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埃莱娜夫人和埃森孤儿院最后的四个女孩——双胞胎汉娜和苏珊·格利茨、克洛迪娅·福斯特和十五岁的尤塔·普芬尼希，被送到柏林的机械配件厂工作。

每天工作十小时，一周工作六天，他们拆分大型的锻造压力机，把有用的金属装箱运上火车。拧、锯、搬。埃莱娜夫人几乎不离她们左右，她穿着找来的破滑雪衫，碎碎念地唠叨着法语或是哼唱小时候的儿歌。

她们住在一个月前倒闭的印刷公司楼上。大厅里堆放着数百箱有印刷错误的字典，女孩们把它们一页一页地扔进火炉的大肚子里生火。

昨天烧Dankeswort，Dankesworte，Dankgebet，Dankopfer。

今天烧Frauenverband，Frauenverein，Frauenvorsteher，Frauenwahlrecht。

她们中午在工厂的食堂吃大麦和圆白菜，晚上排在没有尽头的队伍里领配给的口粮。黄油被切成小丁儿，一周供应三次，每人半块方糖大小的一粒；接水要走两个街区；新生妈妈没有婴儿服，没有儿童车，只有少得可怜的牛奶；有人撕开床单做尿布；还有几个用报纸叠成三角形，夹在婴儿两腿之间。

至少有一半在工厂劳动的女孩不识字，所以尤塔负责念她们在前线的男友、兄弟或父亲寄来的信件，有时也帮她们回信：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吃开心果吗？还记得那些花朵形状的柠檬冰吗？当你说……

轰炸机整整一个春天都来造访，他们每天晚上的目标似乎只有一个：把这座城炸个底儿朝天。大多数的晚上，女孩们慌乱地跑到小区尽头，爬进狭小的避难所，坍塌的石墙让她们整夜保持清醒。

偶尔，她们在去工厂的路上能看见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残骸。更多的尸体没有明显的伤痕，而这反倒让尤塔望而生畏：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只是一时不想起来，不想和她们一起辛苦地工作。

但是他们总睡不醒。

有一次，她看见三个背书包的小孩趴在地上，她的第一个想法是：醒醒，去上学了。接着又想：他们的书包里应该有吃的吧。

克洛迪娅·福斯特自从见过这些以后就不说话了，一整天一个字也没说。工厂的原料供应断了。传言说负责人跑了，他们千辛万苦收集的铜、锌和不锈钢已经运上火车，却无人问津地停在侧轨上。

通信中断。三月底，机械配件厂关闭。埃莱娜夫人和女孩们被送到一个民间公司，任务是在轰炸过后打扫街道。他们移开碎墙砖，清理滤网里的灰尘和碎玻璃。尤塔听说，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和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因为害怕和想家，惶恐地跑回到母亲的门前，两天后被当作逃兵从阁楼上揪出来，当街枪毙。童年生活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坐在哥哥拉的小车里，翻遍垃圾，期盼着再捡回一个好东西。

“维尔纳。”她叫了出来。

去年秋天在矿区的时候，她收到两封宣布他死亡的信。两封信提到两个葬身之地。拉夫雷斯奈和瑟堡——她必须查查它们在哪儿。法国的小镇。她有时候梦见他们站在桌子旁，桌子上摆着齿轮、传送带和马达。我在做东西，他说，我正忙着呢。但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到了四月，女人的话题只有俄国人和他们的复仇计划。她们称他们为蛮夷。鞑靼人、俄国佬、野蛮人、猪猡。斯特拉斯堡有一群猪。郊外有一群恶魔。

汉娜、苏珊、克洛迪娅和尤塔睡在杂乱不堪的地板上。在这个最终被抛弃的大本营还有仁慈恋恋不去吗？一点点。一天下午，尤塔糊着一身泥回到家，意外地发现大克洛迪娅·福斯特拿着一个金色胶带封口的面包盒。斑斑点点的油渍渗到纸盒外面。所有的女孩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它，好似盯着一件出淤泥而不染的圣物。

十五块甜点躺在蜡纸隔开的十五个小格子里，填着满满的草莓酱。四个女孩加上埃莱娜夫人坐在漏雨的房间里。春雨正在冲刷废墟上的灰烬，砖块里的老鼠正探出头四处张望。她们每人干掉三块变质的点心，谁也没想为以后留一星半点儿。鼻子上沾着糖粉，牙齿上挂着果酱，她们欣喜若狂。

粗壮、木讷的克洛迪娅捡到这样一个天大的惊喜，一定会慷慨地和大家分享的。

人们想方设法避免引起俄国人的注意。年轻的妇女衣衫褴褛地蜷缩在地下室里。尤塔听说祖母在孙女的身上涂抹粪便，用面包刀割掉她们的头发。

她听说有母亲淹死自己的女儿。

她听说他们远在千米之外就已经血腥扑鼻。

“要不了多久了。”埃莱娜夫人双手烤着火说。水在炉火上怎么也烧不开。

五月，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俄国人来了。他们只来了三个人，而且只来了一次。他们闯进楼下的印刷公司找水喝，一无所获，接着就愤怒地在墙上凿洞。一颗子弹兴奋地在被拆的印刷机里穿梭，一道裂缝、一次震动。埃莱娜夫人穿着条纹滑雪服坐在楼上，口袋里装着一本精编《新约》，握着女孩们的手，不住嘴地祷告，却听不到一点声音。

尤塔安慰自己他们不会上楼。几分钟之内不会上来。如果他们真的上来了，应该伴随着重重的靴子声。

埃莱娜夫人告诉孩子们：“镇静。”汉娜、苏珊、克洛迪娅和尤塔——她们没有一个超过十六岁。埃莱娜夫人的声音不大、底气不足，但是听不出恐慌，也许有失落：“保持安静，他们不会开枪的。我保证是第一个。然后，他们会温柔些。”

尤塔双手兜住后脑勺，借此阻止它们抖个不停。克洛迪娅似乎聋了、哑了。

“闭上眼睛。”埃莱娜夫人说。

汉娜开始抽泣。

尤塔说：“我想看清他们。”

“那就睁开眼。”

脚步声停在最上面的楼梯口。俄国人走进储藏室，她们听见拖把东倒西歪、一箱字典被扔到楼下，门把咔嗒咔嗒响。有人说了几句什么，然后，门框七零八落，门砰的一下开了。

是一个军官，带着两个最多十七岁的兵，全都是不可理喻的下流猥琐样。几个小时前，他们随心所欲地喷了一身女人的香水。尤其是两个年轻士兵，像毒气一样呛鼻子。他们既像羞涩的学生，又像只剩下一小时生命的疯子。第一个，系了一根绳子充当腰带，瘦弱的他不需要解扣就可以脱掉裤子。第二个在笑：匪夷所思的、无厘头的笑，他似乎根本不相信德国人会闯进他的家园，而把这样的城市留在身后。那个军官坐在门口，伸着两条腿，盯着外面。汉娜失声尖叫，不过，她迅速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埃莱娜夫人领着两个年轻俄国兵走进另一个房间。她只咳嗽了一声，好像嗓子里卡住了东西。

接着是克洛迪娅。她不停地呻吟。

尤塔没让自己出一点声音。所有的事情都奇怪地有序。军官在最后，他轮流上了每一个人，他在尤塔身上的时候说了几个简单的词，他的眼睛睁着，但是什么也不看。从他被压扁的、痛苦的脸上分辨不出那是情话还是辱骂。除去古龙香水的气味，他闻起来像匹马。

多年以后，尤塔仍然记得他说的那几个词——基里尔、帕维尔、阿法纳西、瓦伦汀——她认定那是阵亡士兵的名字。不过，也许她错了。

俄国人离开前，那个最年轻的士兵对着天花板放了两枪，石灰如雨般落在尤塔身上，在震耳欲聋的回声里，她听见军官扣好皮带走出去，听见旁边地板上的苏珊不是哽咽地哭泣而是平静地喘息。三个男人走上街道，埃莱娜夫人拉上滑雪服的拉锁，光着脚，右手搓着左臂，仿佛要温暖这一小块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