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克劳德·贝耶迪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是在1980年圣诞节，在巴黎，他正在大学攻读德国文学，时年十九岁。读的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达松法尔》。那时年轻的让－克劳德·贝耶迪还不知道《达松法尔》是三部曲之一（另外一部是英国题材的《花园》，还有波兰题材的《皮面具》，《达松法尔》则是法国题材）。但是，这一无知，或曰知识空白，或者阅读疏漏，可以归咎于年少，可这并未丝毫减弱《达松法尔》在他心中产生的惊奇与敬佩。
让－克劳德·贝耶迪从1980年圣诞节那天起（或者说从阅读完《达松法尔》那天深夜起），就变成了一位热情的本诺迷并且开始了寻找本诺其他著作的朝圣之旅。这任务可不容易完成。在20世纪80年代，即使是在巴黎，要设法弄到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也绝非易事。困难是各种各样的。在他念书的大学德国文学教研室图书室里，关于阿琴波尔迪其人，没有任何资料。让－克劳德的老师们从未听说过什么本诺。有个老师告诉让－克劳德：他对这个名字有所耳闻。十分钟后，让－克劳德才愤怒地（或者吃惊地）发现：老师耳闻的这个人是意大利画家，而对这位画家，这位老师也无知到了傲慢的程度。
让－克劳德给出版《达松法尔》的德国汉堡出版社写信，却一直没有回音。与此同时，他也跑遍了在巴黎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德语书店。阿琴波尔迪的名字在德国文学辞典里出现过；还在一本介绍普鲁士文学（比利时出版）的杂志上提到过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但让－克劳德始终不知道那提法是玩笑，还是认真。1981年，让－克劳德随同系里三位朋友前往德国巴维尔旅行，在那里，在慕尼黑乌拉姆斯大街的一家小书店买到了两本阿琴波尔迪的著作，一本是不到一百页的《米慈的宝物》和前面提到过的英国题材的《花园》。
阅读这两本书愈发加强了让－克劳德对阿琴波尔迪的看法。1983年，二十二岁的让－克劳德开始翻译《达松法尔》。谁也没要求他翻译。那时没有任何一家法国出版社对这个奇怪的德国名字感兴趣。让－克劳德开始翻译这本书的基本原因是他喜欢，因为他翻译《达松法尔》的时候感到愉快，虽说他也盘算着在研究阿琴波尔迪创作之前，提交一份成果作为论文，而且谁知道呢，将来也能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基础吧。
1984年，他完成了《达松法尔》的翻译定稿。一家巴黎出版社经过反反复复、犹犹豫豫、百般矛盾地审读之后，接受了译稿，出版了阿琴波尔迪的这部作品；出版社准备最多印刷不超过一千册。经过两次互相矛盾但态度积极，甚至过分积极的宣传介绍之后，三千册《达松法尔》一销而空，从此打开了第二、三、四次印刷的道路。
到了那个时候的让－克劳德·贝耶迪早已经读了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十五部著作，翻译了其中两部；几乎被文学界一致看成是整个法国研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头号专家了。
于是，让－克劳德才回忆起第一次阅读阿琴波尔迪著作的情景，才想起自己那时年轻、贫穷，居住在小房间，与十五个人共用刷牙、洗脸的盥洗室；那十五个人挤在黑暗的阁楼居住。让－克劳德大便的地方不是什么卫生间，是与那十五个人共用的臭茅坑。如今，那十五个人里有的已经拿着大学毕业文凭回各省去了，有的已迁居到巴黎某个较为舒适的地方去了；只有少数几个依然留在原地混日子，或者慢慢臭死。
同样，他还回想起自己节衣缩食的样子，埋头查阅德语辞典的样子：伴着一盏孤灯，消瘦，顽强，好像他整个是由骨头和肌肉组成的意志，没有脂肪，狂热地工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句话，是首都大学生的正常形象，但他心里有一种上瘾的东西、一种兴奋剂，让他想哭泣，如同19世纪一位荷兰拽文诗人说的，像一种打开激情和看上去像是自我怜悯，但又不是（那么是什么？是愤怒？或许吧）自我怜悯闸门的兴奋剂；这上瘾的东西让他想了又想，但不是用话语，而是通过痛苦的形象，回想他的青年学生时期；经过整整一夜，也许是无用的一夜，心里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第一次独立生活的时期总算结束了；二是，光明的前途已经展现在眼前，为了保证前途光明，他应该继续意志顽强，这是他对阁楼生活的惟一纪念。他觉得坚持顽强的意志继续工作是很困难的。
让－克劳德·贝耶迪1961年出生，到1986年已经是巴黎的德语教授了。皮埃罗·莫里尼1956年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小镇上，虽然他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是在1976年，也就是说，比让－克劳德早四年，但是翻译阿琴波尔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分叉的分叉》是1988年了，而且送到意大利各家书店时遗憾多于快乐。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在意大利的处境，与在法国大不相同。实际上，皮埃罗·莫里尼并非意大利第一个翻译阿琴波尔迪著作的人。另外，落到莫里尼手中的第一部阿琴波尔迪长篇小说是《皮面具》的意大利译本，译者是个什么克罗西莫，出版时间是1969年。继《皮面具》在意大利落户之后，1971年出版了《欧洲的河流》，1973年出版了《遗产》，1975年是《铁路之美》。但是，此前，1964年罗马一家出版社出版过阿琴波尔迪的短篇小说集，其中不乏战争故事，书名是《柏林渣滓》。因此或许可以说阿琴波尔迪在意大利并非完全鲜为人知，尽管也不能说他是成功作家、半成功作家、不大成功作家，而是成绩为零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躺在书店发霉的书架上无人问津，或者降价处理，或者被遗忘在出版社的仓库里等候切纸机裁处后化为纸浆。
莫里尼当然没有被阿琴波尔迪作品在意大利读者中的暗淡前景所吓退，译完《分叉的分叉》，他分别给米兰和巴勒莫的两家杂志撰写了两篇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一篇是研究《铁路之美》的命运问题，一篇是研究《忘川女》和《比特丘司》中的意识和过错的种种伪装。《忘川女》表面上看像情色小说。《比特丘司》篇幅不到一百页，在某种程度上像让－克劳德在慕尼黑小书店购买的《米慈的宝物》，主要情节是介绍阿尔贝特·比特丘司的生平遭遇，这个人物居住在贝尔纳州，是路策尔富鲁地区的牧师，写过布道文章，使用笔名“耶雷米亚·戈特黑尔夫”。两篇文章都发表了，莫里尼介绍阿琴波尔迪其人的说服力或者文章魅力清除了许多障碍，因此1991年莫里尼的第二部译著——《圣托马斯》，得以在意大利问世。那个时期，莫里尼在都灵大学讲授德国文学，此前医生们诊断出他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经历了这种奇怪而严重的意外，造成他此后终身坐着轮椅。
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是通过别的渠道接触阿琴波尔迪作品的。他比莫里尼和让－克劳德都年轻，在大学前几年没学德国文学，而是攻读西班牙语文学，在诸多伤心的原因中，有一条就是想当作家。关于德国文学，他只了解（皮毛而已）三位经典作家：荷尔德林，因为他十六岁时以为命运安排他写诗，于是把一切可以弄到手的诗歌作品统统阅读了一遍；歌德，因为在中学最后一年，一位幽默的老师建议他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认为他有可能找到知音；席勒，因为阅读过席勒一个剧本。后来，他常常阅读一位现代作家的作品——荣格尔 ［1］ ，主要原因是怕落伍，因为马德里的作家们（他表面上敬佩，骨子里十分仇恨）喋喋不休地总说荣格尔。因此可以这样说：曼努埃尔只了解一位德国作家，那就是荣格尔。起初，他觉得荣格尔的作品很出色，由于大部分荣格尔的作品已经翻译成了西班牙语，所以轻而易举找到了这些书并且一一读完。假如不这样轻而易举，或许他更高兴些。另外，他交往的人不单单是荣格尔的崇拜者，而且其中有些人是荣格尔的译者，这对曼努埃尔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他渴望见到的光辉是原作者的，而不是翻译家的。
岁月的流逝常常是悄悄的和残酷的，这带给曼努埃尔的是某些不幸：迫使他改变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很快发现迷恋荣格尔的圈子不像他想像的那样坚定地追随荣格尔，而是像一切文学圈子一样，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变化：不错，秋天是荣格尔派，但是到了冬天就突然变成了巴罗哈 ［2］ 派；到了春天成了奥尔特加 ［3］ 派；而到了夏天，则离开聚会的酒吧，上街高唱田园诗，纪念卡米洛·何塞·塞拉 ［4］ ，如果在上街活动中多些青春和狂欢的气氛，他或许还准备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一套，因为骨子里他还是爱国的嘛，但绝对不会像那些冒牌的荣格尔迷做严肃认真状。
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叙事学论文在圈子里的看法，意见之坏，让他有时，比如一次烛光晚会上，认真思考：那些人是否言谈话语之间并没请他参加活动的意思，而是要求他少来打搅，以后别再露面了。
还有更为严重的是，当荣格尔本人来到马德里时，小圈子为他安排参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 ［5］ ，这是文学大师突发奇想，非要看看这建筑群的景观，曼努埃尔打算加入陪同之列，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行，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好像这些冒牌的荣格尔迷认为他没有足够的成就可以做大师的陪同，或者好像他们担心曼努埃尔用年轻好胜的妙语连珠会让大家出丑；但正式给他的说法（可能一时出于怜悯）却是：他不会德语，因为凡是陪同荣格尔一道郊游的人们都会德语。
到此为止，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与西班牙荣格尔迷们的故事算是结束了。于是，开始了孤独的季节，雨季，有种种打算，有时互相矛盾，有时则不可能实现。那个季节的夜晚既不舒服，更不愉快；但是曼努埃尔发现有两件事在开始几天帮了他大忙：绝对不当小说家，一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青年勇士。
他还发现自己年轻气盛，怨天尤人，浑身充满了忧愤，只要可以减轻马德里这孤独、多雨和寒冷的分量，哪怕杀人都在所不惜。但是，他宁可把这一发现留在暗处，聚精会神地接受永远不当作家、给他刚发掘的价值观捞取种种好处。
于是，他就在大学继续攻读西班牙语文学，但是同时又选修了德语系的课程。每天睡上四五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全部投入到读书中去。在完成德语文学学位之前，他撰写了一篇论文，有二十页，论述维特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先后发表在马德里一家文学杂志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学报上。二十五岁，他已经拿到了这两种语言的学位。1990年，他获得德国文学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1991年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到那时，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已经是关于德国文学的国际大会和圆桌会上的常客了。他掌握德语的水平，不能说出色，但过关绰绰有余。他还能讲英语和法语。如同莫里尼和让－克劳德一样，曼努埃尔也有一份好工作和相当可观的收入，他的学生和同事都非常尊敬他（凡是能尊敬他的地方）。他没翻译过阿琴波尔迪以及任何德国作家的作品。
莫里尼、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三人除去都喜欢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三人都有钢铁意志，百折不挠。实际上，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但是这要等到后面再说。
丽兹·诺顿则相反，她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女强人，也就是说，她不制订什么中长期计划，也不发挥自己的能量去完成计划。她缺乏毅力。有痛苦就哭，有快乐就笑。她不能确定明确目标，不能坚持不懈地把行动贯彻始终。再说，也没什么目标足以让她动心或者喜欢到保证全面完成的地步。“达到目的”用到个人问题上时，她觉得这说法太小气了。她常常在“达到目的”中间加上“生活”二字，个别时候，再加上“幸福”。假如毅力与一项社会要求联系在一起，就像威廉·詹姆斯 ［6］ 认为的那样，那么去打仗比戒烟容易；而对丽兹而言，那她是个戒烟比去打仗容易的女性。
一次，在大学里，有人说“你是个戒烟比去打仗容易的女人”，她听了很高兴，但并没有因此就去阅读威廉·詹姆斯的著作，无论此前还是此后，总是始终不读罢了。她认为，读书直接与快感联系，而不是直接联系知识，或者费解的事情，或者话语的结构和迷宫。莫里尼、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则主张后者。
她发现阿琴波尔迪的过程是四人里最没有心理创伤或诗意的。1988年，她二十岁的时候，在柏林生活了三个月，其间，一位德国朋友借给她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她不熟悉。作者的名字让她感到奇怪，她问那位德国朋友：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德国作家却带着意大利的姓氏，而且带着一个“冯”的贵族头衔在前面！那位朋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说，可能是笔名吧。为了奇上加奇，他还补充说，在德国，男人名字用元音字母结尾也不寻常。女性名字是有的，但男性的确没有。那部长篇小说就是《女盲人》，她喜欢，但是还没到立刻跑到书店去购买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其他作品的程度。
五个月后，丽兹·诺顿已经回到英国，收到了那位德国朋友寄来的礼物。她一下子就猜中了是阿琴波尔迪别的长篇小说。她读了，很喜欢，在学院图书馆寻找这位有意大利姓氏的德国作家的作品。她找到了两部：一部是在柏林读过的《女盲人》；另外一部是《比特丘司》。读完《比特丘司》之后，她真的跑出门去了。在方格庭院里，天上在下雨，方形的天空像机器人苦笑的脸，或者像按照我们人类模样制造的上帝；在公园的草坪上，雨丝斜斜地落下，但是这同样也可以意味着雨丝斜斜地通天啊，随后斜线（雨滴）变成了圆圈（雨滴），被长着绿草的土地吞噬；绿草和土地似乎在说话，不，不是说话，而是争论，它们难懂的话语像是晶体化的蜘蛛网，或者像是晶体化的小小呕吐物，像是几乎听不见的吱吱声，好像那天下午丽兹喝的不是茶，而是仙人掌汁。
但真实情况是，丽兹仅仅喝了一杯茶，她感到不知所措，仿佛有声音在耳边重复一句话、可怕的话，随着她离开学院越远，雨丝打湿她灰色裙子、细腿和漂亮的脚踝和不多的地方，那句话变得越来越模糊，之所以打湿的地方不多，因为丽兹跑向公园之前并没有忘记拿雨伞。
第一次让－克劳德、莫里尼、曼努埃尔和丽兹·诺顿四人相见，是在1994年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国际大会上。此前，让－克劳德和莫里尼在1989年莱比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相识，那时正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于弥留之际；后来二人再次相会是在同年12月在德国曼海姆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那真是一次灾难，旅馆糟糕，饮食糟糕，组织工作糟糕）。1990年在瑞士苏黎士举行的现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让－克劳德、莫里尼与曼努埃尔邂逅相识。曼努埃尔再度见到让－克劳德是在20世纪欧洲文学总结会上，是1991年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让－克劳德提交的论文是《海涅与阿琴波尔迪：趋同之路》；曼努埃尔提交的是《恩斯特·荣格尔与阿琴波尔迪：趋异之路》，可以说仅一字之差），从那以后，二人不仅从专业杂志上互相阅读对方的文章，而且成为朋友，或者说二人之间萌生了友情。1992年，在德国奥格斯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莫里尼再次相遇。三人都提交了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早在几个月之前，人们就在谈论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本人打算出席这次盛会，除去以往的德语文化研究学者，还有一大批德国作家和诗人要与会。但是，到了开会前两天，大会收到为阿琴波尔迪出书的汉堡出版社发来的电报，为阿琴波尔迪不能出席会议而致歉。后来，会议开得很糟糕。按照让－克劳德的看法，会议惟一有意思的是一位柏林老教授的报告，是关于阿尔诺·施密特 ［7］ 的创作的，其他有意思的就不多了。曼努埃尔赞成这个看法。莫里尼也赞成，但不起劲。
会下，三人空闲的时间很多，于是，遵照让－克劳德的意见，准备把奥格斯堡有趣的所有小地方都逛上一遍。曼努埃尔也认为这座城市太小。莫里尼觉得稍微有点小，总而言之，就是小啦。莫里尼的轮椅时而由让－克劳德推着，时而由曼努埃尔接替。那时，这位意大利朋友的健康不大好，或者说健康的地方很少吧。因此，两位同行和伙伴认为来点新鲜空气对莫里尼一定不坏，总不会完全相反吧。
1992年1月，在巴黎举行了又一次德国文学大会，只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参加了会议。莫里尼也收到了邀请函，但是那几天的健康状况比往常差，为此，医生们劝阻他不要出门旅行，哪怕是短途的，等等。大会开得不赖。虽然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日程表安排得很满，却找到了一个空当，在加朗特大街一家餐厅共进晚餐，地点是圣－儒略－勒－波维莱附近。除去谈各自的论文和爱好，两人在吃饭后点心时，揣测了那位忧郁的意大利朋友的健康状况，健康糟糕，身体虚弱，状况恶劣，但是并没影响他动笔写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著，据说，在电话那头，意大利人告诉让－克劳德（他不知对方是严肃还是认真），那专著可能是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大作、是今后在较长时间内在阿琴波尔迪创作（这条黑巨鲨）身边游泳的领头鱼。两人尊重莫里尼的研究，但是让－克劳德的话语（声音好像出自一座旧城堡内部，或者是旧城堡墓穴的渣土上），在加朗特大街安静的餐厅里听起来像是某种威胁，于是他们提前结束了聚会——本来开始的气氛是彬彬有礼和心满意足的。
此事丝毫没有恶化让－克劳德、曼努埃尔与莫里尼之间的关系。三人在1993年于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的德语文学大会上见面了。三人都在柏林《文学研究》杂志第46期阿琴波尔迪创作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文章。三人与这家柏林杂志的合作并非首次。在第44期上，有一篇曼努埃尔的文章，是关于阿琴波尔迪和乌纳穆诺 ［8］ 作品中的上帝思想。在第38期上，莫里尼发表了一篇关于意大利德国文学教育现状的文章。在第37期上，让－克劳德发表了一篇关于20世纪最重要的德国作家在法国和欧洲的展望的报告，顺便说一下，它引起了几个人的抗议，甚至出言不逊。
但是，第46期却对我们很重要，不仅在研究阿琴波尔迪问题形成的对立两派立此存照（一派由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莫里尼组成，另一派由施瓦茨、博希迈尔和波尔组成），而且还因为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丽兹·诺顿的一篇文章；让－克劳德认为这篇文章精彩之极，曼努埃尔认为说理充分，莫里尼认为非常有趣；此外，在三人并未要求的情况下，她坚决支持三人的学术观点，多次引用三人的文章，表明她非常熟悉三人在专业杂志或者出版社出版的文章和专著。
让－克劳德本想给她写信，但是最终也没写。曼努埃尔打电话给让－克劳德，问他与她联系有无不妥。二人拿不定主意，决定问莫里尼。莫里尼什么也不说。关于丽兹，三人仅仅知道她在伦敦一所大学开授德国文学课。不像三人，她不是教授。
在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德国文学大会，开得激动人心。出乎德国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意料，让－克劳德在曼努埃尔和莫里尼支持下，像拿破仑在德国耶拿一样，突然发起进攻，很快在不来梅的咖啡馆和酒馆里把施瓦茨、博希迈尔和波尔打得丢盔卸甲、旗帜倒地。参加会议的这三位年轻德国教授，起初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尽管对问题有保留，还是决定支持让－克劳德和他的朋友。听众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从哥廷根坐火车或者乘家庭旅行车来旅游的大学生，他们也支持让－克劳德热情和碑文式的阐释，无条件地热情赞成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为之辩护的这种看法：对最后的狂欢节（或者倒数第一个狂欢节）的诠释应该从古希腊酒神节、欢乐的角度出发。两天后，施瓦茨和他的亲信开始反击了。他们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海因里希·伯尔 ［9］ 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说到了责任。他们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乌韦·约翰逊 ［10］ 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说到了苦难。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君特·格拉斯 ［11］ 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谈到了公民承诺。博希迈尔甚至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 ［12］ 对立起来。他还说到了幽默。这让莫里尼觉得此人真是“无耻之尤”。于是，神助般地丽兹·诺顿登场了。她像德赛 ［13］ ，又像拉纳 ［14］ 一样，一个说着一口地道德语的金发女战士挫败了对方的反攻；她说话飞快，论述了格里默斯豪森 ［15］ ，格吕菲乌斯 ［16］ 等等作家，甚至谈到了特奥菲拉斯图斯·彭巴斯图斯·冯·霍尔海姆 ［17］ ，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帕拉塞尔苏斯医生。
当天夜里，四人在一起共进晚餐，地点在河边的一家又窄又长的酒馆里，街道两侧是商业行会的旧楼，其中有些建筑像是纳粹统治时期丢弃的办公大楼。四人踩着湿漉漉的台阶走进酒馆。
丽兹·诺顿望着酒馆，觉得实在难以忍受，但是，聚会时间虽然很长，但很愉快；三位男士的态度一点也不傲慢，这让丽兹感到没有拘束。当然，她熟悉三人的大部分著作；但是让她感到惊喜的是三人也了解她的一些论文。谈话分四个阶段展开：首先，四人笑了一通丽兹对博希迈尔的怒斥，笑了一通博希迈尔面对丽兹越来越猛烈的攻击火力的惊慌表现。接着，说到了将来的会议，尤其是即将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举行的一次奇怪的大会，据说，将有五百多位教授、翻译家和德国文学专家参加。对此，莫里尼有充分理由怀疑：这是谣言。接着，四人谈到阿琴波尔迪及其生平，大家都知之甚少。四人，首先从让－克劳德开始，到莫里尼结束（平时最为少语，那天夜里特别多话），四人讲了许多趣闻和流言蜚语，把已知的模糊信息比较分析了十几次，如同把喜欢的影片来回放映一样，四人针对阿琴波尔迪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和落脚点的秘密进行了推测。最后一个阶段是，四人一面走在湿漉漉、光亮的街道上（的确光明不断，仿佛不来梅是架机器，时不时地总在放电），一面谈论自己。
四人都是独身，这让大家深受鼓舞。四人都单独生活，不过丽兹有时与一个喜欢冒险的哥哥分享伦敦的一个单元。她哥哥在一个非政府组织里工作，一年会有两次回到英国居住。四人都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但三位男士已经是博士，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还是各自教研室的领导，而丽兹刚刚准备做博士论文，不指望当大学教研室主任。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入睡前，没有回想大会上的争执，而是想他自己走在河边路上与丽兹同行的情景，曼努埃尔推着莫里尼的轮椅与他和她并排走路；一面走，四人一面笑不来梅的小动物们，它们和谐地、纯真地骑在各自对象的脊背上，注视着四人，或者望着四人投在沥青路上的影子。
从那天起、从那个黑夜开始，没过一周的时间，四人就经常互通电话了，不考虑话费，不考虑通话的最佳时机。
有时是丽兹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向他打听莫里尼的情况，前一天她跟莫里尼通过话，发现他情绪低落。曼努埃尔立刻在当日给让－克劳德打电话，告诉让－克劳德：据丽兹说，莫里尼健康状况在恶化。让－克劳德立刻给莫里尼打电话，直言不讳地问这个意大利人：健康状况如何？二人一起大笑（因为莫里尼总是不认真谈这个话题），然后，交换研究工作中不重要的细节。随后，在通话和简单、可口的晚饭延长的愉快心情后，让－克劳德再给丽兹打电话，比如，在夜里十二点之后，他用肯定的口气告诉丽兹：在可预期的时间里，莫里尼身体不错，正常，情绪稳定；丽兹以为的“情绪低落”是这位意大利人的自然状态，他对气候变化过敏（也许都灵天气不好，也许莫里尼那天夜里做了天晓得的什么噩梦）。于是，结束了一次通话循环，到了次日，或者两天后，又一次循环开始了：莫里尼打给曼努埃尔，没任何借口，就是问候，很简单，聊上几句，必不可少地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说说对气候的看法（好像莫里尼和曼努埃尔正在把某些英国式的对话习惯变成自己的习惯），互相推荐影片，冷静地评论一些新书，总之是比较令人生厌的电话聊天，或者说，不十分懒洋洋的谈话；但是，曼努埃尔以少见的热情在倾听，或者说假装热情，或者说友好地倾听，一句话，用有教养的态度在听，倾听莫里尼一大串话，好像那些话就是他的生命、活下去的生命；两天后，或者几小时后，曼努埃尔用差不多一样的话语打电话给丽兹；丽兹打电话给让－克劳德；让－克劳德打给莫里尼；然后，再次循环；几天后，这样的循环电话就变成了一种在阿琴波尔迪问题、文本、次文本和准文本能指和所指、高度专业方面的代码，变成了在《比特丘司》最后几页对身体和话语权的再次征服，而就此事而言，谈电影或者议论德语教研室的问题或者说说从早到晚各自城市上空飘过的云彩反正都是一样的。
四人再度相会是在1994年底于法国阿维尼翁举行的战后欧洲文学座谈会上。丽兹和莫里尼以观众身份与会，但旅费由各自大学报销；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提交了关于阿琴波尔迪作品重要性的论文。让－克劳德的论文集中研究阿琴波尔迪全部作品中的孤绝状态，研究这位德国作家全部作品似乎都有与德国传统决裂的点缀样子，而不是与某些欧洲传统决裂。曼努埃尔的论文（从来没写得如此妙趣横生），围绕着阿琴波尔迪这个人物遮盖的神秘面纱展开：关于这个人，实际上差不多任何人，包括他的出版人，对其都一无所知；他的著作，无论在勒口还是扉页，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的照片；他的生平资料仅限于“德国作家，1920年出生于普鲁士”；他的住址是个秘密，虽然有一次他的出版人一时疏忽，对一位《镜报》女记者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收到了一部手稿，然而那些还活着的同代作家也没人见过他；没有任何用德语写的阿琴波尔迪生平介绍，尽管他的作品销售直线上升，无论在德国本土、欧洲其余国家，还是美国；美国喜欢失踪（或者百万富翁）作家的作品，喜欢失踪作家的传说，因此阿琴波尔迪作品的大量流传，远远超出了各个大学的德语专业人群的范围，更是流布到大学内外，在广大喜欢口头或者视觉文学的城市里传播开来。
晚上，四人一起去吃晚饭，偶尔也有一两个德语老师陪同；这样的老师早就是熟人，通常吃完饭德语老师就早早回旅馆去了，或者待到聚会结束，但始终处于谨慎的次要地位，好像明白这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家所组成的四角关系是不容渗透的，而且在这夜晚时刻很容易变得强烈排外。最后，总是剩下四人走在阿维尼翁的街道上，怀着与此前走在不来梅脏兮兮的公务员大街上同样满不在乎的幸福感，就像他们能一直走向未来等着他们走去的众多道路。丽兹推着莫里尼，左边走着让－克劳德，右边走着曼努埃尔；或者让－克劳德推着莫里尼的轮椅，曼努埃尔走在左边，而丽兹走在三人的前面，但倒退着走，一面满怀她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地笑着，保持一副灿烂的笑容，三位男士马上效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愿意不笑而是欣赏她；或者四人站成一排停在一条古河（意思就是不再桀骜不逊）的围墙外，述说着他们对德语文化不断的痴迷追求，一面运用和品味着别人的聪明智慧，间或沉默好大工夫，连细雨也不能改变。
1994年底，让－克劳德从阿维尼翁回到巴黎的住所，放下行李，打开单元门，进去，关门，喝了一杯威士忌，拉开窗帘，看了一眼外面的老景色：布列特乌小广场一角，远处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他脱下西装，把酒杯放到厨房，听听电话上的留言，感到有些困倦，眼皮沉重，但是没上床睡觉，而是脱光衣服淋浴，随后揭开电脑上长及脚踝的白色布罩，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想念丽兹·诺顿，才明白可以献出一切去换取与她共处的片刻时光，不单单说话，而且上床，对她说我爱你，还要听她亲口说我也爱你。
曼努埃尔也有相似的同感，与让－克劳德仅有两处些微区别。一处是，他没等回到马德里单元房就感觉有必要与丽兹在一起。早在飞机上他就明白丽兹是他理想中的女人，是他一直寻寻觅觅的女人，也是他开始为之痛苦的女人。第二处是，在他乘坐时速约七百公里的飞机飞往西班牙的航线上，他脑海里也飞快地回顾了丽兹美妙的身影，有一些性爱场面，不多，但比让－克劳德想像的多一点。
莫里尼则相反，他乘坐火车，从阿维尼翁到都灵，利用旅途中的时间阅读《宣言报》的文化副刊；后来一觉睡到两位查票员通知他已经到站并且帮助他把轮椅放到站台上。
至于丽兹脑袋里想些什么，还是不说为好。
但是，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仍然披着以往的外衣，让友谊不改色，服从命运更大的安排，虽然这意味着个人欲望要置于次要地位了。
1995年四人相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这场研讨会与在同一座大楼（不同房间）举行的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和意大利文学研讨会均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研讨框架中。
无庸赘言，出席如此奇特的研讨的大部分听众偏爱讨论当代英国文学的会议室，它的隔壁是德国文学会议室，分开两个会议室的仅仅是一堵单砖抹石膏的薄墙，而不是过去的石墙，结果讨论英国文学引发的喝彩声，尤其是掌声，在德国文学会议室里听得一清二楚，仿佛两个会议或者讨论合二为一了，仿佛英国人如果不是在连续抵制德国人，也是在嘲笑，就更不要说听众了，参加英国文学研讨会的人数远远压倒数量不多、神情严肃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从最后收获看，德国文学效果最好，因为众所周知，几个人的交谈，人人都倾听，个个都思考，无人叫喊，常常收获颇丰，即使开坏了，也是比较放松的；而人数众多的座谈会常常有变成群众大会的危险，或者由于发言简短，会变成一串空洞的口号，结果提出得迅速，消失得也快。
但是，在进入问题或者讨论的高峰前，根据结果看，有个并非无关紧要的事应该明确一下。会议的组织者，也就是将当代西班牙文学、波兰文学、瑞典文学排除在外的人们，说是没钱、没时间，却在倒数第二天别出心裁，用大部分经费邀请全体王室成员接见英国文学的明星，用剩下的钱拉来三位法国小说家、一位诗人和一位意大利短篇小说家，还有三位德国作家，其中两位分别是东、西柏林小说家，如今东、西柏林统一了，两位的声望鲜为人知（乘火车到达阿姆斯特丹，下榻在三星旅馆，没有抗议），第三位则更加默默无闻，没人知道他的情况，包括莫里尼在内，但是他很了解当代德国文学，无论是否为发言者。
当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施瓦本人，在发言中，开始说他当记者、当文化版编辑、当采访各种反对采访的作家的采访员时的事情，后来又开始回忆曾经在郊区政府（彻底忘了何谓文化，但它们的确对文化还有兴趣）当文化宣传员的日子，忽然，在并不合适的情况下，他提到了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也许是受此前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主持的议题影响）。他认识阿琴波尔迪的时候，恰恰是在荷兰弗里斯兰地区政府做文化宣传员，威廉港北部，面对北海海岸和东弗里斯兰群岛，是个很冷、很冷的地方，而更厉害的是潮湿，是一种深入骨髓含盐的潮湿。在这里，只有两种方式过冬：一、喝酒，喝到肝硬化为止。二、在政府的议事厅里听音乐（通常是业余爱好者演出的四重奏）；或者与来自外地的作家座谈，给作家的酬金很少，让他们免费居住在镇上惟一的小旅店里，支付往返火车票钱。那里的火车与现在的德国火车大不相同；但是，那里的人也许比较健谈，比较有教养，比较关心别人。总之，扣除了旅费之后，作家离开那里，身上只有一些钱，可能是卖了哪本书的收入，回到自己住地（有时只是法兰克福或者科隆的一个小房间），具体到那些作家或诗人，特别是诗人，朗读完几页诗歌、回答完那个地方市民的问题之后，就摆出书摊，额外赚上几个马克；那时人们非常看好这种活动，因为如果大家喜欢作家朗读的内容，或者如果作品的内容打动了听众或者让大家开心或者让人们思考，那么，有人就买上一本，有时是为了当纪念品：表示参加过那令人愉快的朗诵会；与此同时，寒风呼啸着吹过弗里斯兰小镇的街道，切割着寒冷的肉体，有时就是为了阅读或者重读什么诗歌或小说，那时已经是在自己家中了，活动结束已经过去几周了，有时是在煤油灯下，因为不常有电；大家已经知道，战争不久前结束了，社会和经济的伤口被撕开了；总而言之，差不多与现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相同，除了书摊上的书籍是自费出版的，而现在摆书摊的是出版社罢了；一天，有个那样的作家来到了施瓦本人当文化宣传员的小镇，他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个古斯塔夫·荷勒或者莱讷·库尔或者威廉·夫拉因（后来莫里尼在《德国作家百科全书》里搜索，无结果）那样的高水平作家；阿琴波尔迪没带书来，他朗诵了正在进行中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两章，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那个施瓦本人回忆说，第一部是那年在汉堡出版的，可第一部他一点没看；施瓦本人说，尽管如此，那第一部至今还在；阿琴波尔迪事先知道人们会有疑问，随身带了一本，那是一部小长篇，一百多页，也许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五页，这本书他装在外衣口袋里；这是怪事，施瓦本人清楚地回忆出阿琴波尔迪外衣装着书的样子：小长篇塞满了外衣口袋，书皮肮脏、有皱褶，原来的颜色应该是白大理石色，或者麦黄色，或者轻微镀金色；但这时它已经没有任何颜色了，只有书名、作者名、出版社标志；但是，那件外衣却令人难忘：黑皮夹克，高领，能有效抵御寒冷和风雪，肥大到可以在里面容下厚毛衣或者两件毛衣而让人察觉不出来，两边各有一个横向口袋，中间有一排纽扣，好像是用钓鱼线缝起的，纽扣不大不小；不知为什么，那黑色皮衣让人想起盖世太保穿的制服，虽说那个时期，黑色皮衣正时髦，凡是有钱能买黑色皮衣的人，或者从前辈继承下来黑色皮衣的人们，根本不管会令人联想起来什么，穿上就是了；那位来到弗里斯兰小镇的作家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年轻的阿琴波尔迪，二十九岁，或者三十岁；就是他这个施瓦本人去火车站迎接，并把阿琴波尔迪送到小旅馆的，路上，二人谈到了恶劣的天气；后来，他还陪阿琴波尔迪去政府议事厅，在那里，阿琴波尔迪没摆什么书摊，朗读了一部还没写完的长篇小说中的两章，后来他跟阿琴波尔迪在镇上小酒馆吃晚饭，在座的有位女老师，还有一位喜欢音乐或者美术多于文学的寡妇，可由于她既没情绪听音乐，也没心思看美术，就丝毫没对一次文学聚会表示过反感，而恰恰是这位寡妇在晚餐（香肠加土豆片，啤酒，施瓦本人回忆，无论是那个时期还是政府开支都不允许挥霍）中，担任了谈话的主角，也许说主角不准确，那么就是谈话的指挥棒，或者方向吧；餐桌周围还有几位男士：市长秘书——一位出售咸鱼的先生，一位老教师——总是在打盹，甚至手持刀叉的时候依然，还有一位政府职员，一个和蔼可亲的小伙子，是施瓦本人的好朋友，名叫弗里慈，大家都纷纷点头，或者小心不让寡妇生气；那位可怕的寡妇，艺术知识远在众人之上，包括施瓦本人在内，寡妇有过意大利和法国之旅，甚至在一次旅行，一次难忘的远渡重洋时，她到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在1927或者1928年，那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大型肉类市场，大批冷藏船装满肉类离开港口，真是值得一看的景观啊，成百上千艘空船进港，再满载肉类离去，驶向全球；那时她夜间来到甲板上，可能因为困倦、晕船或者疼痛，只要一靠在船舷上，只要眼睛一习惯黑夜，那么港口的景象就让她感到震撼，把困倦、晕船、疼痛一扫而光，只给神经系统留下了无条件拜倒在那景象面前的空间：移民们排成长队把成千上万条死牛运进船舱，装载着成千吨小牛肉的车子在跑动，从早到晚港口每个角落都充斥着蒸汽，那是一种半生的牛排的颜色、大排骨的颜色、里脊肉的颜色、刚刚出炉的烤肉的颜色，真可怕啊！幸运的是那时夫人还没守寡，只经历了那么一夜；后来，夫妇上了岸，下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豪华的大饭店之一，看歌剧，去了一处庄园；她丈夫是个有经验的骑手，答应与庄园主的儿子赛马，后者输了；又跟庄园的一个雇工赛马，这个雇工是庄园主儿子的亲信，是个高乔人 ［18］ ，也输了；后来，跟高乔人的儿子，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比赛，小伙子瘦得像干柴，眼睛活泼灵动；夫人一看他，他立刻低下头，后来又抬起一点点，诡秘地看了夫人一眼，这让夫人生气：多无礼的毛头小子！她丈夫则在一边笑着用德语说：你打动这孩子啦；夫人觉得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玩；后来，这毛头小子飞身上马；二人赛了起来；小子跑得好快啊！多有激情地扯动缰绳啊！可以说是贴在马背上扬鞭驰骋，浑身大汗啊；但到了最后，夫人的丈夫赢了，不愧是骑兵团上尉！庄园主和他儿子起身，离坐鼓掌，漂亮的输家！其余的客人也连连喝彩：这德国人，真是好骑手！少见的骑手！可是等到那毛头小子也到达终点时，就是说到了庄园的走廊边上，这小子的脸部表情丝毫没流露是个漂亮的输家，恰恰相反，看上去像是恼火，生气，低头不看别人；与此同时，大人们说着法语，沿着走廊分散开来，去拿冰镇香槟酒；夫人向孤独一人的小子走去，他左手牵马（他父亲牵着刚刚德国人骑的马向庭院尽头的马厩走去），夫人对小子说：别难过！你跑得也很好，可我丈夫很出色，经验更多一些啦；这些话小子好像不懂，以为是月亮上的语言，以为是乌云遮蔽了月亮，以为是一种慢慢的折磨；于是，小子用猛禽样的目光从下向上打量夫人，好像要在夫人肚脐的部位来上一刀，然后挑向胸膛，开膛破肚，与此同时，他那没经验的屠夫眼神闪烁着异样的光；可是当那小子拉住她一只手，把她领到住宅的另外一侧时，据夫人回忆，这眼神也没能拦住她毫无抗议地随他走去，那个地方有个花纹铁架子，有花坛，有夫人一辈子没见过的奇花异草，或者那个时候以为没见过的奇花异草；甚至看见花园里还有喷泉，石头围成的喷泉；支撑石头的只有一条兽腿，石头上有个拉美本地土生白人的漂亮小孩在舞蹈，他的模样一半像欧洲人一半像土著人，三股水流不断地从脚下喷到他身上，整个雕像刻在一块完整的黑色大理石上，夫人和小子长时间欣赏着它，直到后来庄园主的一个远方表妹（或许是庄园主忘记在大脑皮层里的小妾）来到夫人身边；她对夫人用一种急促和冷漠的英语说：您丈夫在到处找您；于是，夫人挽着远方表妹的胳膊准备离开这座让人着迷的花园；小子叫了她一声，至少夫人是这么以为的；她回转身来，他嘴里吐出丝丝的声音；夫人摸摸他脑袋，她一面把手指插入他厚猪鬃样的头发里，一面向庄园主表妹询问：那小子说什么呢？表妹好像犹豫了片刻；可夫人不容许撒谎，不容许说话半真半假，要求表妹立即准确地翻译出来；表妹说，那小子说了……小子说了……东家……安排了一切，让您丈夫赢最后两局；接着，表妹沉默下来；那小子牵着马缰绳从花园另外一头走了；夫人重新回到了晚会上，但是已经不能不想那小子刚才说的实话了，老天爷啊，无论她怎么想，那小子的几句话依然是个谜，一直持续到晚会结束，依然不解，让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成眠；次日，无论出去骑马还是吃烤肉，都让她头脑麻木；这个谜一直陪着她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无论在饭店里还是外出参加德国大使馆或者英国大使馆或者厄瓜多尔大使馆的外交招待会，谜语依然未解；只是到了轮船离港几天，在返回欧洲的航线上方才解开：一天夜里，凌晨四点钟，夫人登上甲板散步，不知道也不在乎位于什么经纬度，不在乎周围被一亿零六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咸水包围或者半包围，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夫人在一等舱旅客使用的一等甲板上点燃了一支香烟，目光注视着海面，看不见什么，但是听得见海涛声，这时，那个谜解开了，恰恰是在历史的那一刻，解开了；施瓦本人说，那位昔日富有、强大和聪明（至少按照他的说法）的夫人沉默了；一种宗教般，甚至是迷信般的寂静笼罩了那座战后德国的可怜酒馆；酒馆里，慢慢地大家越来越觉得不自在，人人都急急忙忙吃完剩下的香肠和土豆片，好像害怕不知什么时候夫人会像复仇女神那样号叫起来，个个认为准备离去为好，去迎接户外的冷空气，反正肚子已经吃饱，可以走到自家门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