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肖邦死于1849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法语维基页面上就是这么写的：aux petites heures de la nuit ）。围绕在病榻边的是肖邦的几位密友，还有他的姐姐路德维卡——正是她一直照料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陪在床边的还有一位神甫，亚历山大·耶洛维茨奇，令他震惊的是每一次呼吸的拖延不绝，是一个人彻底被毁的身体竟是那样安静地、纯粹动物式地死去；他先是在楼梯井里晕倒，而后在他并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叛逆心的怂恿下，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虚构出了音乐大师之死的场面——他所以为的更好的版本。别的暂且不提，只说他书中提到弗雷德里克·肖邦的遗言：“我已在世间所有幸福的源头了”——显然是弥天大谎，哪怕是足够感人、足够美好的。事实是这样的：根据路德维卡的记忆，她弟弟什么都没说；实际上，他有好几个小时不省人事。去世前，真正从他口中流出的只有一道又黑又稠的鲜血。
现在，路德维卡坐在公共马车里赶路，她筋疲力尽，浑身冰冷。快到莱比锡了。这年冬天特别湿冷，阴沉沉的云团自西向东正在涌来，应该是要下雪了。葬礼过去已有几个月了，但在波兰还有一场葬礼等着她。弗雷德里克·肖邦生前一直重申，他想被葬在家乡，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就快死了，所以早就精心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事。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葬礼。
肖邦刚死，索朗热的丈夫就来了。他来得那么快，简直像是穿好大衣、套好靴子在家坐等已久，一有人敲门就动身赶来了。他还带来了装在皮包里的一整套装备。他用油脂涂遍死者那只已无生气的手，再带着尊崇感、很小心地把那只手搁在一只小木槽架上，再倒上石膏。然后，在路德维卡的协助下，他还做了一副死者的面具——他们必须赶在死者面部的线条过分僵硬之前完成这项工作，赶在死亡彻底介入之前，因为死亡会让所有人的脸孔变得相似。
悄无声息、有条不紊地，弗雷德里克·肖邦的第二个遗愿也达成了。
他死后第二天，波托斯卡伯爵夫人推荐的一位医生做出明确的要求：脱去死者上半身的衣服，再在赤裸的肋骨下垫上一抱量的床单布；然后，他用手术刀顺畅地切开了死者的胸腔，只用了一刀。身在现场的路德维卡觉得那具遗体颤抖起来，甚至还像是吐出了一声长叹。后来，浸满了血块的床单布都快成黑色的了，她才转过身去，面壁而立。
医生在水盆里涤净了心脏，让路德维卡惊讶的是：那颗心是那么大，形状难以形容，而且没有颜色。只能把它勉强硬塞进装满酒精的玻璃罐，所以，医生建议他们换只大一点的罐子。肌肉组织不能受到挤压，也不能贴在玻璃罐的内壁上。
现在，马车有规律的颠动令人昏昏欲睡，路德维卡打起了瞌睡；有位女士浮现在她对面的座位里，紧挨着她的旅伴安妮艾拉，穿着一身灰蒙蒙的丧服长裙，俨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寡妇装，胸前挂着一条很招摇的十字架；路德维卡不认识她，但也可能很久以前在波兰时就认识了。她的脸很浮肿，在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中显得惨无人色；她戴着磨花了的灰色手套，捧着一只罐子。路德维卡在低吟中醒来，查看了自己篮子里的物品。安然无恙。帽子有点下滑，挡在前额了，所以她把帽子往后推正。她的脖子都僵硬了，便用法语骂了一声。安妮艾拉也醒来了，拉起窗帘。一望无际的冬景实在让人伤感。远处有些小村庄，但人迹都浸淫在湿漉漉的灰色中。路德维卡幻想自己在一张大桌子上爬行，像一只在魔鬼般的昆虫学家的虎视眈眈之下的小昆虫。她发起抖来，叫安妮艾拉拿只苹果给她。
“我们到哪儿了？”她朝窗外看，问道。
“再有几小时就到了。”安妮艾拉安慰道，把去年留下的发皱的老苹果递给旅伴。
葬礼定在马德莱娜教堂举行。她们安排好了弥撒，遗体在这期间陈列于旺多姆广场的公寓里，好让结伴而来的亲朋好友们凭吊致哀。虽然垂挂了窗帘，阳光还是能找到缝隙钻进来，嬉戏在紫色的紫鸢、蜜色的菊花这些暖色调的秋季鲜花间。屋里只有烛光，不可僭越的庄严之光，令鲜花的艳色显得更幽深、更滋润，也润泽了逝者的脸色，不像在日光直射下那么惨白。
他们最终发现，要达成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另一个遗愿——在他的葬礼上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有点困难。肖邦的朋友们动用了各种关系，想方设法找来了最出色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包括全欧洲最好的男低音演唱家：路易吉·拉布拉齐，非常风趣的意大利人，他想模仿谁就模仿谁，还能让所有人拍案叫绝。其实，在大家等待葬礼的那些夜里，他就模仿了一次肖邦，那场表演惟妙惟肖，引来哄堂大笑。老实说，在场的宾客真的不知道该不该笑——死者还未入土呢。还好，最后有人说了句公道话：这终究是证明了大家对肖邦的热爱与纪念。正是以这种方式，他会被世人长久怀念。每个人都会记住，弗雷德里克可以那样恶作剧，那样娴熟地模仿别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总之，事情被搞得很复杂。马德莱娜教堂不允许女性表演独唱——甚至在合唱团里也不行。反正不能有女人，这就是教堂的悠久传统。只有男人可以发声，再不济也得是阉伶（首席女高音，意大利女歌手格拉齐耶拉·帕尼尼曾以一言蔽之：在教堂看来，被阉割的男人也好过女人），可是在那个年代，1849年，他们要去哪儿找阉伶歌手呢？没有女高音和女低音，还怎么唱安魂曲？马德莱娜教堂的教区神甫对他们说，规矩就是铁板钉钉，哪怕是为了肖邦也不能改。
“遗体还要停放多久？挚爱的上帝啊，难道我们要去罗马讨个说法吗？”几近绝望的路德维卡急得哭诉。
因为那年的十月很温暖，他们只能把遗体送往阴寒的太平间。遗体上堆满了鲜花，几乎都看不到花下的尸身。躺在昏暗中的尸身憔悴又脆弱，没有心；胸腔已被缝合，留下了一排不算特别让人痛苦的针脚，已被雪白的衬衫完全遮住了。
与此同时，《安魂曲》的排练仍在进行中，有身份有地位的好友们仍在与神甫斡旋。最终达成了一致：女人——包括独唱歌手、合唱团歌手——都要站在厚重的黑帘后面，不能让来教堂的人们看到。除了格拉齐耶拉，没有别人抱怨，但大家都一致认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聊胜于无。
等待葬礼的期间，弗雷德里克的密友们每晚都到他姐姐家或乔治·桑家哀悼他。他们共进晚餐，聊些社交圈的新鲜逸事。那些日子过得特别平静，简直不可思议，好像没有被纳入普通的日历。
格拉齐耶拉身材娇俏，肤色很深，一头狂放的卷发。她是德尔菲娜·波托斯卡伯爵夫人的朋友，她们两人都数次拜访过路德维卡。格拉齐耶拉会一边啜饮利口酒，一边嘲讽男中音和指挥家，但谈及自己时总是开心地不吝美词。艺术家都这样。她走起路来拖着一条腿，因为去年在维也纳的街头群殴中被无辜伤及。示威的人群掀翻了她乘坐的马车，显然料定坐在车里的是豪门贵族，却没猜到其实是个女演员。偏爱豪华马车和高雅的厕所，这可以说是格拉齐耶拉的软肋，大概是因为她生于意大利伦巴第的工匠人家。
“女演员就不能坐豪华马车出行吗？凭一己之力功成名就了，难道还不允许我找点小乐子？这有错吗？”她讲起话来带有明显的意大利口音，所以听起来像是稍微有点结巴。
格拉齐耶拉的霉运只在于她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那群示威者胸怀革命豪情，但不敢去攻击帝王的皇宫，因为那儿守卫森严，他们便转而洗劫帝王将相们的收藏品。格拉齐耶拉看到他们把所有在人民看来能够代表贵族阶层的堕落、奢华和残酷的东西拖出来示众。暴怒的示威者把一把把扶手椅扔出窗户，扯破沙发坐垫，扯下造价高昂的护墙板。随着震耳欲聋的锐响，他们砸烂了一面面美丽的水晶镜。他们也毁了装有考古珍品的玻璃柜，把化石随意扔在人行道上，然后砸烂玻璃面板。眨眼间，他们又把半宝石哄抢一空。接着，他们瞄上了人体骨架和动物标本。为示威者代言的一些人呼吁，所有被填充的人体标本和木乃伊都该得到体面的基督教葬礼，最起码的，这些充分证明当局肆意篡夺人体的实证也该被销毁。人们堆起了巨大的火堆，把他们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烧掉了。
她的马车刚好就停在这么倒霉的地方，裙撑里的金属丝划伤了她的腿，显然伤到了神经，因为留下的跛足感觉是僵死的。重述这起戏剧性的事故时，她拉起裙摆，让其他女士们看看她的腿：用连着鲸须的皮筒固定着，鲸须本身就是支撑裙摆的环箍。
“这就是克里诺林裙撑的好处。”女歌手说道。
在葬礼弥撒中，这位女歌手的歌喉和仪态备受称赞。让路德维卡心生一计的，也正是这位女歌手的动作：抬起钟形裙摆，露出沿着鲸须和撑骨精妙铺排出的圆罩下秘不示人的内容。
数千人出席了葬礼。为了这场告别仪式，人们不得不让马车改道。这场葬礼让整个巴黎城暂停了作息。经过勤勉排练的合唱团唱出《进堂咏》时，歌声直抵教堂的穹顶，众人都忍不住落下泪来。这一段是女高音独唱，配合合唱团的伴唱，这种组合气势非凡，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打动，但路德维卡已感受不到更多悲伤，她的泪早已哭完了——但她感受到了愤怒，因为——这是何等凄惨可悲的世界啊，你竟英年早逝，你该葬身何处？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死去？她用手帕遮住双眼，但并不是在抹泪，只想尽力克制，遮住眼睛，因为眼里没有泪，只有火。
号角响彻四方，
墓穴中的已死众生，
都将被迫走向主的台前。
男低音的唱段开始了，路易吉·拉布拉齐的歌喉是那么热切，那么哀怨，抚慰了她的愤怒。接着，男高音切入，再是帘幕后传来的女中音：
受造的都要复活。
答复主的审讯，
死亡和万象都要惊惶失措。
展开记录功过的簿册，
罪无巨细，无一或遗，
举世人类都将据此审判。
当审判者坐定后，
一切隐秘都将暴露，
无一罪行可逃遣罚。
最后一段，她终于听到了格拉齐耶拉的高音，如烟花般骤升，精纯曼妙，也如她揭示瘸腿的姿态，曝露赤裸裸的真相。格拉齐耶拉唱得最好，音色清澈，只是稍稍被幕帘遮拦得含糊了一点；路德维卡遥想着这个娇小的意大利女孩紧绷的身体，扬起的头，专注的神情，脖子上的青筋微凸——路德维卡在彩排时见过她这样——就这样引吭高歌，用她水晶般剔透的非凡声音唱出每一句歌词，吐字珠圆玉润，哪怕有厚重的幕帘阻隔，哪怕她有一条残腿，依然以整个该诅咒的世界之名向地狱唱出：
可怜的我，
那时将说什么呢？
还有半小时左右就要到波兹南大公国的国境线了，公共马车停靠在小旅店。旅行者们可以在此梳洗一番，吃顿简餐：一点冷冰冰的烤肉饼，面包和水果；然后，他们就要继续赶路，和别的长途跋涉者一样，消失在路边的丛林深处。盛放的毛茛花让她们欢喜了一会儿，接着，路德维卡从篮子里取出了装有棕褐色人体肌肉的大玻璃罐，塞进了一只精心缝制的皮口袋。安妮艾拉细致地把皮带紧紧扎在裙撑的支架上，与耻骨的位置持平。把裙摆放下来后，外人根本看不出来裙子下面藏有这样珍贵的东西。路德维卡来回走了几步，用裙子把自己的下半身遮盖好，然后走回了马车。
“我这样可走不远。”她对旅伴说道，“它总在我腿间撞来撞去。”
但她也不需要走很远。她回到自己的座位，坐得笔挺，也许有点僵硬，但也很正常——她是个贵妇嘛，是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姐姐。她是波兰人。
国境线上的普鲁士宪兵要求乘客们全部下车，一丝不苟地检查随身物品，确保这些女人没有携带任何可能煽动荒唐的波兰独立运动的可疑物品进入波兰王国，当然，他们什么都没发现。
过了边境，进入卡利什后，有一辆从首都派来的马车正在等候她们，随行的还有几位朋友。朋友，也是这场悲伤的仪式的见证人。他们戴着高高的礼帽，穿着燕尾服，站成了一道人墙，他们的脸色都很苍白，也都很哀戚，每当有包裹从马车上卸下来，他们都虔敬地注视着。但是，路德维卡决意让这件事成为秘密，她巧妙地暂离众人的视线，在安妮艾拉的帮助下，从暖烘烘的裙底解下了那只罐子。安妮艾拉在蕾丝花边里一通摸索，把罐子安全地撤了出来，俨如把新生儿递给母亲那样递给了路德维拉。接着，路德维拉泪如泉涌。
在好几辆马车的护送下，肖邦的心终于回到了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