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运哲坐在客厅里一直等待葛佩云回家。今天他回来的就不算早：先是陪北京来的一位副部长吃晚饭，然后又陪这位副部长在宾馆跳舞，回到家来已经近十点钟了，葛佩云却不在家。

葛佩云晚上一向不出门，因为她既无朋友，也不与同事来往；既不逛商店，更不光顾那些娱乐场所，可以说她是无处可去。普运哲有些担心起来：毕竟他还是她的丈夫，她还是他的妻子，毕竟他们都还是这个家庭中的成员。普运哲出了房间来到院子里，打算到门外看看。就在这时，就在普运哲拉开院门的时候，葛佩云正要进门。

葛佩云从普运哲身旁侧身而过，普运哲轻声说：“你先进屋吧，我关门。”他锁好院门回到房间，发现葛佩云正站在客厅，神情有几分慌张。他问她：“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到哪里去了？”他像什么也没发现似的，口气里没有责怪，相反还有几分关切。

葛佩云没有作答，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普运哲，脸上仍带着几分慌乱。她没有想到普运哲会如此关切地等她、问她，这使她有种受宠若惊之感。要是普运哲再继续对她做些情深意切的询问，也许她就要掉下泪来，也没准儿她还会把这些天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一股脑儿都哭诉给丈夫。但是普运哲没再多说什么关切的话，只随意地说了一句：“以后晚上出去最好跟我讲一下。”

葛佩云说，她参加了单位一个营业员的婚礼，这个婚礼拖拖拉拉弄到现在。这个时间公共汽车也少了，因此这会儿才回到家。她说着，发现从这一刻开始一切全变了，光明正大的是她的丈夫，她本人倒成了这个家庭中一个最鬼祟的人。今后等待她的可能将是更多的鬼祟的编织不尽的谎话。

幸好普运哲对葛佩云的晚归没有再作逻辑推理，他从不窥测她的任何事情。照他看，葛佩云能有兴致参加同事的一个婚礼倒是件不坏的事。他很希望能有各式各样的事去占据葛佩云的时间和精力，好免却她对他的窥视。

他们洗漱之后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各自回到各自房间，光明街八号很安静。

普运哲心里并不安静，他很想陶又佳。自从那次他把陶又佳带进家门之后，他们只匆匆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本市女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他作为政府官员前往祝贺。那天他在台上讲话，她在台下坐着听，他们只用眼睛作了相互问候。另一次是普运哲在体育馆看歌舞表演时溜了出来，溜到陶又佳家里。他们只在一起呆了半个小时。他告诉她，他必须在歌舞结束之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半小时之内他们什么也没顾得，拥抱、问候、亲吻，一切都进行得匆匆忙忙。他企盼着和她再次见面，他决心趁这次去北京开会，把她带到北京去。这像是他的一个预谋，可他又觉得在他们的关系中也许用不着使用这种形容词，因为就在那晚匆匆忙忙的半个小时之内，她还对着他的耳朵说过：她很盼望和他睡觉。

睡觉，普运哲总觉得这实在是个不寻常的词。虽然有那么多人使用着它，又有那么多人真的在和这个睡和那个睡，但“睡觉”这个词一经陶又佳的嘴讲出来，他觉得就变得那么神秘莫测，就有了那么一种诱惑人的力量。他很想找个时间，多听她讲讲睡觉到底都意味着什么。他对她讲了他要带她进京的“预谋”，他要她设想一个出差的理由。

陶又佳终于找到一个去北京的理由：“五一”劳动节时，长邺市演出公司要邀请一些歌舞大腕儿来演出，《星探》要配合这次演出对几位大腕儿、新星做一次采访和报道。这就需要《星探》的记者去北京做些奔走和通融，包括直接与其中的两位新星见面，还包括通过本刊的固定撰稿人摇摇笔杆子再写个“××大腕的一二三”。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商界出现了个体户、经纪人，观众里出现了追星族、发烧友，“文”界也出现了一些半是公开半是隐蔽、稍稍带有地下色彩的职业，比如“穴头儿”和这种撰稿人。撰稿人不仅了解各地文艺动态和信息，也常掌握着一些明星大腕儿的行踪、轶事。因此刊物要得到这些明星大腕儿的第一手材料，还必得通过这种撰稿人不可。和撰稿人相比，各刊编辑同仁倒像是两眼一麻黑了，他们若想了解明星的行踪，包括和明星们的联络、晋见，都得通过本刊固定撰稿人。《星探》也不失时机地抓取了几位固定撰稿人，其中为《星探》撰稿最多的一位，是北京一个笔名苗青青的半老不俏的男士。陶又佳这次出差去京，便是和苗青青接头。

陶又佳拟定了这次的采访计划，和主编做过商量后，主编很痛快地同意了她的计划。主编还补充说，这件事一定要赶在大腕儿来长邺之前，待这期刊物同读者见面时，应该正好是他们在长邺演出期间。这对扩大刊物的影响无疑有莫大的益处。“兵贵神速，就看你的啦！和苗青青打交道你得盯紧点儿。”主编最后又嘱咐陶又佳说。

出差对于陶又佳早已是家常便饭，她常对丘晔说：“出差简直都把我出‘怵’了，有一线可能我也不愿出门受那份儿洋罪。”丘晔却说：“我看记者出差最神气，到哪儿都是老大，动不动就‘打的’。”陶又佳说：“得了吧，现在差旅费都包干儿，一天就那么点钱，连个像样的旅馆都不敢住。到哪儿住店先问价钱，真张不开嘴。我尤其不愿几个人住一个房间，咬牙的放屁的你都得听都得闻。”丘晔说：“我们办公厅接待过几次记者，我看一个一个挺神气活现。请他们吃饭，派个秘书长陪着他们，他们都一脸不高兴，真的，对秘书长爱答不理的。”陶又佳说：“你们接待的那是什么记者，都是官方来的大记者，可也说不定是一群骗子，你知道现今的记者招摇撞骗的居多。山呼海啸地给你吹乎一通，山珍海味地吃你一通，一走了之。我参加过一个风景旅游点的剪彩仪式，点上的负责人在大会上宣布说请到了四十家新闻单位，中央的、省里的、地方的都请到了，规格高得不能再高了。吃啊喝啊，电视台的记者更神气，扛着大机器，穿着浑身是兜的摄影背心，装模作样地东转西转，整整闹了三天，走啦。然后呢，人家风景点就等着看报道，整天就坐在电视机前抻着脖子等：新闻联播没有，等晚间新闻吧，晚间新闻也没有。等了三天也没见个影儿。那就看报纸吧，报纸倒是等着了，只在一张地区小报的第四版上看见火柴盒大小的那么一块儿文字，其中还有两处错误，把‘人文景观’排成‘人义景观’，把海拔八百公尺排成八千公尺，快成喜马拉雅山了，谁上得去呀。你还不知道那一次光吃就吃了多少钱呢。”丘晔说：“吃了多少钱？”陶又佳说：“过后我问过那位负责人，他说，往少里说，也得吃一辆‘桑塔纳’。你说多可怜。”丘晔说：“有时候我也看着那些飞毛奓翅的记者不顺眼，还搀和着一些来路不明的女士，也跟着吃住，没准儿都是姘头。”陶又佳说：“也不一定都是。”

陶又佳这次的出差，心情当然不同往常，她先于普运哲来到北京，临行前又和他通了电话。她得知他一切没有变化，他将在两天后赴京，住在和平宾馆。陶又佳知道那儿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正对着五星级的王府饭店。和平的星级虽不及王府，但陶又佳这个档次的记者对此也是望尘莫及的。记者“唬”人也只能唬下边的土老冒儿，比如那个给普运哲报销车灯的县长，或者哪个山区旅游点的负责人什么的。大都市不管你是谁，一个大堂的门卫就能把一个省长挡在外边。而那些“博依”们的眼更尖，一眼就能认出你是从哪儿来的，尽管你也是一身料子一双皮鞋的，也是大墨镜戴着大丝袜子穿着。

陶又佳到了北京，找了个暂时的栖身之地，就是那种进门可以问价钱的旅馆。她住下之后，当晚便和那位《星探》的撰稿人苗青青联系上了。陶又佳在电话里问他，是不是明天上午九点钟她可以去拜会他。他说不行，他说见面的时间应该是十点半，因为他要在夜里写作早晨起得晚，就像巴尔扎克的写作习惯一样。他九点钟才起床，起床后还得喝一个小时的咖啡，还得花半个小时浏览当天的报纸。陶又佳扔下电话，心想这人怎么弄了一身名人毛病！不就是个整天跟在名人屁股后面打听杂事的人么，还在电话里“白话”巴尔扎克。再白话也是个把五十个字能说明白的事膨胀成三千个字换饭吃的主儿。可是陶又佳必须忍气吞声地踩着他定的钟点去见他，谁让她是长邺这个小刊物的编辑呢。

第二天上午十点半，陶又佳准时来到这位撰稿人苗青青家里。以前他们只是通过电话，也有稿件来往，但从未见过面。陶又佳从对方的声音里，一直判断对方是位个子不高的小胖子，因为他的声音属于地道的高音音色。没想到当这位撰稿人出现在她面前时，却是个又高又大的大块头：一张生牛肉般的红脸上，嵌着一双明亮的小眼睛和圆鼻子；胡子不多，不细看似乎没有。他把陶又佳让到沙发上，自己坐在一只专用的大摇椅上。陶又佳很难想像这位苗青青会同文字发生关系，好像他的面前应该摆上生鱼、生肉和案板、大葱。但他确为《星探》提供过一些专稿，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最难得的、最引读者上心的文字。比方某女明星的臀围有多大、喜欢用什么胸罩以及她和丈夫分手时最后说了一句什么话……而那位明星竟然没有向他提出抗议，足见这文字的翔实了。因此他就成了《星探》不可多得的撰稿人。

陶又佳向苗青青报以微笑，说：“很高兴能和您见面，其实咱们已经是老熟人了。这次还得给您添麻烦。”苗青青扭动着身子开口就管陶又佳叫“小佳”，说：“小佳，我不喜欢你这话，什么叫麻烦？应该说是为你效力。”他一边说着，眼光不时从陶又佳身上的这里那里溜过，这使陶又佳很不自在。但她仍然表现出谦逊、热情地说：“怎么说也是麻烦。”苗青青说：“要是非得用麻烦来形容我们的见面不可，确切说，是你的美给我添了麻烦，你太美了。”陶又佳浑身更加不自在起来。“小佳，你不必拘束不安。”苗青青说，“你知道我不常使用‘美’这个词。对于那些‘大哥大’、‘大姐大’们，我撑死用个漂亮形容他们，您知道美和漂亮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含意的。美能给人添麻烦，漂亮不然，只能勾起人的一个闪念。闪念，一闪即逝。假如我没有猜错，你的生活中是少不了这种麻烦的——对不起，我没有伤害你吧？”“您……没有……哪儿的话。”陶又佳只得说。“但愿如此。”苗青青说，“其实你我没见面之前我就发现这点了。也许你要问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听声音，听你在电话里的声音作出的判断。当然声音有时也骗人，有时你和一位小姐或者一位女士通电话，对方的声音立刻就能把你迷住，可是一见面呢，我的天哪！你会发现一切满不是那么回事，她的容貌根本配不上她的声音。所以一般来说我是不太凭声音判断人的。对你，我有过判断，但我坚信你的声音和容貌是相符的，果然不出我所料。这是一种和谐，一种高度和谐——我要不要再去煮点咖啡？上星期××（一个红得发紫的大腕儿）刚从巴西回来，带给我一筒咖啡。说到××，声音和容貌就不相符，很遗憾。”

苗青青费劲地从摇椅上把自己摇起来，呼哧喘气地就要去煮咖啡。陶又佳拦住了他。苗青青说：“那就喝茶吧，我最讨厌的是喝饮料，但愿小佳你也能和我的习惯一样。”陶又佳说她对饮料也不感兴趣。后来苗青青就为她泡了一杯茶，陶又佳发现是一杯上好的龙井。

陶又佳端起茶来，缓缓转动着热茶杯，本想马上开始他们见面的主题的，然而苗青青仍旧不给她这个机会，他问陶又佳老主编好吗？编辑部的日子好混不好混呀等等，陶又佳一一告诉了他，并说主编欢迎他在不忙时到长邺看看、转转。哪知这又引出了苗青青对长邺的一番话题。他说他三十年前去过长邺市，说市中心那座规模宏大的天主教堂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他在那教堂前还遇见了一次极为奇特的自然景象。他说那是春天一个无风的日子，当他路过教堂正欣赏它那哥特式建筑和充满神秘气息的彩色玻璃时，一阵黑压压的大雨忽地从天而降，一时间遮云蔽日，行人全被惊得懵在当街。过了一会儿人们才发现那并不是雨，那是黑压压的一群燕子！燕子们来自钟塔的塔顶。后来这一景象曾见诸报端，报道中说那群燕子至少有五万只。苗青青说自此他就交上了好运，在风云变幻的偌大一个中国社会，他生是没有受过什么磕碰。

陶又佳听说过长邺那场“燕子雨”，也知道遇见燕子雨必定要走运的说法。但她又觉得，按此逻辑，长邺市的人起码要有一半是幸运者了，这些幸运者都会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丘晔就不会去钻防空洞，她也就不会东奔西走为《星探》的同仁找饭碗子。还有听这个苗青青瞎白话，也算作一次最大的不幸。苗青青这位自鸣得意地和巴尔扎克相比的家伙的“好运”，难道是因为碰见长邺市的那场燕子雨？还不是靠了花言巧语去迷惑那些明星大腕儿。今天说她美得惊人，明天就会说另一个女人美得他就要栽跟头。全社会明星就那么几个，渴望明星的杂志却又那么多，于是眼前的苗青青也就成了抢手货。明星芝麻大的一件事他可以变换角度和标题弄它十篇二十篇，越变越神，越变越没边儿，于是他那本应是芝麻粒的一点稿酬就变成了无数个西瓜。可偏偏明星、大腕儿和杂志离了苗青青这种人也活不了，于是他们就变得更加忘乎所以了。

陶又佳还是巧妙而委婉地打住了苗青青的“大侃”，她告诉他说，她这次拜会他，主要是想通过他去采访两个初露头角的歌星。目前他们还谈不上大腕儿，因此这类文章也不必劳他的大驾，他只需给她作一次引荐。她将用本刊记者和歌星对话的形式，亲自整理出这点文字。最后，陶又佳风趣而又略带几分奉承地对苗青青说：“不过，还有篇文章须由您亲自动笔，《星探》要是两个月见不到您的大名，销量立刻就会下降。所以您还得御驾亲征去约见一次×××。”

“她呀。”苗青青来了劲儿，“昨天还让我请她吃香格里拉呢。那家伙好胃口，吃得我直眼黑。别看她光北京就有五处宅子，还净到处投资，吃饭还得我埋单。”

陶又佳的两个要求，苗青青都答应了下来。但他说他更愿意请陶小姐吃午饭。陶又佳看看苗青青桌上那架大炮式闹钟已是十一点三十分，心想吃他一顿也无妨。

苗青青把陶又佳带到离住处最近的多味斋去吃烤肉，这种自助餐形式的烤肉是陶又佳最为欣赏的一种吃饭形式。她毫不忸怩地吃了不少小牛肉和生鱼片，还连吃两份生菜沙拉，最后又吃了一小碗炒饭和一份黑米粥。苗青青对鱼肉的兴趣不大，只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扎啤。他给所有的人一种印象，仿佛他终生不吃什么他身上的养分也足够消耗终生的。

吃过午饭他们一同出了多味斋，陶又佳打算就此向苗青青告别。她向他道了谢，又问起那两个歌星的地址。但是苗青青说他身上没带那两个歌星的地址，还说，在陶又佳采访之前，他也应该先跟他们通个电话。陶又佳只好耐着性子再次返回苗青青的家。

苗青青一进门倒是立即开始打电话，他先给那个男歌星打，对方说男歌星去外地演出了。陶又佳原以为苗青青接着就会给那个女歌星打呢，谁知他放下电话，又把自己陷在摇椅里，指指桌上的闹钟说：“只好等下午了，中午一点钟……正是个休息的时间。他们这种人……”

陶又佳看看自己的表说：“您的表不对吧，现在应该是两点半。已经是下午了。”

“可我只相信我的表。”苗青青说着又从摇椅上摇起自己。他绕到陶又佳的背后，双手扶住她的肩膀轻声说：“小佳，我把表拨慢了一个多小时。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有这个习惯吧：每当我接待我喜欢的客人时就把表拨慢一个小时。”

陶又佳推开苗青青的手，和他拉开距离说：“您也许还不知道我也有个习惯，每当我想尽早结束一次无聊谈话时就把表拨快一个小时！但是现在我不应站起来就走，您答应过我的事情，您看……”

陶又佳不卑不亢的态度使苗青青到底和那位女星通了电话，女星约陶又佳明晚十点钟在亚运村她借住的一套房子里见面。

陶又佳出了苗青青的家门连连请他“留步”，但苗青青还是以极度的热情把陶又佳送出家门，又送到汽车站。他在众多的人群中把陶又佳的手一揉半天，好像刚才他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天晚上十点，陶又佳如约来见这位女星。事先她对女星的个人经历、成才之路略有了解，她知道这位女星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乡下，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她自幼喜欢唱歌，在一次县文化馆组织的全县调演中先被调到县里，后又七折腾八折腾，竟然成了北京的暂住人口，还竟然得到一批年轻观众的认可。

女星的狗名叫希特勒，而她本人现时叫爱娃。目前知道她这个名字的人为数还不多，只有圈子里的几个朋友这么叫。陶又佳立刻想起纳粹头子希特勒和他的绿眼睛情妇爱娃，她想起有本书里专门描写过这一男一女的风流韵事，她记不清希特勒是个被虐狂还是爱娃是个被虐狂，因此她也忘记当他们达到一个怪异的时刻时，是希特勒喜欢让爱娃在他身上撒尿还是爱娃喜欢让希特勒在她身上撒尿。也许眼前的女星并不知道这一切，只知希特勒和爱娃都是世界上的大名人。

女星引陶又佳入座，那是扔在地上的几个大垫子。除此之外，房间里只有一个茶几、几瓶酒和一些酒杯。当然还有一台歌星必不可少的电视和一套组合音响。女星刚一坐下就伸出双手，手心向面、指尖向天、十指弯曲地抖着手说：“我没有自由，自从我出名以来我就没了自由——你一定要把这点写到文章里去。”陶又佳望着她那涂成紫色的指甲，心想几年前说不定这双手还在园子里割韭菜呢。但她还是不失礼地答应女星，一定把这点写进文章里——她的没自由。接着女星又说，她说的没自由，包括她连给自己取名字的自由都没有。前不久出盒带时，她坚持要用爱娃这个名字出，并配以她怀抱“希特勒”的照片作为封套包装，但那些“包装”她的人坚决不同意说“那就太他妈纳粹了”。女星跟他们辩论说纳粹不是在德国嘛中国离德国那么远有什么可怕的。但他们仍然不同意，说他们实在不敢胆大妄为，“你看这就是我的处境。”爱娃一边向陶又佳诉苦，一边给自己倒了半杯XO，也给陶又佳倒了半杯，陶又佳看见两只杯子都不干净。正式采访开始后，问话总要涉及到爱娃的一些身世的，然而爱娃的描述和陶又佳原先的了解却大有出入：爱娃坚决否认她的父母是农民，她强烈地要陶又佳相信那一对农民不过是她的养父养母。她说自己的生母是个绝色尼姑（陶又佳心想这“绝色”怎么一点也没传给女星？）生父更是位不寻常的人物，但可惜爱娃还要保密。“我日夜都在怀念我的生父和生母，这一点你尤其要写进文章里去。”她指点着陶又佳说。

陶又佳忽然想起了“炒股”这个词，看来她真的要做一番“炒人”了。她必得通过她的采访文章使这位割过韭菜的孩子改换门庭。她要替她塑造一位绝色尼姑的母亲，和一位不知姓名的神秘父亲。她不知这文章倘若传到爱娃所在的县，县里人会怎么说。也许那时挨骂的并不是爱娃，而是陶又佳。

后来陶又佳少不了又问了爱娃一些脱口而出的问题，诸如她这次的长邺之行将带给长邺市的观众什么新歌啦，今后她的发展道路呀……就告别了爱娃。

起先爱娃还不放她走，说：“我为什么约你晚上十点钟来呢因为晚上十点以后我才有精神，一到十二点我更会精神得无法控制，那才是我一天当中的最佳时刻……”陶又佳被她这种精神“吓”得更坚决地再次告辞爱娃。爱娃这才唤过“希特勒”前来和陶又佳告别，“希特勒”伸出一只爪子去和陶又佳握手，陶又佳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陶又佳只身一人又在北京奔走了一天，完成了她作为《星探》记者应该完成的一切，迎来了普运哲与她约定的那个日子。她按照普运哲告诉她的方式，先要通了和平宾馆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听见了他的声音，她觉得现在她占领了北京这座城市，因为这城市里有了普运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