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一排茂密的香樟树，几间白色的小屋坐落在城市的尾端，向北望能看见黄浦江上的船桅杆。小屋外面没有招牌，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主人把客人领进门的时候，姚盼抬头看见屋内的横梁下方挂着一个红色的小牌匾：拉尼娜之家。

几面墙壁都刷着朴素干净的灰色油漆，上面错落地贴着用塑料板切割的彩色艺术字，写着“友爱一家人”等字样。

骆承文驻足看了一下。

女主人用流利的普通话说：“两位到里面坐吧，前厅有时事情多。”

姚盼和骆承文跟随着她穿过小小的屋堂，发现几间白色房屋在中间围成小院，四角筑了整齐的水渠，围绕几个花坛，上面种满鲜花。

院子里晾了白色的床单和颜色参差的衣服。

姚盼从四围房屋的窗户里看见人影，有些人在玻璃的反光里探头，但一闪随即消失。

女主人说：“这边请……希望两位领导不打扰他们……”

姚盼和骆承文走进最北边的小屋，女主人端椅子请他们坐下。房间采光不好，女主人把窗帘全拉开，素白的帘布绣着淡紫色的花瓣。十来平米的房间一角放着双人床。

“我和我的丈夫住在这里，他今天出去了。”

女主人给客人倒了白开水，又说了声“抱歉”，说他们夫妇“来中国很多年了，但还是学不会泡茶，没给领导备茶，不好意思”。

骆承文说：“不用，我也一样不爱喝茶。”

女主人微笑了一下，侧身端坐在床边。

她差不多五十岁，鬓角有些整齐的白丝，德国籍，据说外祖父是华裔，她的中文名字叫戴琪。九年前，她和丈夫来到中国办慈善机构，因为拉尼娜基金会曾经给过他们资助，机构的名字就叫作“拉尼娜之家”。

“我们不能在本地募捐，所以钱不多。”戴琪温和地说明。

除了接受一些海外捐助，戴琪的丈夫每天晚上会到外滩的酒吧表演，以补贴开支，他是个优秀的爵士乐手，吹萨克斯风。

“拉尼娜之家”建于黄浦江上游南岸的金山区，虽然是远郊，到闹市中心要坐两个小时的地铁，但租金便宜很多。而且这个区矿产丰富，上下游都有产业，无家的破落者容易找到活计，他们比在都市中央更容易活着。

“为什么选在上海呢？”戴琪笑笑说，“因为听说这个城市很厉害，很疯狂，我们想来看看。我们想，这里也有人有需要……也许更需要。”

九年前，当国内执行二十多年的收容遣返旧法被废止，遍布大都市的收容站逐一摘牌，旅居上海的戴琪夫妇就决定办这个机构。他们想，这里也有人有需要，也许更需要。

女主人侧坐床角，平望向来访的警察，问：“两位是来问涂小姐的事吗？”

涂姝当前的常住地在上海。

她高考考上上海的大学，毕业后就留在那里。她在大学学会计专业，毕业后入职一家经销纪念品的中型公司，后来老板看中她的沟通能力，让她转岗成为采购员，全国各地到处跑，业绩提成十分优厚。但几年后，她就辞了职。

也许是在旅途中有所感悟，也许是童年经历的投射，涂姝当过多年的义工，在一些慈善组织提供无偿服务，也时常捐献物资。辞职以后，她自费考了护士证，跟随医疗机构走进高原和大山。在一些表彰和报道里，有时还能出现她的名字。

姚盼提出前往上海调查时，专案组组长于雷略微皱眉。

“电话里问不清吗？履历报告也过来了。”

姚盼答道：“一来拉尼娜基金会这条线索无论有没有关联，都需要再跟进；二来受害人最近几个月行踪不明确，我也认为有必要到她住处看看。”

“她温州的老家也要去？”

“嗯，如果有必要，也去看看。”

“那这边呢？”

“我想让阿星和唐警长留在这边。两边并行查，效率也高一些。”

“香港的骆督察和你同行去上海吗？”

姚盼点点头。

于雷沉思了片刻，说了一句“也好”。他考虑到香港方面压力转移的问题。

“这件案子预算不抠，就是要抓紧时间。”

姚盼点头，说：“谢谢于局。”

骆承文向“拉尼娜之家”的女主人点头，说：“听说涂姝小姐在这里当过义工。”

“嗯，是的。”德国女人戴琪端庄侧坐，嘴角挂着温柔的笑容，“不时会有热心人士来帮助我们，不求酬劳，涂小姐来得比较多。她也帮助其他机构，各地的。她很好，爱笑，关心人，很温暖，就像流淌的泉水。我和我丈夫，还有兄弟姐妹们都喜欢她。”

骆承文问：“你知道她为什么要当义工吗？”

德国女人微笑了一下。

“我不会问他们这样的问题，救济的意义是不用问的。他们也不求回报。不过涂小姐和我说过，她应该做这件事。我想她想念她的父亲，还有感恩之情。”

女警姚盼问：“你知道她父亲曾经是麻风病人吗？”

戴琪轻点下巴。

“知道的。涂小姐告诉我，她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人……”话语停了停，转而微笑，“她也告诉我，小时候她和她父亲得到了拉尼娜基金会的帮助。所以，她很高兴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拉尼娜之家’。”

骆承文问：“你们和拉尼娜基金会关系密切吗？”

德国女人稍微坐直身体，她意识到某种敏感性，是以认真答道：“我们接受基金会的资助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也有一些其他捐赠，现在我们主要自给自足。”

骆承文和姚盼短短对望。

在来的路上，两个刑警就有过讨论。骆承文告诉姚盼，在香港，这类慈善机构繁多。“比如五花八门的救世军，只是名字差不多，不见得都有关联。”

专案组内部也有过讨论，不言而喻，领导们大体都不想把事情往某个国外组织上引。而案情分析下来，姚盼也同意这个观点：连环命案和一个历史悠久带有教会背景的慈善基金会有关，这种判断未免过于臆想和草率。

有关的是名字。

小时候涂姝曾受恩而知道拉尼娜基金会，长大后选择在冠名拉尼娜的慈善机构当义工，这是一个合理的关联。而对现阶段的案件调查真正关键的是：对她实施侵害的犯罪嫌疑人肯定也知道这个名字。

姚盼和骆承文对望后，都觉得在此处怕是问不到更多的东西了。

姚盼望向门外的小院，看见一个女人从屋里探了探头，但身子一缩又进去了。尽管只是一瞥，但姚盼还是能看见她异常干瘦的身躯，还有布满半边脸的深红色的斑痕。

戴琪带着歉意地笑笑，说：“因为两位领导在，大家不好到院子里来……”话语已带了些许逐客的味道。

姚盼问：“戴女士，你们这里一般为什么样的对象提供救济？”

“只要来了，有需要，我们都会尽力提供帮助。”

“不做身份登记吗？”

德国女人脸色有点白，想了想，仍旧抬起头说道：“是的。我们这里人不多，很少，他们真的只是需要暂时住……生病能休息……希望两位领导不打扰……”

姚盼沉默了一会儿，轻轻点头。她望向她的搭档，两人默契地站了起来。

转身离开前，姚盼的目光落在小房间一角的墙壁上，那里贴满了照片。她的目光停留下来。

德国女人顺着她的目光转头，眯眼看了一下，又自觉地走近去，找着墙上的照片，一一指了指，回头微笑：“嗯，这几张都有涂小姐。”

姚盼走过去，注视其中一张。

那是一张合照，里面的人肤色各异。一个身穿白裙的年轻女子被簇拥在中间，脸上展露温暖的笑容。那女子就是受害人涂姝。

姚盼盯看着，久久不动。骆承文也走过来，片刻后脸色突然就变了。

他望向他的搭档，说：“不会吧……看不清……”他再次凝视照片，头也歪过来。

姚盼问：“戴女士，你们是不是完全没有做身份登记？人员的名字有吗？”

德国女人摇摇头，说：“真的没有。”

骆承文不由得提高音量：“什么记录都没有吗？”

“拉尼娜之家”的女主人被吓得一愣，脸色发白。但她很快意识到警察想问的是什么——他们紧紧注视着的，并非站在画面中间笑容温暖的白裙女孩，而是其他人。

女主人伸手把照片从墙上摘下来，递给警察。

“我们拍了照片，会请大家在后面签上名，作为纪念……”

姚盼接过照片，翻过来。小小的4寸照片背后密密麻麻地写着十多个名字，有中文，也有外文，字迹都不好看。

姚盼把照片递给骆承文。

“骆督察，你外文比我好，也记得比我清楚。”

骆承文紧抿嘴唇，双手捏住照片一行行凝视，快一分钟后，手微微抖了。

“是这个……”他指给他的搭档看。

“Nguyen Phuong Thao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但我记得写法。”香港警察咬牙道，“翻译过来叫阮芳草，一个三十七岁的越南女子的名字——她就是第一名受害人！”

从“拉尼娜之家”离开后，姚盼给部下薄文星打了电话，交换情报，也布置工作。

“涂姝在很多地方当过义工，她去过或者接触过的慈善机构，能查的都查吧。估计有些地方不好查，尽量想办法。”

刑警薄文星迅即回答：“没问题，指向性明确，好查。姚姐，你们很厉害！”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麻风村去过了。那里还剩下十三户十四人，最久的已经住了四十多年……”薄文星停了一秒钟，续道，“找到一户年轻的，四十六岁，他对涂姝的父亲有点印象。”

涂姝户籍上的出生地是浙江温州，但年幼时父母离异，她父亲涂之庭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南下，把她带在身边，辗转过几个地方，后来落脚南乡镇，办了暂住证，住了五六年。涂姝在镇上念过小学和初中，说她的成长地在本地也未尝不可。

涂姝的父亲涂之庭祖上行医，懂中医，他曾经在乡间义务行诊，也曾跟随慈善队到过麻风村照顾麻风病人，后来不慎被感染了。

那时，国内推行“联合化疗”多年，麻风病的治愈率已经很高，对麻风病人强制集中收容的制度也已废除，但歧视不见得就此消失。

涂之庭染病后治疗一周，病情迅速控制，传染性基本消除，后来又持续服药两年，达到完全治愈。只是脸上留下了一片褪不掉的红亮的斑疤，标签一般犹如黥刑。他和他的女儿没有入住麻风村，但也无处可去。

那几年，在拉尼娜基金会的资助下，一支外国慈善队在麻风村的下游租了一间农屋办服务站，在河边遍种鸢尾花。鸢尾花在希腊神话里代表“彩虹女神”，为人间和天国架起彩虹之桥。服务站建设的心意，是表示愿意和麻风病人同喝一河之水，为麻风病人与人间搭建联通的桥梁。

涂之庭以及他的女儿涂姝就住在那个服务站里。涂姝升读初中后，曾一度在学校寄宿，没多久校方就委婉拒绝，让她回家住了。涂之庭父女在服务站里和慈善队同住，后来服务站关闭，慈善队离开，由于租期没到，父女俩相依为命，继续在老屋里住了几年。

直至涂姝初中毕业前夕，涂之庭让女儿报考老家温州的高中，又写信央求涂姝的母亲把女儿接回去。诸事安排好以后，他在一天夜里投河自杀。麻风杆菌在身体和心灵上的后遗症对外人来说无法想象。当折磨到了极限时，这个父亲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好让女儿有新的开始。

“麻风村里的人也不太记得涂之庭了，只记得有这么个医生来做过服务。他们与世隔绝太多年了，也不太知道外面的事。”

薄文星在电话里向姚盼汇报调查进展，说明所知情况是村里村外多方组合而来。

“村里倒是有人记得涂之庭父女，他们开口会说：哦，记得，是不是那个跳河死了的麻风医生？”

他的上司在电话那头沉默。

挂断电话前，姚盼淡淡地问了一句：“那些还住在麻风村里的人……他们生活怎么样？”

“不太好，进村只有一座独木桥。”薄文星回答，他似乎在心里憋了很多话，“村里有一条小黄狗，看见人不会叫，也不会躲，只是看着我们，一直好奇地望。”

他停了停，又说：“我想对于他们来说，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无人知晓的孤独。”

次日上午，当姚盼和骆承文抵达下一个调查地温州时，薄文星再次打来电话。

“我请孙局协调了全国排查，唐明也帮忙联系了一些境外关系，另外三名受害人的踪迹都找到了，果然有交集！姚姐你们很厉害——”薄文星的语音在电话里带着一种明亮，“这样一来，前面几名受害人也不再是无人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