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已贺早晨起来拉开窗帘，觉得阳光格外明媚，天空格外爽朗。他脑子里立即响起了一支歌的旋律：“春风呀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呀阳光你把我照耀……”好像这是一支歌唱小草的歌曲。从前白已贺觉得这歌儿有点儿哼哼唧唧，无病呻吟，今天他却觉得无论怎么说它是一首优秀歌曲，优秀就优秀在它使人那么爱唱，唱起来又是那么情不自禁那么终止不了。
他在情不自禁之中给白银做好早饭，在饭桌上，装得漫不经心似的又和女儿谈论起昨晚那双高跟鞋的事。
“白银，那两只高跟鞋是你在街上垃圾箱里捡的吗？”他问。
“是，是在垃圾箱里捡的。我知道这很不好，不卫生。”白银说。
“是，是不卫生。不过……捡了也就捡了。”他说。
“以后我不会在垃圾箱里捡东西了。”白银说。
“你说的那个垃圾箱在哪儿？就在你上学的路上？”他问。
“是在上学路上。”白银答。
“哪条路，离学校近吗？”他问。
“也不算太近，就在……就在光明街拐弯的地方，那儿有好几个垃圾箱。”白银答。
“真是，哪儿都是垃圾箱。”他说。
白银不说话，只在碗里捞些什么吃着。
“你是说高跟鞋就是从光明街捡的？拐弯的地方？”少时，他又问。
“是从那儿捡的。”白银不解地抬头看看白已贺，“你在想什么，爸爸？”
“我在想长邺市的垃圾箱问题。”白已贺说，“离路边太近，影响市容，而且也很不卫生。”
白银和白已贺离开饭桌，她去上学，他去上班。
今天白已贺特意绕了一点远路，他骑车沿着女儿上学的路线，绕到了光明街那个拐弯处，他看见了那几个灰不灰、绿不绿的垃圾箱。他下了车，从垃圾箱跟前慢慢地走过，垃圾箱们已被掏干净了。白已贺觉得眼前很空旷，垃圾箱少了垃圾怎么就显得那么狼狈？这使他再一次想到了命运：他想假如白银昨天路过这里时垃圾箱是这么一副狼狈相儿，她就永远碰不见那双鞋了，没有那双鞋一切就都无从谈起了。
他推车慢慢走着，打量着光明街拐弯处的一切。这是一片清静的住宅区，没有高层建筑，树木也比别处繁密。有几栋被树木包围的两层小楼引起了白已贺的注意，他发现这几栋楼房都是单门独院，并且每栋楼都装有空调。他立即觉出这几栋房子的不同一般，他想街角那个垃圾箱的垃圾应该是出自这些院子的。那么，这些院子里住着什么人，是什么人又是为了什么会把一个夹着底片的高跟鞋倒出来呢？莫非普运哲就住在这儿？那么，一个堂而皇之的市长为什么要把一个不堂而皇之的自己倒在垃圾箱里呢？不会，普运哲不会住这儿。不管扔鞋的人是谁，鞋的内情是攥在了白已贺的手里；不管丢失这鞋中证据的人物此刻多么焦急，他也再无办法使底片失而复得。所以，管他底片是谁的呢，管他丢底片的人着急不着急呢，问题的关键是白已贺要用这底片做什么。他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既然白已贺不爱他们（照片上的男女），那么就得恨着点儿。他决心用这“恨”去为自己设计一个美梦。这作风似乎有点儿像敲诈，对了，敲诈。可敲诈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会有的。
白已贺打定了主意，跨上自行车，脚下生风地蹬起车来，一路上超过了许多骑车的人。快到厂门口时，他在自行车的洪流里发现了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孔。他有许多年没见过这个面孔了，但是多么久的时间也挡不住他一眼就能认出她来。他眼前是丘晔。
“丘晔！”他叫了一声。
丘晔下了车，他迎了过去，他们推车上了便道。
“是你呀。”丘晔口气平淡地说。她和白已贺虽然同住长邺市，但差不多有十年不见面了。她隐约地听说过他后来的一些倒霉事儿，心中既不怒也不喜，她想这种不怒不喜足以说明白已贺在她心中的位置了。“你有什么事？”她看看腕上的手表。
“没事我就不能叫你一声么？”白已贺望着丘晔的侧脸，她的右耳垂上有一粒黑痦子，那痦子曾经无数次地在他的脸上、嘴上、鼻子上摩挲过。“没事我就不能和你在便道上站一会儿？”白已贺又说。
“如果你就是为了叫我一声站一会儿，那可实在对不起了，你没事，但我有事。”丘晔说完推车要走。
白已贺拽住了她的车把。他也不知道今天他哪儿来的这么大勇气这么大兴致。十年之间他有几次在街上见过丘晔，可他从不敢上前喊她，他有点自惭形秽。但是今天他不那么自惭形秽了，何止不再自惭形秽，那简直是春风得意，简直有那么一种把玩宇宙于股掌之上的得意忘形的意思。既然宇宙都能把玩，一个旧情人——就算是被他伤害过的情人又有什么不敢打招呼呢？他一手拽着丘晔的车把说：“你用不着急着走，我没有向你求婚的意思，也不是想和你复婚——再说当时咱俩还没到那一步。”
“请你讲点文明好不好。”丘晔沉下脸来。
“我知道你的状况比我好，时不时也讲讲文明。”白已贺说，“不过我现在也正努力往好里混。有时候我想起从前的一切，就像一场噩梦。我觉得从根本上讲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是那个时代把我们变得人不人鬼不鬼。从前你总说你的青春毁在了我的手里。我的青春呢？我的青春又是毁在了谁手里？我找谁去要我的青春？凭什么我没有权利向这个时代要求点什么呢？每天上班和下班的时候我混杂在自行车的洪流里，眼前流过无数张呆板无味的面孔，我就想给我机遇给我条件让我也在市长、省长、部长乃至总理的位置上站那么一站，我就不信我管理不了这些脸……哎，丘晔！你怎么走啦丘晔！”
丘晔推车下了便道，骑车一阵猛蹬。刚才白已贺说了些什么她几乎一句也没听见，她实在没有听他讲话的兴趣。谁知白已贺又骑车追了上来，他骑到她旁边悄声说道：“丘晔，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
“什么事？”丘晔问。
“其实也不重要。我想通过你打听一个人的电话。”
“谁？”丘晔问。
“普市长，普运哲同志。”白已贺说。
“没事你打听人家电话干什么？”丘晔说。
“厂里有点事，技术改造方面的事。”白已贺说。
“普运哲又不主管工业。”丘晔说。
“但他是常务，常务什么都管。政界的事我也明白一二。”白已贺说。
丘晔沉吟片刻说：“我怎么会知道市长的电话。”
“我看你是小看人。”白已贺说。
“我说了，我不知道。”
丘晔说完甩下白已贺就往前骑，白已贺没再追上去。他信马由缰地骑在人流中，很为丘晔的回答感到失望。直到进了工厂，坐在办公桌前，才自我安慰似的想到，也许了解普市长的电话并不重要，市长能亲自接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吗？他的电话一定都是秘书接。就算白已贺掌握了普运哲的电话，他又能同他的秘书谈些什么呢？
白已贺坐在设计科，翻弄着手下那些进口的原版画报，画报上很有些款式脱俗、印刷精美的女鞋。他扔下画报又信手抄起一份《长邺日报》，一眼就看见普运哲正在视察什么地方，这使他越发觉得和这个人直接取得联系是那么刻不容缓，那么他应该写一封信，一封给普运哲的信，他应该找到他家的地址把信寄到他家，抛开秘书啦、收发啦等等，他应该让他本人直接读到这封信。信和电话比较起来，信有时显得更郑重，更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架势。
白已贺从抽屉里翻出一沓皮鞋厂的信笺，把上方那一溜印刷体红字裁掉，开始写信：
普市长：
您好。您也许不认识我，但我却掌握了一件与您的个人名誉有直接关系的事实，这个事实也牵涉到一位美丽的女士。倘若这件事实公布出去，不仅您的家庭会蒙受耻辱，您本人的前途命运也将遭受无法估量的打击。因此我想采取另一种方式，听听您的意见，看如何办才好。
您愿意就此和我谈谈么？如有意见面，请于×月×日晚九时在火车站广场钟楼下等我。本人性别男，身高一米七九，手持红色女式高跟鞋一只。
此致
敬礼
一个关怀、爱戴您的人
×月×日
剩下的问题是尽快打听到普运哲的住址。白已贺这时倒想起了利用电话，他觉得这种电话是再好打不过了，比如打给市府的收发室就行。
中午，他趁科里的人去食堂打饭的空隙，很快从电话号码本上查到了市府收发室的电话，他冒充一个外县的司机，说他是那个县的人，是来给普市长送东西的。什么东西？就几箱果茶。谁知一进城就转了向，怎么也找不着普市长的家了。收发室的师傅立刻告诉他普市长住光明街，光明街八号。
光明街八号，白已贺的血液在体内沸腾起来，他马上想起了那几栋单门独院的两层小楼。这么说普运哲真住在那儿？而那个高跟鞋的主人——那个底片的制造者就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这是一件很值得费心琢磨的事情，但白已贺准备把这种琢磨放在以后，现在他要出去寄信。
他来到邮局，买了一个信封和一张邮票，然后填上信中空出的约会日期——他填的是三天以后。三是中国人爱用的一个数字：好话不过三，三碗不过岗，三句话不离本行……有时候三意味着限制，有时候三意味着宽裕。白已贺把约会时间定在三天以后就是在时间上给普运哲打出了富余。
白已贺把信投进了邮筒。
下班以后他又一次从光明街上经过。光明街仍然是静谧的，那几栋楼房都有灯光。普运哲的房子就在这几栋楼之中吧？他没有搞清八号究竟是哪个院子，他不敢在暮色中贸然接近这些房子，毕竟他是一个远离他们之外的人物，他的心中永远烙着抹不掉的自卑。他离开了光明街，路过一家蛋糕屋时，给女儿买了一大块巧克力“树根”。
白已贺给白银买“树根”的时候，葛佩云正在光明街八号呆坐。早晨她把保姆打发走以后，差不多就这样呆坐了一天。
葛佩云虽然恨透了这个多事的保姆，可她又实在没办法向保姆表示她的愤恨。她只能怨自己的命不好，怨恨一切都是那么凑巧：凑巧这时家里就来了这么个保姆，凑巧保姆就大动干戈收拾房间，凑巧就扔了那双高跟鞋。
丢鞋这个铁一样的事实给葛佩云的打击太大了，甚至大大超过她发现丈夫和那个女人的私情。要说大祸，这才是真正的大祸，是她为丈夫为家庭闯下的大祸。她后悔，她自责，她心焦，她惊恐，她坐不安立不稳，她一天滴水未进。她在最最无所适从的时刻只有一点一直清醒：原来她的义务应该是维护这个家庭。她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维护她的丈夫，维护他的荣耀也维护他的错误，连那个斜歪在丈夫身子底下的那个女人她都应该维护。有多少妻子放任着丈夫去玩弄那些心甘情愿的女人，现在葛佩云觉得这种妻子才是最大度最明事理的妻子。男人少得了什么？到头来吃亏的还是那些被男人压在下边的女人。一想到这里葛佩云就由恼恨保姆转向恼恨自己，她还想起被她藏在房间的那架照相机，那些显影罐、显影液。现在她最怕看见的就是它们，是它们的存在才使这个家庭走向了危险的边缘。
当她想得精疲力竭不能自持时她又拼命把事情往好处想，她想就算鞋被人捡走，但那双鞋的确是双不能再穿的鞋，谁能想到把鞋拆开？谁会以为鞋里藏着宝贝？捡鞋人会再次扔掉那鞋的，说不定那鞋已被清洁工送往垃圾场烧了呢。那么这就是一件谁也不知道的事，不知道就等于不存在！葛佩云越发阿Q起来。假如真是这样，她决心一切重新开始，她要好好地对待她的丈夫，容忍他的一切，不再搜查他的书桌他的抽屉，不再妄图打开他的密码箱。即使她再撞见丈夫和那个女的亲近，即使撞见他正和她××，她也要假装没看见。人常说“两眼一闭”，对，就两眼一闭。
夜里她不断做着乱梦，后来才渐渐睡着了一会儿，她梦见在老家看过的一个电影：打仗的，打日本的，有个老更夫在漆黑的乡村街道上敲着梆子喊着：“平安无事喽！平—安—无—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