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生的不确定性

[1]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史》编写组编：《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2] 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

第二章 神圣的大学

[1] 参见《论北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郭卫东、牛大勇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

[3]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四十年（1952—199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92年。

[4]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培养目标包括考古研究人员、文物工作干部和考古教学师资。一至三年级上课，四年级上学期田野考古实习，下学期完成论文。设有相关的专业课程和教学小组。夏鼐主讲《考古学通论》《考古方法》，梁思永、郭宝钧、苏秉琦是该教学组成员；林耀华主讲《人类学通论》，陈永龄、沈家驹是该教学组成员；郭宝钧主讲《中国历史考古学》，杨钟健、夏鼐、佟柱臣、安志敏是该教学组成员；向达主讲《中国考古学史》，张政烺、夏鼐、苏秉琦、阎文儒是该教学组成员；张政烺主讲《古文字学》；郑振铎主讲《中国美术史》，张珩、王逊、启功、莫宗江、阎文儒、徐邦达是该教学组成员；韩寿萱主讲《博物馆学通论》，王振铎、傅振伦是该教学组成员。1952年之后还开设了一些新的课程，内容有政治经济学、中国史、世界史、中国美术史、中国近代史、史前考古学等。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还和中国社科院举办过四期考古学培训班，先后培训了346名学员。

[5] 苏恺之：《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6]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设在中南海的西四所，位于怀仁堂左侧。研究所下设考古组和历史组，考古组由徐旭升负责，聘请何士骥和苏秉琦加入工作；历史组聘顾颉刚为主任，聘请人员里有吴世昌、吴丰培、刘厚滋、张江裁、陈垣、冯家升、白寿彝、顾廷龙、王振铎等人；1948年后，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姚从吾、张政烺、董作宾、汤用彤、李俨等都曾是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7] 宿白主编：《苏秉琦先生纪念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8] 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缅怀考古学宗师苏秉琦先生》，《文物季刊》1997年第4期。

[10] 苏秉琦：《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载《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页。

[11] 通过涧河西岸的发掘，以及涧河东岸的钻探，考古学家发现了东周王城的北墙和西北、东北两个城角。

[12] 敦煌文物研究所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

第三章 敦煌是我的宿命

[1] 张先堂：《古代佛教法供养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第1—11页。

[2] 参见周一良为王重民著《敦煌遗书论文集》所作序。

[3] 参见陈寅恪为陈垣编著《敦煌劫余录》所作序。

第五章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1] 参见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九至十一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进宝《敦煌学通论》第五章第三节《国外的敦煌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 荣新江：《敦煌学百年：海外汉学的奉献》，《光明日报》2000年10月20日。

[3] 同注释〔2〕。

[4]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6] 引自张大千：《对江兆申话敦煌》。

[7] 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8] 荣新江：《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年1月版，第99—127页。

[9] 向达先后撰写了《伦敦的敦煌俗文学》（1937）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1939）等文。特别是《伦敦的敦煌俗文学》，总共收录四十余篇敦煌俗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利用敦煌文书研究俗文学的“拓荒之作”，为敦煌俗文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0] 向达对敦煌地区诸石窟留下了重要记述，如《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此外，还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即后来陆续发表的《西征小记》《莫高、榆林杂考》《两关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文，这些成果是他两次考察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集中体现。

[11] 傅斯年对向达的学术成就评价极高，他说向达是“今日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遍观各国所藏敦煌遗物，尤称独步”。

[12] 郑阿财：《潘重规先生敦煌学研究成果与贡献》，《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13] 柴剑虹：《高举“敦煌学在世界”的大旗—纪念季羡林会长逝世一周年》，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5年10月14日。

[15]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9页。

第八章 敦煌石窟艺术

[1]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敦煌》，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2] 段文杰：《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4] 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 弥勒经有《上生经》（全称《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和《下生经》（全称《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

[6] 施萍婷：《敦煌经变画》，《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

[7] 赵声良：《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8] 中国历史上，早在公元1世纪初王莽就曾封刘歆为国师，时称“国师公”。然而，以佛教高僧为国师，大约从北齐文宣帝高洋封高僧法常为国师开始。其后至西夏正式设立帝师和国师之制，一直沿用到元代及以后。《西夏官阶封号表》列有“国师”封号，其地位在诸王和中枢、枢密之间，主要的工作是主持国家重要的译经事务。

[9] 段文杰：《敦煌石窟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0] 柴剑虹：《西域飞天与“天人合一”—关于飞天艺术的一点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

[11] 这些自残行为，即史书所说“剺面”，是古代西域少数民族表示悲痛的习俗。

第九章 保护就是和时间赛跑

[1] 参见苏伯民、陈港泉、王旭东等：《WW/T0001—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行业标准：古代壁画病害与图示》，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2] 后改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第十章 永久保存，永续利用

[1] 《习近平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华社2016年4月12日。

[2] 以下关于《准则》的内容均来自《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0年版），2015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正式发布修订版。

[3] 参观流程如下：

一、游客必须提前通过莫高窟预约参观网络平台完成参观预约及在线支付，通过短信提示进行订单确认。

二、游客抵达敦煌以后，凭预约订单上的取票号到市区或数展中心的预约售票点取票。

三、游客按照电影场次时间提前30分钟抵达游客中心，须经安检、检票之后方可进入接待大厅；参观展陈之后观看主题电影和球幕电影；观影结束后进入摆渡车候车区。

四、游客乘坐专用环保观光车直达莫高窟窟区进行参观活动。

五、洞窟参观结束后，游客还可以免费参观藏经洞陈列馆、陈列中心、院史陈列馆以及老美术馆。

六、所有窟区参观活动结束后，游客再一次乘坐摆渡车返回游客中心，经过餐饮区和购物区，整个参观过程结束。

[4] 《习近平谈文物保护的三句箴言》，人民网2016年4月13日。

第十一章 春风化雨润心田

[1] 李荣珍：《邓小平关怀甘肃发展大业》，《甘肃日报》2014年8月20日。

[2] 参见甘肃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水利厅、酒泉市编制的《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2011—2020）》。

[3] 《这些人士被请进中南海，总理鼓励他们直截了当提建议》，中国政府网2018年2月2日。

[4]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

[5]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4—345页。

[6] 《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 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 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新华社2019年8月22日。

第十二章 四十年后终成卷

[1] 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第十三章 莫高窟人和“莫高精神”

[1] 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2] 池田大作、常书鸿：《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书信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 《敦煌：众人受到召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