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八九七年四月十日及十一日的日记
随着战争结束，西莫尼尼重操旧业。所幸的是，死了那么多人，涉及遗产继承的问题层出不穷。许多人年纪尚轻，还未想过要立遗嘱就倒在了街垒跟前，这让西莫尼尼忙得不可开交——当然也赚得盆满钵满。和平是多么美好，前提是先经历过一场大规模的流血牺牲。
他的日记因而略过了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作为公证人的日常工作，仅仅提了提他在那期间从未放弃过重新为那份关于布拉格公墓的文件寻找买主的愿望。他不知道古德切当时正在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必须抢在他之前出手。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令人感到好奇的是，犹太人在几乎整个巴黎公社时期仿佛消失了似的。他们是在秘密操纵公社运动，一如既往地策划着阴谋，还是躲藏在凡尔赛聚敛财富，为战后做准备？不过，他们在暗中关注着共济会的一举一动。巴黎的共济会会员是站在公社这边的，而公社社员枪决了一位大主教，犹太人应该多少与之有些干系。他们对儿童都下得了手，杀大主教更是不在话下了。
正当他这么思考时，一八七六年的一天，他听见楼下有人按门铃，门口站着一位穿教袍的老先生。西莫尼尼起初以为他是常来的那位信奉撒旦教的神父，来向自己兜售祝圣过的圣体饼，但后来他朝那一头依旧卷曲有型的白发下仔细一瞧，认出了那是近三十年间未再谋面的贝尔加马斯基神父。
身为耶稣会士的贝尔加马斯基神父则费了好大功夫才确信，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他在对方还年少时就认识的西莫尼尼，这主要是因为我蓄着（进入和平年代后重新变回了四十岁的人常见的那种黑色的、同时略有些灰白的）络腮胡的关系。随后他的双眼焕发了光芒，微笑着说道：“可不是！你就是西莫尼尼啊。真的是你吗，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让我进屋呢？”
他虽然面露微笑，但那笑即便我们不敢说像只老虎，也至少像一只猫。西莫尼尼领着他上了楼，问道：“您是怎么找到我的？”
“唉，我的孩子，”贝尔加马斯基神父说道，“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耶稣会士有多么神通广大吗？我们虽然被皮埃蒙特人逐出了都灵，但与许多圈子仍保持着顺畅的联系，因此我了解到你首先干的是公证人和伪造遗嘱的工作，耐心点听我说，但你给皮埃蒙特秘密警察交过一份报告，我竟然也作为拿破仑三世的教唆者出现在那里头，并且在布拉格公墓里密谋与法国和撒丁王国作对。不是我说，捏造得真叫离谱，但我后来发觉你写的东西全是从欧仁·苏那个狂热的反教权主义者的书中抄来的。我找过你，但听说你跟着加里波第去了西西里，后来又离开了意大利。内格里·圣弗龙将军与我们耶稣会的关系很好，在他的指点下我来到了巴黎。在这儿，我的会友们与法兰西帝国的秘密警察有不错的交情。于是我得知你和俄国人有过接触，而你那份讲述我们在布拉格公墓集会的报告变成了一份有关犹太人的报告。但与此同时我还了解到，你监视过一个叫若利的人。我便通过秘密途径弄到了一本他写的书——这本书留在一个叫拉克鲁瓦的人的办公室里，而此人在一场与准备用炸药行刺的烧炭党人的交火中英勇牺牲了。我由此发现，若利虽说也抄袭了欧仁·苏的书，你那份报告抄的却是若利的书。最后，德国的会友们告诉我，有一个叫古德切的人谈到过在布拉格公墓里举行的一场仪式，而犹太人在仪式上所说的话差不多就是你在给俄国人的报告里写的内容。不过我心里清楚，第一个版本的故事——也就是我们耶稣会士被写进去的那个版本——是你写的，比古德切的三流小说早了许多年。”
“终于有人为我说了句公道话！”
“你先让我说完。后来，在普法战争、巴黎之围和随后的巴黎公社期间，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穿教袍的人而言，巴黎成了一个危险之地。我之所以决定回来找你，是因为几年前，犹太人在布拉格公墓的这个故事被原原本本地刊登在圣彼得堡的一本期刊上。期刊介绍称，它节选自一部根据真实事件写成的小说，因而其来源就是古德切。然而就在今年，几乎相同的内容又出现在了莫斯科的一本小册子里。总之，在那边——或者说在北边，想怎么说都行——有人正在围绕日渐成为威胁的犹太人策划着什么。但犹太人对我们也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通过以色列人联盟隐藏在共济会身后，而教皇陛下现已决定对教会的所有敌人发动一场决战。所以啊，我的西莫尼尼，是时候改过自新了，你得为你在皮埃蒙特秘密警察那里开我的玩笑而赎罪。在如此造谣中伤了耶稣会后，你得对我们做些补偿。”
真可恶，这些耶稣会士比埃布特尔纳、拉格朗日和圣弗龙还要厉害，永远对所有的事都了如指掌，完全用不着向秘密警察去打听，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秘密警察。他们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会友，并留心自巴别塔倒塌以来诞生的每一种语言所说的话。
巴黎公社失败后，所有法国人都变得无比虔诚，就连那些过去极力反对教权的人也不例外。据说在蒙马特高地甚至建起了一座教堂，替那场无神论者的悲剧公开赎罪。所以，既然身处修复的形势中，那就还是做一个忠心的修复者为好。“那好吧，神父，”我说道，“请告诉我您想要我怎么做。”
“我们会顺着你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首先，考虑到古德切那家伙正为了一己之私兜售拉比的发言，一方面必须制作出一份内容更加丰富和更令人震惊的发言来，另一方面则必须让古德切再也无法散播他的那份材料。”
“我该如何制止那个造假者呢？”
“我会让我的德国会友去监视他，看是否需要干掉他。就我们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找出把柄的人。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拉比的发言写成一份新的文件，内容要更加复杂，同时多和当下的政治事件搭上关系。你再去认真读一读若利的那本小册子。必须把——怎么说好呢——犹太人的不择手段和他们腐化各国的计划全都抖出来。”
……贝尔加马斯基神父还说，为了使拉比的发言更加可信，还有必要将巴吕埃尔神父讲述过的话，尤其是西莫尼尼的爷爷寄给巴吕埃尔的那封信再次拿出来使用……
贝尔加马斯基神父还说，为了使拉比的发言更加可信，还有必要将巴吕埃尔神父讲述过的话，尤其是西莫尼尼的爷爷寄给巴吕埃尔的那封信再次拿出来使用。或许西莫尼尼还保存着那封信的副本（完全可以说成是原件）？
西莫尼尼在一口衣柜的最底下找到了一只有些年头的小首饰盒，里面藏着书信副本，然后，他与贝尔加马斯基神父就那样一件贵重的宝物商定了报酬。虽然耶稣会士都是吝啬之徒，但他不得不与他合作。就这样，在一八七八年七月的一期《当代》上刊登了曾是巴吕埃尔心腹的格里韦尔神父的回忆、西莫尼尼从别处获悉的许多消息以及他爷爷的那封信。“布拉格公墓的故事会紧随其后的，”贝尔加马斯基神父说道，“如果你将一些爆炸性的消息一股脑地发布出来，那它们在引起震惊过后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反倒是必须将它们逐条放出，这样，每一条新消息都会再次唤醒人们对先前那条消息的记忆。”
西莫尼尼在日记中坦言，他对爷爷的书信以这种方式重见天日感到非常满意。同时，带着一丝良心的触动，他似乎确信自己是在履行一道明确的遗嘱。
他干劲十足地开始丰富拉比的发言内容。重读了若利的书后，他发现这位论战作家与他读第一遍时的印象有明显的不同，显然没有欧仁·苏那么过火，他把那些看起来恰恰会让人联想到犹太人的邪恶行径归罪于他笔下的马基雅弗利－拿破仑。
在为这份材料添枝加叶的过程中，西莫尼尼发现其内容太过庞杂，影响面也太广：一份要令天主教徒深感震惊的理想的拉比发言，理应包含许多涉及伤风败俗计划的内容，甚至借用古热诺·德穆索提出的关于犹太人的生理优势的思想，或布拉夫曼制定的利用高利贷盘剥基督徒的规定。可是，共和派可能会被发言中提到的日渐消亡的出版自由搅得心绪不宁，而对（早已被舆论认定为犹太人的专有财产的）银行一直缺乏信任的企业家和小储户则可能会被国际犹太人集团的经济计划刺中痛处。
于是，西莫尼尼的脑海中渐渐地产生了一个——他并没有意识到——只有犹太人才能想到的不可告人的主意。他不应该只准备一个在布拉格公墓里发生的故事和一份拉比的发言，而是应该制作几份不同的发言，一份给教区牧师，一份给社会主义者，一份给俄国人，一份给法国人。而且不必事先写好所有的发言：应当将发言内容写在活页纸上，按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从而制作出五花八门的发言——这样他就能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向不同的买主出售最合适的发言材料。总之，对于他这名资深公证人来说，那就像是在登记将来需要提供给律师、让他在不同的诉讼案件中开展辩护的各式各样的证词、证据或供词，因此他开始将他的这些笔记称作“会议纪要”。他小心翼翼地没有让贝尔加马斯基神父看到这一切，因为在给后者的发言中，他只择取了宗教性最为突出的那些内容。
西莫尼尼以一段令人心生好奇的话结束了他在那些年里的工作纪要：临近一八七八年年底，他得知了古德切和可怜的若利的死讯，这让他如释重负。前者多半是被让他日渐肥胖的啤酒给噎死的，而永远处于绝望的若利则是朝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他并不是坏人，愿他的灵魂能得到安息。
也许我们的日记作者为回忆亲爱的亡友而渐渐地喝高了。写到这儿时，他的字迹乱作一团，而这篇日记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睡着了。
但第二天，当西莫尼尼临近傍晚醒来时，他在日记中看到了达拉·皮科拉神父留下的一番话。后者在那天早晨不知以什么方式闯入了他的书房，读了他的“另一个我”写的日记，并赶紧以说教的口吻作了详细的说明。
说明了什么呢？说的是古德切和若利二人的死讯应该不会令我们的西莫尼尼上尉感到吃惊，而他就算没有费尽心思去忘掉这事，也肯定无法将其原原本本地回忆起来。
爷爷的那封信刊登在《当代》上以后，西莫尼尼收到了古德切用法语写的一封语法错误连篇、意思却毫不含糊的来信。“亲爱的上尉，”他写道，“我猜《当代》上的材料只是一个序曲，您还打算在那上头继续发表另一份材料。然而我们都清楚，我对那份文件拥有部分著作权，我倒是可以证明（有《比亚里兹》在手）自己是整篇文章的作者，但您却一无所有，就连在创作过程中添过几个逗号都证明不了。所以，我要求您务必停下手头的工作，与我约定一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最好还有一位公证人（但不能是您这种人）在场，以明确关于布拉格公墓的那份报告的著作权问题。如果您不照做，我就会把您冒名的消息公之于众。之后我会马上去告诉那位若利先生，他还不知道您掠夺了他的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您还没忘若利是干律师这行的，您就会清楚，这件事也会给您带来极大的麻烦。”
受到惊吓的西莫尼尼立即与贝尔加马斯基神父取得了联系。后者告诉他说：“你负责对付若利，我们会对付古德切。”
正当西莫尼尼还在迟疑，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若利的时候，他收到了贝尔加马斯基神父的一封便函，告知倒霉的古德切先生在睡梦中安详地死去了。贝尔加马斯基神父还劝他为古德切的灵魂得以安息而祈祷——即使那家伙是一个该死的新教徒。
西莫尼尼现在明白了“对付若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些事他并不愿意去做，毕竟他欠着若利的情，但他显然不希望他与贝尔加马斯基神父的计划因为一点良心上的不安而遭受影响。而且我们刚刚也看到，西莫尼尼现在打算彻底利用若利的作品，且绝不能被原作者愤怒的抗议声搅得不得安宁。
因此，他又一次去了拉佩街，买了一把小得足以带进屋里的手枪，威力是所有枪支中最小的，但开火的声音也是最轻的。他记得若利的住址，并注意到那套房子虽小，里面却有能够隔音的漂亮地毯和壁毯。不管怎么说，最好在早晨下手，那时楼下会传来从皇家桥和巴克街赶来的或在塞纳河滨河道上来回行驶的四轮马车和公共马车的声响。
西莫尼尼按响了若利律师家的门铃，若利深感惊讶地接待了他，但立刻为他端来一杯咖啡，然后喋喋不休地谈起了他最近遇到的那些倒霉事。对于大多数以造谣为乐的报刊读者（他指的既是读者又是编辑）而言，他虽然对暴力和革命持反对态度，却始终是一名巴黎公社的社员。他认为应当反对那个参选共和国总统的格雷维(1)的政治野心，便自掏腰包印制了一张宣传画并四处张贴，对格雷维加以谴责。结果他为此遭受了非难，被指控为密谋反对共和国的波拿巴分子。甘必大(2)轻蔑地称他为“身背一箩筐罪行的唯利是图的笔杆子”，埃德蒙·阿布(3)则视他为造假者。总之，半数法国报刊都起来反对他，只有《费加罗报》登载了他的声明，而其他所有报刊都拒绝刊发他的辩护书。
细想之下，若利其实已赢得了这场战斗，因为格雷维已经放弃了候选人资格。但他属于那种从不会感到满意、一定要看到正义得到彻底伸张的人。他向责难过他的人中的两个提出决斗，又以拒绝刊载、诽谤中伤及公然辱骂的罪名起诉了十家报纸。
“我担任了自己的辩护律师，并且我向您保证，西莫尼尼，我不光对那些诽谤中伤提出了控诉，就连报刊界缄口不谈的所有丑恶言行也没有放过。您知道我对那些流氓无赖（这里我还要加上所有的法官）是怎么说的吗？‘先生们，我未曾害怕过那个在当权时期让你们统统闭嘴的帝国，而现在，我真的一个都不把你们放在眼里，因为你们所做的和帝国最恶劣的行径没什么两样。’当他们试图剥夺我的发言权时，我说：‘先生们，虽然帝国以煽动仇恨、藐视政府和冒犯皇帝的罪名将我送上了法庭，但皇帝的法官们依然允许我发言。现在，我要求共和国的法官给予我在帝国统治下就已享有的同样的自由！’”
“后来结果如何？”
“我赢了，除两家报纸，其余都被判有罪。”
“那什么事还让您闷闷不乐呢？”
“一切的一切。事实上，对方律师虽然赞扬了我取得的成果，但他说，我被自己随心所欲的放纵言论毁掉了前途；作为对我狂妄自大的惩罚，失败会永远伴随着我；我抨击来抨击去，到头来自己却没能当上议员或部长。他还说，也许我做一个文人比做一名政客更容易取得成就。但那根本就是在瞎扯，因为我写的作品都被遗忘了。而我在赢了诉讼以后，遭到了所有重要沙龙的驱逐。我赢了许多场斗争，却依然是一个失败者。有时候，内心的某种东西破碎后，一个人就彻底丧失了精力和意志。人人都说必须活着，但活着终究会使人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西莫尼尼心想，他正要实施的那项计划来得真是时候，可以避免倒霉的若利做出极端的、丢脸的举动，避免他最后再失败一次。他即将施行一个善举，同时也摆脱了一名危险的证人。
他请若利快速翻看一下他带去的文件，希望听听后者对文件的看法。他把一只厚厚的信封递给了若利：里面都是些旧报纸，但得过好一会儿才能明白它们涉及的是什么问题。若利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了下来，专心地把那些正从他手中滑落的报纸聚拢在一块儿。
正当这个愚蠢的家伙开始读报的时候，西莫尼尼悄无声息地绕到他身后，把枪口顶在了他的脑袋上，扣下了扳机。
……有时候，内心的某种东西破碎后，一个人就彻底丧失了精力和意志。人人都说必须活着，但活着终究会使人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若利无力地倒了下去，太阳穴上的弹孔里流出了细细的一缕鲜血，两只手臂垂在了半空中。西莫尼尼没费多大劲就把枪放进了若利的手里。所幸这件事发生之时，一种可以从武器上提取指纹的神奇粉末还要再过六七年才会被发明出来。而在那个年代，当西莫尼尼了结他与若利的恩怨时，贝蒂荣(4)提出的测量疑犯的骨骼和其他骨头的理论还依然适用。没有人怀疑若利的死并不是一桩自杀事件。
西莫尼尼收好报纸，洗净了他们用过的两只咖啡杯，将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他后来了解到，两天后，那栋楼的门房由于一直再未见过他的房客，因此报告了圣托马斯·阿奎那街区的警察分局。大家破门而入后，发现了若利的尸体。通过刊登在报纸上的一则短讯可以得知，那把手枪当时是落在地上的。很显然西莫尼尼没有把它紧紧地塞在若利的手中，不过结果都一样。最为幸运的是，桌上放着若利寄给他母亲、姐姐和哥哥的书信……虽然他没有在任何一封信中明确谈到自杀，但所有的信都带着浓重而强烈的悲观情绪，看上去就像是专门为此而写的。天知道这个可怜的家伙有没有真正动过自杀的念头，如果是那样的话，西莫尼尼就不必如此大费周章了。
这不是达拉·皮科拉第一回将这种也许只有从告解中才能得知的事情向那位不愿回想起它们的邻居进行披露了。西莫尼尼对此颇为恼火，在达拉·皮科拉日记的最底端写下了几句愤怒的话。
当然了，我们的叙述者正在偷偷阅读的那份文件充满了令人吃惊的内容，有朝一日或许可以改编成一部小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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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nçois Paul Jules Grévy（1807—1891），法国政治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1879—1887）。
(2) Léon Gambetta（1838—1882），法国政治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1881—1882）。
(3) Edmond François Valentin About（1828—1885），法国小说家、记者。
(4) Alphonse Bertillon（1853—1914），法国警察，发明了用于识别罪犯的人体测量学理论，被公认为“指纹鉴定之父”和“西方刑侦技术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