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京的第一个定居点在一个海港小岛上，那个小岛就在太平洋边上，是围垦造田的产物。在那儿还没待够两周，我就遇到了第一次地震。地震发生时我正在睡觉，对于当时发生的一切只有一点非常模糊的印象：突然惊醒，飘忽不定的不安感，一切仿佛一团烟雾般消散。我醒来后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一种迫切感促使我开灯坐了起来。那一刻，我才深觉自己是一个独在异乡的外国人。

早餐的时候，为我提供借住的那家日本人跟我说了地震的情况。昨晚震动很小，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场来去匆匆的地震只震动了一次：通常地震发生时会持续震动，它的突然结束表示地壳震动不完全，后续会有更多震动。他们说地震经常发生，至少每隔几周就有一次，一些十分明显，还有一些很难与城市经常听见的轰鸣声区分开来，如建筑工程、路过的卡车、震动的地铁。最近一次引发警报的地震发生在6个月前：公寓楼的所有连接处都咯吱作响，天花板上的吊灯疯狂摇晃，邻居惊慌地大喊大叫。当然，终有一天还会发生一场真正的大地震，就像在二战前撼动东京和横滨的那场关东大地震一样，地震引发的大火导致无数人葬身火海。东京地区的地震有规律可循，但下一次大地震迟迟未来。

我了解这些情况。每一个到日本的人在抵达后的几天内就能获得这一信息。关于东京，你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它不会在原地存在太久。

我的朋友会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个话题——大家都乐于把这个可怕消息告诉初来乍到的人，一副很享受这种恶趣味的样子。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会以一种兴高采烈的语气谈论这件事，丝毫没有警告之意，或流露出任何恐惧之情。人类大规模死亡，城市被摧毁，这些都是早餐时精彩的谈资，地震并不比一场急剧的阵雨或不合时宜的降雪更牵动人心。

人们普遍认为，在未来几年的某个时候，一场强震将撼动东京，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将被摧毁，地震还将引发火灾和海啸，夺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1] 原因很简单。几百年来，每隔六七十年，关东平原就会遭遇一次毁灭性强震，而东京、横滨和川崎所组成的特大城市圈就在该区域内。最近一次大地震发生在1923年，夺走了14万人的生命。然而地震学家指出，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过去东京地区发生的地震起源于不同的断层，拥有不同的重叠发生周期，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几百年的样本观察期都太短，不足以推断出一种模式。 [2] 但是，出于一些微妙的原因，他们也都认同这个结论：大范围的破坏不可避免，而且从地质学角度而言，这场大灾难正一步步逼近。

说到自然灾害，大规模伤亡人数立马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为了正确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参考两次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人数。1945年8月落在广岛的原子弹当时就杀死了7万人，当年末，又有6万人因受伤和辐射病死去。而在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破坏性相对较小，总计约7.4万人因此丧生。2004年，日本政府预测，东京地区可能发生的地震或许将导致1.3万人死亡，是广岛原子弹爆炸死亡人数的1/10。 [3] 6年后，日本政府又预计，某个断层发生的震动将引发另外两个断层的地震，并推断，届时全日本将有2.47万人因此丧生，是长崎原子弹爆炸死亡人数的1/3。 [4] 而在东北地区大地震后，前景更加黯淡，或者说更现实。2012年，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未来可能有一场发源于南海海槽的地震和海啸，届时中南部太平洋沿岸将有约32.3万人失去生命，同时还将有约62.3万人受伤。 [5]

这不是什么怪人或激进分子的猜想，而是日本内阁认真研究的结果。这可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政府机构，本能地反对任何危言耸听。它已将日本现存的许多预防和保护措施考虑在内——坚固的建筑和海堤、常规疏散演习。虽然如此，结论还是坦白得令人大惊失色：随时可能发生的南海海槽地震杀死的人，或许比4次原子弹爆炸加起来还要多。

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下是什么感觉？那些生活在地震威胁下的人都在想些什么？

每隔几天我的脑子里就会反复出现这些问题，有时甚至每隔几小时就出现一次，尤其是当我踏足这座城市新的或不熟悉的区域时。无论是坐在行驶在高架高速公路的汽车里，还是穿过地下购物中心，你都会忍不住问自己——更多是出于好奇而非担心——要是现在发生大地震怎么办？立交桥下的桥墩够结实吗？那个玻璃窗撑得住吗？那座旧楼顶上生锈的大水箱会变成什么样？寻找住所时，这个问题会变得格外重要。问题一：这个公寓是否交通方便、设施齐全、价格合理？问题二：当地面开始震动，它会倒下来把我压死吗？

答案是否定的，几乎所有现代建筑都是如此。2011年3月的那场灾难后，人们对地震的焦虑居然反而因此有所减少。即使是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大城市仙台，仅由地震导致的破坏竟然都十分轻微。一些窗户有裂缝和破损，车站大厅的天花板部分坍塌。在城市边缘地区，老房子的地基出现塌陷和滑坡，尤其是那些建在山坡上的屋子。可是地震没有引发大火，大型现代建筑物也没有岌岌可危，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没有遭到明显破坏。

换句话说，在一场由地震引发的灾难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受害者是死于地震本身。 [6] 其中超过99%的受害者，大约100人左右，都是淹死的。想要在海啸中活下来，光是躲在坚固的建筑物中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足够高。地震发生时，开阔的地方——比如一片整洁的海滩——是最安全的。而面对海啸时，出现在这种地方就是自寻死路。当一种威胁消失，而另一种威胁隐约可见时，人们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认知，但从结果而言，整体上的安全感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动。那些在2011年3月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只不过改变了对地震的想象——大火和直接伤害转换成了溺水身亡的新画面。

我居住和工作的建筑物很坚固，而且地势都比较高。我的家、办公室和孩子的学校或许会摇晃得很厉害，也会受损，甚至变得不适合居住，但它们不太可能倒塌或被淹没。日本的财富和先进技术使其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能更好地抵御灾难。可是，个人的安全完全取决于灾难发生时身处何处。

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东京吃晚饭，饭后朋友便开始讨论如果发生大地震，身处何处最糟糕。有人说是东京的单轨铁路上，那是一条细长的钢筋混凝土铁轨，从机场开出的火车沿着高高在上的铁轨，滑行经过东京南部的各种化工和石油储藏罐。另一个人则设想了被困在地铁里的情形，身陷坍塌破碎的隧道，四周一片漆黑。而我恐惧的，则是横跨宽阔马路的人行天桥，下面通常有六车道高速公路，上面则是高架快速干道。不过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开始留意我们所在的餐馆。它位于一栋狭窄破旧建筑的八楼，房间里灯光昏暗。操作台后面，厨师正愉快地向一个平底锅里倒油，锅里突然蹿起一英尺高的火焰。餐馆里的隔墙、门以及我们坐的坐垫都是木头、纸和灯芯草做的。

记者彼得·波帕姆 [1] 曾问：“大家都知道自己某天可能会被活活烤死，被毒气毒死，被山体滑坡掩埋，或是被埋在自家屋檐下，可他们为什么没有因此更加苦恼？” [7] 在东京，时不时就有人抛弃这座城市，或是失去理智，或是自杀，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人因为相同的理由做着同样的事。可是，没有人因为地震而发疯。为什么没有？当生活中时刻存在这样的不稳定因素时，会对潜意识甚至灵魂有什么影响？

18岁时，我第一次来到日本。当时我是为了寻求新奇和冒险——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体验地震这样的刺激。但它们反过来也向我解释了这座城市的一些情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不会说日语，在日本也几乎不认识一个人。东京如此巨大，同时又难以理解，与我的孤独产生某种共鸣。于是我离开在海边借宿的日本家庭，在东京市郊找到一个房间容身，并在一所英语口语学校找了份工作。我会在早上通勤的火车上抱着一本日语教科书学习那些表意文字，晚上则在门口挂着红灯笼的酒吧跟新朋友聚会，其中大多数是像我一样的外国人，大家都来去匆匆，无拘无束。在回家的末班车上，我会与同车的日本女孩互致微笑。那时日本的“泡沫”经济正接近巅峰，东京当时曾短暂地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城市。在金钱的作用下，老街区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钢筋玻璃构建的新世界。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光鲜亮丽，令人眼花缭乱，同时又脆弱得如一张薄纸。我兴奋得难以自抑，感觉这座城市真的在颤动，而且随时可能倒塌。了解到这种颤动随时可能成为事实，似乎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同一时期，波帕姆曾写道：“东京人的生活基调和活力，源于对危险的敏锐意识，绝不是对危险的迟钝反应。 [8] 他们满足于在一台机器上充当一颗齿轮，而且那是这个世界上正常运转的机器中最为精密的一台，而认识到这台机器正悬在深渊之上，又让这一满足感呈现出一种近乎色情的扭曲。”他最后总结道：“东京是一座自救无望的城市，它在相当深刻的层面上接受了毁灭和死亡，其他城市只有在面对核噩梦时的情绪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在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里，忽必烈说：“现在我告诉你，奥塔维亚这座蛛网之城是怎样建成的。” [9]

在两座陡峭的高山之间有一座悬崖，城市就悬在半空里，用绳索、铁链和吊桥与两边的山体相连。你在狭小的木板上走动，战战兢兢唯恐脚步踩空，要么你也可以抓紧大麻绳编织的网桥。你身下是万丈悬崖，只有几片白云飘过，白云下面，才能望到深邃的谷底。

这便是城基：一张网，既当通道，又做支撑。其余的一切，不是在网上，而是在网下吊着：绳梯、吊床、麻袋似的房子、晾衣架、小艇似的凉台、皮水袋、煤气嘴子、淋浴喷头、高架秋千、游戏套圈、高加索道、吊灯、盆栽的下垂植物。

虽然悬在深渊之上，奥塔维亚居民的生活并不比其他城市的更令人不安，他们知道自己的网只能支撑这么多。 [2]

地震已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但随着年龄增长，它的意义也有所改变。年轻的时候，一想到东京不可避免的厄运让整座城市充满无常气氛，我就兴奋不已。但那种一切都将崩溃、中心无力支撑的感觉，不过是一种不成熟的想法：在现实中，这种紧张和不安当然不是因城市而生，而是来自我的内心。

“地震”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事情，即平庸地死亡的必然性。我们不知道它何时到来，但我们知道它终将到来。我们以周密巧妙的预防措施来避难，但最终不过是白费力气。即使不去想它，它也牵动着我们的思绪，不久之后，它似乎就定义了我们的存在。这种死亡最常发生在年长的人身上，但当它也带走年轻人的生命时，我们看到了它最残忍的一面。

“一些人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平塚直美说，“他们只是低声嘟囔‘一定很可怕……’，仅此而已。他们不是没有同情心，只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但我厌烦了一遍又一遍地听相同的话。然后我遇到了一些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因为对他们来说，忽视它并期盼一切都会过去，会更好过一点。但我不是很想跟那样的人说话。”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露出一个微笑，就好像刚开了一个私人玩笑。“问题是如果有人没有提到全部的事实，我就会想：‘为什么？’可如果他们全都只是同情，我也不喜欢。我一天天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我并不总是哭泣或为自己感到难过。有时候，即使我们正在现场挖掘寻找尸体，也会聊天，也会为了什么事大笑。但紧接着，我们又会因为有人看见我们的笑容而感到不自在。我不应该为这样的事担心，对吗？实在是太难了。”

我们很容易把悲伤想象成一种高尚、纯洁的情感——可以帮助理清琐碎而短暂的思绪，让人看清本质。可悲伤实际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过是给头脑的一记重击或一场毁灭性的疾病。它加剧了压力和混乱，让人更加焦虑和紧张。它把裂纹胀成裂缝，又把裂缝撑成巨大的鸿沟。

我从海啸幸存者身上看到，每个人的悲伤都不一样，由于每个人的损失不尽相同，悲伤也存在细微的差别。“大家首先问的是，”直美继续说，“你失去孩子了吗，或是你的孩子还活着吗？这个问题立即把人区分开来：孩子还活着的和孩子已经死了的。”大川小学108个学生中有34个幸免于难，因为有的被家长及时接走，有的奇迹般地从水中逃生。这些还活着的孩子当然也承受着恐惧——生活的村庄被摧毁，失去许多朋友。但在那些失去孩子的人眼中，他们实在是太走运，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一些失去孩子的人几乎无法与那些孩子还活着的人说话，”直美说，“在一定程度上，关系亲近的人之间情况更糟糕。”直美认识的一个妈妈从学校接走了孩子，并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而她的邻居没有这么做，由此不幸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于是这个邻居就对她说：‘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把我的孩子也接走？’情况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学校有规定，不允许这么做。可一旦说出了这样的话，两人的友谊也就完了。”

即使是那些同样失去亲人的人，悲伤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人陷入无尽的黑暗，有人则仿佛置身事外。一切都化为一个无情的问题：洪水退去，你还剩下些什么？紫桃佐代美失去了心爱的女儿千圣，但至少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丈夫和其他家人以及她的家还完好无损，但这样说实在有点冷酷得让人难以置信。可是，其他人都十分清楚佐代美的情况，并将之与自己的情况严格区分开来。同样地，直美也失去了三个孩子中的一个，她的家、丈夫和其他家人也都幸存下来。可是，佐代美很快就找到并安葬了千圣的遗体，直美却经历了寻找小晴遗体的漫长痛苦。

更糟糕的还有那些没有失去所有孩子，但失去了整个家的人；甚至还有更可怜的，是那些失去了家和所有家人的人。而且，即使是在最悲惨的受难者中，也还有可怕的区分。以今野仁美为例，她失去了儿子和两个女儿，但很快就找到并火化了他们的尸体。就这一点而言，她比铃木美穗要好得多，后者虽然找到了儿子的尸体，却在海啸过去5年后仍在苦苦寻找女儿巴那。

人们确实可以因灾难而“团结在一起”，把这当作一种安慰是人的本性。但灾难的天平绝不会不偏不倚。海啸过后，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新的纽带，旧的则变得更牢固。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无数个非同寻常的人，他们无私奉献，具有自我牺牲精神。我们谨记并赞美这些人，但同时，我们也回避了同样司空见惯的现象：友谊和信任的破裂，邻里反目，亲友交恶。海啸对公路、桥梁和房屋所做的恶行，同样施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在大川，海啸灾区的人都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和斥责之中，大家都咀嚼着命运的不公和嫉妒所带来的苦涩，不再相亲相爱。

这场灾难之前，平塚直美和紫桃佐代美不过点头之交。海啸过后，她们却开始厌恶彼此。在我认识的大川小学的妈妈中，这两位我最熟悉，而她们对彼此的怨恨几乎溢于言表。有时候我先拜访直美再去佐代美家，有时候则是先去佐代美家后去找直美。这种时候，第二个人脸上常常会挂上淡淡的微笑，以一种刻意表现得随意的语气问起前一个人，周围的气氛会跟着变得更冷。

她们相互反感，是因为她们对灾后彼此从事的工作存在不同看法。当直美坐在挖掘机里，翻遍每一寸泥地时，佐代美则与丈夫以及我那天晚上见过的朋友一起，要求系统调查学校事故的真相。一封封要求调查事实真相的请愿书被送到石卷市市政厅，相关证人也被找了出来，他们的证词也都记录在案。这个团队还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远藤纯二再次现身，解释他说法中的异样，他们还咨询了律师。

在佐代美看来，这两个不同的任务——挖掘真实存在的淤泥，和疏通官僚系统中的淤泥——相互补充，因此直美的蔑视让她百思不得其解。“寻找真相，迫使官方承担责任，这同时也会迫使他们展开搜索，”她说，“我们接受媒体采访，以此持续施压，这样才不会失去公众关注。我从没有妨碍她获得驾驶挖掘机的资格，我也从来没有批评过她。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像平塚太太这样的人会想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做事。”

但在直美眼中，这个被她称为“福地小组”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妨碍，还制造了社交尴尬。因为他们如此直言不讳，一些局外人认为佐代美和她的朋友是大川小学家长的领袖，代表了所有家长。可是，按照日本的标准，他们毫无顾忌的直率无异于赤裸裸的攻击，激怒和羞辱了很多人。他们在公开会议上批评政府官员，这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无礼行为。他们对教育委员会的谴责，威胁到直美苦心经营的脆弱关系——她的挖掘工作有赖于市政府对挖掘者的同情，在燃油方面的支持以及对继续进行搜寻工作的必要许可。“我也对教育委员会很不满意，”直美告诉我，“但是我们需要他们，我们需要他们的合作，才能做我们必须做的事。”

直美指出，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把她们与佐代美和活跃的福地家长区分开来：后者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孩子的尸体——最多只花了几周时间。“一开始，有无找到自己孩子的尸体把大家区分开来，”直美说，“当你找到孩子的尸体，当你举行完葬礼，你自然就会开始考虑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愤怒就随之而来。可是，如果你孩子的尸体还遗失在外，你能想到的只有她的脸，那你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找到她，找到她。”

直美还说：“问题是，追寻真相的意义是什么？你期望从中得到些什么？那些人说——她指的是佐代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只有大川小学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不是其他学校？’可是，如果你知道了所有的为什么，又能怎么样？他们说：‘这是为了将来，为了其他孩子。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不会白白死去。’可是，真的就是为了这些吗，还是他们只是在泄愤？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会好受一点吗？当你手里握着真相时，你又要拿来做些什么呢？”

[1] 彼得·波帕姆（Peter Popham），英国记者，为《独立报》服务了近30年，曾长期居住在日本、印度和意大利，主要著作有《东京：位于世界尽头的城市》和《女人与孔雀：昂山素季的一生》，后者是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缅甸政治家昂山素季的第一本传记。——编者注

[2] 译文选自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