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云没能马上冲出胶卷，因为就在她拿着相机发愣的时候普运哲回来了。
普运哲坐在沙发上——刚才他和陶又佳共同坐过的沙发上吸烟，一支接着一支，葛佩云一步一步悄悄退回楼上，退进了女儿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当葛佩云躲在窗帘背后亲眼看见小刘的车子停在了门口、普运哲出了家门乘车而去之后，她才放心地走下楼来。客厅的空气很坏，茶几上的烟缸里堆满了烟蒂。葛佩云端起烟缸想要倒掉烟蒂，却又小心翼翼地重新把烟缸原样摆上茶几，因为她忽然想起除了普运哲，家里本是没人的。她忍受着恶浊的空气进了厨房，泡了一碗方便面，匆匆吃过又匆匆把碗洗净才上楼去找她的显影罐。
急于冲出胶卷的念头折磨了她一夜，她一晚上不敢闹出动静，心里却一晚上没有平静。她和衣躺在女儿的床上不敢翻身也不敢舒畅地呼吸，总觉着普运哲就要一步跨进门，然后把她从床上拽起来，那时她便是这座房子里的贼。却原来家贼是最难防的。这个不伦不类的逻辑使她还想起小时候村里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地主的女儿在学校的忆苦思甜会上，揭发她的父亲埋过一罐银元，从此这女儿总觉得自己是个贼。葛佩云又想到“内奸”这个词，现在她已经体会到内奸为什么比公开的敌人更可怕、更具破坏性。
是啊，在旅途上最初抢着帮你背行囊的人，也许就是最终偷光你行囊的人。
葛佩云偷窃了普运哲的行囊，她冲出了那个胶卷，那个黑白高速卷。果然昨晚的一切不是空白，在那张略大于邮票的底片上，她的丈夫正与一个女人拥抱，他伏在她身上啃着她的脖子。她从胶卷上剪下她的作品，对着窗外的阳光细细端详，那姿势、那细节令她心如刀割。她忽然后悔起来，后悔当她久已盼望的那个女人出现时，她为什么不冲到她面前指着她的鼻子骂她一句“不要脸”，然后再把她轰出门去呢？她为什么要心惊肉跳地摆弄照相机呢？她没有冲上前去，是她的直觉指挥着她不要这样做。骂两句“不要脸”就等于把这个家庭的麻烦公之于世，无形中帮了那女人的忙。到那时他们反而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她，她就更加是孤军奋战了。也许她正是在几秒钟之内作了权衡，最后还是端起了相机把镜头对准了他们。此刻她手拿底片，越发觉出了自己的机智和勇敢。至于这底片立时能有什么用处她还没细想，反正这是个不容抵赖的证据，也许有一天当普运哲坐在被告席上，一言不发地企图抵赖时，她就会突然把底片亮出来说：“好，你不说，让证据说。”
葛佩云在完成了拍照和冲卷之后，又在家中藏了一天，直到第三天晚上普运哲回家之前才正式出现在厨房里。他以为她刚回来，客套地问了几句亚运村印象就上了楼。
接着，葛佩云开始了对于底片的藏匿，她先把它锁进自己抽屉一个皮夹子里，夹子里有存折和各种票证。但不到一天她就改了主意，她觉得带锁的抽屉也许是世界上最不保险的地方，于是她便重新为它考虑更合适的地方。一连数日，不停地更改藏底片的地方成了葛佩云生活的主要目的：她曾经把它夹在一个镜框背后，不到两天又将它挪至台灯底座下边。而后又是石英钟的电池盒，花瓶里的假花丛，梳妆台的那个抽屉缝，乃至缝纫机里，地毯角下……直到有一天葛佩云在贮藏室发现一堆没用的旧鞋，她心想原来最保险的地方就是这堆旧鞋。
她拿起一只掉了后跟的高跟鞋，鞋是洋红色的，短而窄的人字形镂花鞋脸由纤细的皮绳编织而成，使它显得性感而又秀气。这双鞋是普运哲的姑姑那年回国时扔下不要的。当时葛佩云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放进贮藏室，没想扔，也没想要，就那么放着。对于东西的不想扔也不想要，是葛佩云的习惯，而普运哲也历来不关心不注意她这个习惯，因此他们家就出现了一些“就那么放着”的东西，比如这堆旧鞋。
葛佩云拿起这只鞋，看见鞋里的那层皮垫已经开了胶，便顺手把底片塞进皮垫和鞋底之间，然后又将鞋放回原处。这样，葛佩云便自信她已经为这证据找到了最安全、最可靠的地方。
葛佩云多日来紧绷的神经总算放松了一点，接下来的事情是怎样把底片洗成照片，这又需要葛佩云装作若无其事地去请教陶又峻。就在葛佩云等待着向陶又峻请教洗照片技术时，家中发生了一件事。
这天葛佩云下班回来，见门外站着一个挎着帆布提包的乡下姑娘，她立即就认出了这是被她辞退的那个保姆。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保姆把双手褪进袄袖里不停地跺着双脚。她说她已经在门口站了两个多小时了，说以前阿姨总是在家的，她不知道现在阿姨上班了。
葛佩云领着保姆进了家，才知道保姆已经找了对象，不久就打算办喜事，这次是专门来长邺办嫁妆的。
葛佩云问她为什么不把“那一位”一起带来，说家里是有地方住的。保姆说他见不得生人，丑得很。葛佩云笑笑说看来结婚以后是你做他的主吧？保姆说女人一辈子图个什么呀，嫁个男人没才又没貌，图个能做他的主也就算不屈得慌，乡下人不比在城市里的人。葛佩云说乡下和城市没什么两样，能做男人的主也是福气，可也不容易。
她们边说边进了客厅，保姆卷起袖子熟练地进厨房忙晚饭，葛佩云坐在沙发上盘算着拿些什么送给保姆作为结婚礼物。
吃过晚饭，葛佩云和保姆坐在客厅看电视。新闻联播之后门外有汽车的声音，保姆反应快，知道这是普运哲回来了，急忙跑着去开门。她打开门，门口果然站着普运哲。
自从保姆离开普家后，普运哲下班回来都是自己拿钥匙开门。今晚当他正在拿钥匙时，门自己开了，门内一个乡下女孩子正兴高采烈地望着他，走廊里也飘来饭菜的香气，一种家庭的气息又冲着普运哲扑面而来。有一瞬间普运哲觉得这个站在门口为他开门的女孩子就是陶又佳。
普运哲和保姆一前一后地进了客厅。当他得知保姆是来办嫁妆的，便对她说结婚时不要忘了请普叔叔葛阿姨吃喜糖，生了大胖小子不要忘了请普叔叔葛阿姨吃喜酒。说得保姆羞红了脸。
葛佩云知道普运哲那两声“葛阿姨”是专说给外人听的，好比他有时当着客人说“这是我老伴”“这是我爱人”一样。自从那天晚上之后，葛佩云总是偷偷观察普运哲的嘴。用她的话说，普运哲的嘴实在是一张“跟得上”的嘴，而她的嘴就有些“跟不上”。有时她还觉得，普运哲的嘴何止是“跟得上”，那简直有点“用途甚广”。它能亲那女人的脖子，一定也亲过她的别处。这使葛佩云心中一阵阵酸楚，嘴也不时出现一种“空旷感”。她想起普运哲从来没有对她使用过这张嘴，多年来她居然没有觉出这有什么不好。现在她才想起应该弥补这嘴的空旷感，原来她也需要它。这有点儿像起哄，有点儿像哄抬物价。还有点儿像什么？管它像什么，反正普运哲这张嘴普运哲这个人仍然得回这个家。
葛佩云眼睛看着电视，脑子里胡思乱想着，直到保姆说要睡觉，她才收回了关于嘴的想像。
保姆拎着提包回到自己原先的房间去了，葛佩云也回了自己的房间，开始为保姆找礼品。她找出几斤毛线、两条杭纺织锦缎被面，又找出一个双人电热褥。葛佩云家里是不乏这些东西的，这类轻描淡写的礼品都是别人送他们的。
葛佩云把这些东西送到保姆房间，保姆高兴得直脸红。她原只想借普家一块地方落个脚，没想到从前的主人会如此款待她。
人心换人心。一连两天，保姆除了上街购物，其余时间全部用来为普家料理家务。她洗被罩，洗床单，洗窗帘，洗台布，洗衣服，洗沙发巾，洗一切可洗的东西包括厨房里的擦碗布。然后是各种清扫：为地毯吸尘，刷洗厨房、浴室，还自己做主去处理那些被葛佩云“放”起来的东西，其中就包括了那堆旧鞋。
尽管保姆的劳动不是表演，但若用一句表演学的术语形容她这两天的表现便是“过火表演”。凡事一过火儿就容易出错儿。
保姆就在这“过火的表演”中出了大错儿，她的大错儿使葛佩云经历了一场她本人难以预料的灾难。
这天晚上，葛佩云回到家中明显地感觉到既整洁又豁亮，地毯也比平时要松软。她知道这一切出自保姆的劳动，她走进厨房表扬了保姆。但有些细节的变化她一时还发现不了，比如抽油烟机上的油垢也被保姆擦干净了，比如浴室镜子上方的磨砂灯罩也被保姆擦干净了，再比如——保姆在说完上述细节的变化之后，又怀着得意的心情告诉葛佩云她对贮藏室也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
葛佩云的心忽地一沉。
她立刻奔到贮藏室，果然那堆旧鞋不见了，堆鞋的地方被保姆擦得干干净净，露出了从未见过天日的红陶砖地面。
葛佩云叫来保姆，问她那堆旧鞋放到什么地方去了，保姆说扔了。
葛佩云问保姆扔到什么地方去了，保姆说扔到街上的垃圾箱去了。
葛佩云脸色忽然变得苍白，跌跌撞撞地扶住了门框。
保姆发现葛佩云神色不对，问道：“阿姨您怎么啦？”半天，葛佩云才哆嗦着嘴唇说：“你……你……你怎么敢……”
保姆暗想自己可能是闯了大祸，便心惊胆战地把葛佩云扶上沙发。葛佩云刚坐定，又忽地站起来，要保姆领她去找那个垃圾箱。她们出了院门，葛佩云几乎是小跑着奔了过去。借着路灯的光亮，她看见了她熟悉的那些旧鞋，有的在垃圾箱里，有的在垃圾箱外，惟独没有那双洋红色高跟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