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谛应住持既是高僧，也是驱鬼师，他向我描述了海啸发生那晚的情景，整个日本北部的人都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他所在的这座内陆寺庙没有受洪水影响，可是地震中断了整个东北部地区的电力供应和照明。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近百年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这片土地陷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黑暗之中。没有一丝亮光从建筑物的窗户中透出来，也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星空的闪耀。马路上没有交通信号灯，司机都远离没有灯光的街道。各个星座和蓝色银河里的星星如此生动耀眼，发达国家的居民几乎从没见过这样的夜空。“夜幕降临前下起了雪，”金田回忆道，“现代生活的所有尘埃都被它冲洗掉了。四周是一片纯粹的黑暗。整个世界寂静无声，因为没有一辆车在行驶。那是一片我们几乎从未见过的真正的夜空，天空中镶满了星星。所有看到这片夜空的人都在谈论它。”

金田本人很安全，而且由于电力供应中断，不太清楚外界发生了什么。但他意识到外界有变化。他对前所未有的震级和源于海底的地震十分了解，知道海啸必将随之而来。离寺庙最近的海岸是30英里外的志津川湾。他的脑海里浮现的全是尸体在海湾漂动的画面。“9.2级地震，”他说，“威力如此强大的地震，让地球都偏移了原本的地轴。当天晚上，东北地区的很多人在抬头看天空时，心中满是强烈的感觉。仰望星空，我对宇宙、我们周围和上方无限的空间开始有所认识。我觉得自己好像正望向宇宙，而地震就发生在那片广阔无垠的空间里。我开始理解这就是整体的一部分。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但不论是什么事，都是完全自然的产物，是作为宇宙的一种机制而发生的。”

“一切都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无情的雪，星光熠熠的美丽夜空，在海滩上漂浮的无数尸体。这听起来或许有点自命不凡，但我意识到，当我开始向那些生活被摧毁的人提供支持时，我必须关注人类的心灵、磨难和痛苦。但我也必须从宇宙的角度理解那些悲伤。”

他当时有一种幻灭的感觉，觉得所有界限都消失不见。这是一种佛教观念的体现：自他不二（jita funi），字面意思就是“自我与他者，不可分割”——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宗教神秘主义者都认同的统一性。“最终，宇宙将一切包裹在内，”金田说，“生命、死亡、伤恸、愤怒、悲伤和喜悦。生与死之间没有界限。每个生者的自我之间没有界限。所有人的思想和感觉融为一体。这就是我那时的感悟，它使得同情和爱成为可能，有点像基督教的教义。”

那是一个无法再现的奇异时刻。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但由于它是如此突如其来，而且其实仍在发展变化，没人能估算出它的宽度和高度。在北上川中，今野照天紧紧抓住自己的木筏。大川小学孩子的妈妈正听着收音机里令人安心的播报，深信第二天就能见到自己的孩子。而金田站在星空下，瞥见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规模及其制造的恐怖景象，但一切只是他的想象，在其中，这场灾难映射出深刻的精神真理。很长时间过后，金田才再次经历这种洞察世事的时刻。

我在东北地区遇到的所有人中，没有谁像金田谛应一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最感兴趣的并非其佛教信仰——他是一名僧人这个事实，对于认识他是谁似乎只起到次要作用，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个性细节。他天生擅长讲故事，是个有学问和知识的老实人，而且极富同情心。他还拥有我一直苦苦追寻的想象力天赋——他拥有一种自相矛盾的能力，既能从表面上感受悲剧的残忍和恐惧，又能从一个超然的位置冷静深刻地观察和理解它。金田并没有逃离灾难，而我常常这么做——坐上新干线，回到东京，回到位于10层的办公室。虽然没有失去心爱的人，他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处理死者遗体的必要工作中。他任由灾难改变生活，但并没有变成受害者。他意志坚定，勇于承认怀疑和困惑，以及自身身体和精神上的弱点。正是这些特质使其能够安慰生者，与死者交流并控制他们。但这些能够跨越生死两界的人都要付出一定的精神代价。就金田而言，这几乎令其崩溃。

为死者举行完葬礼，同时把占据小野武身体的幽灵驱离后，金田转而面对海啸留下的一切，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有用。在佛教里，死后49天是死者逝去的灵魂进入来世的时候。他召集一群神道教和佛教的同伴连同一名新教牧师，一起前往几乎被彻底摧毁的志津川町举行宗教仪式。

他们从内陆的一座寺庙出发。神道教僧人戴着奢华的黑漆帽子，佛教僧人都剃光了头发，身披红袍，新教牧师则佩戴着罗马领，手持银色十字架。他们一路见到的都是支离破碎、腐败不堪的景象。推土机已经清理掉路上的障碍物，隐约可见一堆又一堆的混凝土、金属、木头和瓦片堆。人们还没有彻底搜寻这些堆积物，里面还包裹着尸体，既没有被找到，也看不见，但每个路过的人都清楚这一点。“那里散发出奇怪的味道，”金田说，“死尸的味道，淤泥的味道。到处都是瓦砾，随处可以看见人们的生活痕迹。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前行，避免踩到散落在地的照片。”

这队衣着显眼的男人高举着写有“镇魂”的标语牌在废墟中穿行。他们行进了4小时。当他们经过瓦砾堆时，机器还在作业。头戴安全帽、捡拾着各种残骸的工人粗暴地向他们挥手，示意他们离开履带的碾压范围。这群宗教人士开始感到难为情。他们开始怀疑自己并没有帮上什么忙，反而成为清理工作中不受欢迎的障碍。现场也有普通民众，他们有的茫然地站在那里，或是捡拾着曾经属于自己房子的瓦砾。“他们在寻找亲人的尸体，”金田回忆道，“当他们看见我们经过，纷纷转过身，低下了头。他们绝望地祈祷着能找到亲人的遗体。这一幕让我们心里五味杂陈。我从来没像当时那样感受到痛苦。”

行进过程中，金田和其他队员本来打算诵经、唱赞美诗。但在这一片恶臭和混乱中，他们无力发声。“基督教牧师试图唱赞美诗，”金田继续说，“但他书中的赞美诗似乎没有一首合适。我甚至无法正常念出一句经文——张口都是尖叫和呼喊。”这些教徒穿着华丽的长袍在废墟中蹒跚而行，用沙哑的声音念着各种经文，阻挡着道路，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当我们来到海边，”金田说，“当我们看到大海——我们无法面对它。我们似乎无法解释所看到的一切。”

“我们意识到，面对周围的一切，我们所学到的宗教仪式和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我们就生活在这毁灭之中——任何宗教原则和理论都不能框定它。当人们说‘我们看不见上帝，我们看不见佛陀’时，身为僧人的我们是如此接近他们的恐惧。然后我意识到，宗教语言只是我们用来保护自己的盔甲，前进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脱掉。”

Monku在日语中有“诉苦”的意思，在英语中则是“僧侣”的意思，但在“僧侣咖啡馆”里这个词又有第三种寓意。“僧侣咖啡馆”是金田为海啸幸存者发起的一场流动的活动，为他们提供茶点、陪伴和隐秘的咨询服务。“我喜欢爵士乐，”他说，“最喜欢塞隆尼斯·孟克。我爱波普爵士乐——如此美妙独特的音乐。松散的句式和不协调的乐音都让我着迷。我觉得这种音乐反映了灾后民众的思想状态——人们思想和心跳的节奏。”在“僧侣咖啡馆”，金田脱下僧袍——为了帮助灾难幸存者，这种时候一个爵士乐迷的作用不亚于佛教徒。

在内陆城镇郊区空地上安置着一排排“临时住所”。金田会带着一群僧人和帮手到那儿，在社区会议室开展活动。他们会煮茶和咖啡，摆出蛋糕和饼干。金属小屋里的居民会陆续前来，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金田通常穿一件简单的靛蓝短袍，客人到来时，他会面带微笑地站起来，介绍这间临时活动室。他会欢迎每一个人，介绍助手，开一些玩笑。“如果你们有需要，铃木先生可以给你们做一个肩部按摩，”他说，“啊，那按摩可真是不错！你们应该试一试。他的按摩非常让人放松，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滑向另一个世界。但你无须担心，如果发生这种事——这儿就有很多僧人。”

他们会给客人倒上热饮，递上一盘盘食物。托盘上摆放着一长串彩色绳子和玻璃珠，老人会席地坐在矮桌旁，面前是一串串念珠。僧人为失去亲人的人在纪念牌位上刻字、祈福。整个房间里欢声笑语不断，但金田常常单独跟某个人坐在一起，展开一场私人对话，这时通常可以清楚看到谈话者热泪盈眶。此时，室内一定放着塞隆尼斯·孟克的音乐。

每个日本人都在寻求安慰。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难找到安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在灾后立刻投入为生存而展开的斗争，随后又在疏散中心度过艰苦的几周，此后，他们有的去亲戚家暂住，有的租房生活，有的则住进了条件糟糕的临时住所。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段严重危机时期是比较容易度过的部分。当幸存者从拥挤但不乏欢乐的公共避难所，搬到隐私性相对更强的金属小屋时，伤恸和失落如同第二波巨浪涌上心头。

我在“僧侣咖啡馆”遇到一位名叫川上直哉的新教牧师，他告诉我：“海啸刚刚过去，人们就开始担心下一刻的生存问题。然后他们前往避难所，担心如何熬过这一天。一切安顿下来，领到食物和一些生活用品之后，他们又开始为接下来的两周生活担心不已。然后，他们又分到临时住所，从某种程度上说生活有了保障，不会挨饿或受冻。但在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后，他们的焦虑一如既往地强烈。这种情绪无限蔓延到未来。仅仅给予他们物质性的东西再也无法起到安慰作用。物质永远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在疏散中心时，他们与其他友善的难民挤在一起，彼此陪伴，与之相比，在临时金属小屋的生活就显得孤单乏味许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临时生活也变得舒适起来。人们种植鲜花和观赏性花椰菜，与邻居成了朋友。但随后就有人可以住进永久性住宅，新社区又开始萎缩、瓦解。新房子通过抽签方式分配——抽中的人可以搬去新的专用公寓，没抽中的则继续留守，直到下一次分配。“一些人第一次没抽中，然后就一直输，”一位僧人告诉我，“他们生出一种被抛弃的强烈感觉。有时候他们一觉醒来，发现那些中奖的邻居招呼都没打就消失了。那些人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再见。”

川上牧师继续说：“一开始，他们谈论自己的焦虑，以及如何能缓解这种情绪。我的孩子需要一碗米饭。我需要一个纸箱放东西。现在人们有了这些东西。但他们仍然感到焦虑，而且这种焦虑太严重，已无法说出口，于是就体现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愤怒与关系的破裂。人与人之间充满怨恨、不和以及对彼此的不理解。这些人都心怀善念，但变得固执己见。这些日子里，太多人看到亡灵，这全都是因为海啸。人们谈论自己看见了鬼，但他们真正谈论的其实是家庭内部潜伏的问题。”

自从日本诸岛存在以来，就一直有人死于海啸。每次海啸都会带来新的亡魂。名著《远野物语》中记录了东北地区民间传说，其中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故事主人公名叫福二，是1896年三陆海啸的幸存者，他和他两个幸存的孩子仍住在原来的地方，只不过家庭住宅变成了棚屋。 [1] 一个月明的夏夜，他起床到海滩上方便。“这天晚上，雾气缭绕，”书中写道，“他看见一男一女从雾中向他走来。”女人是他的妻子，男人是另一个村民，曾经与她相恋，直到女人的家庭选择福二做她的丈夫，两人才分开。

一切仿佛在梦中，福二一边跟着这两个人，一边叫着妻子的名字。她面带微笑转向他说：“我现在跟这个男人结婚了。”福二似乎半梦半醒，又好像完全睡着了，他努力理解女人的话。“可是，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了吗？”他问。女人本就苍白的脸变得更加苍白，她开始哭泣。完全摸不着头脑的福二则悲伤地看着自己的双脚。妻子和她的爱人悄无声息地从视线中消失。他又开始跟着他俩，然后突然记起妻子和这个男人早已死于海啸。“他站在路上沉思，直到黎明时分，然后清晨才回家，”故事如此结束，“据说这之后他病了好长一段时间。”

没人比土方正志更熟悉东北地区的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那场灾难过后，他立即意识到将出现阴魂不散的情况。“我们都记得福二的故事，”他说，“我们告诉彼此，将有很多这样的新故事出现。从个人角度而言，我不相信世界上存在鬼魂，但这不是重点。如果人们说自己看见了鬼魂，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就此打住。”

土方出生在日本最北端的岛屿北海道，但他是在仙台上的大学，这个成功的移民对第二故乡有着难以言喻的热情。他经营着一家小出版公司，主要出版有关东北地区的图书和期刊。正是土方向我解释了鬼魂政治学及其为东北地区民众带来的机遇和风险。

“我们意识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他解释道，“但有人在利用他们。这些人试图向他们兜售各种东西，并告诉他们：‘这会减轻你的痛苦。’”他曾遇见一个在海啸中失去儿子的女人，她因为被鬼魂纠缠而困扰。她去过医院，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的药。她去过寺庙，僧人卖给她一个护身符，并让她念经。土方说：“但她需要的只是再次见到儿子。很多人跟她一样。他们不在乎见到的是不是鬼魂——他们希望遇见鬼魂。”

“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觉得必须做点什么。确实有一些人正在经历创伤，如果你的精神健康受到影响，就需要治疗。还有一些人会依赖宗教的力量，那是他们的选择。我们所做的，则是创造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现实的地方，这个现实就是他们亲眼见证的超自然现象。我们通过文学的力量，提供一种替代方法帮助他人。”

鬼魂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值得庆祝，它们也是东北地区丰富文化的一部分。土方复兴了一种封建时期流行的文学形式：怪谈（kaidan），或说“怪诞奇谭”。怪谈会（kaidan-kai）或“怪诞奇谭会”曾经是一种流行的夏季娱乐方式，鬼故事给人以愉快的寒意，作用相当于前工业时代的空调。土方组织的怪谈会在现代社区中心和公共会堂举行。活动开始是由他的一位作者朗读作品。然后参加活动的听众分享彼此的故事——学生、家庭主妇、有工作的人和退休的人。他还组织怪谈写作比赛，以选集的形式出版其中的优秀作品。其中一位优胜者是须藤文音，某天下午我在土方的办公室见到了她。

她是一个文静优雅的年轻女人，戴着一副深黑色眼镜，额前垂着刘海，在仙台的一个残疾人之家工作。她在渔港小镇气仙沼长大，那里是受海啸影响最严重地区之一。文音的家在海啸波及范围之外，她的妈妈、姐姐和祖父母都未受影响。她的爸爸是一名海洋工程师，办公室位于镇子的港口，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

“我一直在想他，”文音说，“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对自己说，他可能只是受了伤——可能正躺在某家医院。我知道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可是我一点也没这么想。”

文音在仙台度过了痛苦的几天，清理着地震给她公寓制造的混乱，其间不时想起爸爸。海啸过去两周后，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文音赶在他的棺木被抬回来前回了家。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其中大多数穿着比较随意——因为所有黑色和正式的衣服全被海啸冲走了。“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被淹死，”文音说，“他是被一块大石头砸中胸部死去的。你只能通过棺木上的一个玻璃窗看到他的脸。已经过去14天了，恐怕他的身体早已腐烂。我从窗口望进去。我看到他面容惨白，脸上有几处伤口。但那仍然是我爸爸的脸。”

她想最后一次抚摸他的脸，可是棺木和窗口都被封了起来。殡仪馆工作人员在棺木上放了一枝白色的花。这没什么不寻常，可文音觉得这很特别。

十天前，她正处于希望与绝望交战最激烈的时刻，她去到一家公共浴室泡温泉，出来后去储物柜取靴子，穿靴子时，她感觉到脚指头那儿有什么东西。“当时感觉很凉，”她回忆道，“即使隔着袜子我也能感觉到很凉。我感觉那是个松软的东西。”她把手伸进靴子，拿出了一朵白色的花，好像刚被切枝，新鲜无瑕。

这是一个小谜团：这个东西怎么会出现在锁在储物柜的靴子里？她渐渐淡忘了这件事，可当她站在爸爸的棺木前，再次看到同样的鲜花时，她想起了之前的那一幕。“我第一次觉得那可能是坏消息的征兆，”文音说，“爸爸或许已经不在了，那可能就是他死亡的征兆。后来我回忆当时的情形，那花是那么凉，那么白，还有脚趾那种柔软的触感。我认为那就是抚摸爸爸的感觉，他躺在棺木里的时候我无法触摸到的感觉。”

文音明白，花只是花。她不相信有鬼魂，也不认为是死去的爸爸传递给她这个信号——如果这种交流真的存在，亲爱的爸爸怎么会以这么隐晦的方式传达这个消息？“我觉得这只是个巧合，”她说，“我把它美化了。当人们说自己看见鬼魂时，是在讲一个故事，一个早已终止的故事。他们之所以渴望见到鬼魂，是因为这样一来，故事就能继续，或是能画上一个句号。而如果这能给他们带来安慰，那就是件好事。”

这些故事以怪谈的形式发表在土方的杂志上，且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无数人在海啸中死去，每个人都不一样，”文音说，“其中大多数人的故事无人知晓。我爸爸叫须藤勉，通过书写他的故事，我与其他人分享了他的死亡。也许某种程度上我拯救了他，或许，我也因此拯救了我自己。”

为海啸受害者提供治疗、食物和避难所后，预防焦虑、抑郁和自杀等无形的次生灾害成为当务之急。海啸过去一年后的一项调查显示，每10个幸存者中就有4个有失眠问题，每5个幸存者中就有1个被抑郁情绪所折磨。酗酒人数激增，患有高血压等与压力相关疾病的人数也突增。由于难以搜集准确数据，很难衡量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以陆前高田市为例，大多数本应参与调查工作的社工都已经被淹死。

“僧侣咖啡馆”虽然形式简单，却逐渐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紧急援助措施。它对海啸难民所起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来自东北各地的请求络绎不绝，金田和他的伙伴每周一次或多次摆出茶点招待来客。但他自己寺庙里的工作也很繁忙，作为镇子上的僧人，他要负责所有日常事务——葬礼，追思仪式，看望生病的人和无依无靠的人，以及日常行政工作。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清楚他承担了太多责任，亲朋好友一开始还有点犹豫不决，后来就越来越急迫地提醒他注意休息。但作为安慰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变得不可或缺，似乎没有办法让他无视他们的需求。因此，2013年底，他的身体不可避免地猛然崩溃。

他的皮肤上冒出令人痛苦的水疱。他太累了，几乎无法下床。他连续几周什么都没做，只是坐在电视机前弹奏吉他。“我不记得看了些什么，”金田回忆道，“只是迷迷糊糊地看着电视。我没有听什么爵士乐。我离抑郁只有一步之遥。我不得不停止做任何事。”

累积了三年的身体、心理和精神危机，在这一刻爆发出来，有两件事是直接诱因。一件是金田就灾难经历在日本各地发表系列演讲。与紫桃佐代美的丈夫隆洋一样，他也走出受灾地区，希望向外面的世界传达那里的痛苦和复杂情况。但是，和隆洋一样，他最后也带着失望回到灾区，感觉并未将自己想说的传达出来，也没有被外界理解。

第二件事与一个年轻女人有关，我将称她为高桥瑠美子。一天晚上，她给金田打电话，她十分伤心，语无伦次。她说想自杀，还大叫着说有东西正在进入她的身体。她也被亡魂附体了，苦苦哀求这位僧人救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