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尽管我已完全没入漆黑时刻，我仍在我的电脑前赖了几分钟。我浏览着散落在网络各处的站点，帕维尔·哈斯的音乐与大屠杀的记忆忽就飞回我脑中。一部屡在电视上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台播映的彩色纪录片曾数次勾起我的兴趣，只见希特勒与他的总参谋长躺在阿尔卑斯山的一处气派的展望台上——那地方叫贝格霍夫——晒着太阳，而片中亦有女人在搔首卖笑——这一直是最吸引我的部分。此外，希特勒还在那儿与几个小孩握了手，亲昵地摸了摸三两条狗。那极权者之高台上的一切实在古怪阴森，而其中最诡异的莫过于，由于该处的海拔，无论哪个场景都似包裹在一个洇出屏幕的、无比巨大的、仿若来自彼世的光团之中。

初见此番画面的我惊讶于阿尔卑斯之绝景，惊讶于纳粹的士卒和屠手竟在那观景台上过着惬意而世俗的、周日早晨式的布尔乔亚生活。我曾频频自问，不知那壮伟的高台而今是否安好，还有那白框明窗——在那玻璃之后依稀可见某种阴暗病态的顽物。而当下的我决定，值此机会，我要查查我记忆至深的场景——几位战犯曾于此同框的阿尔卑斯观景台——如今成了什么样。

谷歌搜索引擎的路径首先将我导向了1945年4月，那天，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贝格霍夫别墅；随后是同年5月初，几个满面通红的美国大兵在露台废墟上合影留念，显摆自己饮的是“希特勒的红酒”；最后，我被送往了纳粹酒窖喝干的八年之后，在逾一千吨炸药的作用下，再无任何征象可以表明，此处曾存在过一栋有着闪耀天台的别墅，这里放出的死光曾不祥地辐射着世界。

曾是观景台的地方，只今惟见一方修剪齐整的草坪，谁都不会说那儿曾有过一幢房子、一座高耸的天台、几个挥舞小手也同时挥舞着他们的纯真的孩子；孩子们正朝几个女人温驯地笑着；女人在向她们渴慕的杀手轻笑弄姿。

我细瞧着：那块修饰平整的草地甚而可以被当作我所在的国家的一个隐喻。许因我盯着那个方块看了太久，我堕入了如此终极的疲惫，直想——如果可能的话——当即瘫在那块平庸的、被剥夺了历史的、此刻投映在电脑屏幕中的草坪上。

说时迟，那时快，正当苦闷的情绪不断滋长，而我魔怔般地记起了我的年纪以及永不饶人的飞逝的光阴，我想象自己如一个弃民般躺倒在那个枯燥无味的方形上，最终睡了过去。

我梦见披头族们放牧的草场，从这片到那片到那片，像个大得没有尽头的噩梦，又梦见（到了这部分我必定已无限接近醒转，也因此迫近了我早晨的欢愉）有人在那儿抢了我的鞋，且对我说，“伟人”的模板当与诗歌相反，与桀骜不驯的个性相反，与讲述独一的、短暂的、不可复制的存在的诗歌相反：它无需被书写，仅需——也首先需要——被践行。

这第二部分的梦，想必以其对关于特立独行的诗歌的巧妙注解影响了我；次日早晨，也是出于一贯的习性，我醒来时心情大好。

崩溃与恢复。

我在酒店吧台点了杯三份浓缩咖啡，这又抬升了我的活力与亢奋，我差点没事笑出声来。我决计立马出去稳定一下情绪。天还早，早得可以，几乎看不见人，事实上，我只瞧见位老妇，躬在扇橱窗前，摸着嘴唇。而除这位奇人之外——也或者是我眼花了——街上再没有许多东西可看。

由于此时此刻的我真叫不调侃些什么就难受，我告诉自己：没人才好呢，这样就谁都不会瞅我，对我说：是时候了，小子，你也该到了，我们正等你呢，等你把昏昏欲睡的当代艺术引上新的道路。

昏昏欲睡？

我发觉我骨子里仍旧装着我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自诩神志尚清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宿命论的抽搐。我依然在被那些渴望看到当代艺术昏昏欲睡，抑或当代艺术已成灾难的人所影响。

难道不是么？它显然没在它的最高点，这事我必须承认。不过我——除非是在黑色时段——还是会因那些对艺术现状持无限悲观态度的朋友而感到厌烦。我认可那种观点，即艺术正处于危机之中，且我当真觉得，第十三届文献展可能恰就反映了这种困境，可即便如此，接触到卡塞尔的某几件展品还是由衷让我振奋到了现在。而且，我所见的许多事物甚而成为了我人格的一部分，在灰暗的时刻为我注入了乐观的能量。

我望着大清早空寂的街巷，自语道，也不是说我同胞那些自夸了然的声音讲的就一定是真理。他们确实明智，且往往出挑、不同凡响，但无法否认的是，他们耽溺于宿命论中，而其中有些人只是因为缺乏创造的天赋，单单这个就将恼羞成怒的他们抛向了其他人的对立面，抛向了作为整体的当今文化的对立面。最终，我想，这种聪明反让他们落入了俗套。有人称，当今艺术萧条，自六十年代起就再无新意。亦有人道，八十年代后，小说已亡，文艺俱灭。可在那些宿命论者中，更有对六十年代就极端绝望的，每天所做的事就是将每位有志之士的企望一一打消。

我继续走着，本就漫无目的。也许真是这样，我心里嘀咕着，我们的年轻人里少有从当代诗人口中提炼出生活启示的，而在六十年代，确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视诗歌为他们最值得信靠的人生向导。也大概真有此事，在八十年代末发生了什么异常严重的情况，使得艺术，尤其是诗歌，丧失了它的主导地位。这一切或都在理，但若有哪样是我打从很久以前就一直痛恨反感的，便是，这些宿命论者都将自己个人的不幸投射到了全人类身上。我心想，我更愿走进提诺·赛格尔的黑屋，看看那些已然行动起来的人是如何拯救艺术于可悲的停摆之中的。

稍后，我决定去往那暗房，我黑夜中的阴沉灯塔，然而那个早晨，我开始将它看作了某处在白天能给予我鼓舞的地方。走去那儿的路上，我质问起自己，我们是否一定得警惕地、痛苦地、惶惶不可终日地、不带一点幽默感地生活在我们的宿命论者所谓的清醒印象，即“我们正生活在艺术已死的年代”里。

我想起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和他在巴黎出版的五卷《比特文学史》。其中，在他对未来（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过去了）的虚构里，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说话机器人的第十五个比特王朝开始，给机器以休整期成了种技术需要；这段时间里，它们不会接到任何“编程指示”，可以进入“喃喃呓语”或是“盲目捣鼓”的状态，恰在此类随性行为的帮助下，机械的工作效能得到恢复。

这么看来，莱姆的预言像是实现了：再清楚不过的是，从八十年代起，创造者就再没收到过各种“编程指示”，转而进入了暂歇期、僵死期。实际上，我听“比特文学”的研究者们谈起过，放松之于说话机器人的不可或缺就好比失语的危机意识之于未来文学。

我记得，踏在通往黑森兰德附楼花园的长廊末端的我问起自己，在创造领域，我们是否也正处于一段为技术需要而生的休眠期；待到走出去时，发声的创作者，亦即我们所有人，终将变得更有力量。那么，干吗要危言耸听呢？生活在“喃喃呓语”时期也用得着如此急躁？或许我们只是在逐渐恢复语言能力呢？此外，“盲目捣鼓”真有那么令人痛心？

我仿佛悟到，归根究底，死滞的时间不过是一处绝佳的地点、一间沸腾的实验室、一个完美的空间，好让我们陆续迎接诗人的归来——也许他们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我难道没有嗅到么，他们就在我们之中？我初探赛格尔的房间时——此刻我正准备再次造访——不就察觉到了这点？若他们尚未归返，我们也不应绝望。鉴于其带给我们如此有趣的放松时光，这个赐予我们休整期的技术需要也可以是有所裨益的。

24

我愈发确信，走路能清醒头脑，让人破除局限、放飞思想。我走得那么入神，以至于磕在了通向赛格尔黑屋的长廊边的一把椅子上。有人瞥了我一眼，好似在说，你终于到了，可你连路都不会走。

终于，我踏入到“这个变化”，第二次闯进了这个曾让我五味杂陈的地方。我总觉时间尚早，里面还没有人在，因此我太过自信地迈了进去，摸黑前进着，甚而带着些许成竹在胸的意思。我选择走直线。前行近两米，我正准备转身，忽听房间那头传来几句悄寂的赞美诗；随后，它音调渐高，由起先那曲淡淡的克利什那颂歌逐渐转为了轻快而出人意料的雷鬼，继而又变形成了——临到最后，我才觉自己分辨了出来——一首狐步舞曲。

事情越来越明显：黑暗中，有人或幽灵正在练习舞步。遽然间，其中二人，当然只是我的猜想，化身成了我的护卫，一人一边挽起我的胳膊，将我脚不沾地地拎向了极深的深处，搁在了——我估计是——房间尽头。从未在白天发生的事发生了：我的忐忑霎时再临；尽管它没待太久，但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身处小屋大有可能的界限，身处最绝对的漆黑之中，我记起我在卡斯蒂利亚鲁伊德拉湖畔某小镇的一天，曾见两个银扣黑袍的男人从某家后院里抬出个棺材，里面那块印花布下赫然躺着个六十多岁老头的遗体。

赛格尔的房间里，赞歌戛然而止。牢不可破的静默。狐步舞曲的乡愁。舞者们——在晦暗中羁留许久的他们极可能能看到我——仿佛停住了脚步，一动不动，恍若幽魂。我不愿心情低落，可总还是有些害怕，便高声说道：

“你在德国。”

接着，我伸出双手试探或在眼前的障壁，却没能触到。我像只困在影牢中的老虎，四处抓挠。我想到再往前走也毫无意义，终于在黑暗中笑出了声。稍后，我心生一种或许该到终末之日才能体会的感受：脱身此世，真好。同时它还带来了这样的感觉：似有一束雷电照亮了生命，让我一眼洞悉了它的内部结构。以上就是我的全部体悟；它一闪而过，却又来势汹汹。我已知晓关于我的死亡我所应当知晓的一切，只是已然遗忘。此后，我走出黑屋。只见那白日阳光泼洒下来，与曾在屋内为我指明前程的闪电相似。

我绕着街区走了一圈，试图厘清我刚才的经历。9月的清晨寒冷得紧。当代艺术竟能给人以死亡的惊吓？我意识到我在街上什么也没落下，便转身返回了黑森兰德酒店。

我不仅拾回了早晨一贯的快乐，甚而觉得比往常更欢畅了些，可我没在意这个，我不想把它太当回事。而在那儿，在酒店门口，我实打实地和阿尔卡撞了个满怀；她是给我送信来的，信里说，早上波士顿不能来了（给办公室里的活拖住了），替代她的将是皮姆·杜兰，后者将在十一点左右抵达。

由于乐呵的皮姆还要至少一个多小时才到，而我又不愿跟阿尔卡在大堂耗着，我决计按原计划进行，回房休息。我注意到，前台来了个中国人，大概是艺术家或记者，正在登记，且不停问着谁都不懂回答的问题。我把这写到了被我命名为《卡塞尔印象》的那个小红本上。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在上头记录事件。实际上，从飞离巴塞罗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这本子上涂涂画画——我画得不好，可这不要紧——评论好些东西，仿若已有预感，不定哪天，我就会决定，将我对所有这一切的印象节录誊清。

我进到电梯里。就在金属门快要阖上的那一刻，两个浑圆的、相当年轻的、与“问题先生”没有显著关系的中国女人走了进来。我们在同一层下。她们进了026房间。见我就住在隔壁，她们使劲微笑起来，让我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挺滑稽，抑或中国人都特别爱笑，而在我们西方人看来就有点摸不着头脑，想不通他们在笑什么、有什么玩意能让他们那么高兴。

到了客房，我登上阳台，再次与赛格尔的黑屋建立起精神联系。这是我独特的警告方式，告诉我暗夜中的灯塔，我会三度造访，但它绝不准再吓我了。随后我重回屋内，开始隔墙盗听，准确地说，我是在想象那俩中国姑娘正在说些什么。

其中之一道：“每到冬天，他总觉得你会冻死。”另一个答：“可最终死的是他。”其时的我尚不知晓，辛格方法——我个人的研究机制，用于解析我不可能听懂的所有话语——所做的不过是添油加醋，而这个方法——我本想写“忠实可靠”的，但这么评价它想必是个错误——还会在日后被我用来翻译成吉思汗餐馆的食客与侍者的谈话。

我不再偷听我的邻居；在我房间的孤寂中，我将她们想象得比实际更圆更大。我回到电脑前，尝试查询批判艺术团体是否已公布了“无人讲座”的时间地点。不知他们最后安排了没有，因为前一天晚上波士顿连提都没提。我搜了一阵，却没能找到任何关于那场既定在卡塞尔市郊林地之后的某个偏远角落举行的对谈的信息。

我啥都没寻见，却撞上了楚丝·马丁内兹的另一篇访谈。配在正文旁的照片有个共同点：哪张里她都没笑。人问她，怎样看待西班牙自找的经济危机；她的回答骇人得很：从心理层面来说，这就好比世界末日。政治家杜朗·巴罗佐曾告诉她，葡萄牙的困境根本没法与西班牙相比，后者的阴暗色调太过浓重了。而在楚丝看来，她同胞们的缺点在于不懂得放开。“我们总道自己疯癫，其实一点也不。我们缺少的正是痴狂与幽默感。我要以塞万提斯为起点重振作为现代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幽默——一种更松弛、更开放、更灵活的生活态度……《堂吉诃德》的幽默是否曾经属于西班牙？”

随后，我开始设计，怎么能让来“成吉思汗”看我工作的人对我的作品一点概念没有。为此我发明了一个与我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位有着两个疑问的作家，脑子里赖着两个故事，无论如何都没法摆脱这两大困惑——当着所有人的面写都没有任何不便——的追捕。于是这名生造出来的作者会坐在“成吉思汗”的某个角落，于访客面前书写那对搅扰他却永远不可能搅扰我的故事。而由于这位巴塞罗那作家是个胆小鬼，生怕中餐馆里有谁偷走他的电脑，他写作时仅用一本小本——就说它是红的吧，就我那本，干吗要给他找本不一样的呢，这样我还省钱省心了——以及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

他将是个不识之无的作家（在卡塞尔会混得极惨，但在其他地方，做个文盲或表面上做个文盲必将大获成功），这会大幅简化他与前来观赏直播写作的人之间的交谈。他将是个集幼稚与天生的智慧于一身的男人。应该说他挺单纯：他总给笔下的人物提出异常简单的问题，可天真的他又觉得它们极其复杂。困扰他的第一个小故事是围绕以下疑问展开的：世上的人千千万万，而交流、完完全全的交流，却是在任何两个人间都不可能发生的。

太悲哀了，可哪儿不是这样呢，奥特尔(1)（我给我胸无点墨的作家起的临时姓名，仍有待完善）一定会这么想。在这个老好人身上，与世隔绝的焦虑由来已久；事实上，这从孩提时代就一直令他苦恼，巨大的孤独感让他直想大叫。或因如此，他才无数次地推敲起那个影响深远的疑惑。

绑架奥特尔的另一主旨则是逃避。有次，一位记者请他以此为题现编故事，他自恃其才（尽管晚上梦见自己学浅他会痛哭流涕），侃侃而谈：

“在两天内彻底改变你的生活，不在乎之前发生的任何事，说走就走。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重新开始？”

“根本谈不上重新开始。是迈向虚无。”

我刚捏出这位拥有——我没忍住笑——两个如此严肃的话题，即交流与逃避的巴塞罗那作者，前台通知我，皮姆·杜兰到了。我赶忙从床头柜上抄起我的红本、橡皮和铅笔，下到大堂，俨然已扮演起我“问题成双”的无知作家的角色。下楼时，我感到，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的不可见的力正将我策动。

* * *

(1)拼写为Autre。法语中“autre”意为“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