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周后，二人才重新谈起此事。

汉斯告诉她，美国警察，还有德国警察，在找他；要不然就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人名单上。他说，他杀掉的那人名叫萨穆尔，是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她本想说，那你就没犯什么罪。可是，汉斯拦住了她。

汉斯说：“整个事件发生在俘虏营里。不知道萨穆尔以为我是什么人。可是他不停地给我讲故事。他很紧张，因为美国警察要传讯他了。为了加以防范，他早就改名换姓了。他起名叫策勒。但我不认为美国警察要找萨穆尔，也不会找策勒。在美国人看来，萨穆尔和策勒是两个在嫌疑名单之外的德国人。美国人寻找的是有些名气的战犯、杀人营地里的头目、党卫军军官、党里的要员。萨穆尔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官员。他们传讯了我。问我关于他的情况，问我他在俘虏中间有没有敌人。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萨穆尔只是跟我说过他死在库尔斯克的儿子，说过他患哮喘病的老婆。他们看看我的双手。他们是些年轻的警察，在俘虏营里不能浪费太多时间。但是，不太相信我的话。他们记下了我的名字。后来，再次传讯了我。问我是不是国家社会党党员，是不是认识很多纳粹分子，我的家庭从事什么，家属在什么地方居住。我尽量诚实，如实回答。我请求他们帮助我寻找我的父母。后来，俘虏营里渐渐空了，接着又有新人到来。但我还是继续留在那里面。有个难友告诉我，周围的监视有名无实。美国黑人士兵还想着别的事情呢，他们不大管我们的事。一天早晨倒水的时候，我混进人群，溜出了营门，没遇到任何麻烦。

“有一段时间，我在几座城市里闲逛。我到过科布伦茨。在刚刚重新开工的矿山里工作过。挨过饿。我感觉萨穆尔的幽灵一直跟在我身后。我也想改名换姓。最后，来到了科隆；我以为从今后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此前早就发生过了；继续背负着萨穆尔的鬼影毫无用处。有一次，我被捕了。那是因为酒吧里有人打架。来的是宪兵，把我们几个带到了警察局。他们在档案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就把我给放了。

“那个时候，我在酒吧里认识一个贩卖香烟和鲜花的老太婆。有时，我买她的香烟。她要进酒吧，我从来不给她找麻烦。她告诉我，战争期间，她是算命的。一天夜里，她求我送她回家。她住在雷吉纳大街。她的单元房很大，但是东西太多，难以下脚走路。里面有个房间像服装店仓库。我马上告诉你原因。我俩进门后，她倒了两杯烧酒，坐到写字台前，拿出一些纸牌来。她说：我来给你算命。在几个箱子里，我看见了很多书籍。我记得我抱起了诺瓦利斯全集以及弗里德里希·黑贝尔 ［54］ 的《犹滴》。我在翻阅这些书籍的时候，老太婆说我杀过人，等等，老一套的故事。

“我告诉她：‘我当过兵。’

“老太婆说：‘战争期间，你好几次差点死掉。这里写着呢。但是，那时你没杀过人。这是有功德的。’

“我纳闷：她真能看出我的过去？这能看出我是凶手？可我没觉得自己是杀人犯啊。

“老太婆说：‘建议你改名换姓。听我的话！我给几个党卫军大头目算过命。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别干英国侦探小说里那种傻事。’

“‘你说什么？’我问。

“老太婆说：‘英国侦探小说。指的是英国侦探小说的吸引力，先是影响了美国侦探小说，后来是法国、德国、瑞士侦探小说。’

“我问：‘那种傻事？’

“老太婆说：‘一个原理，可以归纳成这样一句话的原理：凶手总是回到作案现场。’

“我笑了。

“老太婆说：‘别笑！听话！在科隆，我是不多的几个关心你的人之一。’

“我不笑了。我说，那把黑贝尔的《犹滴》和诺瓦利斯的小说卖给我吧。

“她说：‘只要来我这里一次，你就可以拿走两本书。但是，眼下，你要注意比文学更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改名换姓！千万别回犯罪现场去了！这条锁链必须打破！明白吗？’

“‘有点明白。’我说。其实，我仅仅高兴地明白我可以拿到那些书了。

“后来，老太婆告诉我，我母亲还活着；说她每天夜里都想念我；说我妹妹还活着，她天天梦见我；说我大步流星的步伐、巨人一样的步伐响彻我妹妹的脑海。关于我父亲，她什么也没说。

“后来，天亮了。老太婆说：

“‘我听见了夜莺在唱歌。’

“后来，老太婆要我跟她去一个房间，那里面堆满了衣服，像是估衣店。她在衣堆里翻来翻去，最后高兴地找到了一件黑皮夹克。她告诉我：

“‘这件夹克送给你，自从它上个主人死后就一直在等着你呢。’

“我接过夹克，试了试，好像是专门为我定做的一样。”

后来，汉斯·赖特尔问老太婆，这夹克的上个主人是谁？对这个问题，老太婆的回答矛盾百出，含含糊糊。

一次，她说，夹克是一个盖世太保的；一次，她说，夹克是她未婚夫的、一个共产党员，死在集中营里了；一次，甚至说，夹克是一个英国间谍的，1941年空降到了科隆附近，来侦察科隆公民未来起义的可能性；这话让有机会亲耳听到的科隆公民都觉得荒唐，因为那个时候在科隆以及欧洲公民看来，英国已经输了；虽然，据老太婆说，这个间谍不是英格兰人，而是苏格兰人，可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尤其是少数几个见过他的人，目睹他酗酒（像哥萨克人一样，尽管他酒量惊人，眼神也变得浑浊了，偷看女人的大腿，但是说话尚且连贯，一种冷峻高雅的神情让接待他的科隆诚实和反法西斯的公民们感到此人性格鲁莽和勇敢，但依然不乏魅力），最后都认为1941年可不是起义的时机。

据这个算命的老太婆给汉斯·赖特尔的说法，她只见过这个英国间谍两次。一次是她让间谍住在她家里，给他算命。间谍运气很好。一次是她给间谍提供衣服和证件，因为这个英国人（或者苏格兰人）要回大不列颠去。就是这一次，间谍脱下了他的黑皮夹克。可是，后来老太婆再也不愿意听人说起这个间谍了。她说，都是做梦，幻想，没意思的表演，是老太婆理性绝望之后的海市蜃楼。于是，她又说，皮夹克曾经属于盖世太保，他负责搜捕和镇压逃兵（1944年底到1945年初，在尊贵的科隆市，开小差的现象越演越烈）。

后来，英格博格的健康每况愈下。一个英国医生告诉他，这个漂亮、迷人的姑娘可能活不过两三个月，然后望着汉斯·赖特尔；后者一言不发，哭了起来。实际上，那医生与其说是看汉斯，不如说是在看汉斯的皮夹克，那欣赏的眼神很像皮货商或者皮匠。最后，汉斯还在哭着，医生就问他，这是哪里买的？买的什么？夹克啊。汉斯撒谎说，是在战前，在柏林一家叫做哈恩和弗尔斯特的商店。于是，医生告诉他，皮货商哈恩和弗尔斯特或者他们的继承人，可能是从梅森和库伯设计的皮夹克中得到灵感的；梅森和库伯是曼彻斯特的皮夹克制造商，在伦敦有分行；1938年他俩推出一款夹克，跟汉斯身上穿的一模一样，袖子一样、领子一样、纽扣数目一样；对此，汉斯耸耸肩，用夹克袖子擦擦面颊上的泪水作为回答；这时医生受到感动，向前迈了一步，一手搭在汉斯肩膀上，说他也有这么一件皮夹克，跟汉斯的一样，只是他那件是梅森和库伯制造的，而汉斯的是哈恩和弗尔斯特生产的；但手感上，两件一样，两件的原料似乎都来自1938年梅森和库伯使用的同一批货，这些原料是为了生产真正艺术品式的夹克，再说了，这是不可复制的艺术品，尽管梅森和库伯商店据说战时依然存在，后来听说梅森死于一次轰炸，医生连忙声明，不是炸弹的过错，而是他那娇气的心脏忍受不了向防空洞的奔跑，或者无法忍受飞机的尖叫、爆炸声和倒塌声，或者无法忍受警报声的喧嚣，天晓得；但汉斯可以相信他的话，因为医生是皮夹克的行家，是爱好者；医生说，实际上，梅森先生突发了心脏病，从此，梅森和库伯公司不是在生产上，而是在质量上有所下降，也许说质量问题有些夸张，有点追求完美了，因为该公司的质量过去和现在都没问题，如果不说新款式的细节，而是从心理情绪上说的话，假如这样的说法是正当合理、可行的，夹克的神韵就应该是手工艺品，应该是与历史同行或者逆行的一件艺术品；医生说，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明白了。这时，汉斯脱下夹克，放到医生手里，说道：您仔细看看吧！说完在诊所里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继续哭泣。医生双手拎着皮夹克，到了这个时候好像才从皮夹克的梦里醒过来，方才说出一两句鼓励的话，或者试图说出几句鼓励的话，尽管明明知道丝毫无法缓解汉斯的痛苦；接着，他给汉斯披上皮夹克，再次想：这个皮夹克、一个科隆妓女经常出没的酒吧看门人的皮夹克，跟自己那件皮夹克一模一样；甚至，片刻间，他以为这皮夹克就是自己的那一件，只是稍稍旧了一点，仿佛自己那件皮夹克从伦敦的家里跑了出来，穿过海峡和法国北部，一门心思要来看他、看他这个主人——一个生活放荡的英国军医、一个免费给穷人看病的医生，只要这些穷人是他的朋友就行，或者甚至是朋友的朋友就行；甚至，刹那间，他想，眼前这个哭哭啼啼的德国年轻人刚才撒了谎，他不是在哈恩和弗尔斯特商店买的这件皮夹克，而是就在地地道道的梅森和库伯公司，地点就在伦敦的梅森和库伯商店；但是，医生一面帮助汉斯穿上皮夹克，一面想（这手感真有特色，真舒服，真亲切），生活基本上就是个秘密。

在随后的三个月里，汉斯把大部分时间都安排在照顾英格博格上。他从黑市上为她搞到了水果和蔬菜。弄到了不少图书让她阅读。他做饭，打扫同住的阁楼。看医书，找各类药方。一天上午，英格博格的母亲带着两个女儿来了。母亲说话不多，举止得体。但是，两个妹妹（一个十八岁，一个十六岁）一心想着出去逛逛科隆最有趣的地方。一天，汉斯告诉她俩，科隆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阁楼。两个妹妹笑起来。汉斯，本来只跟英格博格在一起的时候才有笑声，这一次也笑了。一天夜里，汉斯带她俩去酒吧。希尔德（十八岁的那个）看着那些妓女的时候带着高人一等的样子，可是当天夜里就跟两个美国中尉走了，直到第二天很晚才回家，她母亲急得直骂汉斯是个拉皮条的货。

另外，英格博格的病激化了她的性欲，可是阁楼太小，而且大家都睡在一个房间里，汉斯清晨五六点钟回来时，英格博格要求做爱的话，让他感到十分拘束。他尽量解释说，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母亲会听见他俩的动静，因为她不聋啊。英格博格就生气，说他已经不爱她了。一天下午，小妹妹（十六岁的那个）格蕾特拉着汉斯去居民区毁坏的地方散步，她告诉汉斯，她大姐在柏林的时候就看过心理医生和神经科医生。大家诊断出来的结果是一致的：疯病。

汉斯仔细打量一下格蕾特：很像英格博格，但是比姐姐高和丰满。实际上，她很高，很像田径运动员中的标枪手。

格蕾特说：“我们的父亲当过纳粹。英格博格那时也是纳粹分子。不信你问她。跟希特勒青年团一块活动。”

汉斯问：“照你这么说，她已经疯啦。”

格蕾特说：“疯得厉害。”

不久，希尔德告诉汉斯，格蕾特开始爱上他了。

“照你这么说，格蕾特爱上我了？”

希尔德瞪着眼睛说：“爱得直说梦话。”

汉斯说：“真逗！”

一天黎明时分，汉斯悄悄地走进室内，不敢吵醒睡觉的母女四人，爬上床铺，贴住了英格博格温暖的身体；他立刻发觉她在发烧，眼睛里很快充满了泪水，感觉头晕，但是来得缓慢，因此没有特别的不快。

接着，他发觉英格博格抓住了他的阴茎，给他手淫；他掀起了英格博格的睡衣，直到腰间，找到她的阴蒂，开始给她手淫，一面想别的事情，想着他正有进展的长篇小说，想着普鲁士的海洋，想着俄罗斯的河流，想着住在克里米亚半岛海岸深处行善的怪物；最后，他的手碰到了英格博格的手——正把两个手指塞进阴道，然后用这两个粘上了黏液的手指去涂抹自己的肛门，接着，她要求，不，是命令汉斯把阴茎放进去，做肛交，汉斯没耽搁时间，想都不想，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因为他很清楚一旦肛交英格博格会做出什么反应，但是，那天夜里他的意志运作得如同一个入睡中的男人，无法做出预见，只顾眼前；于是，二人一面性交，英格博格不断地呻吟，正在这时他看见从角落里站起一双眼睛，像猫一样在黑暗中浮动；接着又是一双眼睛站在暗处。他听见英格博格声音沙哑地命令那些眼睛，睡觉去！这时他发现她开始出汗，自己也开始出汗了；心想这对退烧有好处；于是，他闭上眼睛，继续用左手抚摸英格博格的性器官。等他睁开眼睛时发现有五双猫眼在暗处浮动，他觉得这是个明白无误表明自己在做梦的信号，因为三双眼睛属于三姐妹，再加上母亲的一双眼睛，一共四双，这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五双眼睛就不合乎时空的一致性了，除非那两个妹妹邀请了两个情人，这不在他估计之内，既不可能，也不可信。

第二天，英格博格情绪不好，无论她妈妈和妹妹说什么和做什么，她都认为她们跟她作对。从此后，母女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她看不下去书，他也无法写作。有时，汉斯感觉英格博格在吃希尔德的醋，可真正应该吃醋的是格蕾特。有时，汉斯在上班前从阁楼的窗户里看见希尔德经常外出寻找的那两个美国军官，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喊希尔德的名字和吹口哨。不只一次，汉斯跟希尔德下楼时劝她多加小心。她漫不经心回答道：

“能把我怎么样？轰炸我？”

说罢，她笑了。汉斯听了这回答，也笑了。

“最多他俩把我给干了，就跟你和英格博格干的事请一样。”有一次，她这样说道。这让汉斯反复思量她的意思。

我跟英格博格干的事怎么了？我对英格博格就是爱呀。

终于，有一天，母亲和两个女儿决定回韦斯特林山去，那里是老家呀。汉斯和英格博格再次独住阁楼。英格博格对他说：咱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做爱了。汉斯看看英格博格，她已经下床了，正在整理房间。睡衣是象牙色的，双脚很瘦，很长，差不多也是象牙色的。从那天起，她的健康越来越好了。到了那英国医生宣判的死期，她比任何时候都好。

不久，她到一家缝纫铺干活去了，工作是以旧改新，把过时的服装改成时装。那家铺子有三台缝纫机，由于女老板积极肯干（有进取心，但是对前途悲观，坚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在1950年爆发），生意红火。起初，英格博格的工作就是按照拉布太太准备好的服装样子缝纫；但不久，由于这小铺子有了大活计，她的工作就是去时装店拿订单，回来亲自完成交货。

在那段时间里，汉斯·赖特尔写完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鲁迪斯科》。他跑遍了科隆大街小巷，寻找可以出租打字机的人，因为他决定不找熟人借钱，不找熟人借打字机，就是说不让别人知道他名叫汉斯·赖特尔。最后，他找到了一位有法国打字机的老人，虽说老人不出租，但对作家例外。

老人要价太高。起初，汉斯打算继续寻找下去。但是，一看见那台打字机的样子，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丝毫污点，字母整整齐齐，可以在纸上留下清晰的文字，便决定值得多花点钱租下来。老人要求他支付定金。当天夜里，汉斯·赖特尔在酒吧从几个女孩那里借到了钱。第二天，他回到老人那里，拿出钱来。可是，老人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想知道汉斯的姓名。汉斯一下子就说出了脑海里闪出来的名字。

“我叫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老人盯着汉斯的眼睛，说道，别耍小聪明；说出你的真实姓名来！

汉斯说：“先生，我的姓名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要是您认为我是在开玩笑，我最好走吧。”

片刻间，二人都不说话。老人的眼睛是深褐色的，虽说他书房灯光不亮让眼睛看上去像是黑色的。阿琴波尔迪的眼睛是蓝色的。老人觉得这像一个青年诗人的眼睛，劳累过度，发红，但年轻，在某种意义上，纯洁，尽管老人早就不相信纯洁了。

老人对汉斯·赖特尔——从那个下午起就变成了阿琴波尔迪了——说道：“这个国家一度以纯洁和意志的名义打算把几个国家扔进深渊里去。在我看来，您将来就会明白，纯洁和意志是地地道道的阴阳怪气。由于这个纯洁和意志，咱们大家，请记住，是大家，每人都有份变成胆小鬼和打手，归根结底，这二者是一回事啊。如今，咱们痛哭流涕了，难过得要命，喊着，那时我不知道啊！我什么也不知道啊！都是纳粹分子干的！要是那时明白怎么回事，肯定不会那么做的！我们会啜泣不已。我们善于引起别人的同情和怜悯。没关系，让别人嘲笑吧，只要能赢得同情和原谅就行了。将来有时间可以开启一座遗忘的长桥。您理解我的意思吗？”

阿琴波尔迪说：“我明白。”

老人说：“我当过作家啊。”

“可是我放弃写作了。这台打字机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是个慈父，有文化，活到九十三岁。他本质上是个好人。是个相信进步的人，这话多余。可怜的爹啊！他相信进步，当然也相信性本善。我也相信性本善，但这没意义。一个杀人犯，本质上也是善良的。这一点，咱们德国人很清楚。那又怎么样？我可以跟一个杀人犯整宿喝酒，也许俩人望着曙光唱歌，或者哼唱贝多芬的曲子。那又怎么样？那杀人犯可以靠在我肩膀上哭泣。这正常。杀人不容易。您和我都清楚这个。一点也不易。杀人要求纯粹和意志、意志和纯粹。像水晶般地纯粹，像钢铁般的意志。甚至我也可能靠在杀人犯肩膀上哭泣，对他说些甜言蜜语，称兄道弟，什么‘哥们儿’、‘同志’、‘难友’。在这种情况下，那杀人犯也是善良的，因为他本质上是好人，而我是个白痴，因为本质上就是白痴，我俩都多愁善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修养无法阻挡地倾向于多愁善感。但是，这事一结束只剩下我自己的时候，那凶手打开我房间的窗户，迈着护理人员的碎步，把我给杀了，让我滴血不剩。

“我可怜的爹啊！我当过作家、作家啊。可是，我懒惰成性的大脑逐渐蚕食了我的内脏。是我自己普罗米修斯的秃鹫，或者是我自己秃鹫的普罗米修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可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好文章，甚至可以出版对得起印刷纸的好书。但是，我也知道自己永远到不了或者进入不了咱们所说的杰作。可能您会说，文学作品并非都是杰作，而是充斥了很多二流作品。这个我也信。文学是一大片森林，杰作是湖泊，是参天大树或者怪树，是奇葩或者隐秘的山洞；但是，森林里还有普通的树木、草丛、水坑、寄生植物、蘑菇和野花啊。我错了。实际上，不存在二流作品。我是说二流作品的作者不叫张三、李四。张三、李四是有的，这没有疑问；他们吃苦受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时不时地也出版一本还对得起印刷纸的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和文章，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不是他们自己写的！

“任何一部二流作品背后都有一个秘密的作者；按照定义来说，任何一个秘密作者都写过杰作。这样的二流作品是谁写的呢？表面上看，是一位二流作家。这位可怜作家的老婆可以作证，她看见丈夫坐在书桌前，面对白纸，绞尽脑汁，奋笔疾书。看上去她是个无懈可击的证人。但是，她看见的仅仅是外表。是文学创作的外壳。是表面现象。”这位从前的老作家对阿琴波尔迪说道。阿琴波尔迪则想起了鲍里斯·安斯基。老人说：“真正写这部二流作品的人是一位仅仅接受一部杰作指示的秘密作家。

“咱们这位好匠人在写作。他全神贯注于好赖都体现在纸上的那些东西。老婆悄悄在观察他。不错，的确是他在写作。但假设他老婆有透视能力，就会发觉丈夫不是在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在接受一次催眠。这位坐在那里写作的男人内心里，空空如也！就是说，没有他自己的任何东西。如果这男人去读书，可能会好得多。读书可以产生快感，会感到生活的乐趣，或者活着的悲伤，尤其是可以有学问。而写作则相反，常常空空如也。这个写作的人心里空空如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他老婆也能看出来：丈夫心里空白一片。他是在别人授意下写作呢。他的长篇小说或者诗歌，庄重得体，干净利落，不是像这可怜虫以为的凭借风格或者意志写出来的，而是偷偷摸摸的习作。这需要很多书籍啊！如同需要很多迷人的松柏，让有见识的人们去欣赏那真正重要的书、那隐藏我们苦难的洞穴、那冬季开放的神花！

“请原谅我说了这么多比喻。有时，我一激动就变得浪漫起来。但是，请注意听！凡不是杰作的作品，怎么跟你说呢？都是一个巨大伪装上的零件。我估计您当过兵，肯定知道这伪装是什么意思。凡不是杰作的书就都是炮灰，是勇敢的步兵，是可以牺牲的小卒，只要杰作的结构多次复制出来。我一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不再写作了。但是，我不甘心。恰恰相反，不写作心态就好了。我纳闷：为什么杰作需要隐蔽起来呢？是什么奇怪的力量把杰作拖向秘密加神秘的领域呢？

“我已经知道了写作是没用的。或者说，只有你准备写杰作的时候才有用处。大多数作家搞错了，要不然就是玩票。也许搞错和玩票是一码事。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实际上，咱们始终就是个孩子，是皮肤上布满伤疤、静脉曲张、疙瘩和黑斑的可怕孩子；但归根到底也还是孩子，就是我们始终揪住生命不放，因为活的就是这口气。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咱们就是一出戏，就是一首歌。因此放弃写作的作家寥寥无几。我们玩的把戏就叫自以为永垂不朽。我们犯的错误就在于看好自己的作品和永远看不准别人的作品。有些作家常说，我看我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料；这话等于说：咱们就只能死后再见了。

“有一次，我看了一部美国警匪片。有一场戏，警探把坏蛋给杀了。在射出那致命的一枪之前，警探说：咱们地狱里见吧！这是戏言。警探既是游戏，但是还出了错。坏蛋（死前看着警探，还骂了警探）也是游戏加出错，但他的游戏和出错场所几乎缩小到零的地步，因为下一个镜头，他就完蛋了。这部影片的导演也在游戏。编剧也一样。咱们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料。咱们创造了历史。德国人民是感谢咱们的。咱们英勇作战，未来一代代新人会记得咱们的。这是不朽的爱。我们的名字将铭刻在大理石丰碑上。会歌颂咱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表面上非常单纯的话：一篇希腊散文里的回声只有游戏和错误。

“游戏和错误蒙蔽了二流作家的眼睛，又成为他们写东西的动力。还成为他们未来幸福生活的诺言。那是一片飞速生长的森林、一片无人能限制它生长的森林，就是文学院也不行，恰恰相反，文学院要对它的顺利成长负责，企业家、大学（培育懒汉的地方）、政府办公室、文艺赞助人、文化协会、诗歌朗诵人，等等，都帮助这片森林生长，掩饰应该掩饰的东西，都帮助这片森林繁育应该繁育的一切，因为森林繁育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森林从来不显示繁育的是什么、平静地反映出来的是什么。

“那么您会说，是抄袭吗？对，是抄袭，意思是指一切二流作品、任何出自二流作家笔下的东西，只能是对杰作的抄袭。小小的区别在于，这里说的是一种‘得到了许可’的抄袭。这种抄袭是一种伪装、一出混乱舞台上的独幕剧、一个把我们领向虚无的字谜。

“一句话，最宝贵的是身体力行。这不是说，体验不能从长期与图书打交道中获得。体验远远超过图书之上。人们常说，体验是科学之母。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想着要在文坛上发展，那时认识了一位大作家。可能是写过一部杰作的伟大作家，如果让我判断，他的全部创作成果都是杰作。

“我不说他的名字。说出来对您也没好处，就算为了这个故事本身，也用不着知道他的名字。您只要知道他是德国人、曾经来科隆做过报告足矣。当然，他在本市大学做过的三次报告，我一次也没错过。在最后一次报告会上，我坐到了第一排的位子上。我不仅注意听他讲话（实际上，他在重复前两次报告里的内容），还仔细观察他，比如，观察他的双手——干瘦、有力，观察他的脖子——很像火鸡或者没毛公鸡的颈部，观察他微微下陷的颧骨，观察他缺少血色的嘴唇——你可以用刀片割下来，保证不会流出一滴血，观察他的太阳穴——像汹涌的大海，尤其是观察他的眼睛——深邃，随者头部的晃动，很像两个无底洞，像很快坍塌的废坑道。

“当然，报告会一结束，大作家的风采就吸引了城里显要人物的注意。我连跟他握手和说声‘我特别仰慕您’的机会都没有。时间就过去了。后来，大作家去世了。我仍然还阅读和反复阅读他的作品。终于有一天我决定放弃文学创作。放下之后，没有内疚，只有解放的感觉。咱俩之间，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放下文学创作就犹如告别了处男之身。放下创作，只是阅读，让我轻松起来了！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等你送回打字机的时候，咱们再谈。不过，我对大作家来访的回忆始终挥之不去。在这期间，我开始在一家光学仪器厂干活。收入很好，日子过得不错。我独身，有钱，每周看电影，看戏，看展览；还学习英语、法语；还逛书店，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

“那是一种舒适的生活。但是，我对那位大作家的来访回忆总是挥之不去。更糟糕的是，忽然间我明白了自己只记得第三次报告，而且我的记忆仅限于大作家的长相，仿佛那张脸本打算对我说点什么可是终究没说出来。可是说什么呢？一天，出于不便说出口的原因，我陪同一位朋友（是个医生）前往大学停尸房。我估计您没去过那里吧。停尸房位于地下室，是个长长的走廊，有木制天花板和白瓷砖的墙壁。房间中央有个圆形教学平台，可以做解剖、制作标本和别的科研残酷之事。还有两个小办公室，法医研究中心主任用的以及另外一位教授的。走廊两端是冷藏室，停放着尸体，有穷人的，有身份不明者的——他们是死神突然造访旅馆的结果。

“那个时期，我一定是对停尸房流露出一种病态的好奇。于是，我那位医生朋友就热情地负责向我详细展示停尸房的事情，我们甚至还观看了当天的一次解剖课。我的朋友和主任一头钻进了他的办公室。我留在走廊里等他出来；与此同时，大学生们纷纷离去，一种朦朦胧胧昏昏昏欲睡的感觉好像毒瓦斯一样从门下边钻了进来。等候了大约十分钟，我听见有嘈杂声从某个冷藏室里传出来，吓了一跳。我敢肯定那声音能把任何人吓坏。可我这个人从来就不特别胆小。于是走过去看看究竟。

“一推开冷藏室的门，一股寒气迎面袭来。室内，有个人在担架旁正努力打开一个停尸柜的柜门，想把一具尸体放入；但无论他多么用劲，那柜门就是打不开。我站在门边未动，问那人是否需要帮忙。那人直起身来，他个子很高，望着我的样子有些愁眉苦脸。也许就是他眼神中愁眉苦脸的表情鼓励我向他走去。我穿过四周摆放的尸体，一面点燃香烟，想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我一走到那人身边，就主动向他敬烟，也许是为了巩固并不存在的友谊。

“那位停尸房的员工仅仅瞅了我一眼，可我觉得好像时光已经倒退了。他的眼睛与那位大作家的眼睛相似得不差分毫。大作家在科隆的报告会我像朝圣者一样都参加了。我承认在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成了疯子。那位停尸房员工的声音让我摆脱了困境，他的声音一点也不像大作家亲切的声音。他说：这里禁止吸烟！

“我不知怎么答话才好。这时，他又加了一句：烟气对死人有害。我笑了。他做了说明：烟气会破坏尸体的保存。我打个手势：千万别把我牵连进去。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说起了过滤嘴，说起了潮气。他说：空气要纯净。我再次敬烟给他。他无可奈何表示不抽。我问他干这行是不是很久了。他不带个人情感色彩，声音尖尖地说道，早在1914年大战之前就在这所大学里工作了。

“我问他：‘一直在停尸房吗？’

“他答道：‘没去过别的地方。’

“我说：‘真奇怪啊。可是您的模样，尤其是眼睛让我回想起一位德国大作家来。’于是，我说了大作家的名字。

“他的回答是：‘从没听说过。’

“要是换了从前，这样的答案会让我生气的；可是感谢上帝，我在体验一种新生活啊。我对他说，在停尸房工作肯定会让他做一些明智的思考，至少对人类命运会有一些独具创见的想法。他看看我，那眼神仿佛在说我是在嘲笑他呢，或者我说的是法语。我非要再说一遍不可。我双臂摊开，指向整个停尸房，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是思考人生苦短、人类命运难测、人世劳碌无意义的理想场所。

“一种惊恐万状的感觉突然让我意识到，我同他谈话的样子，好像他就是那大作家，我俩这样的谈话可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他说：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再次看看他的眼睛。毫无疑问，这就是我崇拜的大作家的眼睛啊。而他的回答是：‘我时间可不多啊。’这句话可以打开多少疑惑的门啊！听了这话之后，多少条道路豁然开朗，出现在眼前了！

“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从上往下搬运尸体。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呼吸，吃饭，睡觉。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按照分分秒秒的节奏活动。我时间可不多啊。我正在活着。我时间不多啊，正在垂死挣扎。您也许明白了，已经没有别的问题了。我帮他打开了柜门。我本想帮助他把尸体塞进去。可是干这种活计我笨手笨脚，结果让盖在尸体脸上的白布单滑落了下来。于是，我看到了那死人的面孔，连忙闭眼，低头，让那员工自己慢慢干吧。

“等我走出停尸房的时候，我那位医生朋友在门口静静地望着我。他问我：还好吗？我无法或者不知如何回答他。也许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一切都不好。但这可不是我心里想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