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送给她水晶的年轻男人，也就是那个说幽灵像电影里那样在泥沼里翻滚的灵媒对平塚直美说：“你的孩子将会出现在你的梦中。她会向你展示可以找到她的地方的图片，它们会像幻灯片一样出现在你脑中。”但是，当她终于找到自己苦苦寻觅的东西时，发现事情根本不是那样。

随着时间的流逝，直美寻找孩子的想法也发生了改变。她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开始消退，相反，她再次寄希望于挖掘机和它那沾满淤泥的黄色动臂。与女儿对话的确令人安慰，可是一问到小晴的尸体在哪里，那个能诡异传达小晴具体信息的灵媒纯就变得闪烁其词。“我们很多人都在寻求灵媒和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的帮助，”直美说，“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故事。但当我们仔细琢磨一下，就觉得一定有人借此赚了很多钱。”

直美开始去小晴以前的教室搜寻。在自卫队待在那儿的几周时间里，学校又变得井然有序，但这种感觉有点特别，甚至令人不安。学校的窗户和门都坏了，但教室都被打扫过，几乎被彻底冲洗了一遍，海啸冲积而成的淤泥都已经缩成一团泥灰。扭曲变形的课本被小心地堆放起来，湿透的化妆游戏道具被收进盒子里——一顶红色假发和一对精灵翅膀。在小晴的储物柜上，平塚小晴这四个字仍然清晰可见，直美把糖果和软饮料放进柜子里，希望能引导女儿回来。教室越干净，她却越伤心。

雄胜町和追波湾之间有一片辽阔的海域，一座半岛如参差不齐的手指插入海中，岛上遍布岩石、松树和海鸥。名振村就在路的尽头，位于山脚下一片紧凑的三角形土地上，村子里大约有50户人家。一个混凝土码头庇护着一个小港口，海湾附近到处都是无人居住的石头小岛。一共有180人生活在这里，其中大多数已年过七旬。这种人口老化、与世隔绝的地方，在日本有无数个，它们除了粗粝之美，别无他物，不能为年轻人提供任何机会，只有习惯这种生活或辞职出走的人，或是极其热爱钓鱼和大海的人才会待在这里。

这里的水位一度高达35米，那是115英尺，有11层楼那么高，几乎是广播里预报的海啸高度的4倍。 [1] 不过刚一感觉到地震，一个名叫神山勇一郎的老渔夫就系好渔船，挨家挨户提醒村民躲到山上去。他们从山上看到海水从港口退去，然后一鼓作气涌回来，陆续吞没海堤、公路和街巷，房子被巨浪卷起，在泡沫横飞的浪头翻转。洪水漫过松林，沿着山坡不断上涨，一直朝目瞪口呆的村民涌去。就在距离他们避难的地方只有几英尺的时候，洪水开始缓慢退去。

眼前的景象让神山想起夏季的盂兰盆节，那时人们会点亮纸灯笼，然后放入水中，任它随波逐流，指引亡灵去往遥远的世界。“房子随着海水一道退入大海，”他对我说，“它们排成一排，就像节日的灯笼，全都在海堤上漂浮着。电线杆也一样，电线都还连着。这些电线非常结实，不会断。它们就这样完好无损地被带到海里。我或许不应该这么说，但真的很美。”

名振村什么也没剩下。“看上去就像时光倒流了一样，”神山继续说，“这地方看起来就像回到了无人居住的远古时代。”不过，整个村子只有两人不幸遇难，都是因为在疏散途中跑下山去取忘记拿的珍贵物件。“遇到海啸这样的情况，必须当机立断，”神山解释道，“我们需要有人及时主动带头行动，没时间开什么会。只要有人说：‘快上山！’大家不会有丝毫怀疑或犹豫，都会跟着走。”

海啸过去5个月后，在这年的8月，这里的渔夫已经买了新渔网和渔船，准备开始重新出海捕鱼。一天清晨，他们注意到距离港口30英尺外有一群海鸥骚动不安。那些鸟一边大叫，一边围着什么盘旋，还不时俯冲下去啄什么东西。一个渔夫把船开过去看发生了什么，紧接着就报了警，过了一会儿，三个警察开着巡逻车赶来，跟渔夫一起把水里的东西捞出来。“那是那个季节中最平静的一天，”神山回忆道，“水面十分平静，能见度很好。他们把她带到码头，海鸥一直在头顶上盘旋。我们不应该责怪那些鸟，也不应该去想它们在啄食她的肉。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海鸥，正是它们让我们发现了她，才让她有机会再见到爸爸妈妈。她虽然死了，但却受到了大海的保护。”

消息传来时，直美正在母亲位于仙台的家中，后来，她因为自己当时没有待在学校守着挖掘机而产生一种失败感。警察以短信形式通知她：在名振发现了另一些尸体残骸，已初步确认属于一名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的女性，但尸体并不完整。直美给熟识的当地警察局长打电话，询问了更多相关情况。他告诉直美，虽然大部分衣服缺失，但那名身份不明的女性下身穿着一条厚厚的保暖秋裤。裤子是粉色的，上面印着白色心形图案。听到这里，直美立刻反应过来他们找到了小晴。那时，天气预报说3月11日会很冷，而且很可能下雪，直美就给女儿穿上了保暖内衣裤，就在海啸发生前几个小时。

她和丈夫一起来到警察局，亲自检查了一遍衣服。“我一看就知道那是她的，”她对我说，“他们有理由认为那是个大人，因为小晴比同龄人高。但后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你确定吗？你确定这是她的吗？有没有可能是其他人跟她穿了一样的衣服？’我就失去了自信。”

直美要求看一眼尸体残骸。警察不确定地面面相觑。在淤泥里不停挖掘的几个月里，直美已经见过许多尸体，各种不同状态的尸体。她在4月见到了最后一具尸体，那是朋友家12岁的女儿。“她穿着牛仔裤，还系着腰带，”直美回忆道，“她当然不是处于正常状态。她的一部分头发不见了，但仍然可以辨认出是她。所以，我知道会看到什么。我清楚人体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情况，也明白他们会变得很难辨认。但是我之所以要求看看小晴，是希望寻求某种……精神上的理解，在看到她的一部分身体时的一种确认——我眼前的是我的女儿。”

“警察不停地问我：‘你确定吗？你没问题吗？’我告诉他们不会有问题。”于是他们把直美带了进去，掀开桌上盖着的一条床单。她看着床单下的人，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她。“但那只是一团东西，”她说，“没有胳膊，没有双腿，没有头。这就是我的女儿，我的小姑娘。我不后悔看到她。但我的愿望落空了，我多么希望自己能认出她来。”

几个月来，直美一直期盼确认与重聚的这一刻。死亡本该在她的掌心停留片刻，仿佛一只发出凄厉叫声、不停扇动翅膀的小鸟突然在她的掌心安静下来一般。可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平塚夫妇和警察都确信这就是小晴，但在没有明确鉴定的情况下，他们只能等待DNA检测结果，而这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直美和真一郎离开警察局回到车上，两人心中一片茫然。刚坐进车，直美就突然感到背疼，紧接着双腿也无法动弹。她发现自己动不了了。“以前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她回忆道，“所以，我觉得是小晴想让我留在那里。”

当时她对丈夫说：“我想给纯打电话。”灵媒纯很快接了电话。她听完刚刚发生的事情后说：“就是小晴。”用灵媒的话说，直美之所以在停车场全身麻痹无力，是因为警察已经做完该做的事，而且他们确实在第二天就归还了尸体。

2011年8月11日，平塚一家将小晴火化。这时距离海啸发生已经过去153天。一周后，直美重新回到学校开动挖掘机，她还要寻找永沼琴、铃木巴那、铃木悠斗和竹山唯，小晴这四个同学的尸体仍未找到。

“我们曾经以为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紫桃佐代美诉说道，“可后来我们才发现，是他们在教育我们这些父母。我们以为孩子是我们之中最弱小的，因此我们保护他们。可原来他们才是家庭的基石，其他一切都是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当他们不在了，我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以为是自己在照顾他们，其实是孩子在支撑着我们。”

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佐代美描绘的惨状：一座石拱桥坍塌，砖石纷纷坠入河中。她继续说：“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一切。时间过去多久都没用，安慰人的话也没用，心理支持也不起作用，钱也改变不了什么。这些不可能改变任何事。心里总有一个地方是空的，而且永远也无法填满。”

政府向灾难中的幸存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既有实际生活上的支持，也有经济上的援助，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正式的心理疏导或精神辅导。而人们平时求助的对象——邻居、家人和同事——他们自己都已被海啸摧毁。不过，一种新的共生形式也在这一片废墟中诞生，在支离破碎的村镇和临时住房中，大家因为孤独、悲痛和现实需要而凝聚在一起。在福地村，紫桃佐代美和紫桃隆洋身边就聚集起这么一群坚强而组织有序的朋友。

一天晚上，我在佐代美的邀请下跟他们见面。这些人都是大川小学遇难孩子的家长。他们就是向校长及其同僚提出质疑、喝倒彩的人，也是违反传统礼仪习俗的人——但是他们看上去热情、礼貌、有耐心，完全没有狂妄自大或咄咄逼人的架势。这群人的核心是紫桃夫妇和他们的邻居佐藤桂、佐藤敏郎夫妇，他们的女儿水穗是千圣的玩伴。今野仁美与佐藤和隆也是这个小团体的一员，他们各自的儿子大辅和雄树都上五年级，而且玩得很好。还有第三个佐藤家庭：佐藤友子和佐藤美广，他们在海啸中失去了10岁的儿子健太，那是他们唯一的孩子。这群朋友每隔一周或更长时间见一次，但他们每天都会通过电话、电邮和短信联系。共同的悲伤让他们找到了彼此，但悲痛本身并不是紧密联系他们的纽带。他们悲痛的力量像河堤一样，将满腹心事导向唯一的出口，化作一腔怒火。

我和这些在海啸中失去亲人的人在一起待了好几天，手里总是拿着笔记本，同时在桌上放着数字录音器。我的提问或回答常常让他们伤心落泪。我也曾问我自己：我在这里干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要跟我说话？佐代美和朋友也哭了，但愤怒很快取而代之。谈话无须引导就能自动进行下去，反反复复，一轮又一轮，无休无止。我几乎不需要问任何问题。

今野仁美讲述了自己痛苦的每一天：“每天我都想起我的孩子，想象他们还活着的情形。今天或许是其中一个的生日。这个月他们中的一个就要去参加入学考试。在我心里，孩子仍然在长大，但我看不见他们成长的模样。”

佐藤美广则描述了梦碎的现实：“只要一想到‘如果他还活着，可能在做这做那’，我就感到更加绝望。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梦想，可是现在，梦想再也没法实现了。”

他的妻子友子补充道：“拼命想要见到他，却又感觉永远不能再见到他，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如果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如果只能见他们一会儿，哪怕一小会儿，我们也知足了。这种渴望见到他、抱着他、抚摸他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

说完，大家一阵沉默，不知从何处传来叹息声。接着佐藤和隆继续发言，他40多岁，面色苍白，头发极短，看上去很疲惫。他一直坐在桌旁静静地听别人说话，不时点点头。这时他开口说：“关键是，他们是怎么死的。”

他说话时很平静，几乎只是在陈述事实，没有流露出愤怒或悲伤的情绪。“我们调查得越多，”佐藤继续说，“知道得也越多，也更明白，这些孩子本来可以得救。海啸是一场大灾难，但只有一所学校的孩子——全国仅有这么一所学校——就这样失去了生命：那就是大川小学。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只能用失败来解释，学校没能挽救孩子的生命。他们失败了，然而他们没有道歉，没有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海啸造成的损失巨大，我们都深受其害。但除此以外，我们还遭受着失去孩子的折磨。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他们究竟是怎么死的。”

事情的真相与海啸过程截然相反，没有高潮，没有惊涛骇浪或大地轰鸣。事实一点一滴渗透出来，有些是自然流出，有些则是人们用绞缠的双手挤出来的。一个幸存孩子的只言片语，暴露了那些大人不愿意承认的失败。一份文件揭露出官方说辞的前后矛盾。官方说法本身就摇摆不定。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次新的“情况说明会”，每次开会，石卷市教育委员会的官员就要领教一次家长的愤怒。虽然不太情愿，人们还是怀着恐惧的心情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位名叫池上正树的自由记者坚持不懈地要求信息自由，申请查阅市政文档，并核对其中不一致的地方。

逃过一劫的远藤老师的说辞，乍一看似乎足够清楚可信。学生都撤出了教室，在操场上排好队，老师也清点了人数。然后有几个家长接走了孩子，接着就开始有序疏散。就在疏散途中，海啸袭来。远藤让大家看到老师在紧张有序地组织疏散，一群专业的男人和女人认真按照流程行动，同时他们就这样被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吞噬，既无能为力，也无可指责。然而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15或20分钟甚至30分钟内，都可以理解。可是地震发生在下午2:46，学校的钟最终停在了下午3:37，也就是大水淹没教学楼导致电路中断的时间。这就是大川小学悲剧的关键问题所在：从地震发生到海啸来袭的这段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它最后存在的51分钟里，大川小学究竟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