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前领事裁判、中殿律师学院出身的出庭律师，E.T.C.倭讷知道侦破案件的关键是犯罪地点，也就是谭礼士和韩世清未能找到的凶手实施杀戮的空间。倭讷相信警探们的假设是对的：找到血迹，就找到了凶手。

当倭讷开始调查工作时，韩署长奉前门北平警察局之令，已拒绝就此案发表看法。莫理循大街警署的专案室早已取消，而罪案现场的照片也从墙上被取下存档。谭礼士总督察当时已回到天津。他也受到正式警告，不得与倭讷有任何进一步的联系。在戈登堂的阿弗莱克领事看来，这些污糟事总算都过去了。

至于倭讷的老对头菲茨莫里斯领事，他自从结束审理回英国过暑假后，就再也没回过北平，而是于56岁时退了休。传说伦敦对此人不太信任，让他靠边站了。新的领事艾伦·阿彻（Allan Archer）于1937年9月走马上任。

虽然在同胞那里碰了壁，一堵由官员组成的沉默而使人迷惑的墙壁，倭讷却在范围更广的外交圈子里交了几个朋友。他们来自驻北平的美、日公使馆，以及驻上海的法国领事馆。他在前北平巡警里也找到了盟友，这些人参与过案件调查工作，如今在日本占领军面前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许多人设法帮他，有些是公开的帮助，有些是私下的。还有人匿名给他提供消息。

其他人给他提出建议。他们让他再去跟古雷维奇家的女孩，也就是帕梅拉被谋杀当晚的溜冰伙伴谈谈。他们让他去找孙德兴，也就是谋杀案后曾被迅速逮捕的那个人力车夫。这两个人知道的都不少，讲出来的却不多。最重要的是，他们让他关注文特沃斯·普伦蒂斯及其同伴。牙医是这群人中的核心人物，是犯罪机器中间的那颗关键齿轮。他在山里组织的天体营于1937年夏被日本人关闭，但之前它曾由来自“恶土”的暴徒看守。他在自家公寓里举办的聚会据说也非常淫秽。

倭讷的线人告诉他：谋杀案发生后不久，牙医就派自己信得过的朋友兼同伴乔·科瑙夫去天津，以确保如果自己被逮捕，会有一位可靠的律师为自己说话。同时，曾有人无意中听到“恶土”的那位底层人士平福尔德问同伴，警察是否“已经抓到了那个美国人”。这位牙医一定有秘密，害怕因此被逮捕。而且，正如倭讷已经知道的，此人向警方说过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如果总督察谭礼士没有被禁止与倭讷交谈，他也会识破谎言。倭讷有证据，书面形式的证据：一张他收到的专业票据，写于1936年12月1日。 [104]

在此确认我的结算单：帕梅拉整个治疗过程所需的费用将在伍拾美元（$50）之内。当然，仅限于校正左上犬齿，且不排除其他牙齿日后接受治疗的可能性。

您忠实的，

W.B.普伦蒂斯

普伦蒂斯曾给帕梅拉看牙。在这张票据提到的治疗中，他只是简单地把她的左上犬齿校正了些许，尸检医生未必会认为这是最近进行的。事实上，他们确实完全没注意到。但更重要的是，普伦蒂斯曾一再向警方否认自己见过帕梅拉。为什么呢？

倭讷去找埃塞尔·古雷维奇，他知道她也是普伦蒂斯的病人之一。她仍然和家人一起住在使馆大街。他们没有国籍，没有护照，只有沙皇时期的无效证件。他们无处可去。

埃塞尔吓得要命。自从帕梅拉去世后，这一年来她的压力可不轻，而且和倭讷的谈话使她极其紧张。他追问女孩们去溜冰的那几个夜晚的事，最后埃塞尔透露：在案件发生的头天晚上（1月7日星期三），她曾看见帕梅拉和某个男人说话。但她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不会说出来。埃塞尔和她的朋友莉莲·马里诺夫斯基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警察。她们怕惹上麻烦。埃塞尔告诉倭讷，她们不想沾上谋杀案。

倭讷认为那个男人可能是普伦蒂斯，而且很明显，埃塞尔怕他。他不禁注意到，那个牙医的公寓几乎正对着溜冰场，距“恶土”只有一射之地。

然而，埃塞尔虽然没有把普伦蒂斯的名字透露给倭讷，但确实给了他另一个名字。当她在星期三晚上遇到帕梅拉时，帕梅拉正和戈尔曼一家在一起。帕梅拉认识那家十几岁大的孩子们。她曾去他们家喝茶，随后和那家人一起去溜冰。

乔治·戈尔曼是个亲日的雇佣文人，现在正使尽浑身解数去逢迎占领军，为他们编辑日本人控制的《北平时事日报》，每天喋喋不休地给读者灌输日本人的政治宣传。戈尔曼一直是一杆受雇于人的枪。他曾攻击警方把调查指向普伦蒂斯及其团伙，也曾指控谭礼士和韩世清把北平外侨团体里的可敬成员，即普伦蒂斯和乔·科瑙夫视作目标。乔治·戈尔曼曾为牙医在帕梅拉遇害那晚的不在场证明背书，称普伦蒂斯当时在电影院里。

倭讷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女儿在生前最后一周和戈尔曼一家溜过冰。乔治·戈尔曼和普伦蒂斯是密友。戈尔曼也曾是天体营的一员，据说还和平福尔德、乔·科瑙夫一起参加过普伦蒂斯的“裸体舞会”。倭讷的思绪从未在此人身上停留，直到他看到了乔治于案件调查期间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最近，他又于无意中听到了这个名字。

案件调查停止后，倭讷一再向警方要求归还帕梅拉的衣物和个人物品，以及博瑟姆督察和警长比涅茨基从她房间里拿走的东西。最后，一位巡警把它们卷在牛皮纸里送回来了，外面还系着油腻的绳子。她的衣物上仍然是一片血污，尽管血已经变成了深棕色，好似干了的肉汁。一个包裹里有帕梅拉的丝绸衬衫、撕坏了的格子呢短裙、羊毛开衫、鞋子、海军蓝的外套和腰带。另一个包裹里有她的铂金手表、从卧室里拿走的小银奁、一把玉梳、一枚发夹和她的日记。倭讷打开日记读了起来。

他找到了，那是在1936年（她去世前一年）初夏的一篇日记里。她曾和几家人去八大处野餐，那里是一处古刹群，距北平约十二英里远，在希望逃避城市里的蒸人暑热的北平人中，那里是最受欢迎的去处。按惯例，在西山上，人们多少会放松一些。他们可以脱下正装，换上凉快的白色亚麻服。

倭讷当时像往常一样埋头于研究和写作工作，所以帕梅拉接受邀请，独自前往。乔治·戈尔曼当时已婚并有两个孩子。她写道：他曾向她“示爱” [105] ，意思是曾与她调情，也许还曾求欢。按帕梅拉日记上的记载，她当时断然回绝，并且嘲笑了这种“傻得要命”的做法。

之前倭讷无法跟谭礼士讨论案情，因此他无从得知那位总督察对这篇日记做何感想。他甚至不知道谭礼士读日记时是否已经察觉到乔治·戈尔曼和普伦蒂斯的友谊。如果谭礼士没有察觉，那他可能只会把这一插曲解读为一位通家之好的朋友因为酒劲上头或是热昏了头而进行的一次轻率的、无伤大雅的挑逗。或者也许谭礼士觉得小姑娘误会了别人的意思。但现在这件事看起来含意丰富：它把戈尔曼和帕梅拉联系在一起，而戈尔曼和普伦蒂斯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倭讷得出结论：自从那个夏天在西山被拒绝后，戈尔曼就对他的女儿怀恨在心。在她看来，那只是一次毫无恶意的酒后失态，但对方是认真的。戈尔曼把她定为普伦蒂斯和其帮凶的目标，并引起了普伦蒂斯对她的注意。在那决定性的一周里，溜冰场之行证明戈尔曼知道她已回到了北平。

倭讷重新读起报纸上戈尔曼为普伦蒂斯辩护的长篇大论，然后又查阅了北平自1937年1月7日起出版的报纸。上映外国电影的影院有两家，分别位于大栅栏和前门，但它们在那晚五点半之后没有排片。普伦蒂斯曾在莫理循大街警署称自己八点时在看电影，这是不可能的。戈尔曼为普伦蒂斯说了谎。

也许乔治·戈尔曼曾告诉普伦蒂斯，周三晚上自己和帕梅拉会在溜冰场上，然后普伦蒂斯也去了那里。或者也许普伦蒂斯曾从对面的公寓望向被弧光灯照亮的溜冰场。无论如何，普伦蒂斯似乎都在溜冰场附近接近过帕梅拉。

倭讷带着证据去了英国公使馆。他向新任领事艾伦·阿彻提出请求，称戈尔曼为普伦蒂斯辩护的言语和文章无关紧要且逻辑混乱。但阿彻拒绝了，并草率地告诉倭讷：“你误入歧途了。” [106]

然而倭讷坚信自己的思路没错，而且如果总督察谭礼士能获准在案件调查期间与他保持联系，那么他们两人都会找到正确方向。但在普伦蒂斯受到讯问之前，谭礼士就已奉命与倭讷保持距离，因此韩世清和总督察没能得知普伦蒂斯是帕梅拉的牙医这一事实，也没能通过戈尔曼这条线索把他和帕梅拉联系在一起。谭礼士也不知道北平的电影院的排片。很明显，他当时没核对过。

事实就是：先是戈尔曼在西山不得体地挑逗了帕梅拉；数月后，她就坐上了普伦蒂斯的牙医治疗椅；而且在与她的关系上，这两个男人都没说实话。

随后，倭讷意外地发现一次机缘巧合的碰面使自己取得了突破，那种警方偶尔在吉星高照下才能取得的突破。1938年9月，他在沿着前门附近的八宝胡同走时，遇到了一个外国女孩。她正和一位欧洲男人走在一起。他转了个弯，然后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于是他转过身来，看到了那个女孩——她现在是独自一人，正向他跑过来。

“您是倭讷先生吗？”她跑到他面前问。

她是个白俄，但英语说得堪称完美。她告诉倭讷自己之前去盔甲厂胡同找过他一次，但当时他去北戴河了。现在她订了婚，将于次日离开北平，去天津结婚。她的未婚夫正在街角那边等她，所以她片刻后就得回到他的身边。她刚刚对未婚夫说倭讷是一位老教师，之前教过她，她想过去跟老师打个招呼。但实际上，如果倭讷能保证为她保密的话，她就有些事想告诉他。

她匆匆解释道：她已在天津住了十七年，对他的女儿有点了解。她也曾在天津文法学校读书，比帕梅拉低几个年级，而且像大家一样，她听到其死讯时也非常震惊。在谋杀案发生的六个月前，这个白俄女孩曾约文特沃斯·普伦蒂斯做了一次牙科手术，但治疗结束后他几乎没收费用，使她非常惊讶。随后他求她跟他“约会”，行为很不得体。他还说会带她去吃晚饭，并且“她不会后悔的”。她当时吓坏了，回绝了他。几周后，他看到她在使馆大街上走，就从人力车上跳下来，追在她后面，试着拦下她，跟她说话。

她知道普伦蒂斯还接近过其他英国或俄罗斯女孩，请她们和他以及他的同伴一起前往“聚会”。有些人接受了，然后被带到“恶土”里船板胡同的某处，但她们不会吐露在那里发生的事。大多数人现在已经离开了中国。

这个女孩认为，在“恶土”所谓的“聚会”中发生的事是明摆着的——那些女孩被迫与普伦蒂斯和他的朋友们发生性关系。随后，她们保持沉默，因为知道普伦蒂斯会矢口否认这一切，其他参与者也不会承认。任何指控只会使这些女孩自己的声誉蒙羞。在严苛无情的社会中，人们只会责备她们。

这个白俄女孩不理解为什么普伦蒂斯和他那一帮子人竟然还未伏法，也没有受到指控。自从他的妻子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离开他回到美国后，关于他的流言就满天飞。这个牙医曾以结婚作为许诺，诱骗了其中几个受害人。这个白俄女孩曾听说其中一个姑娘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就自尽了。 [107]

倭讷心中最恐怖的猜想开始成型。遇见那个白俄女孩后，他让自己的私家侦探回到六国饭店，去找曹西门，也就是那个曾报告说看到帕梅拉在其被害的那天下午现身前台的门房。从曹西门那里，他们问到了那天在前台值班的雇员的名字，然后找上了他。尽管那个接待员吓得够呛，不敢实名提供情报，但金钱开路，他们还是得到了想要的信息。

1月7日星期四那天，有一位符合普伦蒂斯外貌描述的外国人曾在前台留下一张给帕梅拉的便条。他付了接待员一笔不菲的小费，并告诉接待员：若是有人问起，不要透露任何消息。接待员明白这是两个外国人之间的秘密约会，他看到的是其中一人。酒店员工有责任酌情处理客人间的小秘密。

同一天下午，帕梅拉过来取走便条，谢过他之后就离开了。那位接待员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这不关他的事，他不过是顺手捞了点钱。他承认当巡警过来问话时自己有意回避了这点，并说他的同事曹西门对便条的事一无所知。

倭讷和他的侦探带着关于平福尔德、科瑙夫和普伦蒂斯的体貌描述回到盔甲厂胡同。警方从未公布这些人的外貌特征，也没有把它们发给媒体。没人就此询问胡同里的居民。住在胡同里的外国人大多离开了住宅，紧闭院门，只留下中国用人看家。帕梅拉一度很受沿巷四合院里的用人的欢迎。既然现在有人来问起，他们就非常热心地想要帮忙。他们还记得看见平福尔德曾于1月7日在盔甲厂胡同里躲躲闪闪地现身。倭讷所住的胡同狭窄，邻里关系紧密，一个陌生的外国人是很扎眼的。

倭讷把这些事从头到尾串起来。平福尔德作为普伦蒂斯的牵线人曾从戈尔曼那里得到消息：帕梅拉从天津回北平了。他在盔甲厂胡同游荡，告知帕梅拉普伦蒂斯在六国饭店给她留了张便条，她应该去取一下。马上会有一个聚会，相关细节写在了便条上。幸好偶遇了那个白俄女孩，倭讷才明白个中关窍。他现在能更好地推断出普伦蒂斯的打算了。

这个牙医和他那帮人筛选出合适的外国女孩，对她们围追堵截，邀请她们吃晚饭或参加聚会。最后，她们会被带到“恶土”并遭到强暴。他们随后逼她们保持沉默；如果她们不听，就会受到威胁，她们的名声就将岌岌可危，她们将孤身对抗其他所有人，而且其中还有备受赞誉的专业人士。没人会相信她们的话。

他们的把戏大抵如此。这些男人之前就得手过，然后在他女儿身上也来了这一套。但这次，他们打错了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