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获得了一切，还有什么好实现的呢？
——弗雷迪·莫库里
更多同样的成功！
——罗杰·泰勒
“谢天谢地，终于结束了！”从温布利的舞台冲下来，汗流浃背的弗雷迪·莫库里到化妆车里灌下一大口伏特加。一个广为流传的趣闻是，艾尔顿·约翰跟着跑进去，嚷道：“你们这些混蛋！抢了所有风头！”“拯救生命”的公关伯纳德·多尔蒂后来说，“我当然记得，弗雷迪在他的活动房车里接受人们的赞美，人人都径直过来祝贺他——‘亲爱的，你太棒了！’——鲍伊、保罗·麦卡特尼他们，摄影师们拍照时，琳达·麦卡特尼在拍摄影师拍照的场景……”
大家在后台忙着向皇后乐队表达祝贺的时候，温布利和费城的现场正用大屏幕播放着米克·贾格尔、大卫·鲍伊的新单曲《大街上跳舞》的视频。那是一个特别欢脱、感情强烈的视频，冲天的骚气几乎都快赶上莫库里的表演了。几分钟后，鲍伊真人出现在舞台上，吟唱出他的《TVC15》，但这首歌终究无法像《收音机嘎嘎》那样唤起观众的热烈回应。
鲍伊演完之后，伪装者乐队、谁人乐队纷纷上场，接着比利·康诺利上台对着话筒宣布“这场演唱会正在全球95%的电视上播放”，然后介绍艾尔顿·约翰出场。全国人民接着观看。但在随后的岁月中，皇后乐队的那二十分钟似乎让人们淡忘了其他的任何表演，甚至包括晚上布莱恩·梅和弗雷迪·莫库里两人再次上台演唱的那段。
后台，有人看到罗杰·泰勒和演员约翰·赫特 [1] 在一起。晚上9点42分，赫特登上温布利的舞台，介绍接下来由莫库里和梅表演木吉他清唱《这就是我们创造的世界吗？》。这首来自《作品》专辑的温情歌谣，展示了皇后乐队在激昂的《我们是冠军》和《我们会震撼你》之外的另一面，但音效出了些小问题。几分钟后，由保罗·麦卡特尼起头，包括莫库里在内的群星上台大合唱“乐队援助”的《他们是否知道圣诞已至？》，为伦敦的演出画上句号。
英国广播公司继续直播费城的演唱会直到凌晨4点。莫库里一行人事先躲过了演出后的聚会，和约翰·赫特一起回到肯辛顿的家观看演唱会的视频。“弗雷迪很苛刻地看着那天所有的表演，”约翰·赫特后来在《泰晤士报》采访上说，“他也非常争强好胜。我记得我们在他家看‘拯救生命’的录像带，杜兰杜兰乐队上台时，他说：‘看看他们这个摇摇晃晃走台步的样子！’言辞中并无敬意。”不过，莫库里的确赢得了嘲讽其他竞争对手的权利。即使是经常自我批评的布莱恩·梅也承认说，“‘拯救生命’证明我们不需要舞台背景或是在夜幕的掩映下就能演出。我这辈子都会铭记‘拯救生命’的那一天。”
两周不到的时间里，《作品》专辑又重新进入了英国榜单前四十名。“拯救生命”之后，皇后乐队从一支有着过往辉煌的摇滚乐队，迈向成为更受欢迎的流行团体的未来。他们找到了继续下去的理由。
第二天，新闻报道称“拯救生命”为饥荒救济筹集了超过5000万英镑。国内报纸的头版头条也纷纷报道这场演唱会。《每日邮报》的首页大字写着“摇滚的巅峰时刻”，配图是温布利看台上的查尔斯和戴安娜，王子抬起的手臂下方，是往外看的罗杰·泰勒。
皇后乐队随即停工休整六个星期。莫库里带着包括吉姆·哈顿在内的团队去伊比萨度假。迪肯与艾尔顿·约翰合作了一首歌 [2] 。（彼得·辛斯：“艾尔顿说，迪小肯是他合作过的最优秀的贝斯手之一。”）罗杰·泰勒去找大卫·理查兹，为制作人团队充电。作为齐柏林飞艇乐队的粉丝，泰勒新打造了一支名为弗吉尼亚狼 [3] 的摇滚乐队，乐队成员包括齐柏林飞艇乐队约翰·博纳姆的儿子杰森。第二年，他们推出了首张专辑，但这支乐队最后没有红起来。
9月，莫库里回到慕尼黑，庆祝三十九岁生日。他包下亨德森夫人俱乐部，花钱重新装扮，打造成生日会的主题：“黑白变装舞会”。他邀请了三百多名客人飞到德国来，请他们入住慕尼黑希尔顿酒店，前后总共花了近5万英镑。派对持续到第二天早上6点，天亮之后，莫库里带着一群舞者和变装者又回到俱乐部，以这里为场景拍摄自己下一首单曲的视频。“我发现我每晚只睡两三个小时也能活。”弗雷迪在西蒙·贝茨的采访上说。
《独自生活》（Living On My Own）是《坏人先生》专辑里的第四首单曲。这是一首包含了弗雷德·曼德尔的灵巧钢琴独奏，描绘弗雷迪起起落落的生活方式的舞曲/流行歌曲。视频由奥地利电影制片人鲁迪·多莱扎尔和汉尼斯·罗斯萨赫导演制作，这两人是忠实的皇后乐队粉丝，自称“鱼雷双人组”。宣传片里呈现出生日派对的种种景象，有一些应该是当晚用隐藏摄像机记录的，并加上了第二天的摆拍。结果，里面的变装者和光屁股实在是太多了，哥伦比亚公司接受不了，这个视频在美国从未发布过。即使在英国，这首单曲也仅仅够到第五十名。
和以前一样，莫库里没时间计较这些失败。9月的时候，梅、泰勒和莫库里已经在慕尼黑音乐园录音室重新集合开始工作，迪肯随后加入。他来的时候，另外三个人已经写出一首新歌。这首歌标志着乐队迈向了非同寻常的民主之路，它将从某种程度上促使皇后乐队最终不再经常就版税分配问题争执。新歌的名字叫作《一个愿景》（One Vision）。泰勒回忆说，歌词的灵感来自马丁·路德·金，表达的是反抗体制的立意（原来的歌词里有一句“同一个该死的宗教”，最后成曲中没有采用）。据说莫库里和梅在歌词上做了编辑和更换。《一个愿景》的最终版表达的是呼吁和平、爱和团结的普世价值观，似乎来自“拯救生命”的启发。歌曲由四人合力完成。它以合成器声音开场，合唱段很适合广播反复播放，又加入了重金属吉他连复段。在《一个愿景》中你可以找到皇后乐队音乐的每个不同的方面，还带着一点点随性的幽默。歌词的最后一句，莫库里把“一个愿景”（one vision）换成了“炸鸡”（fried chicken）。
乐队还打破了另一个常规，同意把录音过程拍摄成一部实景纪录片。“鱼雷双人组”进驻音乐园，跟随乐队记录下他们的一举一动。“我真的有种他们绝对不会走开的感觉。”泰勒抱怨说。“拍纪录片把整个事情搞得很扯，”梅说，“每个人都意识得到摄像机在拍——所以大家都有点对着镜头在表演。”
记录下来的录音室部分场景放到了《一个愿景》的宣传视频里，全部镜头则编辑到了皇后乐队的纪录片《魔力岁月》（The Magic Years ）中。尽管梅和泰勒对无处不在的摄像机微感不适，但它们让外界难得一瞥乐队工作时的样子。那些笨重的模拟磁带录音机、闷浊的香烟烟雾是1985年前后录音室里的真实影像。继弗雷迪后，约翰·迪肯也从去年起开始抽烟了。（彼得·辛斯：“可能也是压力太大。”）影片有一些故意为之的穿帮元素（有一段，莫库里取笑摄影师的麦克风像“一根又大又粗的屌”），但除去搞怪的部分，可以直观看到四个乐队成员是如何互动工作的。
镜头里，活力四射的弗雷迪在听完一段鼓之后评头论足，又抱怨和声太多了，“搞得这首歌像他妈安德鲁·韦伯的音乐剧似的”，他还即兴发挥了低俗版歌词：“同一坨屎，同一摊粪，两个乳头，约翰·迪肯！”这部片子里还能看到镜头前很少出现的赖因霍尔德·马克：沉默，坚忍，一直在抽烟……
皇后乐队原先的大休计划也搁置脑后了。他们在音乐园见面后不久，另一份制作原声的邀请就来了。音乐视频导演出身的拉塞尔·穆尔卡希需要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长片《高地人》（Highlander ）配原声，这是一部由肖恩·康纳利、法国万人迷克里斯托夫·兰伯特主演的奇幻动作片。穆尔卡希曾为艾尔顿·约翰、斯潘多芭蕾乐队和“走路打晃”的杜兰杜兰乐队拍过视频。“我一直都很喜欢皇后乐队，所以主动找了他们，”他说，“我剪了一段二十分钟的片段，用电影中的多个场景拼接而成。他们看过后答应合作。”皇后乐队立刻开始构思歌曲，运用《高地人》中的情节作为音乐的起点。有意思的是，《一个愿景》没有被使用在这部电影里，而是成了悉尼·弗里导演的动作片《铁鹰战士》（Iron Eagle ）的配乐。
布莱恩·梅看完《高地人》的剪辑片段乘车回家时，哼出一段旋律，他用便携式磁带录音机录了下来。这段旋律最后谱成了歌曲《谁愿永生》（Who Wants To Live Forever）。“《高地人》的主角发现自己成了不死之人，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2003年，梅接受采访时解释道，“他知道自己一旦恋爱，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但他当然还是不顾一切地坠入了爱河。他爱的那个女孩最终老去，死在他的怀里。这打开了我情绪洪流的阀门——让我想到第一段婚姻的终结以及其他事。”
那时梅的婚姻出了问题，他正在乐队、“感情困境”和家庭生活中进行着所谓的“生死挣扎”。同样，约翰·迪肯也面临着平衡职业生涯和私人生活的困难。同样受到《高地人》剪辑片段的启发，他写了一首叫作《一年之爱》（One Year Of Love）的情歌，其中加入了萨克斯手史蒂夫·格雷戈里的独奏，听起来和他为威猛乐队 [4] 去年的金曲《无心低语》（Careless Whisper）中的那段独奏没多大区别。并且，这两首歌里都加入了弦乐的演奏；乐队以前不是很愿意让其他乐手加入录音，这次他们又打破了传统。拉塞尔·穆尔卡希拉到皇后乐队后，下一步大手笔是聘请现在已过世的迈克尔·卡门，他是著名编曲和电影配乐作曲家，曾与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合作过电影《迷墙》（The Wall ）。卡门将担当指挥，带领英国国家爱乐乐团为《谁愿永生》伴奏，增加戏剧效果。
这张皇后乐队的新专辑从1985年9月开始制作。两个月后，作为这段空档的补缺，《一个愿景》单曲发布。它在英国达到第七名，在美国只拿到第六十一名。有评论口出怨言，认为皇后乐队应该把这首歌曲的版税捐给格尔多夫的慈善机构，因为听说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拯救生命”。“我在新闻上读到这条的时候简直太受打击了。”泰勒气呼呼地说。好像嫌他们不够烦似的，媒体还要求乐队发表声明，保证不会再去南非演出。事实上，皇后乐队仍在低调地将《艰难人生》B面单曲《这就是我们创造的世界吗？》获得的全部版税捐赠给英国救助儿童慈善基金会。然而，他们在太阳城的事显然没那么容易被媒体忘记。
跟往常一样，莫库里不理会这些兴风作浪的舆论，他参加了在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的“慈善时装秀”（Fashion Aid），这场时装秀的目的也是为埃塞俄比亚饥荒救济筹款。演出中，他穿着伊丽莎白和大卫·伊曼纽尔（Elizabeth and David Emanuel）品牌的婚礼新郎装，挽着穿婚纱的女演员简·西摩 [5] 进行时装走秀。不久后，他为朋友戴夫·克拉克的西区音乐剧《时间》（Time ）完成了两首单曲《时间》和《我的辩护》（In My Defence）。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再试运气，挑了莫库里的个人单曲《就像没有明天一样爱我》发行，这次它甚至连英国榜单的前五十名都没有进。
莫库里的《就像没有明天一样爱我》是献给芭芭拉·瓦伦汀的，时间走到1985年年底时，莫库里与这位女演员兼模特之间的关系走到了尽头（“前一分钟，我们还在一起形影不离，然后关系突然就断裂了。”瓦伦汀对作家莱斯莉·安·琼斯 [6] 说）。莫库里放弃了他和瓦伦汀在慕尼黑共享的公寓，搬回伦敦的花园小舍，回到这处他花了多年时间打造的肯辛顿静养之地。虽然以前吉姆·哈顿常被用作让奥地利情人维尼·基什伯格吃醋的对象，但莫库里和这位爱尔兰理发师的关系已经越来越亲密。不久后，莫库里邀请吉姆搬进来同住。
2002年2月瓦伦汀去世，在此之前，她提过离开慕尼黑是莫库里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在公开场合，主唱还可以像过去一样无惧无畏，但私下他再也不能忽视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了。1981年，纽约的医生率先在几名同性恋男性身上发现了卡波西氏肉瘤，这是一种感染致命癌症的症状。几乎同时期，纽约和洛杉矶都有医生观察到，男同性恋者群体中出现异常高比例的卡氏肺囊虫肺炎，而且常规治疗无效。由此美国人开始注意到后来为公众所知的艾滋病（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一种由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疾病。这种病毒在个体间传播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在猜疑重重和错误信息的环境下，小报头条甚至把艾滋病称为“同性恋瘟疫”。
1985年10月3日，美国男同性恋演员洛克·哈德森成为第一个死于艾滋病的名人。到1985年底，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已有20303起病例。一年前，莫库里的朋友、美国DJ和广播主持人保罗·加巴奇尼曾在伦敦的天堂俱乐部遇到过他。加巴奇尼在纽约目睹过艾滋病的阴影笼罩俱乐部的情形，他问莫库里是不是要在性行为上有所收敛，弗雷迪回答：“亲爱的，我的态度是和任何人做任何事。”后来加巴奇尼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弗雷迪·莫库里会死的。”
莫库里离开慕尼黑之前，芭芭拉·瓦伦汀就已经注意到他的健康状况逐渐下滑，比如他不断复发不明原因的嗓子问题。艾滋病患者中普遍存在的免疫缺陷症状之一，是念珠菌病或口腔鹅口疮的极端病例，这让人不禁想起DJ西蒙·贝茨曾说主唱的舌头像“毛呢外套”一样粗糙。有人猜测，莫库里是在1985年底首次接受了HIV检测。即使他没去做检测，他身边也肯定有人去做过了。彼得·辛斯还记得某次在后台，一名莫库里的随行人员走进更衣室，很高兴地表示HIV检测结果是阴性。“弗雷迪和保罗·普伦特对此事的反应是完全沉默，”辛斯说，“我当时还有点惊讶。”
随着“拯救生命”的成功，《一个愿景》保持热度，百代在1985年结束时隆重推出《皇后乐队：作品全集》（Queen：The Complete Works ），这是一套印花盒装合集，售价70英镑，包含迄今为止发行过的每一张皇后乐队唱片，加一张从未发行过的歌曲的特别合辑，还有一张世界地图，上面标出了所有皇后乐队演出过、征服过的疆土。
1986年1月伊始，皇后乐队继续新专辑的制作，接下来三个月他们会在音乐园和高山录音室来回跑，还有一些时间在伦敦的西萨姆、汤豪斯 [7] 和红房子 [8] 录音室工作。乐队成员分头和两位制作人合作：莫库里和迪肯在音乐园跟马克一起；泰勒、梅则在高山录音室与大卫·理查兹开展同步的工作。对马克来说，相比他的第一个皇后乐队项目，现在的状态和让《游戏》专辑取得成功的“四剑客”方式正好相反。“现在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录音室，自己做自己的。”他叹了口气。
到这个时候，专辑原本的创作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本来我们所有的音乐都是为电影创作的，”迪肯解释说，“然后到开始制作专辑时，我们重新编排了很多曲目，使它们变得更长，加入更多歌词，把它们做成成熟的歌曲。”“迈克尔·卡门和乐队之间的合作非常精彩，”穆尔卡希回忆道，“他们并不是说电影拍完了，配首歌就好。在历时几个月的剪辑和后期制作期间，皇后乐队都非常投入。”
完成的专辑命名为《一种魔力》（A Kind of Magic ），包含九首歌曲，其中与专辑同名的主题曲和另外五首歌被用在了电影《高地人》中。有一首评价不错的罗杰·泰勒的歌《凡人天堂》（Heaven For Everyone）未收录在专辑里，之后他会让自己的副业项目——十字架乐队 [9] 录制这首歌。除了迈克尔·卡门和史蒂夫·格雷戈里外，参与专辑制作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专职跟巡演的键盘手斯派克·艾德尼、歌手兼作曲家琼·阿玛特拉丁和弦乐编曲家林顿·奈夫。
除了自己写的《一年之爱》，约翰·迪肯还和莫库里搭档写了一首灵魂乐歌曲《痛苦离快乐如此之近》（Pain Is So Close To Pleasure）；布莱恩·梅巧妙地称它为“对我们来说很不寻常”的歌。吉他手更喜欢的是迪肯和莫库里合作的另一首可以摇旗合唱的歌：《朋友就是朋友》（Friends Will Be Friends）。同时间，大卫·理查兹也在高山录音室协助梅和泰勒准备他们的歌曲。除了史诗般的《谁愿永生》，梅还写了库根主题曲《抢夺战利品》（Gimme the Prize），这首歌曲是为电影里的反派库根写的，充满毛骨悚然的声音效果，也有一段顶级的吉他独奏。音乐园录音室这边，莫库里重拾皇后乐队的旧日风格，写出了《宇宙的王子们》（Princes Of The Universe），他已经很久没有写这种让人胸腔共振的摇滚乐了。
作为高山录音室鼓部的代表，罗杰·泰勒有两首歌收录在完成的专辑中。《别失去神智》（Don't Lose Your Head，琼·阿玛特拉丁参与唱背景和声）是一首程式化的合成器摇滚曲，歌词教导人们神志不清时驾车的危害，灵感也许是来自贝斯部某人醉驾呼吸器测试没过那件事。泰勒的另一首《一种魔力》则优秀得多。标题直接来自《高地人》中的一句台词。该曲的另一个版本被用于电影结束后出字幕的背景音乐，但专辑里的这个版本会成为皇后乐队最纯粹的流行歌曲之一。虽然《一种魔力》署名作者是泰勒，但莫库里在成曲上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弗雷迪自有一套奇思妙想，他（对罗杰）说：‘你不用管，我来打造一首热门金曲。’”2010年，布莱恩·梅说。莫库里回忆道：“我知道他要去洛杉矶一个星期，我把它拿过来，把整首曲子彻底地改造了一遍。”就像《收音机嘎嘎》一样，主唱接管了鼓手的歌，在其他人都没发觉之前就看到了它的巨大商业潜力。“我们是有意在做一张流行乐专辑，一张商业唱片。”泰勒说。
1986年3月，《一种魔力》单曲发布，在英国冲到第三名，一并推出的还有拉塞尔·穆尔卡希为他们拍摄的音乐视频（皇后乐队为《高地人》制作原声，导演以此视频表示谢意）。视频中，三位乐队成员扮演穷困潦倒的流浪汉，身怀魔力的魔法师弗雷迪·莫库里把他们变成了潇洒的摇滚明星。听到歌词时，去年曾为皇后乐队做过暖场的太空竞赛乐队 [10] 立刻感到一丝熟悉。“我们的专辑叫作《光束》（Shaft of Light ），”吉他手劳瑞·曼斯沃史说，“‘作品’巡演的时候，弗雷迪说他喜欢这个名字。他说，这个标题用作歌词挺不错的。”果然，在《一种魔力》的第一节中，莫库里唱到“一缕光束指引着方向”。同时，由于《高地人》电影会在美国先上映，皇后乐队选择《宇宙的王子们》作为美国回归单曲，《高地人》的男主演克里斯托弗·兰伯特也在歌曲宣传视频中出演。但美国人没买账，单曲甚至未能突破前五十名。
美国国会唱片与皇后乐队之间的谜样关系仍在继续。乐队老相识比利·斯奎尔要推出下一张专辑《够了》（Enough is Enough ），由莫库里与他联合制作曲目。“弗雷迪和我合作了两首歌，”斯奎尔说，“当时我们都签在国会唱片，他们听说我们要合作似乎都兴奋不已。艺人开发部的负责人甚至专程飞到伦敦来表达他对咱们这个小项目的激动之情。”
斯奎尔在肯辛顿莫库里家里度过了一个高产的夜晚，他们一起创作了歌曲《吹次中音萨克斯的女子》（Lady With A Tenor Sax）和《爱是英雄》（Love is the Hero）。“天快亮的时候，弗雷迪坐到钢琴前，为《爱是英雄》弹奏出一段新的开场旋律，让我沉醉不已，”斯奎尔说，“然而，我提交唱片时，唱片公司的高管们却决定不放这段进去。”歌曲的开场部分出现了莫库里特有的高亢华丽、极具戏剧性的声音，“他们那时候说了些‘会搞晕我的听众’之类的话”。
当时斯奎尔自己也有麻烦，起因是他在1984年为单曲《今夜让我摇滚》（Rock Me Tonite）做的宣传视频。斯奎尔模仿汤姆·克鲁斯早年电影《乖仔也疯狂》（Risky Business ）中的夸张表演，跳了一段舞蹈。然而比利的恶搞却让观众不满。“他们从前看我的形象就是一个端着吉他正经唱摇滚歌曲的人，这让他们极为厌恶，”他承认说，“我总觉得国会唱片对弗雷迪的形象问题有些顾虑，加上粉丝对《今夜让我摇滚》的反应，他们担心他会更彻底地把我拖下水。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最顶尖的明星之一，借了一点他的非凡才能给我的专辑，多好的事情啊。”
新单曲已经上榜，专辑接近完成，皇后乐队又走起了往四个不同方向消失的老路。莫库里为戴夫·克拉克的《时间》完成了歌曲录音，并出席了这部音乐剧在伦敦领土剧院的首演。中场休息时他玩心大起，装成工作人员向观众兜售冰激凌。没一会儿，他就开始随意地把冰激凌丢给顾客，钱也不收。莫库里的一位跟班说：“弗雷迪没办法找零钱给他们。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1英镑硬币长什么样子。”
克拉克跟莫库里提过参演《时间》音乐剧的事。虽然莫库里自己说，大卫·鲍伊最近在纽约的《象人》（The Elephant Man ）音乐剧中的表演让他觉得很赞，但他也清楚自己的极限。“他拒绝了，”克拉克解释说，“他说：‘亲爱的，首先，我下午3点才起床，所以没法做下午场的演出。再一个，我要做表演，就是拿生命唱满三个小时，之后就气绝身亡。所以音乐剧一周做八次表演这种是不可能的。’”
同时期，泰勒和大卫·理查兹担任摇滚乐队大酒瓶乐队 [11] 的联合制作人，该乐队风格受到皇后乐队的影响；约翰·迪肯则组了一个叫“不朽之人” [12] 的三人组，为一部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飞行英豪的电影《消失的战线》（Biggles ）制作了一首明快的流行歌曲原声《不能回头》（No Turning Back）。不过这首单曲或是电影本身都不怎么出名。也是在这段时间，布莱恩·梅将会在伦敦贝弗利山庄酒店举行的好莱坞喜剧《落魄潦倒》（Down and Out ）的首映式上，偶遇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女演员安妮塔·多布森。当时，多布森正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热门肥皂剧《东区人》（East Enders ）中扮演热情火辣的酒吧老板娘安吉·瓦茨。首映式上，梅和妻子克里斯蒂娜入座时正好从安妮塔身边路过。布莱恩是被克里斯蒂娜带着看《东区人》的，结果他也成了剧迷。“我（对安妮塔）说，‘打扰你了，我觉得你演得很棒，’”后来梅告诉《超级金曲》（Smash Hits ）杂志，“我问她想不想到温布利体育场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她说：‘呃，多谢好意。’”
那年6月，皇后乐队将在温布利体育场连演两场，其他户外演出地点还有都柏林的斯莱恩城堡、纽卡斯尔的圣詹姆斯公园 [13] 和曼彻斯特的缅因路球场 [14] 。门票几乎瞬间就售罄了，主办商哈维·戈德史密斯决定8月份在斯蒂夫尼奇的内布沃斯公园 [15] 再加一场，七年前这里曾是齐柏林飞艇乐队在英国最后一场演唱会的地点。这场“魔力”巡演还会覆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最后在爱尔兰、英国和西班牙做高潮收尾。
5月11日，乐队在瑞士蒙特勒的金玫瑰流行音乐节（Golden Rose Pop Festival）上再次亮相，对口形演出了新专辑中的歌曲。莫库里一觉醒来，看到《每日镜报》刊登了一张自己在台上表演的照片，文章标题是“赘美的弗雷迪”。“弗雷迪向来对自己苗条的腰线引以为傲，”百代的布莱恩·索撒尔说，“但这张照片上，他身子歪着，挤出了一点小赘肉。”当然，不知是哪位《每日镜报》的编辑想到这个标题的。文章由评论员雷·科尔曼执笔，写的是皇后乐队的卓越不凡、高贵和大气。因为他算是皇后乐队在《每日镜报》的熟人，自然会遭到乐队的责难。雷特别紧张，他找到报社的人，让他们赔礼道歉，这样他才重新被皇后乐队接纳。
5月，皇后乐队在温布利的一间排练室安营扎寨，为接下来的巡演做准备。虽然年近四十，但莫库里仍然可以继续使用他在“拯救生命”上穿过的背心和紧身牛仔裤。不过，他还是请来了朋友兼服装设计师戴安娜·莫斯利，为整个乐队设计巡演服装。（“对皇后乐队要慢慢来，”她回忆说，“不能一味强推。布莱恩就要哄哄才行。”）莫斯利的设计作品包括一套王冠和带白色貂毛滚边的长袍，莫库里打算在乐队谢幕时穿。
表演的歌单加入了《一个愿景》《谁愿永生》《朋友就是朋友》和《一种魔力》。此外有一小段现在看来已经很久远的《神的旨意（重奏）》，还有中间的一段不插电即兴清唱，有小理查德的《图蒂·弗鲁蒂》，瑞奇·尼尔森的《你好玛丽·露（心儿已飞走）》（Hello Mary Lou [Goodbye Heart]）——这首歌曲莫库里最早在印度和狂热乐队表演过，以及杰瑞·雷柏和迈克·斯托勒的《（你真怪）宝贝我不在乎》（[You're So Square] Baby I Don't Care）。
考虑到要抓住整个体育场观众的注意力，“魔力”巡演的舞台设置极尽宏大，主舞台长约19.5米，左右延伸出各12米的侧舞台。“我们要在温布利搭起最大的舞台进行演出。”罗杰·泰勒兴奋地说，女友多米尼克恰好在巡演开始前几天生下了女儿罗莉。鼓手踏上巡演之路前表示，皇后乐队新演出的壮观程度，“会让电影《宾虚》（Ben Hur ）看起来像《布偶电影》（The Muppets ）”。盖瑞·史迪克斯和巡演工作人员要分别负责管理三个舞台，被戏称为“三级跳”：一个舞台正在使用，下一个舞台正在搭建，下下个舞台在运输去场地的途中。
巡演首站在瑞典。开场前，皇后乐队的第十一张录音室专辑《一种魔力》在英国和美国正式发行。得益于后来被乐队称作“‘拯救生命’效应”的热度不减，专辑仅第一周就卖出十万张，超越创世记乐队的《触不可见》（Invisible Touch ）和简单红 [16] 乐队的《图画书》（Picture Book ），在英国和爱尔兰夺下冠军。
此时，美国的销量却进一步下滑。“《一种魔力》听起来像是徒有其表的硬摇滚。”《滚石》杂志的马克·科尔曼写道。专辑止步于第四十六名。美国再次消失在皇后乐队的巡演地点名单上。而在家乡，《泰晤士报》称赞“弗雷迪将《痛苦离快乐如此之近》唱出了戴安娜·罗斯的感觉”，但对《一种魔力》的总体评价是“像墙上画着一群会飞的鸭子那么违和”。“如果说我不会因为批评而受伤，那是谎话，”莫库里承认说，“但世界就是这样啊。以前，我真的有气到揪头发的冲动，但现在我已经不会再为这些夜不能寐了。”
也许是这张专辑模棱两可的出发点造成了听觉体验上的不均匀。就算是莫库里，在解说这张专辑的时候也有些含糊：“乐队既是在制作电影原声，又是在制作皇后乐队的专辑，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尽量让人们听下来感觉这不仅仅是一张原声带，因为里面也有其他的歌曲……”更令人困惑的是，1985年就发布的单曲《一个愿景》（它已经在电影《铁鹰战士》中作为原声出现）又放到了这张专辑里做开场曲。与《高地人》中不死之身的英雄相照应，专辑中只有《一种魔力》和《谁愿永生》展现出比普通流行歌曲更长的寿命。就像从《爵士》开始的每张专辑一样，《一种魔力》整体一般，但巧妙地加入了两三首有大热金曲潜质的单曲。“有一点勉强凑数的感觉。”马克干巴巴地说。
现场演出时，皇后乐队盛大出场，从台上缭绕的干冰烟雾中现身，直接开唱《一个愿景》和《管好你妈妈》。新歌曲穿插在热门金曲之间，《一种魔力》后接着就是《压力之下》。演唱会的最后部分，他们聪明地照搬了“拯救生命”上演过的六首歌曲。最能显示出他们一贯超自信作风的，是把即将发布的新单曲《朋友就是朋友》插在经典返场曲《我们会震撼你》和《我们是冠军》之间。“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竟有这种操作。”多年后，布莱恩·梅重新回忆歌单时喃喃说道。
斯德哥尔摩的开场演出之后，戴安娜·莫斯利接到莫库里的电话。那天体育场外聚集着反种族隔离抗议者，当然让人心情难以放松，但是主唱对演出本身更担忧，他需要一点“特别的东西”。莫库里要求戴安娜把新做好的貂皮长袍和王冠准时带去法国，赶上一周后在巴黎竞技场 [17] 的亮相。演出前，莫库里花了一个下午在皇家蒙梭酒店试穿新衣，他披着拖地长袍在走廊里上上下下地转悠。演唱会上的结束时分，伴随着乐队不间断地奏出《我们是冠军》结尾处高亢的音乐，莫库里从侧翼缓缓阔步上台，皇袍披在肩头，长长的下摆曳地而行。他摘下皇冠，向台下的臣民挥动致意。比利·斯奎尔从舞台侧翼观看了全场演出。“那感觉真是伟大，”他说，“不久前我才和弗雷迪在伦敦合录了歌曲，现在我就站在他那架大钢琴后面，在前台看不见的地方，目视着我的朋友在庞大的人群前展现他的荣光。”这也是斯奎尔最后一次见到弗雷迪·莫库里。
余下的巡演中，莫库里的盛大谢幕时刻必会出现皇冠和貂皮皇袍。从始至终，他都是演出的焦点，不知疲倦地在巨大的舞台上尽情发挥。“他是一切的中心，”布莱恩·梅真诚地说，“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弗雷迪传递出来，所以我们负责照顾好他。”“那时候弗雷德马上就满四十岁了，”彼得·辛斯还记得，“他仍然抽烟，仍然喝伏特加，做着种种对他健康不利的事情，但是每个晚上他仍然能够开足马力跑完两个小时。”某些瞬间，岁月的痕迹似乎依稀显露。皇后乐队的巨型灯光装置照亮了莫库里的头发，发量好像稍微有所减少（“亲爱的，那是我头顶的两个旋。”弗雷迪会抗议说）。后台，莫库里的蒸汽呼吸器不离手，他担心声带结节的问题可能随时爆发。也许他的健康还承受着其他原因的折磨，但他谁也没说。
英国摇滚乐队马瑞利昂乐队 [18] 是巴黎竞技场演出的暖场乐队之一。这支乐队的主力是苏格兰主唱德里克·迪克（又被叫作菲什），他们也签在百代，刚刚以专辑《错位的童年》（Misplaced Childhood ）拿下榜单冠军。“在伦敦混夜店的时候我和罗杰·泰勒就认识了，”菲什说，“我们常去大帐篷俱乐部，我俩好像还和同一拨女孩子一起约过，不过其他人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巴黎演出后的派对上，令他的队友不爽的是，他被单独叫走，和皇后乐队全体成员、杜兰乐队的约翰·泰勒、尼克·罗兹共享“华丽主桌”。“弗雷迪很迷人，很友善，还很风趣，”他回忆道，“布莱恩和我就南非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们因为太阳城演出遭受不少打击，布莱恩的睿智和热情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老实说，‘迪迪’有点怪。我们的贝斯手跟他打过照面，一直走过来想和他聊聊用的什么贝斯装备。约翰·迪肯不停地躲，躲了大约三四次之后，他转过身来，说：‘你他妈的是谁啊？’很好笑的。第二天早上他道歉了。”
在德国曼海姆的演出，皇后乐队邀请菲什登台合唱《图蒂·弗鲁蒂》。“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他妈怎么搞？’”他说，“之前我和自己的乐队上台表演的时候，弗雷迪曾让我用他的无线麦克风，这对任何歌手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举动，而且他会从舞台侧翼观看我们的演出。他们在台上唱《图蒂·弗鲁蒂》的时候，他欢迎我加入，然后真的把我拉到合适的位置上。不是那种很难看的做法，完全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应有的展现方式。他拥有整个舞台。他就是那个大哥。换我绝对做不到。”
四天后，在柏林，皇后乐队唱了一段齐柏林飞艇乐队的《迁徙战歌》（Immigrant Song）。然后他们又完整地唱了一遍雪莉·贝西的《挥金如土》，十四年前，正是在森林山的演出中唱了这首歌，让三叉戟的老板们对他们刮目相看。斯宾塞和戴维斯组合的《给我一些爱》，那首当年弗雷德·保萨拉缠着大学同学在教堂用管风琴演奏的曲子，这次也加入了现场演唱歌单。皇后乐队的过往回忆，在此次巡演中纷至沓来。
某些方面，过去的生活没有现在这样错综复杂。在荷兰短暂休息期间，梅订了录音室为安妮塔·多布森制作唱片样带（“她是个非常摇滚的人。”他兴致很高地说）。然而，英国家中，克里斯蒂娜·梅即将发现再次怀孕。7月5日，因天气恶劣、人群发生暴力冲突，皇后乐队在都柏林斯莱恩城堡的演唱会效果大打折扣。一位地方议员说这次演出是“大规模骗钱，虚无、低俗且反社会”。据说莫库里在后台发誓再也不来爱尔兰演出。
台下，皇后乐队当时的业余活动是玩桌游，一群人激烈地争夺拼字游戏“Scrabble”和问答游戏“Trivial Pursuit”的冠军，不过他们也少不了一些“虚无而低俗”的追求。“八十年代初，巴黎出现了夜总会百合表演。”一位巡演内部人士回忆说，“1986年在德国，皇后乐队在风月场所举办了一场演出后派对。我听说里面所有的姑娘都已提前付费，真是不敢相信……当然了，只有单身人士才可以参加。”当时还在举行世界杯。摄影师丹尼斯·奥雷根和莫库里一起看电视，德国队击败了墨西哥队。“比赛结束时，弗雷迪跳起来叫：‘就这么着！我要出去找个德国人来操我！’”
“我们开始说想做户外大型场地演唱会，推广商还不太确信能不能把票卖光。”盖瑞·史迪克斯说。然而，哈维·戈德史密斯公司请邮政部门配送温布利首场演出门票后，72000张门票仅几次配送就全部售光。最后，演出变成6月11日和12日两晚，皇后乐队将为十五万人表演。罗杰·泰勒实现了他对歌迷的承诺，他们在有史以来最大的舞台上表演；事实上，视频屏幕太大，以至于舞台地面和体育场屋顶之间放不下。盖瑞·史迪克斯说：“搭建的计划出了问题，屋顶的距离和计划里写的不一样。”经过一番狂躁的电话沟通，像一名工作人员说的那样，史迪克斯“启动紧急按钮”，他们租来一架起重机，再次违反物理定律，找到了把大屏幕塞进去的方法。
在温布利的第一晚演出是星期五，被突发的暴雨浇个湿透。周六天气转晴，十五台摄影机严阵以待，全程记录演唱会并在泰恩提兹电视台播出。后台可以看到米克·贾格尔随着人群进入了VIP包厢。“米克坐在舞台一侧，他说他觉得台子太大了。”后来史迪克斯回忆说。贾格尔其实也在评估对手。三年后，滚石乐队将在温布利举办自己的“铁轮”（Steel Wheels）豪华演唱会。
这个时候的皇后乐队观众，带着明显的“‘拯救生命’效应”：男粉丝和女粉丝数目均等，有一部分是新加入的年轻流行乐歌迷，他们最先接触的歌曲是《收音机嘎嘎》和《我要挣脱一切》。那一周皇后乐队在榜单上的表现同样强劲：《朋友就是朋友》排名前二十，《一种魔力》保持前五名。不过，很明显，当皇后乐队演唱《神的旨意（重奏）》时，这首从前乐队现场演出必备的关键曲目，却让一部分新观众觉得完全不知道在听什么。
“我会在街上遇到一些粉丝说：‘我喜欢你们早期的作品，不喜欢你们现在做的音乐，’”莫库里说，“但同时又有人喜欢我们的新作品，但听也没听过我们五六年前的东西。”这次演出还有一个有趣的元素。《一种魔力》的封面由乐队四人的夸张彩色卡通形象组成。这些形象被做成充气模型，填入氦气。演唱《一种魔力》的时候，模型被放出在人群上方飘荡。其中三只都被温布利的群众抢到，只有“弗雷迪”那只越飘越高，最后落在几英里之外埃塞克斯切姆斯福德的一个花园里。
温布利演唱会的录像后来做成了录像带和DVD发售。它拍摄了乐队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舞台，记载着乐队的胜利。然而，当时谁会想到，这竟是弗雷迪·莫库里的最后一次巡演。多年来，主唱一直喜欢在皇后乐队现场表演时加入一些随性的挑逗话语，此次“魔力”巡回演出中他似乎比从前更放飞。有时候他宛如歌剧女主角，双眼紧闭，身体因情绪激动而颤抖，但下一秒他就会精神一振，轻松地对观众抛起媚眼来。他的脸上常常带着一抹戏谑的微笑，总在和观众撩拨互动。“毕竟，这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他说，“认真的游戏。”
之后，皇后乐队在“肯辛顿屋顶花园”举办了一场耗资8万英镑的派对，庆祝温布利的两晚演出成功。当晚五百余位宾客中，一位参与者回忆说，那是“又一个酒池肉林的夜晚”，裸身的男女服务员身上涂着像制服一样的彩绘，还有每逢派对必会出现的异装者、袒露胸部的模特。《太阳报》第三版小模特出身的流行歌星萨曼莎·福克斯、七十年代华丽摇滚歌星加里·格利特尔 [19] 和马瑞利昂乐队的菲什，共同与莫库里上台唱了《图蒂·弗鲁蒂》和《约翰尼·B. 古德》（Johnny B. Goode）。他们还给这个组合起了个名字叫“迪基哈特和领跑者”（Dicky Hart and The Pacemakers）。
吉姆·哈顿被告知要远离镜头，因此派对上抓到的合影是莫库里和玛丽·奥斯汀。公众场合下，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直男形象。《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 ）的大卫·威格是为数不多的得到莫库里信任的记者之一，他写过一篇报道，称奥斯汀曾要求弗雷迪，想为他生个孩子。对外宣称依旧是单身的弗雷迪表示，他宁愿再买一只猫。
此时吉姆·哈顿和莫库里共同住在装饰一新的花园小舍。他的角色定位有时会让人有点琢磨不透：既作为弗雷迪的家用园丁领着薪水，晚上又和雇主睡在一张床上。莫库里很清楚他给自己任何一位伴侣带来的压力。而更诡异的是，为皇后乐队集团工作的玛丽·奥斯汀，自然就负责支付哈顿每月600英镑的工资。“就像经典的好莱坞故事一样，那些优秀的女演员们无法保持一段长久的关系，因为她们的事业是第一位的，”莫库里说，“我的生活方式也是这样。我无法让事业的车轮停转，而把自己投入到爱情中去。车轮必须保持转动，这样任何人想要和我一起生活并感到幸福就变得很难。”
随着英国各地体育场的演出结束，皇后乐队将继续前往欧洲大陆进行室外场地演出，其中包括奥地利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匈牙利。他们的老朋友艾尔顿·约翰已经在布达佩斯演出过，但皇后乐队是第一支去演出的国际顶级摇滚乐队，百代的宣传口号是“铁幕之后的首场大型摇滚演出”。
乐队乘坐水翼船沿着多瑙河到达匈牙利，罗杰·泰勒穿着一件航海风的运动夹克，莫库里开玩笑问匈牙利议会大厦有多少间卧室，是否出售。皇后乐队匆匆从聚集在码头上的粉丝、报纸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中挤开道路，车子载着他们径直开往英国大使馆，这里为他们的到来准备了一场欢迎仪式。对于匈牙利政府来说，在布达佩斯举办一场西欧摇滚乐队的演出，可以拿出来作为东西欧关系改善的一个例证。皇后乐队的动机则简单得多。“我们喜欢去有挑战的地方，”布莱恩·梅说，“布达佩斯的情况和南美洲一样。有人来跟我们说，‘你们在某地非常非常火，干吗不去办一场演唱会呢？’”同时，拥有五千名成员的皇后乐队官方歌迷俱乐部匈牙利支部负责人却抱怨说，粉丝群里只有一百人拿到了演出的门票：“皇后乐队现在只想要钱。”他告诉《声音》杂志的记者。
对于皇后乐队管理团队来说，这次到访也可以看作是向媒体界抛出的橄榄枝。伦敦几大报业的记者和《新音乐速递》的记者大卫·昆蒂克都收到了邀请。很快，昆蒂克就和莫库里交谈上了，尽管他被告知主唱不会接受任何采访。“我不应该跟你讲话的。”弗雷迪自己抗议说，然后他又不管不顾地继续说下去，还邀请大卫和乐队共进晚餐。
“我们去了一个叫‘猎人餐厅’的地方，”昆蒂克说，“弗雷迪跟他的经理人说：‘什么好吃就点什么，给所有人都点好多好多的肉！’”罗杰·泰勒身边坐着一个非常时髦，但也喝得非常醉的金发美女。过一会儿，莫库里盯上了她。“弗雷迪俯身过去，”昆蒂克回忆说，“‘你别又来！’罗杰喊道，‘不准开口！’嗯，他真的又来。‘你的逼有多大，亲爱的？’弗雷迪问，‘能不能大到套下你的头，亲爱的？’”众人大笑，特别是乐队的翻译，金发女郎比出生气的手势，莫库里退缩了一下——“开个玩笑，亲爱的”——然后递给她一支香烟。之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行李传送带，等候在此的皇后乐队公关人员过来问昆蒂克，是不是可以把他的采访稿交给乐队的管理团队看后再发。他谢绝了。
演出当晚，八万人容量的匈牙利莱普特体育场 [20] 座无虚席，还有约四万五千名没买到票的歌迷守在外面听，其中一些人甚至从敖德萨和华沙远道而来。此前，政府公布了“观众行为放宽限制政策”，但饮酒和吸烟是不允许的。莫库里和梅用三天时间排练了一首匈牙利民歌《春风吹河水涨》（Tavaszi Szél Vizet áraszt），准备当晚进行表演。“弗雷迪把歌词写在手掌上，”摄影师丹尼斯·奥雷根说，“表演的时候，他手指轻轻动着，低头看歌词。”然而，这成了整场演出的转折点。“唱之前，观众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布莱恩·梅说，“然后他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是来真的了。那一刻观众的回应真他妈震耳欲聋。”这段经历记录在《魔力：皇后乐队在布达佩斯》（Magic：Queen in Budapest ） [21] 中，这是一部次年发布的八十五分钟的纪录片加演唱会实录。他们又征服了一个国家，或者用莫库里的话说，“搞定”。
不到一周后，皇后乐队飞往西班牙，进行四场室外演出。在接受一档电视艺术节目的采访时，莫库里顺口表露了对西班牙歌剧演唱家蒙茨拉特·卡巴耶的喜爱。莫库里是狂热的歌剧迷，他在洛杉矶和伦敦皇家歌剧院都看过卡巴耶的表演。他说的这句话最后会传到卡巴耶那里，虽然当时她正在外地演出。几个月后，两人将会开始合作，创作出莫库里最有野心的一张专辑。
“魔力”巡演结束于8月9日，乐队为内伯沃斯公园的十二万观众进行了表演。这时候，巡演设备数字已达到了传说级别：五千个扩音器，13.6公里长的电缆，高6米、宽9米的大屏幕……皇后乐队的暖场乐队体现了他们广博的品味：既有当红的流行歌星贝鲁斯·桑姆（他有一首金曲《想象力》［Imagination］），又有杰出的凯尔特摇滚乐队大国乐队 [22] ，还有罗杰·泰勒的老酒友瑞克·帕菲特和他的现状乐队。皇后乐队分别乘坐两架直升机抵达后台，其中一架机身上绘着和新专辑封面一样华丽的卡通彩绘。
舞台上的皇后乐队运作得像钟表一样精准。然而，这次和之前的演出不同，他们面对的是一片绵延不绝、似乎没有尽头的人海。单个体育场的观众是可控的。而在内伯沃斯，洋洋洒洒挤着十二万人，越过场外的快餐车、饮料帐篷，一直站到远在地平线上的树林里。舞台附近某个乐队看不见的地方，一名二十一岁的男歌迷在醉酒斗殴中被刺死。不幸的是，现场人数多到救护车无法在他流血致死之前开进来。舞台上，唱完《收音机嘎嘎》之后，约翰·迪肯摘下贝斯扔向了扩音器。
“约翰在另一场演出中已经砸了他平时用的那把贝斯。”彼得·辛斯揭露说，他当时就站在侧翼目睹这次发脾气。辛斯把乐器捡回来，还好没坏，他又重新调了音。“返场前关灯的黑暗中，约翰向我走来，开始道歉。我说：‘没事的，约翰，没事……我已经修好了。’他不是生乐器的气，也不是生我的气。我也不知道他在气什么。那次巡演中约翰的举止很怪异；他做了一些不符合他个性的事情。”“约翰把贝斯砸到舞台边上的时候，我的确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丹尼斯·奥雷根说，“有一种终结感。”
“我正在经历人生中一个非常不确定的阶段”，当时，迪肯坦白道，他把自己的情绪波动归结为“在音乐行业和乐队中的不安全感”。迪肯的一位老朋友后来解释说：“过去的种种压力让他有点不舒服。（迪肯）结束巡演回来后，没法回归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魔力’巡演之后，皇后乐队再次如日中天，”彼得·辛斯补充说，“约翰对这一点是感激的，但我认为他在皇后乐队结束之前很久就已经受够了：也许就在《白热空间》之后，甚至还不到他们开始做《作品》的时候。但是又出了这首轰动的单曲《我要挣脱一切》，他再次受到鼓舞。接着‘拯救生命’就来了……但是约翰似乎跟每个人都唱反调。他同时又在埋头苦干，和会计师照看着皇后乐队的商业利益，思考着‘下一步干什么？’这种问题。”
表演结束时，莫库里身披皇袍，头戴皇冠，对着人群大声说“晚安，好梦”；这成了他在皇后乐队演唱会上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后台，庆祝演出成功的活动正进行得热火朝天，照样是有泥地摔跤、露天游乐场，参加的闲杂人等更多，喝掉的酒、嗑掉的药也更多……没多久，弗雷迪就坐直升机离开，他回伦敦了。皇后乐队的“魔力”巡演吸引了超过四十万观众，总收入超过1100万英镑。但在回家的航班上，那起刺伤致死事件让一切庆祝胜利的活动都平息了。
很多年后，布莱恩·梅回忆起在西班牙发生的一件事，就在内伯沃斯演出前几天，“约翰和弗雷迪稍微有点意见不合，弗雷迪说：‘呵，我也不会一直在这里的。’”，起初吉他手并未在意这句话。事后看来，这是莫库里不想再进行巡演的第一个信号。很快他就说得更明白。“巡演结束的时候，弗雷迪说：‘这事我再也不想做了。’”梅说，“听起来有点不像他，因为他对任何事都很积极，而且又那么强大。我们以为他可能正在经历某种心路历程，或者，也许真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我记得当时后面这个念头在脑子里一闪，但又被我挥到一边。”
“内伯沃斯演出之后，我有一种感觉，皇后乐队再也不会做现场演出了。”彼得·辛斯说，他已经辞去了巡演工作，将作为摄影师开展新职业。“我认为弗雷迪不想成为自己的拙劣模仿。我想他还是会做音乐和拍视频，但他不愿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笑话。”尽管在温布利和内伯沃斯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皇后乐队还是没被说动，再去一次美国。“盖瑞·史迪克斯已经和美国的承办商谈过‘魔力’巡演的大致日期，”辛斯说，“他希望他们能在洛杉矶、纽约做室内演唱会……巡演期间，盖瑞打电话给那些承办商，告诉他们这次巡演在欧洲做得有多好。”之后，在英国，皇后乐队的下一首单曲《谁愿永生》发布，排到第二十四位。然而，在美国，莫库里那首“唱出戴安娜·罗斯感觉”的《痛苦离快乐如此之近》却未能进入榜单。
9月，庆祝完四十岁生日之后，莫库里飞往日本度假。回来后，他看到《世界新闻报》上一篇报道，声称他曾在哈雷街的一家诊所做过秘密的艾滋病检测。几天后，《太阳报》上刊登了莫库里从“豪掷25万英镑的日本购物之旅”返回希斯罗机场的大幅照片。配以大字文章标题：《我看起来像是得了艾滋要死掉吗？气得冒烟的弗雷迪》。莫库里告诉《太阳报》的记者，他“健康得很”。虽然否认曾进行检测，但他不可能继续无视周围发生的事情。弗雷迪的前男友、据说是歌曲《爱情游戏》灵感来源的托尼·巴斯丁感染了艾滋病，于11月去世。
此时，梅正在计划另一张个人专辑，排解自己在婚姻问题上的烦恼。他将会和坏消息乐队 [23] 合作，这是一支由喜剧演员里克·马雅尔、奈杰尔·普莱纳和阿德里安·埃德蒙森组成的恶搞重金属乐队。莫库里紧随其后。11月，他预订了伦敦汤豪斯录音室录制一首新单曲：翻唱五黑宝合唱团 [24] 1956年的金曲，《伟大的伪装者》（The Great Pretender）。这首歌完美地诠释了莫库里。莫库里和迈克·莫兰共同担任制作人，迈克是他在《时间》音乐剧工作时认识的键盘演奏家和编曲家。莫兰曾是一位流行歌星，他的歌曲《最低点》（Rock Bottom）作为英国参赛作品参加了1977年“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 Song Contest）。后来莫兰成为莫库里合作无间的帮手和亲近的朋友。
大卫·马莱特为《伟大的伪装者》拍摄宣传视频，罗杰·泰勒、莫库里的老朋友彼得·斯特拉克和他本人全部以女装出镜，泰勒的一身打扮很像是浓妆版的蒂娜·特纳。弗雷迪重现了一些他最出名的视频造型，包括《波西米亚狂想曲》和《我要挣脱一切》。他剃掉了胡子，穿着粉色的西装，登上一座好莱坞老电影里的那种大楼梯，楼梯上立着一百个真人大小的纸板，全是他穿着粉色西装的样子，这一幕是视频的结尾。
克里斯·切斯尼在现场注视着他的表演。1970年，还叫作弗雷德·保萨拉的青年曾短暂地加入过切斯尼的酸奶海乐队。克里斯后来仍然涉足音乐，但是他现在是大卫·马莱特影视制作公司艺术部门的员工。“我觉得要是接了皇后乐队的活，被认出来实在很尴尬，”他说，“我不想被人看成是一个失败者，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混得很糟糕。所以我保持远离的状态。”
但切斯尼无法抑制好奇，还是偷偷溜到了《伟大的伪装者》的拍摄现场。“我躲在阴影中，尽量不引人注意。弗雷迪站在那个又高又长的大楼梯上，他看到我了：‘克里斯！你还好吗？’他跑下来，领我去了他的化妆室。”这是切斯尼第一次体会与“弗雷迪·莫库里”见面的感觉。“‘你喝不喝香槟？’他问，打个响指，香槟立刻呈上来。我记得他把伏特加往后推，好像已经不流行喝了。然后就是，‘来吸一条可卡因吗……吸一条……’其实是挺好的，就像又回到了多年前的样子。然后他说：‘你一定要来我的个人专辑里演奏！我打电话给你！’当然，他从来没有打来过，而我又觉得太尴尬，没有打电话给他。”克里斯·切斯尼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弗雷德·保萨拉。
12月，皇后乐队发布了一张新的现场专辑《魔力现场》（Live Magic ）。令人费解的是，其中有一些歌曲，包括《波西米亚狂想曲》都剪短了，好让它们能适合专辑的长度。又有粉丝发出类似匈牙利皇后乐队歌迷俱乐部负责人一样的抱怨（“皇后乐队现在只想要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掏钱买了，这张专辑在圣诞节前适时地为乐队挣到了榜单第三名。
关于弗雷迪私生活的种种猜测甚嚣尘上，这个时间他挑了《伟大的伪装者》来演唱的确是很贴切。“《伟大的伪装者》这个标题用来概括我的所作所为挺好的，因为我就是大伪装者。”他说。听众们应该也是这样想的，2月时单曲排到了榜单第五名。这时候，弗雷迪之前在西班牙电视台上对蒙茨拉特·卡巴耶表达的赞赏，传到了这位歌剧天后的耳朵里。皇后乐队在西班牙的推广商比诺·萨格利奥科正在组织一个电视音乐节“92伊比萨”，借以庆祝西班牙成功申办1992年奥运会。他非常希望能促成弗雷迪和卡巴耶一起演唱。
萨格利奥科约了一次会面，莫库里于3月飞往西班牙，随行带着迈克·莫兰为他打气，他们约定在巴塞罗那丽思酒店和卡巴耶吃午餐。这位时年五十三岁的女高音在祖国西班牙和全球歌剧界都备受尊崇，她从容地迈入酒店大堂，四周的人像朝臣一样膜拜（“她就像示巴女王 [25] 一样。”莫兰说），莫库里突然意识到他不再是房间里最重要的人了。“我很紧张，”他承认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跟她说什么才好。”
午餐时莫库里有些拘谨，但是他此行是有准备的，他给蒙茨拉特播放了一首他和莫兰合写的歌剧歌曲《自由恋爱的练习》（Exercises in Free Love）。“这首歌中，我假装自己是你。”他对这位女高音说，将歌曲赠给她。令他吃惊的是，她欣然接受，并告诉两人，下个月她在伦敦考文特花园的皇家歌剧院演出，她会唱这首歌。然后她拍拍一脸震惊的莫兰的肩膀，告诉他，他也要上台演奏钢琴。 [26]
考文特花园的演出完成后，他们达成了合作协议：弗雷迪将为两人写一首全新的歌曲，在萨格利奥科的电视特别节目中表演，他们还会一起录制一张二重唱专辑。“我心想，‘天啊！这下我可怎么办？’”莫库里说。进一步体现摇滚和歌剧世界不同的是，蒙茨拉特告诉弗雷迪，她只能有三天时间来参加专辑录音。
时间有限，莫库里便把下一张个人专辑的计划搁置一边，开始与迈克·莫兰合力专心写这张二重唱专辑的歌曲，其中一首歌曲的填词找了作词家蒂姆·莱斯 [27] 。最后他们谱写了八首新歌，其中一首命名为《巴塞罗那》（Barcelona），专门写给这座成为1992年奥运会主办地的城市。歌词既有英语又有西班牙语，世界顶级女高音和从未接受过专业声乐训练的摇滚巨星碰撞出耀眼的光芒。卡巴耶十分喜爱这首歌曲。但是她的日程依然排得很满，弗雷迪便用假声唱女高音的部分，录下来寄给她，以获得她的认可。
卡巴耶终于有空飞去伦敦进行录音时，莫库里开始慌了。“弗雷迪神经紧张，搞得我们更加紧张，”汤豪斯录音室的工程师约翰·布拉夫说，“蒙茨拉特以前只录过现场收音的专辑。我和大卫·理查兹商量：‘我们以前从来没给唱歌剧的录过音啊。她会用哪种麦克风呢？’然后我们又想到她以前可能从来不会戴耳机录音，所以我们在她的两边安装了几个扬声器。”
蒙茨拉特驾临汤豪斯之前，莫库里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女洗手间。“弗雷迪突然问：‘这儿有女洗手间吗？我只看到过男洗手间！’”布拉夫笑起来。“有人带他去看女洗手间，他又觉得太简陋，请录音室的经理把它修整一下。他主动提出要付钱，其实皇后乐队付给汤豪斯的钱那么多，他根本不用出这种小钱。蒙茨拉特终于来了，一切进展顺利，大家才放松下来，在那之前我们都紧张死了。”莫库里和卡巴耶合作的这张《巴塞罗那》专辑，直到次年6月才能最终制作完成。到那时，弗雷迪的生活已是一片混乱。
4月初，因为对英国音乐的杰出贡献，皇后乐队荣获“艾弗·诺维洛”奖。但这是那个月里唯一的好消息。大约就在1987年4月中旬到5月初这段时间，莫库里收到了他一直害怕的消息。据吉姆·哈顿说，复活节假期时，弗雷迪说他接受了活体组织检查，医生从他的肩膀上取了组织样本。几天后，莫库里告诉他，HIV检测结果是阳性。
2000年接受采访时，玛丽·奥斯汀给出的版本则不太一样。玛丽回忆说，弗雷迪的全科医生打紧急电话找她，担心打给莫库里的电话都被过滤了。玛丽便催促弗雷迪与医生取得联系。全科医生后来再次打电话找玛丽，因为莫库里仍然没有回应，用玛丽自己的话说：“我追问医生，直到他告诉我需要跟弗雷迪谈话的原因……我的心沉到了底。”
彼得·弗里斯通解释说，“没人能肯定到底是谁传染给谁”，但是他和皇后乐队的摄影师米克·洛克都认为，莫库里很可能是在纽约狂欢期间被感染的。（弗里斯通：“八十年代初的美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病情一经确认，莫库里就展示出了他的务实精神，这种坚定的品格曾支撑着他度过了人生中的所有危机。他跟吉姆·哈顿说，如果吉姆想要结束这段关系，他完全理解（吉姆拒绝了）。然后他通知了皇后乐队的商业经理吉姆·比齐。在花园小舍为他工作的乔·法内利和彼得·弗里斯通也会陆续得知他的病情。还要再过一段时间，他才能和皇后乐队的其他成员分享这个消息。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忠诚地替他保密。
然而，更多坏事接踵而来。1985年，保罗·普伦特被皇后乐队办公室解雇。莫库里答应用自己的公司聘用普伦特，但一年之后，工作没干好，钱却花得所剩无几。彼得·辛斯说弗雷迪有种“误入歧途的忠诚”，保罗·普伦特保管着莫库里在斯塔福德大街的公寓钥匙，而且据吉姆·哈顿所说，“弗雷迪给他钱，让他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度圣诞。”“我记得的是，普伦特在斯塔福德的房子办了好些派对，把那个地方搞得乌七八糟，”辛斯说，“所以弗雷迪把他炒了。保罗咆哮说：‘你等着，我会做这个那个！’然后他真的做了……”
1987年5月4日，《太阳报》爆出耸人听闻的头版头条：《艾滋病害死了弗雷迪的两位情人》，配图是他和托尼·巴斯汀以及一位空乘约翰·墨菲的合影（尽管彼得·弗里斯通后来坚持说，墨菲从来没当过莫库里的情人）。报纸内页里继续大书特书。一篇文章标题是《清晨4点的紧急电话》，“主唱的得力助手保罗·普伦特”透露，4月29日凌晨，弗雷迪给他打电话，诉说害怕死于艾滋的恐慌。另一处，普伦特说莫库里曾与“数百名同性恋者”发生过关系。
接下来的几天，《太阳报》陆续刊登后续报道，普伦特详细地描述了莫库里和别的摇滚明星如何狂吸可卡因。有迈克尔·杰克逊抓到他吸毒的故事，弗雷迪和朋友肯尼·埃弗雷特吵架背后的真相（原来是这位DJ喜欢蹭莫库里的可卡因，从不自己买）。报纸对嗑药的细节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而几年前，弗雷迪曾半真半假地告诉《晚报》（Evening Standard ）说，皇后乐队可能是“现存最干净的乐队了”。5月7日，普伦特的最后一篇爆料，报纸刊登了他私人收藏的许多照片：弗雷迪和维尼·基什伯格，弗雷迪和“酒保文斯”……普伦特公布说，莫库里心中的理想男性是演员伯特·雷诺兹，还抖搂出吉姆·哈顿是弗雷迪同居情人的事情。
传闻普伦特收了《太阳报》3.2万英镑。后来他打电话去花园小舍，说他是被报纸逼着爆出这些事情的。莫库里拒绝接听他的电话。5月10日，《世界新闻报》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说是来自弗雷迪，谴责普伦特“拿死人的故事赚钱”，并指出“我做过的所有事他（保罗·普伦特）都做过，还做得更多”。
5月底，莫库里飞去伊比萨参加“92伊比萨”表演，顺便散心。比诺·萨格利奥科愿望成真：弗雷迪与蒙茨拉特·卡巴耶将在圣安东尼奥的酷俱乐部 [28] 进行表演，为六千名受邀嘉宾演唱《巴塞罗那》。参加节目的还有电影明星哈里森·福特，阿根廷足球运动员迭戈·马拉多纳、歌星克里斯·雷、杜兰杜兰乐队、斯潘多芭蕾乐队和马瑞利昂乐队等。弗雷迪和随行人员住在派克酒店，那是一个远离窥视的私家度假胜地。由于近期《太阳报》的指控，同行和对手又都聚集于此，莫库里知道他周围尽是审视的目光。
马瑞利昂乐队的菲什在“魔力”巡演中常和莫库里一起玩至通宵（“在‘斯托利和秘鲁’俱乐部度过，”他承认道）。“我到酷俱乐部的后台区，感觉整个情况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他说，“氛围极其阴沉，一切都变了。我觉得有一堵看不见的墙。”芭芭拉·瓦伦汀从慕尼黑赶过来，她一看便知旧情人病了。根据这位女演员后来的采访，莫库里化妆时需要额外补妆，以掩饰他脸上的色块，那是卡波西氏肉瘤的症状。果真如此的话，至少他的伪装十分成功。那天晚上，弗雷迪走上台时，各方面看起来都强壮而健康。
莫库里和卡巴耶为当天的活动做压轴表演，虽然两人是对口形，但加入了迈克·莫兰、合唱团和管弦乐团的现场伴奏。他们看似一对绝不可能出现的跨界组合：典雅的女高音披着透明的黑色披肩，莫库里穿着燕尾服，唱歌时右腿仍在抽动，就像他和皇后乐队在舞台上的那样。
虽然台下观众此前从未听过《巴塞罗那》，但表演结束时他们全部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10月，两人合作的这首单曲在英国登上第十名。弗雷迪没有辜负这次惊世的合作。它是弗雷德·保萨拉传奇故事中又一个非凡的篇章：七十年代成为摇滚明星后，他和皇家芭蕾舞团共舞；八十年代作为流行巨星再度征战江湖，他现在又将领域拓展到了歌剧。“想想真是太荒谬了，”他沉思道，“她和我站在一起。但是，只要我们在音乐上是共通的，我们看起来如何、来自什么背景根本无关紧要。”
那个夏天，《每日快报》的大卫·威格和莫库里的其他朋友们一起，在伊比萨庆祝弗雷迪的四十一岁生日。大卫和其他人一样心存猜疑，但是弗雷迪不会被绕进去，只要有人问他关于不良健康迹象的问题，他就会说是因为酒喝太多（“亲爱的，是我的肝”）。他的队友们也存着一肚子疑问，但是，就如罗杰·泰勒所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努力跟自己说，肯定是别的什么问题。”
由于皇后乐队处于休憩状态，纪录片《魔力岁月》是他们在1987年唯一发行的作品。这部影片体现了皇后视频制作公司的商业智慧，他们将纪录片分成三个独立的部分，一部分放那些老的宣传视频，一部分放《一个愿景》的幕后花絮，还有一部分是明星专谈，来自他们的明星粉丝米克·贾格尔、艾尔顿·约翰和保罗·麦卡特尼等人。
乐队之外，布莱恩·梅的私生活正在往狗血剧的方向急速发展。1986年圣诞节，超过3000万观众通过电视收看了《东区人》，那一集中安妮塔·多布森饰演的安吉·瓦茨收到丈夫的一纸离婚书。在现实世界中，梅和多步森继续否认存在婚外情。但梅同时又在为安妮塔写歌、制作专辑。此时梅培养的坏消息乐队被证明是个失败的尝试，他们那首由布莱恩炮制的喧闹搞怪版《波西米亚狂想曲》未能上榜。虽然这首歌里甚至迪肯也贡献了和声，但是皇后乐队的其他人大概没有这么热衷于重新制作自己最伟大的歌曲。
罗杰·泰勒的夏季在英格兰、瑞士和意大利的录音室之间度过，他开始准备下一张个人专辑的曲目。泰勒自己演唱并演奏了全部乐器，他决定自己组建一个乐队，这样他就可以出去巡演了。“菲尔·柯林斯都能同时做个人和乐队……还演戏，我也能同时做两个乐队吧，”他开玩笑说，“而且这段时间，我们皇后乐队真的没有很忙。”
在队友们的全心支持下，泰勒在音乐杂志上刊登了两则广告（“顶级摇滚乐队的鼓手寻找音乐家”和“如果你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想成为明星，拨打这个号码”）。最初，泰勒比较谨慎，他想要找真正的乐手而非皇后乐队的粉丝。最后，他挑选出了三个不知名的年轻人：鼓手乔什·麦克雷、吉他手克莱顿·莫斯和贝斯手彼得·努恩。斯派克·艾德尼兼职弹键盘，泰勒负责弹节奏吉他和担任主唱。为了摆脱“罗杰·泰勒”这个名号，他们简单地将乐队命名为十字架乐队。
泰勒和维珍唱片签了协议，原本是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推翻它》（Shove It ）成了十字架乐队的首张专辑。他们的第一首单曲《牛仔与印第安人》（Cowboys and Indians）于9月发布。“我就是搭把手，”泰勒告诉《声音》杂志，“我只是这个牢固组合的一份子。”但事实却不完全如此。十字架乐队约了出席星期六早上的电视节目《73号》，电视版混音由约翰·布拉夫完成。“罗杰说他和乐队一起乘小巴去录音室，”布拉夫说，“然后我和‘水晶’（克里斯·泰勒）坐罗杰的宾利豪车跟在后面。‘水晶’和我到了录音室，前台问我们是不是乐队的人。我们只好说：‘不是的，乐队在后面的小巴里’……这种安排持续了几天之后，罗杰才坐回宾利。”很可惜，这位十字架乐队的富豪指挥官开着阿斯顿马丁、住着伊比萨岛的度假别墅，他的将士们始终和他不是一个级别的人。
《牛仔和印第安人》在榜单表现失利，2月份《推翻它》正式发布。梅、迪肯和莫库里都来客串，弗雷迪主唱了《一种魔力》专辑中没选上的《凡人天堂》。这张专辑是标准的八十年代发行的那种流行摇滚乐，部分带着泰勒新喜欢的乐队INXS的感觉，只有他独特的沙哑嗓音是专辑中的亮点。《推翻它》进入了榜单前五十名，但后续发布的单曲都没有什么收益。这是皇后乐队大于每个成员总和的另一个实例。但是十字架乐队为泰勒提供了一样他再也不能从皇后乐队那里得到的东西：现场演出。他可不会轻易放弃。
1988那一年，对所有人来说都充满挑战。1月份，泰勒在切尔西登记处与多米尼克·贝朗结婚，莫库里和玛丽·奥斯汀是他的证婚人。几周后，他搬出家门，住进了二十五岁模特黛博拉·梁的新居。她最近做的电视广告中咬着一块阴茎形状的吉百利脆片巧克力棒，引起了《每日邮报》读者的激烈讨论。自然，媒体界对鼓手的家室安排十分好奇；这种狂风骤雨般的婚姻和婚后生活，让人们感到摇滚明星做事情可能真的与凡人不同。似乎，这场婚姻的必要性是为了在两人分开后，两个孩子的经济状况可以得到保障。
更奇怪的是，也在那个月，约翰·迪肯自己几乎参与了一首热门单曲。这位贝斯手加入莫里斯小调和少校乐队 [29] ，在他们的搞怪嘻哈歌曲《口吃饶舌》（Stutter Rap）的宣传视频中跑了个龙套。这支乐队的成员、喜剧演员和作家托尼·霍克斯有一次在乘坐维珍航空去迈阿密的时候，在飞机上偶遇迪肯。“我们共度了漫漫周末，喝个大醉，”霍克斯说，“我深深觉得约翰是个一不留神变成摇滚明星的人。”
泰勒刚在新家落脚没多久，就和十字架乐队出去巡演。在纽卡斯尔梅菲尔的舞台，观众中有几个闹事的，拿吉百利脆片巧克力棒砸他。巡演到了德国，经赞助商的一再要求，泰勒让步，演出的海报被修改为：“罗杰·泰勒和十字架乐队”。不过，为了进一步强调他只是“牢固组合的一分子”，十字架乐队只唱一首皇后乐队的歌：《爱车狂人》。
皇后乐队在主业上也有了新的安排。1月，乐队在伦敦奥林匹克录音室相聚。他们做了一项重要决定：从现在起，每一首新歌都归属于全部四位成员。“我真希望我们早点这么做，”布莱恩·梅告诉《Q》杂志，“这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决定。虽然这样做确实意味着要有所牺牲，放手把你的创作交出去，但真这么做了之后，你发现整个团队可以在所有方面同心协力。”“这样意味着，我们完全从艺术的角度做决定，”罗杰·泰勒补充说，“而不是从收益或是个人的自尊心出发。”
根据梅的说法，当初在制作第一张皇后乐队专辑时，是莫库里提议分开各自的版权。二十年后，弗雷迪却愿意均分这些财富。同样地，他们集体决定回到从前的工作方式，即四个人一起在录音室，而不是各自在不同的录音室，仅与电子合成器做伴。皇后乐队的下一张专辑，原本打算叫作“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但在完成前几周改为了“奇迹”（The Miracle）。布莱恩·梅称专辑录制的第一首歌曲《我全都要》回归了“皇后乐队的老派风格”。虽然用了集体署名，但歌曲一开始那强劲的连复、后面更变本加厉的吉他独奏，都明确无误地表明这是布莱恩·梅的创作。这首歌任性的歌词听起来很适合弗雷迪·莫库里，但歌曲标题其实来自安妮塔·多布森的口头禅（梅：“她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女人”）。梅后来透露，这首歌的想法从他脑海里凭空冒出来的时候，他正在洛杉矶家中的花园里挖土除草。
《奇迹》时断时续地在伦敦奥林匹克、汤豪斯和瑞士的高山录音室录制。莫库里在皇后乐队和蒙茨拉特·卡巴耶的合唱专辑之间两头忙，中间甚至还抽空做了一次现场演唱。4月他在伦敦的领土剧院和《时间》音乐剧剧组一起登台唱了四首歌。鉴于目前媒体对他健康状况的捕风捉影，能这么做十分勇敢，因为这次演出是为新成立的艾滋病慈善机构泰伦斯·希金斯信托筹集资金。不过莫库里仍然没有和皇后乐队其他成员谈过他的健康问题。1999年在接受《魔力》杂志采访时，梅说：“我们是在1987至1988年间发现弗雷迪的事情。”然而1992年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梅又说他们是在“（弗雷迪）去世前几个月”才被告知的。无论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弗雷迪本来就不是愿意主动说出来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布莱恩说，“我们从来没有提过，这里面有种不成文的规则，只要弗雷迪不想谈我们就不谈。他只是告诉我们，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巡回演出了，话说到这里就可以了。”
一方面看，这着实奇怪，莫库里成年后绝大部分时间都和这几个人一起度过，但他却选择对他们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然而，莫库里永远是个谜，即使是对他的乐队成员来说也是。出身、童年、性取向等等，都是他生命中时时保持私密的领域。他的健康问题也是一样。“他的身体显然不太好，”协助制作《奇迹》的工程师约翰·布拉夫说，“但不会有人议论此事，我们本来也不打算这么做。”
“我个人确实不知道他患上了艾滋病，”大卫·理查兹说，最后的几张专辑他都参与了制作，“我推测他可能得了癌症。我想所有参与的人都不愿去想，事情真的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每个人都还抱着一线希望，觉得最终会有奇迹发生。”
6月，布莱恩·梅的父亲哈罗德去世。“在他眼里，我做过的最糟糕的两件事情是：第一，放弃学业成为流行明星；第二，和女性未婚同居。”布莱恩说。当年父子俩几乎有一年没跟对方说过话，后来关系才慢慢缓和，哈罗德开始支持儿子对职业的选择。而梅说：“我爸爸一直想要阻止我搞摇滚，但正是他造了我的吉他——正是这把吉他促使我进入音乐行业。”
吉他手的婚姻问题让他在父亲去世的悲痛中雪上加霜。1988年初，女儿艾米丽出生后不久，梅便离开克里斯蒂娜和三个孩子，从家里搬出来，独自一人住到另外的房子里。虽然他和安妮塔·多布森的关系已经公开，但他说自己“无法承认这件事，也不允许自己和她在一起”。婚姻的破裂、父亲的去世，让梅在为皇后乐队专辑录音时愁云密布。“我完全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他说，“虽然这张专辑里我的部分都能拿出手，但是我的投入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关于“摇滚巨星富豪”和“安吉”（多布森在《东区人》里的角色名称）的八卦很快在各种小报上大肆流传。梅将内心的恼怒写到了新歌中，产出了一首舞台感很强的中速摇滚歌曲《丑闻》（Scandal）。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首歌，“比我们更好的那些歌差一点。”泰勒说。
不为乐队工作的时间，梅似乎全天候地与其他人演出，只要别人发出邀请他就去。父亲去世仅几天后，他就参加了查尔斯王子的慈善音乐会，与艾尔顿·约翰、埃里克·克莱普顿在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表演。随后几个月里，他成了兼职吉他手，和霍利·约翰逊一起演出，客串黑色安息日乐队，还与儿时偶像的朗尼·多内根同台。“总是需要一些分心的事情，”他承认，“让你自己忙得停不下来也是一种很好的治疗。”
10月份，在《奇迹》制作期间，弗雷迪·莫库里和蒙茨拉特·卡巴耶的二重唱专辑《巴塞罗那》发布。即使今天听来，专辑中如《堕落的牧师》（The Fallen Priest）和《金童》（The Golden Boy）这样的歌曲仍然十分引人入胜。莫库里以自然练就的声音对抗卡巴耶宏大的世界级女高音，竟然毫不逊色。在《Q》杂志的评论中，大卫·辛克莱写了一句有见地的话：“《巴塞罗那》不似《汤米》，也非《茶花女》，它更接近《猫》或者《时间》。” [30] 多年后的音乐剧《我们会震撼你》从这里开始萌芽。《巴塞罗那》在英国排行榜上停留了一个月，排在二十名开外。
专辑发行当晚，巴塞罗那大皇宫前的露天广场上举办了奥运火炬到达庆典，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到场，莫库里和卡巴耶的表演是重头戏。当天的演出名单上还有杰瑞·李·刘易斯、狄昂·华薇克和无处不在的斯潘多芭蕾乐队。这是弗雷迪最后一次现场表演，二人再次使用了对口形的方式。针对这次盛会表演的报道中，出现了“喉咙感染”和“艾滋病”的字眼。在一次演出后采访中，莫库里驳斥说：“要是我的声音出来欠佳，会让她失望的。我不想冒这个风险。”
12月初，十字架乐队在伦敦汉默史密斯音乐宫为皇后粉丝俱乐部年度聚会表演。约翰·迪肯、布莱恩·梅也上台加入，众人一起唱了几首布鲁斯歌曲。弗雷迪没有出现。巴塞罗那的表演中，莫库里保持着自己的舞台形象。或者说，勉力支撑着。他整洁无瑕的晚礼服下，是右小腿及足跟部分的伤口，由于免疫系统受损，伤口永远无法正常愈合。
新年的时候，《奇迹》专辑终于杀青，从被罗杰·泰勒称为“大丰收”的三十首歌曲中，精选出了十首。一些未被采用的歌曲或者收录在CD和磁带附赠曲目中，或者作为之后发行单曲的B面。第一首单曲《我全都要》5月发布，让乐队再次获得英国前五名成绩；它里面声声铿锵的重金属吉他连复，好像是对着时下流行的重金属乐队如枪炮与玫瑰乐队、邪典乐队 [31] 挥出的有力拳头。专辑于6月发行，封面由皇后乐队的艺术专家理查德·格雷设计。这幅画使用了最先进的设计程序，也就是后来的Photoshop程序，将四位乐队成员的脸部特写融合成了不分彼此的一张拼接脸；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唇神奇地连成一体。
《奇迹》专辑直冲英国冠军，在美国则拿到二十四名。虽然布莱恩·梅处于情感困境中，但他在专辑中的表现却十分抢眼。在《我全都要》和《突破》（Breakthru）中，吉他独奏饱满丰富。而在类似沙滩酒吧轻松小调的《风雨必至》（Rain Must Fall）里，梅的吉他简直要将这首歌掀翻。作为皇后乐队里的良心担当，饱受内心折磨的吉他手一次次出其不意的出现，挽救了质量普通的开场曲《派对》（Party），在《我的宝贝让我改变》（My Baby Does Me）和《隐形人》这两首流行/放克曲中加入反复糅杂的吉他声，并让有齐柏林飞艇感觉的《哈舒格吉之船》（Khashoggi's Ship）听起来更加丰富（也只有皇后乐队才会用沙特著名花花公子和军火富商为灵感写一首歌曲）。“我记得我经常整天坐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处于极度抑郁状态中，”梅后来说，“我都很惊讶里面竟然有那么多吉他。”
莫库里在这张唱片里延承了他一向美妙的歌喉，依然没有丝毫衰弱的迹象。假如你知道这是一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人的歌声，会更容易理解歌词中包含的深意。专辑同名歌曲《奇迹》是一曲爱与和平的颂歌，梅称它为“弗雷迪的迷你大作”。而专辑的最后一首歌《这一切是否值得？》（Was It All Worth It？）中，莫库里反思着财富和放纵、永恒追求完美的人生。《泰晤士报》称之为“一首风格怪异的体育场摇滚版《我的人生路》”。但其他媒体对这张专辑的称赞比较谨慎，《滚石》称赞《奇迹》“部分重现了皇后乐队的华贵之风”。
为推广专辑，乐队与英国广播公司DJ迈克·里德做了一场叫《皇后乐队一小时》（Queen for an Hour ）的采访。被问及为什么不做巡演，弗雷迪说他想打破“专辑、巡演、专辑、巡演……”的反复循环。“我就是这个行业里的搅局者。”他宣称。
《我全都要》发行后的几个月里，《奇迹》中另有四首作为单曲发行：《突破》《隐形人》《丑闻》《奇迹》。除了新的CD格式，百代还同时推出了12英寸的黑胶、盒式磁带和彩胶版本。只有后面两首没突破前二十名。然而，比起以往，制作宣传视频时他们遇到了更大的挑战。每部宣传片里，莫库里不是留着胡须就是蓄着很浓的胡须。“我懒得刮胡子了，”莫库里告诉媒体，“像切面包一样乏味。”根据吉姆·哈顿在回忆录《莫库里与我》中的说法，其实是因为胡须可以掩盖卡波西氏肉瘤斑块，效果比化妆要好。为了拍《突破》视频，皇后乐队定制了一截蒸汽火车头，让它奔跑在剑桥郡乡间，乐队就在车上拍摄。镜头里的莫库里特地拍得很健康：他挥舞着半截麦克风架，弹着假想的吉他独奏，双臂有力地甩动，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
在《奇迹》视频中，皇后乐队找了表演学校的儿童演员来扮演自己，小男孩们全部穿着他们的经典舞台服装迷你复刻版。“拍那个视频真是开心，”泰勒回忆道，“我们全程都在微笑。”但是当真正的皇后乐队在结尾出现时，穿着“魔力”巡演黄色夹克的莫库里看起来明显比1986年老了不少——也更虚弱——好像时间突然加速了。
推广新专辑的任务落到了泰勒和梅身上。只是谈音乐倒是容易（主旨：皇后乐队现在“恢复了精神和活力”），但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德国记者直接询问泰勒，弗雷迪·莫库里是否患有艾滋病。“弗雷迪和以前一样健康，”鼓手坚持说，“我们之所以不做巡演，是因为我们无法就过程达成一致。其他的说法都是愚蠢的谣言。”无论当时鼓手是否已经知道真相，莫库里的队友们已经开始就他的健康问题守口如瓶。
完成《奇迹》之后，莫库里几乎没有休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于是他赶回蒙特勒，坚持要继续工作。1989年春天，《奇迹》尚未发行的时候，皇后乐队的下一步工作已经开始了。“我想我们都以为《奇迹》可能是最后一张了，”1992年布莱恩·梅说，“那时候已经不确定弗雷迪能够坚持多久。所以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地坚持下去。”
据吉姆·哈顿说，就是这次在蒙特勒，莫库里终于向其他人公开了他的病情。他在一家餐馆中夸张地展示了病兆。“饭桌上有人感冒，话题转到了对疾病的咒骂上，”哈顿说，“弗雷迪看起来像没事儿一样，然后他卷起右裤腿，把腿抬到桌边，给其他人看他腿部那个疼痛的开放流血的伤口，说：‘你们还说你们有问题，喏，看看这个。’然后，就像他简短地提到这件事那样，弗雷迪很快又转到了其他话题。”然而，就像许多围绕着莫库里最后时日的传闻一样，这件事有很多疑点，一位匿名消息来源坚持说，主唱绝对不会身在公开场合透露这个消息。 [32]
“到了某个时间，他邀请我们所有人一起开个会，”2000年，罗杰·泰勒说，“把所有事实和盘托出，当然我们心里都大概猜到了。”“我们一意识到弗雷迪病了，就立刻抱团结成堡垒，把他保护起来，”布莱恩·梅回忆道，“我们对所有人撒谎，甚至是对自己家人都撒谎。弗雷迪不想让全世界侵扰他的抗争。他曾说：‘我不要人们买我们的唱片是出于他妈的同情。’”莫库里对吉姆·哈顿和花园小舍内部人士的要求，和对皇后乐队一样：一切照常运转。“必须要正常地对待他，”玛丽·奥斯汀说，“如果他发现你流露出悲伤，或者太过情绪化，他会把你推回到允许的界限。”
梅正在筹划另一张个人专辑；莫库里手里有未收录到《巴塞罗那》的歌曲，还有《奇迹》中未使用的素材。根据哈顿所说，“弗雷迪急于回录音室的渴求让皇后乐队其他人感到不知所措”，但是他们都配合着，在1989年的头几个月里，乐队进行连续两到三周的爆发性工作；日程安排部分取决于主唱的身体状态。不在乐队工作的时候，梅和泰勒似乎也没闲着，他们受邀翻唱了深紫乐队的《水上烟雾》和自己的《谁愿永生》，做慈善用途。不久后，泰勒开始在高山录音室与十字架乐队制作第二张专辑。
皇后乐队讽刺小报的《丑闻》才刚退出榜单不久，莫库里又再次上了八卦新闻头条。11月，《星期日镜报》（Sunday Mirror ）误报说，弗雷迪主动提出要成为玛丽即将诞生的孩子的爸爸。当时玛丽怀孕数月，但她拒绝说出孩子生父的名字。同月，皇后乐队全员在电视特别节目《再见八十年代》（Goodbye to the Eighties ）上公开露面，这是一档新年前夜播出的贺岁节目。皇后乐队从西拉·布莱克和年轻的乔纳森·罗斯手中，接受“过去十年最佳乐队”的奖杯。歌迷和评论家仔细观察着莫库里的外表和每一个动作。他站在舞台后方，让布莱恩·梅发表获奖感言，看起来并不像垂死之人。
月底，皇后乐队回到蒙特勒。莫库里已经遵照医嘱戒烟，他还坚持在录音室也这么做；布莱恩·梅本来就反对吸烟，特别是父亲去世之后，他自然很欢迎这一决定。往前几年，莫库里会觉得慕尼黑的混乱享乐比蒙特勒的平静生活要好；然而，现在的他却更愿意享受慢节奏的瑞士生活。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在特立特买了一套可以俯瞰日内瓦湖的顶楼公寓。
歌曲的创意汇集在一起，让布莱恩·梅产出了两首歌：一首是绝望的情歌《我不能和你生活》（I Can't Live With You），另一首是和《突破》类似的激情硬摇滚乐《轻率》（Headlong）。“原本我是准备把它放在我的个人专辑里，”他承认说，“但听到弗雷迪开口唱过后，我只能说：‘就该这样。’有时候把自己的宝贝交出去是挺肉疼的。”
莫库里的创作，就像往常一样，走两级路线：《黛利拉》（Delilah）是一首轻松诙谐的小曲，写给他家的猫咪黛利拉；另一首则是带有福音味道的《神的子民》（All God's People），原本是为《巴塞罗那》专辑写的。约翰·布拉夫在汤豪斯录音室帮忙制作了这首歌的早期版本，他发现不管弗雷迪的健康状况如何，他仍然是那个一丝不苟的监工。
“当时它还是弗雷迪的个人专辑曲目，但是他让布莱恩来弹吉他独奏，”布拉夫说，“布莱恩加了一段很不错的独奏，但他觉得还能弹更好，于是又弹了一次。弗雷迪说：‘不行，我不喜欢。’于是事情就这么继续下去，我可以看出来，布莱恩的状态越来越紧绷。又弹了一遍，弗雷迪说：‘哦，简直是垃圾。’大卫·理查兹、迈克·莫兰和我面面相觑。气氛一度很可怕。再弹一遍，弗雷迪评价说：‘哎，给力点啊！你和你那把壁炉板吉他……好好用心弹！’然后布莱恩纵情放手一搏，果然，弗雷迪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他知道布莱恩能做到什么程度，他只是在给他施加推力。”
梅、泰勒和迪肯在蒙特勒赌场音乐厅的一次随性合奏，促成了专辑标题曲目《暗讽》（Innuendo）的诞生。这首歌长达六分三十秒，是类似于《骗子》或《先知谣》那样的皇后式恢宏长曲。莫库里以崩塌的群山、破碎的巨浪作为开篇，全曲仿佛是齐柏林飞艇乐队的《克什米尔》（Kashmir）与莫里斯·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Bolero）的碰撞。“是”乐队的吉他手史蒂夫·豪威到访录音室，结果被邀请进来弹了原声吉他。“它是一首非常奇特的歌曲，”梅后来说，“就像一个幻想冒险世界。”这首歌的标题来源则没有那么神秘。“这是一个我喜欢在拼字游戏里用的词。”莫库里透露道。经典皇后风格的《暗讽》专辑还有一年才会制作完成发布，当年12月份百代便发行了《皇后乐队在英国广播公司》（Queen at the Beeb ），是一张他们从1973年起在英国广播公司录制过的歌曲合集，有种奇怪的未卜先知的感觉。 [33]
皇后制作公司宣布，1990年为乐队成立二十周年，虽然事实上他们是在1981年庆祝十周年的。2月18日，乐队终于获得百代期待很久的英国唱片工业大奖（BPI Award）。颁奖典礼在伦敦领土剧院举行。自他们的影像出现在短片《再见八十年代》中后，莫库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伴随着《绝代艳后》的音乐声，弗雷迪带领乐队上台。宽松的西装罩住消瘦的他，头发稀疏了一些，剃光胡须的脸扑着很厚的粉，显得有些憔悴。仍然由梅发表获奖感言，泰勒说了一句简短的话之后，莫库里有些犹豫地靠向麦克风，轻声说“谢谢你们，晚安”，然后就走下台消失在侧翼。
随后在苏豪区的格劳乔俱乐部举办成立二十周年派对，三百多名宾客齐聚一堂。房间里，莫库里和莱莎·明奈利合影，皇后乐队的第一位制作人约翰·安东尼说过，她是弗雷迪最喜欢的电影《歌厅》的主演。循着八卦气味而来的记者聚集在外，一位新闻摄影师拍下了主唱离开俱乐部的照片，他的样子看起来实在糟糕。乔·法内利向报纸投诉说，莫库里只是“有点不高兴，就像人人都会的那样”，但媒体充耳不闻。关于莫库里健康状况的猜测仍在持续。
1984乐队（除了蒂姆·史塔菲之外）在贝斯手戴夫·迪洛韦家里重聚，梅找到了片刻喘息的机会。“布莱恩一点没变，”戴夫说，“他坐在那，即使周围议论纷纷，他只管自顾自的。当时他一定已经知道弗雷迪患病的事情。”
不久之后，乔·法内利透露了自己患上艾滋病的消息。弗雷迪和乔认识差不多十五年了，他们曾经是一对，情侣关系结束后，法内利留下来成了莫库里的厨师。莫库里知道自己离世之后，乔必然会离开花园小舍，于是提前给他在伦敦奇斯威克买了一栋房子。这一年里他将连续做出几次类似的慷慨之举，这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吉姆·哈顿去做了一次秘密的检测，结果他也是HIV阳性。“我懵了，”他后来说，“但我没有告诉弗雷迪。他要忧心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没过多久，为了方便哈顿和彼得·弗里斯通为他进行输液药物治疗，莫库里在胸前植入了希克曼导管。
莫库里的队友们只能默默等待他们的主唱恢复能够工作的状态。梅开始为伦敦河畔剧院 [34] 的《麦克白》（Macbeth ）创作音乐，泰勒则回到自己的乐队里唱歌。3月，十字架乐队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极恶不宜知》（Mad Bad and Dangerous to Know ）。泰勒找百代签了一份合约，并开放歌曲创作权给所有乐队成员。这张专辑的声音更硬摇滚，其中的《世界顶峰》（Top of The World）有点像齐柏林飞艇乐队的《全然的爱》（Whole Lotta Love）。相比第一张《推翻它》，它有了明显的改进，但是这个乐队面临的问题还是一样。“我自始至终没能让人们相信它是一个团体，”泰勒抱怨说，“每个人都写歌，赚到的钱大家平分，真的不是罗杰·泰勒的个人项目。”这张专辑没进排行榜，而且每次十字架乐队接受采访，话题总是绕到皇后乐队、弗雷迪……
7月的时候，皇后乐队转到伦敦大都会录音室 [35] 工作，这里的老板是他们曾经的工程师盖瑞·兰根。皇后乐队第一次在录音室里试听《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时候，盖瑞也在场。1985年他就站在“拯救生命”舞台的侧翼（“到我翘辫子那天，那都是值得我带进坟墓的经历之一”）。兰根对传言有所耳闻，莫库里的外表变化令他震惊。“他看起来备受疾病的折磨，”他说，“我们在大都会录音室正好碰上，聊了几句，但他尽可能地保持着隐私。气色确实不太好。”
8月，弗雷迪的妹妹卡什米拉心中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被哥哥亲口承认。“我确实怀疑他得了艾滋病，”她后来告诉《每日镜报》，“可是我无法开口问一个濒死之人，所以我只能等着，看看他是否愿意告诉我。”卡什米尔是在瞥见哥哥脚上的伤口时才意识到的。“他选择了这个时刻说：‘是这样，亲爱的，你一定知道我快死了。’”就像对最亲密的朋友和乐队成员一样，莫库里也坚持让妹妹不要提起这件事。而对于父母，他到最后都没有明说。“他非常爱我们，尊敬我们，不想让我们伤心，”2000年时婕尔·保萨拉解释道，“我们一直都知道，也不想让他难过。”
到了这个时候，从花园小舍往返大都会录音室的路途中，主唱要不断躲避狗仔队追拍。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明星文化中的我们，很容易忽略在那个年代，媒体对一个流行歌星追踪到这种地步有多么不寻常。皇后乐队在“拯救生命”之后再度飙升的知名度，加上围绕着艾滋病的种种歇斯底里和错误信息，十分凶险。不管莫库里保护得多么密不透风，现在他外貌身形上的变化已经明显到无法掩饰。《每日镜报》的记者抓拍到一张他看起来很虚弱的照片，布莱恩·梅告诉媒体说“弗雷迪没事……他绝对没有得艾滋病，我觉得是他狂野的摇滚生活方式对身体有点影响……”但梅的声明完全转移不了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几天后，《世界新闻报》又刊登了一张照片，消瘦的莫库里和他的全科医生戈登·阿特金森离开伦敦一家餐厅。不久后，美国媒体引述被皇后乐队永久驱逐的保罗·普伦特对前老板健康状况的猜测：“我非常担心可能就是艾滋病。”
一天下午，录音室工程师约翰·布拉夫被叫到花园小舍。“每年乐队都会为粉丝俱乐部录制一段信息，”他说，“弗雷迪想让我去帮他录他的信息。彼得·弗里斯通叫我中午到家里去。我到的时候，他向我道歉说弗雷迪上一个会超时了。”等到1点半，莫库里终于来了，身体状态明显不大好。“他看上去很疲惫，病得很厉害，”布拉夫说，“但是精神上他还是像以往一样，依然有那种冷幽默。我们到了一间空着的卧室。他拿着舞台用的麦克风加半截架子，我们录了一小段歌。那天很热，所以窗户开着，每次他开始唱歌的时候，外面工地的工人就开始打钻。弗雷迪就说：‘哎呀我操！’很好笑。我们用合成器加人声做完了这段，然后他说他需要去休息一下，混音就交给我了。之后，彼得让我拿发票找他们报销，我说：‘哎，不用给了。’几天后，他们叫我再过去，我到那儿，彼得递给我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哈罗德百货的羊毛衫。这是弗雷迪表达谢意的礼物。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皇后乐队开始准备推广《暗讽》时，主唱的健康状况仍然是一个问题。1991年1月，他们先发行了与专辑同名的那首史诗般的单曲。“是有风险，因为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太长了，太庞杂了，我们不想在电台里播放’，”布莱恩·梅说，“感觉就像《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时候一样。”比起《一种魔力》这样的流行金曲，《暗讽》有很大的不同。歌曲的前奏听起来像是一段重金属的葬礼进行曲，而中段的弗拉门戈吉他就像是从另一张唱片里突然插入进来的。也许对电台节目编导来说是个挑战，但它无疑让皇后乐队的老粉十分喜悦，感觉就像《歌剧院之夜》的重现。
超出预期的是，《暗讽》为皇后乐队再度拿下英国榜单冠军，上一次还是《压力之下》。随之而来的宣传视频使用了动画和从前的镜头拼接剪辑的方式，乐队成员的绘画形象以不同艺术家的风格出现，例如毕加索、达·芬奇和波洛克。就像蒂姆·史塔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雇为前队友罗杰·泰勒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绘制封面一样，一个类似的巧合发生了，被委托制作《暗讽》的一位画师叫作杰里·希伯特，他是史塔菲和弗雷德·保萨拉在伊林艺校的同学。希伯特询问视频被制作成动画，是不是因为他的老校友已经病得无法出场，他被告知说弗雷迪没有生病。皇后乐队的团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越过这条底线。
《暗讽》专辑紧随其后在2月发布。就像单曲一样，皇后乐队对专辑封面的构思也像是回到了过去。罗杰·泰勒挖到一本十九世纪艺术家让·格兰德维尔的插图书，他建议使用其中的一幅画。选中的这幅是格兰德维尔的插画《宇宙杂耍者》（A Juggler of Universes ），由理查德·格雷手工上色，调整成为《暗讽》的专辑封面。开篇的同名歌曲让皇后乐队重金属粉丝倍感愉悦，其他的歌曲则比以往还要风格各异。不同之处在于，《暗讽》似乎比《世界新闻》专辑之后的任何一张专辑都具有整体感。尤其是以布莱恩·梅为首的主导力量。“在《暗讽》的时候，其他人都有些情绪不稳定，我稍微振作一些，”他解释说，“我可以比较投入地写更多东西。”就像他自己写的《轻率》和《我不能和你生活》一样，梅在狂躁的重金属歌曲《杀手》（The Hitman）和《神的子民》中的表现同样抓耳，另一首灵感来自杰夫·贝克的《瑰宝》（Bijou）则更是他的吉他声加上莫库里嗓音的出色表演。
虽然每首歌都集体署名作“皇后乐队”，但往往还是很容易听出作者是谁。莫库里的《黛利拉》纯粹是填空，泰勒的《乘风前行》（Ride The Wild Wind）也有类似感觉，听起来很像《一种魔力》里《别失去神智》的翻版。《暗讽》里最让人听过即忘的是莫库里的《不要太用力》（Don't Try So Hard），一首凝重忧伤的歌谣。唯独在《暗讽》中不见踪影的是之前由约翰·迪肯带进皇后乐队的放克风格。贝斯手最近在法国滑雪胜地比亚里茨买了一套度假公寓，似乎从雪坡上滑下的吸引力超过了大都会录音室，他缺席了一些录音时段。
《暗讽》里还有三首明显适合作为单曲发行的歌曲；它们将会映照进莫库里生命的最后时光，即使当时没有人知道终结即将到来。《渐入癫狂》（I'm Going Slightly Mad）是一首离奇的流行歌曲，歌词中满是文字游戏。《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These Are the Days of Our Lives）是罗杰·泰勒写的优美抒情诗，字里行间不免让人意识到，它其实是皇后乐队在回忆他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布莱恩·梅的《精彩必将继续》（The Show Must Go On）有着《谁愿永生》那样的波澜壮阔。“我和弗雷迪一起坐下来决定主题是什么，然后写了第一节，”梅告诉《吉他世界》（Guitar World ）杂志。“那首歌啊，包含着很多的故事，我始终觉得它特别重要，因为那时候我们需要应对的事情无法通过语言互相表述，却可以用音乐表达。”梅痛苦地意识到，他的这位挚友就要离世了，他想这首歌的暂定名称是不是要改一下，但莫库里仍然像任何时候一样，坚持说他没事。“他最不愿意的就是有人关心到他身体或是精神上的虚弱，”泰勒说，“他不需要怜悯。”
媒体评价方面，《暗讽》和《奇迹》一样，毁誉参半。《泰晤士报》称赞了“《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是对过往青春的一曲毫无保留的惆怅回忆”，又写道“专辑似乎没有什么格调，更别说品味了”。《Q》杂志小心地为皇后乐队代言了一次，同时又强调了其他人没有注意的皇后乐队的另一面：“显然，他们对待工作是一本正经的，但对待自己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追随单曲脚步，这张专辑也在英国榜上排到第一名。然而在美国，它却在三十名停滞不前。虽然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他们在美国的销售一直落后，但现在乐队的情况将会有所变化。1990年有大半年时间，吉姆·比奇都在就皇后乐队和美国国会唱片公司解约一事进行谈判。11月，乐队与好莱坞唱片公司（Hollywood Records）签署了一份新的美国合约，这是华特迪士尼公司的子公司。据说好莱坞唱片的总裁彼得·帕特诺以1000万美元从美国国会公司买下了皇后乐队。
新厂牌得到的一个好处是拿到了皇后乐队的所有作品。1990年，随着消费者越来越愿意购买新出的CD来替换之前的黑胶唱片，好莱坞唱片计划把皇后乐队以前的专辑全部进行数字重制和再次发行。尽管如此，一些音乐行业的内部人士还是看不懂，为什么好莱坞唱片要花那么多钱买下这支乐队，因为他们自1982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在美国进入前二十名的专辑了。人们猜想，好莱坞唱片公司是不是了解到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有关皇后乐队未来的事情。
美国新厂牌名下的《暗讽》专辑上市派对于2月在加利福尼亚长滩的玛丽皇后号游轮上举行。宾客们享受着免费的美酒，观赏了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但乐队只来了两个人。连皇后乐队的老友们都感到困惑。“马克和我应邀参加了玛丽皇后号的这次聚会，”弗雷德·曼德尔回忆说，“我们过去一看，只有罗杰和布莱恩在场。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通常这种场合乐队四人都是一起出现。马克和我本来就有点疑惑，视频里的弗雷迪看起来很瘦，这些事情加在一起想就更奇怪。我试着打电话给弗雷迪，但是没有回音，于是我又打电话给约翰，但他对此守口如瓶。”
迪肯和莫库里的缺席以“家庭原因”为借口搪塞过去。泰勒和梅这两位从微笑乐队时代就在的最初皇后乐队成员，要再次承担起现身媒体采访的重任，编织谎言来堵住他们的嘴。梅和泰勒的洛杉矶之行期间，《公告牌》（Billboard ）杂志的戴夫·迪马蒂诺是采访过他们的记者之一。“他们尽职尽责地承担着这项最尴尬的任务，”迪马蒂诺说，“谈论的都是生意，而不是艺术。”整个行程中，两人不断称赞新厂牌（“好莱坞唱片公司精通业务，”泰勒说，“正是我们感觉需要的。”），推广新专辑（泰勒：“某些方面它确实会让我想起《歌剧院之夜》”），并回应最近说唱歌手维尼拉·艾斯的流行歌曲《冰雪宝贝》（Ice Ice Baby）引发的争议，因为这首歌用了《压力之下》的贝斯线。（梅：“他应该经过我们允许才能使用，但他没有找我们。”）
被问及为什么皇后乐队连续五年没有现场演出，他们只能被迫抛出一些常用的借口。“弗雷迪发现巡演在精力和体力上都有难度。”梅主动说。“他不喜欢被看成是一个舞台上的摇滚老人。”鼓手接过去补充道。在接受加拿大电视台的采访时，当被问到皇后乐队还会不会再有现场演出时，梅的表情溢满苦恼，“再出去巡演只能是我最美好的梦了。”他叹了口气，仿佛肩头压着难以承受之重。
3月，《渐入癫狂》作为单曲在英国发布。宣传视频中，皇后乐队穿着奇装异服，场景中还有一位扮成大猩猩的人，以及一队憨态可掬的企鹅。莫库里头戴蓬松的假发，双手戴着白手套，笼在故意做得不合身的西装里，好似一位卓别林时代的默片电影明星，但悲伤的是，他看起来也像一位十九世纪感染了肺病的诗人。脸上叠着好几层白色粉妆，让他显得更加憔悴；在服装下面，他其实还穿了一层衣服，才能撑得起体重骤减的身形。“到了那个时候，一看就知道他病得很重了。”泰勒承认说。
皇后乐队的公关部门发了一段有趣的花絮报道以转移八卦新闻的注意力，报道说弗雷迪正坐在片场沙发上，他身旁的一只企鹅突然撒了一摊尿。“现在这里需要一点皇后乐队的癫狂，”情绪高涨的莫库里宣布，“别费心去质疑我们是否还有理智。”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外表受到的关注大于歌曲本身，这首单曲连前二十名都没有进。
就像在做完《奇迹》之后那样，《暗讽》一旦完成，莫库里便指示他的队友们，他要继续工作。一趟短途私人飞机，他就能去往瑞士蒙特勒，逃离伦敦媒体不断的骚扰。在高山录音室，只要他感觉身体能支撑他就开始工作。布莱恩·梅回忆道，“弗雷迪只是说，‘我要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一切照常，一直干到我他妈倒下的那天。我就想做这个。我希望你们能支持我，并且在这件事上我不想做任何讨论。’”原本的计划是录一些B面歌曲。但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手头的材料已经足够制作一张录音室专辑。永远高效务实的莫库里此时心意已决，皇后乐队应该在情况还允许的时候尽可能多地从他这里得到音乐。
乐队每周工作两到三天，录制了一批新曲目，包括《你别耍我》（You Don't Fool Me）、《冬天的故事》（A Winter's Tale，这是莫库里写的最后一首歌）和《母爱》（Mother Love）。现在普遍认为，5月22日《母爱》的一次录音是弗雷迪的歌声最后一次被记录。在录音室里，他让自己更努力地唱这首歌里难唱的中八度，并认定这里要用更高的声调唱。“弗雷迪唱到某个点上，然后说‘不，不，不……还不够好！这里我必须要唱得更高。我需要投入更多力量才行’。”梅回忆说。几杯伏特加酒喝下去之后，莫库里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梅说：“他站起来，发力开唱。那时候，他甚至不撑着东西靠自己都站不起来了，他为我们竭尽了全力。”
“他想要制作音乐到最后一刻，”大卫·理查兹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的境况，但对弗雷迪来说尤为如此。但是他真的想要把这个项目做完，即使他知道专辑发行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两周前，皇后乐队发布了躁动狂暴的新单曲《轻率》。它在英国排行榜上名列第十四位。在歌曲的视频中，整个乐队看起来都突然苍老，甚至平时淘气搞怪的泰勒也是。日渐消瘦的莫库里穿着运动衫，衣服松松垮垮，但是他依然摆着造型，对着镜头咧嘴而笑，好像试图让世界相信一切都在照常运转。
5月31日，最后一次在高山录音室录音的一周多之后，莫库里出现在伦敦片场，拍摄了最后的视频影像。好莱坞唱片指定《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作为下一首单曲在美国发布。布莱恩·梅此时人在洛杉矶宣传《暗讽》专辑，泰勒、迪肯和莫库里先到伦敦的莱姆豪斯工作室 [36] 为这首歌录制视频（梅的影像之后会剪辑进去）。这时候，莫库里脚跟上未愈合的伤病让他连走路都很痛苦，以至于拍摄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无法挪动双脚。虽然视频做成了黑白片，但莫库里身体的衰弱状况已经不可能被掩盖。在视频的最后一段，他低声说出那句饱含深情的歌词“我依然爱你”，眼睛看着镜头，仿佛一幕他钟爱的好莱坞女演员在电影中的表演。只要见过这个视频，任谁都能看出来，他已经病入膏肓了。
8月，保罗·普伦特死于艾滋病并发症。他的死亡敲响了冷酷的警钟，提醒弗雷迪自己也时日无多。吉姆·哈顿进行了第二次HIV检测，结果和上次一致。这一次，他选择告诉莫库里。主唱在花园小舍安排了一次安静的晚宴，度过四十五岁生日。他的社交圈子不断缩小，只剩下紧密团结的一小撮人。昔日的玩乐朋友芭芭拉·瓦伦汀和彼得·斯特雷克已经不在此列，仿佛他们会让他想起那些再也无福消受的生活方式。其他人的来访请求也会被他婉拒（“亲爱的，我今天看起来不太好”）。取而代之的都是少数莫库里依赖和信任的朋友和手下：常驻花园小舍的小团队、迈克·莫兰、戴夫·克拉克、他的司机特里·吉丁斯，以及一直都在的玛丽·奥斯汀。生日过后不久，他起草了一份遗嘱，任命皇后乐队的商业经理吉姆·比齐为遗嘱执行人之一。
10月份，百代加快行动，发布了《皇后乐队最佳金曲II》（Queen's Greatest Hits II ）和两部视频合集：《最佳影像II》（Greatest Flix II ）、《影像珍藏盒装》（Box of Flix ）。在如此密集的发行中，又加上一首皇后乐队的新单曲《精彩必将继续》。这歌名实在很应景。莫库里病得太重，无法拍摄视频，乐队不得不使用旧影像进行剪辑。这首悲壮的歌曲充分地反映了乐队现在的状态。这就是弗雷迪·莫库里，这就是他最震撼心灵的绝唱。
11月初，主唱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宣布不再服用抗艾滋病药物。他选择了执行自己的死亡。2000年接受采访时，玛丽·奥斯汀相信，“他给自己设了一个限。我个人认为，到了他不能再录音或者再也没有力气录音的时候，一切就结束了。”这时候媒体记者已经在他的住所外面生了根。彼得·弗里斯通抗议说，“弗雷迪成了关在花园小舍高墙里的囚犯。”蒙茨拉特·卡巴耶请求来与他见面，莫库里拒绝了，他不想让她受到骚扰。
莫库里的父母、妹妹及家属，还有他的两位队友都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来看望过他。据吉姆·哈顿说，泰勒和梅分别都打过几次电话到家里来。有一次鼓手在屋外停车，被端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的闪光灯晃花了眼，撞到了一辆停着的警车车尾上。对于爱操心的梅而言，他脑子里还装着另一件事。吉他手终于做完了他的个人专辑，原计划会在一周内发行一首单曲。他知道弗雷迪随时可能去世，担心这时发行看起来像是在拿死人牟利。梅请吉姆·比齐打开这个话题。主唱在生死关头，依然保持着尖锐的幽默：“弗雷迪说：‘要是正发着，我突然去了，不是正好给你带来额外的宣传嘛。’”
11月21日，星期四，莫库里让彼得·弗里斯通打电话叫吉姆·比齐过来。第二天早上，比齐来花园小舍见弗雷迪，两人开了五个多小时的会。根据弗里斯通的说法，“弗雷迪和他（比齐）决定，是时候发表一份关于弗雷迪艾滋病状况的声明了。”得知这个消息，花园小舍的人都很震惊，因为在莫库里的要求下，他们数年来不断向朋友和家人撒谎。吉姆·哈顿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推测，莫库里是被说服同意的，因为他意识到这么做可以在他死后杜绝任何报纸媒体的所谓独家新闻。“他不想被剥夺自己宣布这件事的权利，”罗杰·泰勒解释说，“这么做绝对正确，时间点也再恰当不过。”
“弗雷迪在世的最后三个星期十分煎熬，只要他在家里，墙外面就是一团糟，”布莱恩·梅说，“媒体二十四小时守在他家外面。他真的像是被追着逼近生命的尽头。我认为，假如他更早一些宣布自己感染艾滋病的事情，这种待遇还会更早发生。”
虽然八十年代初那种谈艾滋病色变的情绪已经有所消退，但1991年，在许多人眼里艾滋病仍然被钉在耻辱柱上，是只有同性恋才得的“同性恋传染病”。莫库里非常清楚这一点，也清楚他患病的消息将会对他的队友，他们的妻子、女友和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莫库里的一位老朋友说，“弗雷迪非常害怕公众会对这些人做出什么反应。”就像他人生中的许多方面一样，莫库里选择保持沉默直到最后一刻。
皇后乐队的公关洛克希·米德在周五午夜时分发布了莫库里官方声明：“仅就过去两周里媒体的大肆猜想，本人在此确认：我的HIV检测结果为阳性，已罹患艾滋病。为了保护我身边人的隐私，我认为将这个信息保密至今是正确的选择。不过，现在到了让我的朋友们、全球各地的歌迷们了解真相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和我、我的医生们和全世界其他的医疗人员并肩作战，抗击这种可怕的疾病。”
11月24日，星期天的早晨，《世界新闻》的报纸头版刊登了这样的新闻：《弗雷迪：我得了艾滋病——皇后乐队巨星的苦痛》。弗雷迪·莫库里在这场与媒体的斗争上打了一场小胜仗，不早不晚。就在新闻发布当天的下午6点48分左右，这位本名叫作弗罗可·保萨拉的摇滚巨星离开了人间。
[1] Sir John Hurt（1940—2017），英国著名演员，出演过多部电影、电视剧，曾饰演《哈利·波特》电影系列中的奥利凡德和《神秘博士》科幻剧五十周年特辑中的战争博士。
[2] 这首歌是《太年轻》（Too Young），收录在艾尔顿·约翰的专辑《火上冰》中。
[3] 英文名为“Virginia Wolf”。
[4] 英文名为“Wham！”。
[5] Jane Seymour，英国女演员（后加入美国籍），曾出演过007系列电影中的邦女郎，成名作有《时光倒流七十年》等。
[6] Lesley-Ann Jones，传记作者，著有《弗雷迪·莫库里传记：权威版》（Freddie Mercury：The Definitive Biography）一书。
[7] 英文名为“Town house”。
[8] 英文名为“Maison Rouge”。
[9] 英文名为“The Cross”。
[10] 英文名为“Airrace”。
[11] 英文名为“Magnum”。
[12] 英文名为“The Immortals”。
[13] 英文名为“St James' Park”。
[14] 英文名为“Maine Road”。
[15] 英文名为“Knebworth Park”。
[16] 英文名为“Simply Red”。
[17] 英文名为“Paris Hippodrome”。
[18] 英文名为“Marillion”。
[19] 十三年前，还未成名的弗雷迪·莫库里正是用对应的化名拉里·卢勒克斯翻唱并发布了他的歌曲《回归》。
[20] 英文名为“Neptstadion”。
[21] 2012年皇后乐队将该演唱会和幕后花絮制作成DVD和蓝光发行，并在院线限量上映，名称为《匈牙利狂想曲：皇后乐队布达佩斯演唱会》（Hungarian Rhapsody：Queen Live in Budapest）。名称借用了李斯特谱写的钢琴曲《匈牙利狂想曲》和皇后乐队创作的《波西米亚狂想曲》。
[22] 英文名为“Big Country”。
[23] 英文名为“Bad News”。
[24] 英文名为“The Platters”。
[25] 《旧约·列王纪》里出现的阿拉伯半岛女王，和所罗门王产生过恋情。
[26] 这里原文应该描述有误，按彼得·弗里斯通的回忆录里的描述和卡巴耶口述，弗雷迪并不知道卡巴耶会在歌剧院表演这首歌。莫兰和卡巴耶事先秘密排练过，当场临时加演，给了在场观众和弗雷迪一个惊喜。卡巴耶向众人指出歌曲作者的座位，弗雷迪迫不得已站起来亮相，随即坐回去窘迫得捂脸。
[27] Sir Tim Rice，英国最著名的词作者之一，横跨音乐剧、影视、流行音乐界的作词大师，安德鲁·韦伯的长期合作者，还参与过迪士尼电影《阿拉丁》《狮子王》《美女与野兽》中主题曲的歌词创作。
[28] 英文名为“Ku Club”。
[29] 英文名为“Morris Minor and The Majors”。
[30] “汤米”的英文名为“Tommy”，是谁人乐队在1969年发布的歌剧摇滚先驱专辑，弗雷迪十分喜爱。《茶花女》指经典歌剧，《猫》和《时间》都是西区著名音乐剧。
[31] 英文名为“The Cult”。
[32] 梅在他2017年出版的《皇后乐队3D图片传记》（Queen in 3-D）中证实了这件事。
[33] 2016年，皇后乐队将英国广播公司录音室录制的全部歌曲、电台播放的部分采访及演唱会片段收录在一起，发行了《广播作品》（On Air）合集。
[34] 英文名为“London Riverside Theatre”。
[35] 英文名为英“Metropolis Studios”。
[36] 英文名为“Limehouse Stud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