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一日傍晚

亲爱的神父，我正在劳心费力地还原自己的过去，而您却一直打断我，就像一个迂腐的家庭教师，动不动就要指出我的拼写错误……您让我分心。害得我心烦意乱。好吧，我可能也杀害了若利，但我这么做是为了证明我不得不采用的这些手段都是无可非议的。您可以看一看精明狡诈、冷血的贝尔加马斯基神父的所作所为，并且您得控制一下您那种病态的蛮横无理……

由于再不用担心被若利或古德切敲诈勒索，我现在可以完善我的新版布拉格会议纪要了（至少我是这么叫它的）。我必须构思一些新的内容，因为先前那个布拉格公墓的剧本如今已变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小说故事。继登载了我爷爷的书信之后，《当代》在几年后又刊登了一篇拉比的发言，称它是一位名叫约翰·雷德克利夫爵士的英国外交官所写的纪实报告。鉴于古德切在他那部小说上所署的笔名正是“约翰·雷德克利夫爵士”，这篇文章的出处因而就昭然若揭了。我后来没有再数过布拉格公墓的剧本被反复盗用了多少回：这会儿写日记时，我好像回想起来，有一个叫布尔南的人最近出版了《犹太人，我们的同时代人》一书，里面再次出现了拉比的发言，只不过这回约翰·雷德克利夫变成了拉比本人。我的天啊，生活在这样一个满是造假者的世界里，该如何是好？

于是，我为会议纪要寻找起了新的信息，哪怕那意味着从出版物中去摘取素材，但我并不鄙视这种做法，因为我始终认为，除了达拉·皮科拉神父那个倒霉鬼，其他所有可能成为我客户的人都不像是会成天泡在图书馆里的样子。

一天，贝尔加马斯基神父对我说：“俄国出版了一本关于《塔木德》和犹太人的书，是一个叫卢托斯坦斯基的人写的。我会设法弄到那本书，让我的会友们翻译一下。不过，还需要与一个人打交道。你听说过奥斯曼·贝伊这个名字吗？”

“土耳其人？”

“可能是塞尔维亚人，不过他用德语写作。他有一本讲述犹太人征服世界的小册子被翻译成了许多种语言，但我觉得需要了解更多信息，因为他是靠反犹太人运动为生的。据说俄国的秘密警察给了他四百卢布，让他来巴黎调查世界以色列人联盟的情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从你朋友布拉夫曼那里得到过关于这个组织的情报。”

“说实话，我了解得很少。”

“那就自己编呗，你给这个奥斯曼·贝伊一些信息，他也会提供给你一些信息的。”

“我上哪儿去找他呢？”

“他会来找你的。”

我已经几乎不再为埃布特尔纳效力了，但会不时与他取得联系。我们约在巴黎圣母院正中央的那扇大门前碰面，我向他打听了有关奥斯曼·贝伊的情况。看样子，半个世界的警察都知其大名。

“他也许是犹太血统，就像布拉夫曼和其他那些对他们的民族心怀不满并与之作对的人一样。他的来历说来话长。他曾化名为米林戈或米林根，后来又叫基布里德利·扎德，不久前他又自称阿尔巴尼亚人。他遭到过许多国家的驱逐，原因尚不清楚，大多为诈骗罪；而在其他一些国家，他坐过几个月的牢。他之所以在犹太人身上下功夫，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一桩颇有赚头的买卖。在米兰，也不知是在什么场合，他公开收回了他当时正在散布的所有关于犹太人的言论，之后又在瑞士出版了一些反犹太人的宣传册子，并将它们带去了埃及，挨家挨户地兜售。但他真正取得成就的地方是俄国。在那里，他最初写过一些信仰基督教的婴孩被杀害的故事。如今他关注的是以色列人联盟，而这就是我们不愿让他靠近法国的原因。我和您说过好多次了，我们不想与那些人产生纷争，这对我们没有好处，至少目前如此。”

“可是他正在来巴黎的路上，或许已经到了。”

“我发现您现在比我还消息灵通。那么，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您去监视他，我们会答谢您的，就和往常一样。”

这下我有两个充分的理由与这位奥斯曼·贝伊见面了：一方面是为了向他出售我了解的有关犹太人的情报，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埃布特尔纳掌握他的一举一动。一周后，奥斯曼·贝伊与我取得了联系，从我店铺的门底下塞进了一封便函，给我留了马海区一家膳宿公寓的地址。

我以为他是个贪恋美食的人，所以想请他去大维富餐厅，让他尝一尝马伦戈白汁炖鸡和鸡肉蛋黄酱。我们通过便函交流了一番，他拒绝了我的所有邀请，只约我那天晚上去莫贝尔广场与大阿尔伯特街交会的那个街角同他见面。到时，我会看到一辆小型四轮出租马车靠过来，而我得凑上前去，好让他认出我来。

当马车在广场的街角停下来后，从里面伸出了一张我在自己城区里的任何一条街上都不愿在夜里遇见的面孔：蓬乱的长发、鹰钩鼻、凶狠的目光、土黄的肤色、瘦得扭曲的脸，以及一只无力抽搐着的左眼。

“晚上好，西莫尼尼上尉，”他立刻对我说道，接着又说，“常言道，隔墙有耳，在巴黎也一样。所以，要想安心交谈，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城内四处转悠。在这里，车夫听不到咱们的谈话，就算咱们的话能够传到他那里，他也是个完完全全的聋子。”

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就这样进行了下去。此时，夜幕降临在了这座城市上空，一场小雨从缓缓飘浮的、几乎要遮住路面的浓雾中滴落下来。车夫似乎已受过指令，自觉地将马车驶入那些最荒凉的城区和最昏暗的街道。其实我们大可在卡布西纳林荫大道上放心地交谈，但奥斯曼·贝伊显然是个热衷于在幕后指挥的人。

“巴黎看起来挺冷清的，您瞧瞧这些路人，”奥斯曼·贝伊微笑着对我说道，而那道微笑在他的脸上产生的效果就如同一支蜡烛照亮了一颗骷髅头（那家伙容颜尽毁，却有一口雪白的牙齿），“他们就像幽灵一样。也许天蒙蒙亮时，他们要赶回坟墓里去呢。”

我恼怒地说道：“我欣赏这种风格，它让我想起了已故的彭松·迪泰拉伊(1)，不过也许我们可以谈点具体的。比如说，您可以给我讲一讲希波莱特·卢托斯坦斯基这个人吗？”

“他是个骗子，同时也是一名间谍。他曾是一名天主教教士，后由于——怎么说好呢——与一些男孩儿做过一些不怎么光彩的事而被贬为世俗身份，这就已经够让他身败名裂的了，因为——看在上帝的分上——谁都知道人类意志薄弱，但身为教士，就有责任维持一个正派的形象。他对此所做的回应，是成为一名东正教修士……我对神圣俄国有透彻的了解，知道在那些远离世俗的修士中，受人尊敬的老修士和见习修士之间通过一种相互的——该怎么形容呢——兄弟般的友爱结合在一起。不过我可不是阴谋家，对别人的事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只知道您说的这位卢托斯坦斯基通过介绍犹太人的活人献祭习俗，也就是在牺牲仪式上杀害信奉基督教的儿童的那个老套故事，从俄国政府那里领到了一大笔钱。就好像他对儿童更好似的。最后，有传言说他接触了一些犹太人的圈子，声称只要给他一笔钱，他就可以否认他发表过的所有言论。您试想一下，犹太人会掏一个子儿吗？总之，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人。”

随后他又补充道：“啊，我都忘了。他还患有梅毒。”

我听人说过，伟大的叙事作家往往都是通过他笔下的角色来进行自我描述的。

奥斯曼·贝伊接下来耐心听取了我想要告诉他的那些消息，面对我绘声绘色的描述，他露出了理解的微笑，但他打断我说：“西莫尼尼上尉，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就和您对我的故事的看法一样，太像文学作品了。我只想找到确切的证据，证明以色列人联盟与共济会之间存在着联系，以及——如果有可能别提陈年旧事，而是对未来做出预测的话——法国的犹太人和普鲁士人之间存在着联系。以色列人联盟是一个有权有势的组织，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布下一张由黄金织成的网，以达到控制一切的目的，而这些正是应当被证明和揭露的。一些像以色列人联盟那样的势力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甚至比罗马帝国还要早，它们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存在于世的，运作了足足有三千年。您想一想，它们通过梯也尔那样的犹太人实现了对法国的统治。”

“梯也尔是犹太人吗？”

“又有谁不是呢？犹太人就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身后，他们控制着我们的积蓄，领导着我们的军队，左右着教会和各国政府。我买通了以色列人联盟的一个雇员（法国人都可以被收买），弄到了寄往设立在与俄国接壤的所有邻国的犹太委员会的信件副本。这些犹太委员会分布在整条边境线上，当警察监视主要街道的时候，他们的传令员在田野、沼泽地和水道中穿行。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蜘蛛网。我于是向沙皇报告了这个阴谋，从而——凭我一己之力——拯救了神圣俄国。我热爱和平，渴望一个充满温情的、再没有人理解‘暴力’为何物的世界。犹太人用他们的钱财资助着贩卖大炮的军火商人，如果所有犹太人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就能迎来百年的幸福。”

“所以呢？”

“所以，有朝一日必须尝试使用唯一一个明智的解决办法，也就是最终的对策：灭绝犹太人。包括儿童吗？也包括儿童。没错，我心里清楚，这看起来似乎是只有大希律王才会想到的主意，但是人们在面对有害的种子时，光砍掉植物是不够的，还需要连根拔除。如果你不愿被蚊子骚扰，你就得杀死它们的幼虫。将以色列人联盟定为目标仅仅是一个过渡。要想摧毁它，只能彻底根除这个种族。”

在荒凉的巴黎城里转悠的行程临近结束时，奥斯曼·贝伊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

“上尉，您提供给我的信息实在少得可怜。虽然我很快就会把以色列人联盟了解得透透彻彻，但您别指望我会把与之相关的情报提供给您。不过我提议咱俩达成这样一个协定：我负责监视以色列人联盟中的那些犹太人，但共济会会员我却拿他们没辙。由于我来自信奉东正教的神秘的俄国，与这座城市的经济阶层和知识阶层都没有特殊的交情，所以我没法渗透到共济会会员当中去。那些人愿意与像您这样的，在马甲小口袋里塞一只怀表的人来往。对您而言，打入那个圈子应该不难。我听说您自诩参加过加里波第的一项英雄事业，而加里波第是一名确确实实的共济会会员。所以，您告诉我共济会会员的情况，我就把以色列人联盟的情况告诉您。”

“只需口头约定就行了吗？”

“绅士之间无需白纸黑字。”

* * *

(1)　Pierre Alexis Ponson du Terrail（1829—1871），法国通俗小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