“哈德莉不喜欢众人瞩目的生活。她不喜欢每天晚上都出门。她养育了海明威，他却成长到了她无法承受的地步。然后宝琳来了，说：‘我要和欧内斯特在一起。’宝琳有的是钱，保姆、管家之类的，完全不在话下。”（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December 20, 2013.）
[74] Hawkins, Unbelievable Happiness and Final Sorrow, 46. 虽然宝琳的具体意见已经无从查证，但是据霍金斯说：“这本书很可能因宝琳受益颇多，这不仅是因为她的编辑技巧，还因为她不曾参与过潘普洛纳奔牛节，所以可以用一种旁观者视角来审视这本书。”（Email to the author, March 7, 2015.）
[75]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6.
[76] Cable from Horace Liveright to Ernest Hemingway, December 30, 1925, reprinted in Gilmer, Horace Liveright , 123.
[77] Horace Liveright to Ernest Hemingway, December 30, 1925, reprinted ibid., 12325.
[78] Ibid.
[79] Ernest Hemingway to F. Scott Fitzgerald, December 31, 1925-January 1, 1926,reprinted in Defazio, 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 2:459-61.
[80]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December 30, 1925, reprinted in Bruccoli, F. 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 134.
[81] Cable from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January 8,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2] 这里指百分之十五的版税率。——译者注
[83] Cable from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January 8,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4]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January 13,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5]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February 3,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6] Ibid.
[87]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February 3, 1926, F. Scott Fitzgerald Files,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8] Ernest Hemingway to Horace Liveright, January 19, 1926, reprinted in Sanderson,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 3:22.
[89]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January 19,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90]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March 1,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91]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