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都说没有谁会在去断头台的路上睡着。我仅能代表自己，道，那个周三的早晨，我坐在文献展的免费大巴上，无比清醒地被运往我行将就义的中国刑场。一早的我还是快活，一路上，阿尔卡和皮姆被我逗得止不住笑。我的包袱一个连着一个，至少我自己是这么以为的，但我从未忘却，自己实际是个囚徒，因为我们的目的地是成吉思汗餐馆。

大巴很快驶离了市中心的范围——整体都是战后重建的——开上某条大道；凭我的感觉，后者好似一条扎紧的腰带，环抱着城区与巴洛克式的卡哨尔公园——卡塞尔广袤而富丽的延伸段。进入这片开阔空间又加倍了我的怡悦与达观，可我仍未忘记，中国刑场的阴影已笼罩在我近在咫尺的未来。

就这样，我们最终驶进了奥维达姆路，一条沿富尔达河蜿蜒的秀美小道；有大批德国离休人员在这条路上散步。皮姆告诉我，德国是个为老人而生的国度，在这儿，举凡上了年纪的都特懂找乐，且比任何人都更适合团队出游；看看在富尔达河边的露天座椅上痛饮啤酒的老人就明白了，他们正向这个被信仰青春的人们所充斥的世界发起挑战。

而此时的我已经思考了一阵，奥特尔的“连重新开始都谈不上，而是消失”究竟指的是什么；于是我询问起我那两位欢跃的同伴，她们怎么解释，某个有些岁数的男人突然想要“走向虚无”。

挺难回答的吧，我琢磨着，听到这样的问题，一个人要么笑、要么哭。阿尔卡和皮姆用狐疑的眼光瞅了瞅我；空荡荡的大巴里，她们齐齐往后迈了一步。接着，就跟自动装置似的，她们各自凑到对方耳边说了些什么，随后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我很不爽，她们真没必要一动一笑都那么同步，尽管二人尚有分别：阿尔卡虽然笑了，却啥都没听懂（又是这样，她笑只是因为觉得这就是她的主要工作），而皮姆作此回应的原因则是——在当时的我看来——她染上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和蔼可亲症”的病，且在这种病的逼迫下，无时无刻不表现着对生活的兴趣。

总之就是这样。我们在奥维达姆路19公里处下车时，天下着小雨。公路一旁，一家啤酒酒吧的观水平台被德国离休老人占满。另一边则孑立着我此生见过的最寂寥的中餐厅。卡哨尔公园就在它身后铺展。

“成吉思汗”，我思度着，适合在我被愁闷拥抱的晚间前来，而非在欢欣雀跃的白天。我仍抱有侥幸，这第一印象——此外还得考虑到，我总觉这是我的刑场——是假的，所有一切都源自以无端阴郁的哀伤浸润着整块地方的细雨。

一进餐厅，我感觉有点上头。不管什么情况，我从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扭头就跑的人；我总是很清楚：只有战场，没有退路。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刚进“成吉思汗”就瞄见了那张老土的圆桌。简直难以置信：那张桌子被放在了他们指定的那个消沉的角落，上头摆着个吓人的花瓶以及一块旧得发黄的纸板，上书：驻店作家。然而即便如此，我也没有逃走。

我扮演过诸多身份（效仿博尔赫斯），而现如今，我只是个被请来演出中国把戏的驻店作家。且我还注意到，前几周，已有大批受邀作者抚摸过那块纸板；我还记得其中几位：阿达尼亚·西布利、马里奥·贝亚丁、阿伦·佩克、亚历杭德罗·桑布拉、玛丽·达里厄塞克、霍利·佩斯特。

但我懂得如何忍受这一切。

我端庄地坐上了我的行刑台。

那些作家里，我之前就认得几个，可我不想发邮件问他们，每天被迫坐在那该死的角落会产生什么艺术效应。事实上，你可以跟一个作家喝得酩酊大醉，但永远别指望他能和你一同解决各人在自己的生活或小说或中国驻地里碰上的技术难题——见两位作者讨论这个真是令人叹惋，就好比两位准妈妈谈起了她们怀孕的细节，还自以为说的是同一件事情。

时候尚早，在这昏暗的、庸俗的、不怎么有吸引力的餐厅里还没有顾客，只有员工：几位厨师，若干服务生。还有位中国女士，正坐在大鱼缸边的一张堆满单据的桌旁，在众目睽睽之下做着账。

由于没有哪位工作人员费神来招呼我一下，不仅如此，所有人都表现得异常冷漠——不说厌弃已经挺好了——我顿时明白过来，他们只把我看成是个不安全因素、骇人听闻的笔杆子军团中的一员，这也令我意识到，总体来说，我的前任们给他们留下了极差的印象。此外，从某几位大师傅向我投来的似有鄙夷的眼神来看，他们已累积了上千种理由，这辈子当与作家们势不两立。

不受待见的我趁机问起皮姆，就她觉得，在卡塞尔市郊的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该用我的铅笔、橡皮和红本干些什么。

另外，也没有哪位读者在这大清早的来看我；这点毫不奇怪，要知道，我在中餐馆的驻店时间从没在任何地方公布，无论是在城里还是网上，只有饭店门口与我桌上的一里一外两张海报在为任何一位热衷八卦、意欲偷看我写作的白痴标注着我的存在。

“你觉得大礼拜三的，还是这种天气，会有人含辛茹苦坐公交上奥维达姆路来，就为了看我在这儿写些什么？”我问道，完全一正常人的心态。

我正等她回答，推门进来个少说二百四十斤的德国老太太；她和阿尔卡聊了两句，准确地说，是阿尔卡用一种尖声怪调的语气跟她讲解了一番——阿尔卡肯定对她说了些什么，因为几秒之后，那位女士以坚定的步伐向我走来，没法再热情了，到了面前就要抱我，异乎寻常地兴奋。

“作家！作家！作家！(1)”她兴高采烈地喊着，就跟她活了那么久还从没见到过哪位作家一样。

她放开我，又再次把我抱紧，嚎起了作家，作家。

阿尔卡毫无必要地笑着。

“是，我是个作家，”我挺尴尬，“然后呢？”

* * *

(1)原文为英语。

26

待我回过神来，“作家作家女士”已在与阿尔卡和皮姆道别。她走了，她的空缺立竿见影：再没有什么潜在的崇拜者希望窥看我写作了。她一言不发地走了，就好像在第二次霸道地“按压”了我之后，她转身就忘记了我的存在。

好一次德国经验，我想。

我愈发确定了那件一直令我感到纳闷的事：皮姆——这个乐呵呵的姑娘，她的名字老让我想起位于亚速尔群岛的一处名叫波尔多皮姆的海滩——是来负责让我难堪的，因为这儿根本没有谁想到来打扰我一下。

我正欲再度发问：依她之见，在这卡塞尔的郊外，我该用我的铅笔、橡皮和红本干些什么，以及，尽管直至此时我还未尝愿意了解，她能否给我讲讲，于我之前登上中国戏台的各位是如何化解这一诡谲窘境的？我正要问她这个，却在最后一刻将提问内容改为了我题为“无人讲座”的讲演。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排定了日期与时间，因为我对此兴味盎然，即便只是为了，我在心里说，弥补“中国把戏”——他们竟让我演出这个——公然拙劣的一面。不仅如此，我进而感到，只有发表了“无人讲座”，我才真真正正地参与了卡塞尔文献展。

皮姆花了好大工夫才明白我在说什么，好在最后她总算是听懂了。我的演讲被安排在周五，她道，但地方改了，不去半个人影没有的森林那头了，而是要去卡塞尔的正中心，议会大楼的会议厅。

“那我不就不能叫它‘无人讲座’了？”

“硬要让你开心的话，我们就不让人进来呗。”

我笑了，便问她议会大楼是个怎样的地方。它是以前黑森州议会的所在地，也是战后还能勉强矗立的仅有的几座建筑之一。我什么时候愿意的话，她道，她可以带我去里面看看，这样我也可以对我做讲座的地方有个直观的印象。

机不可失，我问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参观议会大楼了。

“想都别想！”皮姆一声大吼。

她顷刻间失却了至此招牌式的亲切微笑。见她这样，我大受震动，甚至深感揪心，尤其是当我看到，她觉出了我的错愕，晓得那都是她的反应所致，并因不知如何重返她的“和蔼可亲症”与恒久的愉悦而忧虑，且更要命的是，她还觉得，回归那种状态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可我们在这中餐馆里也没啥可干的啊。”我说。

“没啥可干？”皮姆问道，仿佛火气很大。

我还远远未到要揭穿她的假好意、控诉她从上头接到指示要对我做这做那的地步，于是便合上了嘴。大概这样最好。我咪出个微笑，朝她跨前一步，与她脸挨着脸；随后我退了回来，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从来不知道她还有不和善的时候似的。可是有事发生了，还不少。反复无常的皮姆脸上写着某种令人生畏的东西。快乐，我思忖着，如果是人为装出来的，就有可能在最出乎意料的瞬间土崩瓦解。而且，这多可怕呵，人们忽然间——我有时就这样，所以我尽量不让别人在晚上见我——展现出了我们从未想到的一面。

27

过了几分钟，我已坐在那块被无数人抚摸过的、上书“驻店作家”的硬纸板后，如同一个守着自己破烂摊头的小贩，只等着哪个走岔了的前来光顾。三张桌子开外，皮姆与阿尔卡正喝着各自的中国茶，聊着她们神秘的勾当。这让我不禁怀疑，她们被授意从一定距离观察我，看我如何应对，好让这一切运转起来。二人好像在说：球已经踢到你那儿了，瞧你怎么应付。显然她们在想着这个，抑或是差不多的，因为她们的目光里时时透出虐待狂的淫邪，好似在静候着不容置辩的吊死鬼表情爬上我的脸庞。

我在红本上写道：“在两天内彻底改变你的生活，不在乎之前发生的任何事，说走就走。归根结底，逃跑才是正道。”

我写下这个，万一——真叫是奇迹了——有谁进来，想了解我最近在忙些什么，那至少在这位访客面前，我像是真在那儿、在我的中国桌子上写作一样。要有谁问起来，我就用奥特尔的声音倾吐一番，谈谈他的小说创作：那位集天真与智慧于一身的普通的主人公经历着怪奇的时刻，根本没想要重新开始，而是说走就走，迈向虚无。

那迈向虚无是什么呢？由于我毫无概念，我选择以我奥特尔的身份向第一个希望知晓迈向虚无的含义的人提问。当然，这人也许永远不会到来。总之我的想法是——倘若有人靠近我的桌子，这本身就不太可能——扮作个向崇拜者寻求合作的作家。自不用说，向读者求助挺没劲的，但我明白，要真发生了那种情况，我也能泰然处之，因为我没觉得那个求助者是我，而是头脑简单的奥特尔。再说了，对我来讲，主张改变生活、一走了之有什么所谓，那是别人的愿望，写在别人的书里，那个（暂时）名为奥特尔的巴塞罗那人的书里。

我一边等待——我也不太清楚我在等什么——一边抱着好玩的心态编撰起悲摧的奥特尔的自传。我从自己的资料中分了点给他，好让他不至于和我毫不相干。我主要描述了他与艺术最初的联系，继而表明，早在文学之前好久，电影就已走进了他的生活：

从我出生的那栋房子的客厅窗户能望见大都会电影院。我正是从那儿紧盯着排片表的更替，紧盯着鲍嘉等明星的巨幅招贴。五岁的我一天要看一百次鲍嘉。我的第一部影片是夏天在巴塞罗那北部距海滩一公里处的利亚瓦内雷斯看的。我母亲的家族从四百年前就住在那个小镇。我的第一部电影是《演出船》，主演是艾娃·加德纳，那时我才三岁。只记得走出影院时，我模仿起在片尾用浑厚的中音（我特想拥有它，总觉那就是男人该有的声线）唱出《老人河》的黑人歌星威廉·沃菲尔德。这件事在我家久久流传。不仅如此，有段时间他们还觉得，我长大后想成为一个黑人歌手……

阿尔卡和皮姆过来探望我，说要出去抽支烟。被二人打断后，我再没有办法继续我的传略创作。

滚得越远越好，我嘀咕着，这也是我的唯一念想。

接着，我埋头书写起我的《老年决心》，一段乔纳森·斯威夫特式的文字，几乎是照搬照抄：“不娶年轻老婆。不暴躁、抑郁或多疑。不轻易给人建议也不打击别人，除非人家乐意。不对年轻人过于严厉，而是宽容他们的轻狂与弱点。不武断也不固执己见。不强迫自己遵守所有这些条文，以致到最后一条都做不到。”

我也更愿意把这些决心记到奥特尔头上。这样，我不仅做好了准备——一旦出现哪位爱偷窥的读者，我展示给他的作品不是我的，而是属于我的分身，即可悲的奥特尔——与此同时，我也把我暮年将至的怅惘一并卸给了后者。

二人中只回来了个皮姆，且是在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这天我再没见到阿尔卡。女孩们外出抽烟、我独自度过的这一个钟头里，我有远远足够的时间把自己抱怨了千遍：我怎就没把《浪漫主义》或《阿尔卡里亚之旅》带上呢。

无甚可读的我只得追忆早前看过的内容，一封卡夫卡致女友费里斯·鲍尔的信飞入我脑海。信中称，他怕婚后她会偷看他所写的一切（事实上，鲍尔确曾在书信中亲昵地提起过，将来他写作时，她愿坐在他身旁）。

或许我在成吉思汗中餐馆里对窥视的惧怕也与卡夫卡光是想到以后不能独自写作时的恐慌有着卑微而渺远的亲缘关系。我记得，我之所以对文献展的邀请迟疑不决，一部分也是出于这样的担忧。如果没记错的话，卡夫卡的焦虑在出现时也与某些中国元素交杂，那是在1913年1月的一封信上，他告诉鲍尔：“你有次写信给我，说你想在我写作时坐在我身边。可你想想，这样我是写不出东西的。所有孤独对写作来说都显太少，所有寂静对写作来说都显太少，连夜晚都是太少的夜晚。”而这些语句也与辽远的中国掺混在一起，因为在同一封信里，卡夫卡用描写中国学者的一首诗的故事在他与费里斯之间划清了界限，顺道向她证明了，甚至在那个迢遥的东方之国，夜间工作也只属于男人；那首诗描绘了这样的美丽图景：一位伏案夜读的学者彻底忘记了上床的时间，而他至此都强忍怒火的女友一把夺过他的灯，问他知不知道都几更天了(1)。那位中国男子沉浸在他迷人的书里，从而入了神……忆及这个，让我也陷溺其中，怀恋起我所习惯的环绕着我的一切。而待我反应过来，我又一次感觉自己荒诞可笑，如今的真实处境是，我正等着哪个走岔的来光顾我的破烂摊子。摊子？是的，一个坐在自己断头台上的文人的摊子。

* * *

(1)此处引用诗文为袁枚《寒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