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二人回到旅馆的时候，丽兹告诉他俩她明天就离开！他俩听了并不吃惊，好像早有准备。丽兹搞到的机票航班要从美国图森起飞。尽管她再三表示不用送行，而是自己坐出租车走，他俩还是决定送她去飞机场。当天夜里，三人聊得很晚。他俩给丽兹讲述了访问马戏团的经过；他俩肯定地说，假如一切照旧，过不了三天也要离开。随后，丽兹睡觉去了。在她走前，曼努埃尔建议三人一起度过在圣特莱莎的最后一夜。丽兹不明白他的建议，说只有她走啊，你俩还要继续在这座城市过上好几个夜晚呢！

曼努埃尔说：“我是说三人在一起。”

“一起上床吗？”丽兹问。

“对，上床！”

“这主意不好。我要自己睡觉。”丽兹说。

于是，他俩送她到电梯门口，然后回到酒吧，要了两杯血腥玛丽。在等酒的时候，二人默默无语。

酒吧招待把酒送来以后，曼努埃尔后悔地说：“我真不该瞎说！”

“我看也是。”让－克劳德说。

又沉默了片刻后，曼努埃尔问：“你发现没有？这次旅行咱俩才跟她上了一次床。”

“我当然发现了！”让－克劳德回答说。

曼努埃尔追问：“谁的错呢？怪她还是怪咱俩？”

让－克劳德说：“不知道。说实话，这几天我没心思做爱。你呢？”

“我也是。”曼努埃尔说。

二人又沉默起来。

过了一会儿让－克劳德说：“我估计她心情也一样。”

三人一大早就离开了圣特莱莎。行前，他们给阿玛尔菲塔诺打了电话，告诉他要去美国，可能一整天都要在外面。到了边境线，美国海关警察要看看轿车的一些证明文件，随后就放行了。遵照旅馆服务员的指示，三人开上了一条土路；在一段时间里，三人穿行在峡谷和森林中间，好像一头钻进了一片拥有自我生态体系的圆丘里。片刻间，他们以为无法准时赶到飞机场了，甚至以为永远走不出这个圆丘了。但，这条土路到了索诺依塔就结束了。从那里，他们开上了83号公路，然后上10号州际公路，最后直达图森。在机场，三人还有时间喝咖啡，谈谈回到欧洲后重逢时能做些什么。后来，丽兹不得不登机了；半小时后，她乘坐的飞机飞向纽约，从那里换乘另外的航班，把她送往伦敦。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返回墨西哥时，开上了通往诺加莱斯的19号州际公路；经过里科河后，稍稍走了一点弯路，然后沿着亚利桑那一侧接近边境，最后到达罗歇尔回到墨西哥。二人又渴又饿，但没在任何村庄停车。下午五点，回到旅馆，淋浴后，下楼吃了一个三明治，给阿玛尔菲塔诺打电话。这位智利教授嘱咐他俩别离开旅馆，他马上就坐出租车，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到那儿。他俩说我们不急。

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来说，从此后，现实生活如同纸制布景一样被扯破了；背景倒地后，露出了后面的东西：一片烟雾弥漫的景色，好像有人，也许是天使吧，正在给大批看不见的人群烧烤羊肉。二人不再早起，不再跟美国游客一道在旅馆吃午饭，而是搬到市中心去了，选择了黑糊糊的馆子吃早饭（啤酒和辣椒烩玉米）；选择了有大窗户的地方吃午饭，那儿服务员用白粉笔在玻璃上写下菜单。晚饭随便在什么地方就解决了。

他俩接受了校长的建议，分别做了关于法国当代文学和西班牙当代文学的讲座，这与其说是讲座，不如说是“开屠宰场”，至少这两次讲座有能力让听众震撼；这些听众大部分是看动漫杂志长大的年轻人。后来，为教师们，二人联袂开设了关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专题课。他俩的状态不像屠夫，更像卖牛羊下水的；但专题课一开始有某种难以辨别的内容，在追忆什么，虽然是静悄悄的，但绝非偶遇，克制住了心中的冲动，因为听众里，不算阿玛尔菲塔诺，还有三位阿琴波尔迪的读者，这让他俩激动得流下眼泪。三人中，有一位会法语，甚至还带来一本让－克劳德的译著。因此，奇迹是可能的。网上购书行之有效。文化虽说在消失，也有过失，但依然存在，依然处于不断地改造中；这印象他俩很快有所证实：报告一结束，阿琴波尔迪的年轻读者在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地坚决要求下，一起前往大学迎宾室；那里举行了欢迎杰出学者的宴会，或说酒会，或是小酒会，或者就是一个欢迎仪式；会上，由于没有更好的话题，大家就说起了德国人善于写作，说起巴黎大学或者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历史影响力；让两位评论家吃惊的是，与会者中间有两位老师曾经在上述两所大学学习过（一位在讲授罗马法，另外一位在讲授20世纪刑法）。后来，系主任盖拉和校长办公室女秘书给他俩每人一张现金支票；再后来，他俩利用一位老师夫人突然昏倒造成的混乱局面，悄悄溜走了。

阿玛尔菲塔诺和三位大学生陪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上街。阿玛尔菲塔诺虽然讨厌这类应酬，但不得不忍受。三位大学生是阿琴波尔迪的读者。六人先去市中心吃晚饭，随后去那条无人入睡的大街兜风。那辆租赁来的轿车虽然很大，六个人还是很挤，人行道上的人们好奇地望着他们，如同他们好奇地望着街上的人们一样；最后人们看到了阿玛尔菲塔诺和那三位挤在后排座上的大学生，方才迅速掉转视线。

六人钻进了其中一个小伙子熟悉的酒吧。房子很大，尽头通向有树木的院子，还有一处斗鸡场。那小伙子说，他父亲有一次带他来过这里。六人谈起政治。曼努埃尔把小伙子们说的话翻译给让－克劳德。三人都不超过二十岁，个个健康，有朝气，愿意学习。那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却表现相反，让人觉得空前的疲惫不堪。让－克劳德小声问他：出什么事了吗？阿玛尔菲塔诺摇摇头说，没事，没事。可是两位评论家回到旅馆后，议论道阿玛尔菲塔诺的情绪有沮丧的苗头，要么就是神经极度紧张，因为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还不停地喝酒，整个晚上几乎没有开口。

第二天，曼努埃尔起床后，发现让－克劳德坐在旅馆花园里，身穿睡衣，脚踏皮凉鞋，正在阅读圣特莱莎本市的日报，手里拿着《西班牙语—法语词典》，很可能就是那天买的。

曼努埃尔问他：“咱们去市中心吃早饭吧？”

让－克劳德回答说：“不去。不能再吃喝了，胃口坏了。我想了解下城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于是，曼努埃尔回想起昨天夜里，有个小伙子给他们讲的妇女被害的事情。他只记得那小伙子说，被害的妇女有两百多人；那小伙子不得不重复说了两三次：两百多人，两百多人，两百多人！无论他还是让－克劳德都无法相信这个数字。虽然曼努埃尔不相信，但他想：这是夸张罢了。你看见了一个美丽的东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比如，有人给你讲了爱尔兰多么美丽……自然之美……人们在温泉、间歇泉里洗澡，实际上，你早就在照片上见过，可是你仍然会说真难以相信……哪怕实际上你已经相信了……夸张是一种有礼貌地表示惊奇的方式……你这是帮助对方说话：对啊，对啊……于是，你就说：真不可思议。起初，你是不能相信，后来你就觉得不可思议了。

昨天夜里，那个健康、强壮、纯洁的小伙子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他俩，有两百多妇女被杀害了！随后，他和让－克劳德说的可能就是这个：真不可思议！曼努埃尔想：可事情发生的期限很短啊。从1993年或者1994年到现在……有可能被害人的数字更多。可能是两百五十人，或者三百人。小伙子用法语说，无法知道确切的数字。小伙子读过一本由让－克劳德翻译的阿琴波尔迪的作品，是通过网上书店的优质服务买到的。曼努埃尔想，他说的法语不地道。可有人说得不好，甚至开不了口，但能阅读。不管怎么说吧，很多妇女被杀害了。

让－克劳德问：“凶手呢？”

一个小伙子说：“很久以前就有人被捕，可杀害妇女的事件还是在继续发生。”

曼努埃尔回想起阿玛尔菲塔诺一直沉默不语，好像心不在焉，可能烂醉如泥了。旁边一张餐桌周围坐着三人，时不时地瞅瞅他们，好像对他们的谈话内容感兴趣。曼努埃尔想，还能回忆起什么？有个小伙子说到了杀手造成的影响。有人说到什么模仿犯效应。有人提起艾伯特·凯瑟勒这个名字。后来，曼努埃尔忍不住起身，去卫生间呕吐起来。与此同时，他听见外面可能有人在洗手、洗脸，对着镜子打扮，那人对他说：“伙计，吐出来就好了。”

曼努埃尔想，这话让我放松多了；但是，这话意味着那时我感觉不安，是因为紧张吗？他离开卫生间的时候，外面已经没人了，只有从酒吧传来的轻微的音乐声，还有下面水管里传来的痉挛般的声音。他纳闷：是谁把我们送回旅馆的呢？

他问让－克劳德：“回旅馆的时候，是谁开的车？”

“是你呀。”让－克劳德说。

那天，曼努埃尔让他的法国朋友独自在旅馆看报纸，自己上街去了。虽说吃早饭是晚了一点，他还是进了阿里斯佩大街上一家从未去过的酒吧；他要点能恢复肠胃功能的东西。

“先生，这东西对恢复酒后不舒服最好不过了。”酒吧服务员对他说，一面拿出一杯凉啤酒。

从酒吧后面传来油炸食品的声音。曼努埃尔要了些吃的东西。

“先生，来点奶酪饼，行吗？”

“行。要一块。”

服务员耸耸肩。酒吧空空荡荡，可是不像他经常上午光顾的酒吧那样昏暗。洗手间的门开了，出来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曼努埃尔眼睛疼痛，开始有眩晕感，像上次一样；但是，大高个子让他吃了一惊。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孔，也猜不出那人的年龄。可是，那高个子在窗户旁边坐下来，一道黄绿的光线照到了他脸上。

曼努埃尔明白那人不可能是阿琴波尔迪。那人像进城的农夫或者牧民。服务员给那人送来一份奶酪饼。那人用手去拿，被饼烫了一下，于是要了一张餐巾纸。后来，他对服务员说再要三份。曼努埃尔出了酒吧，向手工艺品市场走去。一些商人正在收拾货物，收起折叠桌。吃饭的时候到了。市场里只有寥寥几人。起初，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那个出售地毯的姑娘的摊位。市场周围的街道非常肮脏、杂乱，好像市场不卖工艺品，而是销售快餐、水果和蔬菜。他看见那姑娘的时候，她正在忙着卷起地毯，把地毯的两端捆紧。她把最小的手工编织地毯放入一个长方形的大纸箱内。她的表情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实际上远在万里之外。曼努埃尔走近摊位，摸摸地毯。他问姑娘是不是还记得他。姑娘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示，抬起头，看看他，说记得，表情自然，让他一笑。

曼努埃尔问她：“我是谁？”

姑娘说：“一个买过我地毯的西班牙人。咱俩说过话。”

让－克劳德弄清楚了报纸的内容之后，很想淋浴，洗去皮肤上的脏东西。他看见阿玛尔菲塔诺从远处走来。阿玛尔菲塔诺进了旅馆，跟服务员说话。随后，他来到花坛，先轻轻举手打个招呼。让－克劳德起身，对阿玛尔菲塔诺说想喝点什么随意要，他请客。他得洗澡去。走之前，他注意到阿玛尔菲塔诺眼圈黑红，好像还没睡过觉。穿过大堂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走进酒吧旁边的小厅，打开了旅馆为客人准备的电脑。在检查电子邮箱时，发现丽兹寄来的一封长信，上面写了她突然离去的真正原因。他读信的感觉，好像自己还在醉态中。他想起昨天晚上那几位年轻的学生、阿琴波尔迪的读者，真希望像他们一样年轻、健康、纯洁，真希望与其中某一位交换生命啊。他想，这样的愿望说明自己心力交瘁了。后来，他走到电梯，按动按钮；接着，跟一位正在阅读墨西哥报纸的美国老太太（有七十多岁）上了电梯，他发现老太太手中的报纸跟他早晨看过的一模一样。走进房间，他一面脱衣服，一面盘算着如何对曼努埃尔讲述丽兹的信。说不定曼努埃尔信箱里也有丽兹的信等他呢。他想：怎么办呢？

浴缸的“破嘴巴”依然如故，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了好大工夫，任凭温水在身上流淌。他想：怎么做才合情合理呢？最合情合理的就是回去后尽量推迟做结论的时间。肥皂水进了眼里，他脑袋才偏离浴缸，闭上眼睛，让水流冲洗面部。他想，我不像想像中的那么悲伤。他想，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随后，他关闭水龙头，擦干全身，穿好衣服，下楼找阿玛尔菲塔诺去了。

让－克劳德陪着曼努埃尔去看电子邮箱。他站在曼努埃尔身后，直到确信肯定有一封丽兹的来信。等到他证实邮件的内容跟写给他的一样，便坐到一把扶手椅上去了，距离电脑不远，开始翻阅一本旅游杂志。他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曼努埃尔。后者不像是准备离开座位的样子。他真想给曼努埃尔后背和脑勺来一巴掌，但他最终决定不动为好。等到曼努埃尔回头看他时，他才说他也收到丽兹一封信。

“我不信。”曼努埃尔说道，声音如丝线。

让－克劳德把杂志放在玻璃桌上，靠近电脑，快速浏览了一下丽兹的信。接着，也不坐下，用一个指头敲打键盘，寻找自己的邮件，选出丽兹给他的信让曼努埃尔看。他用非常温和的口气请求曼努埃尔阅读。曼努埃尔再次面对屏幕，把丽兹给让－克劳德的信看了几遍。

“几乎一样。”曼努埃尔说。

“那有什么关系。”法国人说。

曼努埃尔说：“她至少可以来点柔情嘛。”

“在眼下这种情况，报告一下就是柔情啦。”让－克劳德说。

等他俩走进旅馆花坛里，几乎没人。一名身穿西装、黑裤的服务员正在收拾餐桌上的杯子和瓶子。花坛一端，靠近栏杆的地方，一对年龄不超过三十岁的男女正在望着墨绿色的安静街道，二人手牵手。曼努埃尔问让－克劳德他在想什么。

让－克劳德说：“当然是想她。”

让－克劳德还说，奇怪的是，或者说总是有点怪怪的感觉，他俩留在这座城市里、这家旅馆里，而丽兹却最后决定走了。曼努埃尔瞅了他好久，然后表情不屑地说，这话让人恶心。

次日，曼努埃尔再次前往手工艺品市场，问那姑娘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利百加。曼努埃尔笑了，因为他心里想，这个名字恰如其分。他在那里待了三小时，站着，跟利百加说话。与此同时，过来过去的游客和好奇的人们懒洋洋地看看货物，好像有谁强迫他们这样看似的。有两次机会，客人来到利百加的摊位前，但什么也没买就走了。这让曼努埃尔感到难堪，因为他觉得姑娘买卖不好与他固执地站在摊位前有关系。为了挽回姑娘的损失，他决定买下估计那些客人可能会购买的货物。他买下一块大地毯、两块小地毯、一块彩色披肩（绿色为主）、一块披肩（红色为主）以及一个用同样毛料和图案制成的背袋。利百加问他，是不是很快要回国了？曼努埃尔笑着说，不知道。后来，姑娘叫来一个男孩，把曼努埃尔买的东西让男孩背上，陪曼努埃尔走到停车位。

利百加呼喊孩子（他突然而至，或者从人群里钻出来，反正是一回事）的声音、口气以及口气里的平静与权威性，让曼努埃尔感到震动。当他走在男孩身后的时候，发现大部分商贩在收拾货物。走到轿车后备厢时，二人合作把地毯放了进去。曼努埃尔问男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利百加干活的。男孩说，她是我姐姐。曼努埃尔想，可是一点也不像！接着，他仔细看看男孩：个子太矮，但看上去很结实。他给了男孩一张十美金的钞票。

等他回到旅馆时，看见让－克劳德正在花坛里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他问是什么书，让－克劳德笑着回答道是《圣托马斯》。

“这书你看了多少遍了？”

“不计其数。可这是我看的次数最少的作品了。”

曼努埃尔心里说，我也一样，我也一样啊。

虽说是两封电子邮件，不如说就是一封，尽管小有变化，是面对同一处悬崖的急转弯。丽兹在邮件里说，圣特莱莎这座可怕的城市，让她思念。这是狭义的思念，多年来第一次使用。也就是说，此前她已经考虑一些实际、现实、讲实效的事了；也开始思念家乡了。她想家，想朋友，想工作；几乎同时想念家庭或者工作场景，想念朋友们举杯的情景，为谁干杯呢？也许为她，也许为某个她已经忘记的人。这个国家真是不可思议（这里她离题了，但只是在给曼努埃尔的信中才有，好像让－克劳德不能理解这句话，或者好像她事先知道了他俩会拿出各自的信件加以比较），一位文化界的名人、一位人们都以为很高雅的人、一位登上政府高层的作家，竟然有绰号，而且自然而然，说是“蠢猪”，而此事即绰号或曰绰号的残忍特征或曰绰号的任人评说，都与多年来在圣特莱莎不断发生的犯罪事件有关系。

丽兹说，我小时候喜欢上一个男孩。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但就是喜欢。那时，我八岁，他也八岁，名叫詹姆士·克劳福德。我估计那是个非常胆小的孩子。他只跟别的男孩说话，避免接触女孩。他头发黝黑，眼珠是栗色的。他总是穿短裤，甚至别的孩子已经穿上长裤了，他依然如故。不久前，我回想起第一次跟他说话的情景：我不叫他詹姆士，而是吉米。没人这样叫他。只有我例外。我俩都是八岁。他的表情非常严肃。是什么原因我跟他说话的？我想是他把什么东西忘记在书桌上了吧，也许是橡皮，也许是铅笔，这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当时对他说：吉米，你忘记拿橡皮了。对，我记得我还笑了。对，我想起来了为什么我叫他吉米，而不是詹姆士或吉姆。是出于亲热。出于高兴。因为我喜欢吉米，我觉得他很漂亮。

次日，一大早，曼努埃尔去手工艺品市场转转，他心跳比平时要快。这时商贩和手艺人刚刚开始架设摊位，方石路面上还是干干净净的。利百加正在往一张折叠桌上摆放地毯，一看见他过来就笑了。有些商贩站在摊位旁边喝咖啡或者可乐，有人在摊位之间聊天。摊位后面，人行道上，老拱廊和一些店铺的遮阳棚下，一堆堆人挤在一起争论陶器的批发价格；陶器的批发销售在图森或者凤凰城是有保证的。曼努埃尔跟利百加打了招呼，帮助她整理最后几块地毯。随后，他问她是不是愿意跟他一起去吃早饭。姑娘回答说她不能去，因为已经在家里吃过了。曼努埃尔并不却步，问她弟弟在哪里。

“上学去了。”利百加说。

“谁帮助你把这么多货物运过来的？”

“我妈。”利百加说。

曼努埃尔安静了片刻，眼睛望着地面，不知道要不要再买一块地毯，或者干脆不说话走掉。

最后，他说：“我请你吃午饭吧。”

“好吧。”姑娘说道。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的时候，发现让－克劳德正在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从远处望过去，让－克劳德的面部，实际上，不仅是面部，而且是全身都显露出一种宁静的神情，让他好羡慕。等走到让－克劳德跟前的时候，他看见那部作品不是《圣托马斯》，而是《女盲人》。他问让－克劳德是不是有耐心能重新从头看到尾。让－克劳德抬起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说阿琴波尔迪贴近痛苦和耻辱的方式令人吃惊，或者说不断地让他吃惊。

曼努埃尔说：“用微妙的方式。”

“对，用微妙的方式。”让－克劳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