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塞比奥怔了怔。一本开端于耶路撒冷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上一本书的故事发生在尼罗河，再上一本的故事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一路围绕着巴勒斯坦——现在竟然来到圣城耶路撒冷。听过玛丽亚的一番话之后，这个巧合令他惊讶。她一定会用这个新发现来佐证她的理论。
一阵敲门声把他惊醒。那本书像鸟儿一样从他手里飞起。“玛丽亚！”他喊道。她回来了！他几步冲到门前。他必须告诉她。
“玛丽亚！”开门时他又大喊了一声。
一个女人站在他面前。不过这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更老。一个身披黑衣的寡妇。一个陌生人。她睁大眼睛打量着他。她脚边放着一个破旧的手提箱。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晚还外出？他留意到，这个女人很美，尽管她的美貌被皱纹掩盖，被时间模糊，被黑色的农妇衣着所遮挡。光彩照人的面颊，迷人的身材，优雅的体态。她年轻时一定是个引人注目的美人。
“你怎么知道是我？”女人吃惊地问。
“对不起，我把你当成别人了。”
“我叫玛丽亚·多雷斯·帕索斯·卡斯特罗。”
原来她也叫玛丽亚。她是谁？她不是他的玛丽亚，他的妻子。她是另一个玛丽亚。她想要什么？她来这儿干什么？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卡斯特罗太太？”他生硬地问。
玛丽亚·卡斯特罗还以一个问题。“你是那个处理尸体的大夫吗？”
这么说也未尝不可。“是的，我是病理部的主任欧塞比奥·洛佐拉大夫。”
“我需要和你谈谈，大夫先生——如果你有空的话。”
他探出身子看了看走廊，寻找妻子的身影。她不在。她刚才一定和这个女人擦肩而过。他默默叹了口气。又一个想找他谈话的女人。难道她也担心他的救赎？今夜还有多少《圣经》里的先知在等着他？他只想做一些工作，赶一赶进度。再说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病理学家也要接门诊，而且是在这样的深夜？他已经快饿死了。如果他要通宵工作，当初就该带点儿吃的来。
他打算劝这个女人回去。不管她哪里不舒服，她应该去看家庭医生，她应该去挂急诊。他伸手准备关门时，蓦然想起：耶稣下葬时没有男人帮忙。只有女人来到他的墓地，只有女人。
或许桌上的某份尸检报告和她有关？亲戚，或者爱人。对他来说，与死者家属见面是极不寻常的。他自认为在寻找悲伤的起因方面是个行家，但是对于悲伤本身，以及如何面对它，那既非他的医学专业，也非他的天赋所在。所以他才选择了病理学。病理学是一门局限于纯科学的医学，不必耗费精力和病人打交道。但是在练习如何追踪死亡之前，他首先学习的是生命本身。现在有个活生生的女人需要和他交谈。他提醒自己，这正是医学最初的使命，即减轻痛苦。
虽然已疲惫不堪，他仍然强打精神，用尽量温和的语气说：“请进，卡斯特罗太太。”
那位老妇提起手提箱，走进他的办公室。“非常感谢，大夫先生。”
“这儿，坐这儿吧。”他指着妻子刚坐过的椅子。办公室里还是一团糟，他的工作台上铺满了报告——地板角落里的那份报告又是怎么回事？不过现在只能将就了。他坐下来，隔着桌子面对他的新访客。医生与病人。唯一不合时宜的是桌上的红酒和地板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他问。
她犹豫片刻，然后下定决心。“我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图伊泽洛村来。”
啊，原来如此。人烟稀少的葡萄牙高山区偶尔会有人一路赶来布拉干萨，因为那片荒凉的高原上一间医院也没有。的确，那里连商业区都没有。
“是关于我的丈夫。”
“是吗？”他鼓励她说下去。
她没有回答。他等待着。他要等到她的爆发。她隐忍的悲伤会以追问的形式出现。他需要寻找委婉的词语来解释她丈夫的死因。
“我试着写下来，”最终她说，“但是那事写在纸上实在太下流了。不过说出来更糟糕。”
“没关系。”他用抚慰的语气回答，尽管他发现她的用词很奇怪。下流？ “这种事非常自然，而且无可避免。它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是吗？在图伊泽洛可不是这样。这种事在我们那儿很少见。”
欧塞比奥皱起眉头。难道这个女人生活在一个长生不老的村庄，只有极少数人会收到死神无理的邀约？妻子常说他把太多时间花在了死人身上，有时反而忘记了如何和活人打交道。他没听错吧？她刚才确实问过他是不是处理尸体的大夫？
“卡斯特罗太太，死亡面前众生平等。我们都必须经历。”
“死亡？谁说死亡了？我是说性爱。”
这个令她恐惧的字眼终于蹦了出来。玛丽亚·卡斯特罗不再有顾忌，一吐为快：“爱以一种我最预想不到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它伪装成一个男人的模样。我很惊讶，就像一朵花第一次看见一只蜜蜂朝它飞去。建议我嫁给拉斐尔的人是我母亲。她征求了我父亲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桩不错的婚事。这不完全是包办婚姻，但如果我不愿嫁给拉斐尔，我必须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我自己也想不出来。所以我只能认命，不过这有何难？我从小就认识他了。他是村里的一个男孩。他总在村子里，就像地里的一块石头。我肯定在还没学会走路的时候就见过他。他比我大几岁，大概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见过我。他个儿瘦高，长相招人喜欢，比村里其他孩子更安静、更害羞。在母亲提议我和他相伴终生之前，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大概还不到二十分钟。
“回忆往事，我记起我们确实有过一面之缘。大约一两年前，我出门办事，与他恰好遇上。他正在修一道门。他让我帮忙握住某件东西。我弯下腰，我的头离他的头很近。一阵风吹过来，把我的一缕头发刮到他的脸上。我感觉到那种温柔的拍打。我抬起头，绾起头发，看着最后几缕发丝拂过他的脸颊。他微笑着，看着我的眼睛。
“我还记得他吹奏的那支美妙的笛子，那支木头做的小玩意儿。我喜欢它的声音，就像春天的鸟鸣。
“然后父母提议我们结婚。我想，有何不可？我早晚得结婚。我不愿孤独终老。他无疑会对我有用，我也会尽我所能对他有用。我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他。要嫁给他了，我很开心。
“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去问他母亲。她没什么意见，他应该也是一样。每个人的想法都是：有何不可？于是我们抱着‘有何不可’的态度结了婚。一切转眼间就发生了。婚礼只是走个过场。神父尽职尽责地主持仪式。没有一分钱浪费在欢庆上。我们搬进了拉斐尔的叔叔瓦莱里奥送的一间棚屋，直到后来找到更好的房子。
“那是婚礼之后我们第一次独处。门还没关好，拉斐尔就转身对我说：‘把衣服脱了。’我斜眼看着他，说：‘不，你把衣服脱了。’‘好吧。’他回答。然后他飞快地脱了个精光。那一幕真叫人难忘。我从没见过不穿衣服的男人。他走过来，抓住我的乳房，捏了一下。‘舒服吗？’他问。我耸了耸肩，说：‘还行。’‘这样呢？’他更温柔地捏了一下，指尖掐住我的乳头。‘还行。’我回答，不过这一次没有耸肩。
“接下来他表现得很大胆。他来到我身后，紧紧地贴着我。我能感觉到他的‘黄瓜’顶着我。他的手在我裙下摸索，一路往下，最后停在那里。我没有挣扎。我猜这就是结婚的代价——我必须忍受这件事。
“‘舒服吗？’他问。
“‘我说不好。’我答。
“‘那么这儿呢？’他试着在那儿附近捅了捅，问道。
“‘我说不好。’我答。
“‘这儿呢？’
“‘说……不好。’
“‘这儿呢？’
“忽然间我说不出话了。一种感觉渐渐爬满我的全身。他碰到了一个地方，令我的舌头发干。哦，太舒服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儿呢？’他又问了一遍。
“我点点头。他的手继续同一动作。我往前弯下腰，他也随着我弯下腰。我失去了平衡，我们在房间里跌跌撞撞，碰倒了一把椅子，撞上了一堵墙，掀翻了桌子。拉斐尔紧紧抱着我，倒在他的弟弟巴蒂斯塔送的小地毯上。整个过程中他的手始终没停，我一直沉浸在那种感觉当中。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它就像一列火车隆隆碾过我的身体，随后什么东西爆炸了，仿佛那列火车忽然冲出隧道进入光明。我任它碾压我。它经过之后我几乎无法呼吸。我转过头对着拉斐尔。‘现在我要把衣服脱了。’我说。
“当时他二十一岁，我十七岁。性欲是一个全新的发现。之前它都去哪儿了？我的父母把性欲比作沙漠。我是他们种下的一株坚韧的植物。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里充斥着苦涩和艰辛的劳作。教会能教给我性欲吗？这个想法本身就很可笑，即使我愿意在上面浪费时间。教会教导我为某些事感到羞耻，而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至于我身边的那些人，无论老少，或许他们在我成长过程中多少有所暗示，有些隐晦的说法，偶尔还口无遮拦，但我都没能理解那些话的真正含意。
“最后我意识到：我从未感知过性欲。我的身体已经准备就绪，心也蠢蠢欲动，性欲却依然沉睡。就像一片处女地，谜一般沉默。然后拉斐尔和我走到一起。在朴素的衣服和羞涩的举止之下，我们发现了自己身体的美好，仿佛土地里隐藏的金子。此前我们对这些事毫不知情。我不知道‘黄瓜’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我不知道它能为我做什么，也不知道我能为它做什么。他同样对我的‘鸟巢’一无所知。他盯着它，目瞪口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他的眼睛像是在说。你见过你的东西吗？ 我的眼睛回答。是的，是的， 他的眼睛气喘吁吁地回答，这一切都太奇怪了。
“最神奇的是，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一切水到渠成。我们抚摸，我们渴求，我们做爱，一气呵成。令我愉悦的同样令他愉悦，令他愉悦的同样令我愉悦。生活中有些事就是这样，不是吗？邮票的快乐在于被舔湿了贴在信封上，而信封的快乐在于被贴上邮票。每一方都从不知晓对方的存在，只是自然而然地相遇。拉斐尔和我就是邮票和信封。
“另外让我们惊讶的是，在婚姻的掩护下，我们平日里表现得多么中规中矩。我从没想过身为一个葡萄牙人可以如此美妙。
“有段时间我去邻村给学校老师当助手，下班后我会沿着山脊一路赶回家。山上其实没有路，但那是回到我们小窝的最快途径。我攀爬巨大的岩石，穿过一道道篱笆。路上还有几堵石墙，好在墙上有门。一旦通过倒数第三道门，我就能望见他的身影。他在山下我们的第二块地里，羊群在那里吃草。巧的是，就在我到达那道门的同时，他也正好看见我。每次我都会想，多么神奇的巧合！我刚一跨过这道门，他就看见了我。 他听不到我的声音，因为距离实在太远，但他通过逐渐暗淡的天色和对时辰的估计，知道我快回来了，于是他不时回头眺望，为这种巧合创造机会。他一看到我就会加倍卖力地干活儿，推搡着把羊群赶回羊圈。牧羊犬看见主人接管了它的活儿，忍不住欢声大叫。
“他往往等不及把活儿收尾就往回跑，我也一样。他比我快，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他冲进院子，大声吆喝鸡群。等我离家近些了，我能听见鸡群疯狂的咯咯声。它们被挨个儿扔进鸡圈。还有猪，它们等待着泔水晚餐。还有别的活儿。农场里有数不清的活儿。我从山顶一路跑到屋后。我笑着大喊：‘我会先到的！’他离前门近，我离后门近。我还差几米的时候，他会丢下手里的活儿转身往屋里跑——让农场见鬼去吧。两扇门猛地拉开，有时他先，有时我先。无论谁先谁后，两扇门都会砰地关上，小屋被震得地动山摇。我们面对面，上气不接下气，头晕目眩，满心欢喜。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为什么那么狂野地在乡间奔跑？为什么丢下农活儿？因为我们渴望赤裸相拥。我们扯下衣服，仿佛它们着了火。
“婚后几个月的一天，母亲和我一起做蜜饯。她问我拉斐尔和我有没有‘亲密’过。那是她的说法。她和我父亲婚后的前十八个月里，父亲压根儿没碰过她。我不知道那十八个月里他们都干了什么。背对背躺在床上，睁大眼睛，在死一样的寂静中等待睡眠的到来？母亲担心的是孙子孙女。她的家族人丁稀少。她自己是独生女，五十四年的婚姻中也只生养了一个独生女。她担心我也染上家族的少孕。我告诉母亲，拉斐尔和我每天晚上都‘亲密’，有时白天也‘亲密’——如果我们碰巧都在家的话，比如星期天。有些早晨我们会赶在出门之前‘亲密’一次。有时我们会连续‘亲密’两次。
“母亲看着我。‘我问的是行动，那种行动。’她压低声音说，尽管身边并没有别人。
“难道母亲以为我说的是睡觉吗？我们每晚早早上床，有时白天也打个盹儿？有时我们早早醒来，马上又睡个回笼觉？有时候我们连着睡两觉？她以为我们像猫一样又懒又困吗？
“‘是的，是的，妈妈，’我回答，‘我们一直在行动。如果半小时之后我能见到他，我们多半还会做。’
“母亲的眼里流露出惊讶、不安和恐惧。每天晚上？星期天？ 别忘了，那可是上个世纪的事。如今时过境迁，一切都那么现代化。当时我仿佛看到母亲脑海里《圣经》飞快地翻过。蜜饯做好了。我可以走了。
“‘他可是我的丈夫。’我告诉她，一边用屁股撞开门。
“她从此再没提起这个话题。至少她现在期待上帝能赐给她一群孙子孙女。她会把他们视作掌上明珠，在村里四处炫耀。另一方面，我的回答也提供了绝佳的八卦素材。我母亲就是这么一个爱嚼舌根的假正经，和所有谈性色变的假正经没什么两样。从此以后，村里的男人看我的眼神似笑非笑，岁数越大的老家伙眼睛就眨得越厉害；至于女人，无论年轻姑娘还是老太太，表情里都混杂着嫉妒、鄙视和好奇。从那天起，母亲在离我家还有一百米时就会弄出惊天的动静，生怕我不知道她来了。
“在孙子孙女的数量上，她的希望落空了。事实证明，我和她一样不擅生育。考虑到邮票多么频繁地贴在信封上，我们收到的信实在少得可怜。只有一封姗姗来迟的信，一封让人喜出望外的信，一个可爱的男孩。他从我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没有哭，而是发出一串笑声。当我把我们的小熊崽抱到母亲面前时，她已经老糊涂了。我完全可以递给她一只咕咕叫的小鸡，她脸上会露出同样空洞的笑容。”
那位老妇的脸上隐约浮现出微笑，却并不空洞。
“如今我老了，睡眠对我渐渐成谜。我记得睡着的样子，却记不起怎么入睡的。为什么睡眠离我而去了？年轻时拉斐尔和我曾那么贪睡。虽然我俩没什么钱，却拥有一张舒适的床。我们有窗帘，日落而息。我们睡得像井一样深沉。每天早晨我们精神抖擞地醒来，为昨夜的不省人事惊叹不已。如今我的夜晚充满了忧愁和伤感。我精疲力尽地躺着，睡意全无。我只是那么躺着，思绪像蛇一样缠着我。”
欧塞比奥轻声说：“衰老是件难熬的事，卡斯特罗太太。它是一种无药可治的可怕慢性病。真挚的爱情是另一种病。它的开端很美好。它是人们最渴望的疾病。人没有它就活不下去。它就像让葡萄汁腐败的酵母。一个人爱啊，爱啊，一直沐浴在爱河里，然后死亡降临，心碎了。爱情总会遇上无法面对的结局。”
可是尸体在哪儿？ 这个问题如鲠在喉。另外，是谁的尸体？也许不是她丈夫的。虽然她身着黑衣，但是葡萄牙乡下每个死了亲戚的四十岁以上的女人都这么穿。丧服成了乡下女人的日常服饰。也许她是来查询某个年轻人的。那样的话，桌下他脚边的任何一份报告中都可能写着她想要的信息。她想找的那份尸检报告也可能是他的同事何塞·奥塔维奥大夫经手的。何塞请了一个月的长假去英格兰探望女儿，已经走了差不多三个星期。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积压的工作。不过何塞手里的尸检报告都已经归了档。如果玛丽亚·卡斯特罗问的是其中一份，他应该能在隔壁的档案柜里找到。
无论如何应该有一具尸体，毕竟他是病理医师。失眠的病人应该去别的地方——家庭医生可以开安眠药，神父可以赦免罪过。那些不甘心变老的，那些痛苦心碎的，他们同样应该去别处，比如还是去找神父，或是见个朋友，去个酒吧，甚至逛个妓院。就是别来找病理医师。
“我很乐意听你讲开心事，也为你的伤心事感到难过，”他继续说，“但你来找我到底是为什么？你是来查询某份尸检报告的吗？”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活着的。”
他是怎么活着的？ 她想问他是怎么死的吧。老年人的口误。“谁？”
“当然是拉斐尔。”
“他的全名是什么？”
“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罗，来自图伊泽洛村。”
“哦，你的丈夫。请稍等。”
他弯腰把桌下的报告拖出来。清单在哪儿？他找到一页纸，在上面仔细查找。尚未归档的名单里并没有拉斐尔·米格尔·桑托斯·卡斯特罗。
“我的名单里没有这个名字。你丈夫一定是我的同事奥塔维奥大夫经手的。我得去查查他的档案。那得花点儿时间。”
“什么档案？”玛丽亚问。
“当然是你丈夫的。每个病人都有一份档案。”
“但你还没见过他。”
“哦。你之前没说。这样的话你得过几天再来。等他被处理完了。”
“但是他就在这里。”
“在哪儿？”
他不可能在冷藏室里。欧塞比奥对存放在里面的尸体心里有数。她是不是想说，在精神意义上， 她的丈夫在这里？他忍不住从医生的角度忧虑起她的精神状况。妄想性老年痴呆？
玛丽亚·卡斯特罗炯炯有神地看着他，平淡地回答：“就在这里。”
她俯身解开手提箱的搭扣。盖子掀了起来，箱子里唯一的物品如同初生的婴儿一样滑出来：拉斐尔·卡斯特罗赤着脚的尸体。
欧塞比奥盯着这具尸体。人的死法有很多，但医院里的尸体总是以相同的方式来到他面前：放在轮床上，已清理干净，床边挂着病历。他们不会身着周日的礼服，从手提箱里滑出来。不过他能理解，乡下人有自己的风俗。他们依然用城里人早已摒弃的方式对待死者。比如有时在葡萄牙乡间，他们把死人葬在老树的树干里。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检验过几具这样的尸体，为了查明究竟是自然死亡然后被树葬，还是被谋杀抛尸。（结果每一个案例都是正常的树葬。）他还检验过一些农夫的尸体，他们的指甲里扎着钢针。这并非折磨，只是一种原始的确认死亡的方法。现在眼前又多了一种乡下人对待死亡的做法：代替救护车，自己运送尸体。这位老妇把箱子从葡萄牙高山区一路拖下来，一定历尽艰苦。
“他死了多久了？”他问。
“三天。”玛丽亚回答。
看上去没错。冬季路上的严寒把尸体保存得很好。
“他怎么死的？”他问，“我是说，他生病了吗？”
“他没跟我说过。当时他在厨房喝咖啡。我出门去了。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晕倒在地，怎么也叫不醒了。”
“明白了。”急性心肌梗死、脑动脉瘤——诸如此类的病，他想。
“你想让我做什么，卡斯特罗太太？”
“解剖他，告诉我他是怎么活着的。”
同样的口误。也许她在故意避免那个字眼。不过仔细想一想，她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尸检能够揭示死因，死因可以用来推断生活习惯。不过听上去还是很奇怪。或许是带着迷信色彩的宗教用语。
“你想让我为你丈夫尸检？”
“是的。这不就是你干的事吗？”
“没错。但你不能像在餐馆点餐一样点一份尸检。”
“有什么问题吗？”
“需要遵照流程。”
“他已经死了。你还需要什么？”她说得没错。无论是否遵照规程，尸体都是一样的。如果让她提着箱子走人，明天玛丽亚和拉斐尔·卡斯特罗还会再回来。与此同时，布拉干萨的某间旅馆会不悦地发现他们有位客人竟然是死人。在温暖的房间过夜时，尸体或许会达到分解的临界点，那样一来，不仅他的后续工作会变得麻烦，旅馆主人也跟着遭殃。再说，什么时候乡下人开始有钱住旅店了？多半她会在火车站的长椅上过夜，或者更糟——在露天的公园里，坐在她的手提箱上。老拉斐尔·卡斯特罗不会在乎寒冷，他忠诚的妻子也不会在乎，这些老派的庄稼人就像传说中的伊比利亚犀牛一样结实。会在意的人是他，欧塞比奥。为了一张纸不值得让她遭那么大的罪，尤其是在痛失亲人之后。况且这具新鲜的尸体比他原本要处理的那具强多了。那个被扔到桥下的女人。
玛丽亚·卡斯特罗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她的耐心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他是个懂得变通的人。她刚才怎么说的来着？她“抱着‘有何不可’的态度”结了婚。好吧，有何不可？这是他想对何塞说的。
“好吧，我会为你丈夫尸检。你得在这里等着。”
“为什么？”
“尸检不是给普通人看的。”当然这并非事实。医学史上尸检向来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不过并不对普通公众开放，只会面向更专业的人群。否则医生怎么学得到手艺？
“我不是普通人。我是他相处六十年的妻子。我要陪着他。”
她的最后一句话斩钉截铁，不容辩驳。这个女人几乎已经无欲无求，但是仅存的每个愿望中都透出满满的执念。
在深夜里争论实在有失体面，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悲伤的寡妇。善于变通的他再次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会让她站在一把椅子旁。第一刀下去，死者的胸口被剖开，她会感到眩晕。那时他会扶她坐下来，等她缓过来，再把她送回办公室。他会让她待在那里，直到他完成工作。
“好吧。如你所愿，卡斯特罗太太。但我得提醒你，尸检对外行人来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这辈子杀过不少猪和鸡。尸体就是尸体。”
但不会有那些让人头晕目眩的情绪，欧塞比奥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们不爱猪和鸡。我们不会为猪和鸡的死感到悲伤。我们甚至记不起那些猪和鸡。但是让她亲眼观看尸检——那恰好是“尸检”一词在希腊文里的原意：亲眼见证。她会受不了的。最强悍的老农在如此贴近死亡时也会望而却步。只盼她不要跌倒，伤到自己。
“或许你可以帮我抬一下遗体。”他说。
几分钟后，拉斐尔·米格尔·托斯·卡斯特罗已经平躺在病理部两张解剖台中的一张上。
玛丽亚·卡斯特罗一声不响地帮他除去丈夫身上的衣物。她抚平他凌乱的头发，摆正他的阴茎，把它放在阴囊的正上方。接着她从上到下检视他的身体，就像查看自家的菜园，为一切井井有条而欣喜。
欧塞比奥有些不安。这是他还是医学生时观察尸体的眼神：兴致勃勃，充满好奇，并不当真。死亡是一种无关个人情感的游戏。但这里躺着的是她的丈夫。他后悔同意玛丽亚·卡斯特罗参与丈夫的尸检。他刚才在想什么？自己一定是累了。医院或者医学同行不会对他有任何的质疑，因为关于谁能参与尸检并无明文规定。他是这艘航船的船长。唯一的问题是，这不是至亲之人应该观看的。这个男人一丝不挂地躺在冰冷无菌的环境里，他甚至还没用医学手段触碰他的遗体。这个男人的妻子会作何反应？
他系上围裙，打好结。他考虑是否也应该给玛丽亚·卡斯特罗一条，但随即改变了主意。有了围裙，她只会靠得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