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纳用全部积蓄买了火车票。这个午后足够晴朗，但是柏林似乎不愿意接受阳光的照耀，建筑物比他几个月前来的时候更阴沉、污秽。也许是看它们的眼睛不一样了。

维尔纳没有直接按门铃，他围着小区转了三圈。公寓的窗户毫无例外的漆黑一片，他不知道是没开灯还是停电了。每次经过那个堆满裸体模特的小店的时候，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把它们看成被吊起来的尸体，尽管他知道那是光线惹的祸。

终于，他按响了2号的门铃。没有匆匆的脚步声。后来他从名牌上发现他们已经不住在2号。他们的名字在5号。

他按5号的门铃。里面有了回音。

电梯坏了，他只好爬楼梯。

门开了。范妮。柔和的面孔，松弛的皮肤。她看了他一眼，万般无奈的眼神；弗雷德里克的母亲穿着运动服从旁边的房间快步走出来。“怎么了？哦，维尔纳——”

她愣愣地站住。房间里的摆设井然有序，有些东西罩着厚厚的毛毯。她会责备他吗？她认为他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吗？也许是的？不过很快，她回过神来，亲吻他的双颊，她的下嘴唇有些轻微地颤抖。好像他的到来为她拨开了云雾。

“他不会认出你的。不要试图帮他回忆，那会让他伤心。但是你来了，我猜是有原因的。可是我正准备出去，很抱歉不能陪你。带他进去吧，范妮。”

女仆领他走进一间大画室，奢华的石膏吊顶，典雅的浅蓝色墙壁。墙上没有挂画，架子上没有摆件，地上放着敞开的纸盒子。弗雷德里克坐在屋子里面一张铺着玻璃板的桌子旁，他和桌子都显得格外渺小。他的头发拢向一侧，宽松的棉布衬衫衣领歪斜，掉下肩膀。他没有抬眼看他的客人。

他戴着旧的黑框眼镜，胡子和餐具垫上还沾着粥，桌子上有一把勺，显然刚才有人在给他喂饭。他的餐具垫是羊毛的，上面画着穿木屐的小孩，粉红的脸蛋，神采飞扬。维尔纳不敢再看。

范妮弯腰，又喂了弗雷德里克三勺粥，然后给他擦下巴、收餐具垫、推开一个转门，肯定是进了厨房。维尔纳两手交叉垂在腰带前，站着。

一年多了。维尔纳注意到弗雷德里克该刮胡子了。或者，有人该给他刮胡子了。

“嘿，弗雷德里克。”

弗雷德里克转头看向维尔纳，他的脏眼镜滑到鼻子下面。

“我是维尔纳。你母亲说你可能忘了？我是你学校的朋友。”

弗雷德里克好像不是在看维尔纳。桌上有一沓纸，最上面一张画着一个突兀的大尖顶，手法笨拙。

“是你画的？”维尔纳举起那一张。下面一张是尖顶，再下一张还是，一共有三十或四十个尖顶，一张纸一个尖顶，都是粗重的笔道。弗雷德里克低下头，下巴抵在胸口：他也许是在点头。维尔纳环顾四周，一个行李箱、一箱亚麻制品、淡蓝的墙壁和亮白的护板。太阳的余晖透过法式高窗给房间镀上一层银色的光。五层就是比二层好——高挑的屋顶可以打孔、刷粉，极尽装饰：水果、鲜花、香蕉叶。

弗雷德里克的嘴唇撅着露出上牙，一串口水悬在下巴上，掉在纸上。维尔纳实在扛不住了，哪怕多一秒也不行，他叫来女佣。范妮在转门那边探出头。他问：“那本书在哪儿？有鸟的那本？带金封套的？”

“我们好像没有那样的书。”

“不对，有——”

范妮摩挲着围裙，摇头。

维尔纳打开箱子往里看。“肯定在这附近。”

弗雷德里克开始在另一张白纸上画新的尖顶。

“也许在这里？”

维尔纳正准备打开一个柳条箱，站在旁边的范妮猛地拽住他的手。“我觉得，”她重复了一遍，“我们没有那样的书。”

维尔纳感觉浑身不自在。窗外菩提树影婆娑。夜色降临。两个街区外楼顶上的广告牌没有亮灯，但是依稀可见上面写着：柏林都抽Juno烟！

范妮已经退回到厨房。

维尔纳注视着正在创作另一个拙劣尖顶的弗雷德里克，铅笔固定在他的拳头里。

“我要离开舒尔普福塔了，弗雷德里克。他们派我上前线。”

弗雷德里克抬起铅笔，端详了一会儿，继续画画。

“不到一周了。”

弗雷德里克的嘴像嚼空气似的动个不停。“你看起来很漂亮。”他说。他没有直视维尔纳，他的发音更像呻吟，“你看起来很漂亮，非常漂亮，妈妈。”

“我不是你妈妈。”维尔纳有些郁闷和烦躁，小声说，“好吧。来吧。”弗雷德里克完全没有虚伪的表情。女佣在厨房偷听。没有其他的声响，没有车流声、没有火车、飞机、收音机，也没有电梯里施瓦岑贝格夫人幽灵般的声音。没有煽情没有歌声没有标语没有乐队没有号角没有父亲母亲没有校长滚圆的手指划过后背。这座城市好像完全呆滞了，虽然人人都在倾听，等待有人犯错。

维尔纳盯着蓝墙，想着那些美国的鸟——黄顶夜鹭、黄腹地莺、猩红比蓝雀，一只接一只美丽的鸟，而弗雷德里克的目光仍然空空如也，像两潭死水，维尔纳不忍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