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德国的午餐时刻将近，如人所料，“成吉思汗”热闹起来；客人开始拥入，他们纷纷选择了离我较近的桌子。我如此孤单（理论上阿尔卡与皮姆仍旧在外头抽烟，但我很快就会得知，其实当时的阿尔卡早已坐上了回程的公车），以至于有好一阵子我都试图以自欺为乐，假装感到，在餐馆中来来往往的都是我的亲朋好友，这实际就是场我人生各阶段相关人士的意外集会。

既然所有人都要了菜单，我也照做了，只不过我要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有点什么可念。在座的都是老熟人、老朋友，可没人找我攀谈，我倒松了口气：我担心他们一股脑都拥上来跟我说话，我还得在这段时期的好友抑或那段时期的旧识间作出选择；说实在的，厚此薄彼总是叫我痛恨。

我不知怎的就弯下腰去，在桌子下方寻找起孔洞；我尝试在那儿觅到个小孔，因为我知道，正如玛丽·达里厄塞克所了解的，我也钟爱那些狱中的场景，犯人会为他们在牢房中的继任者留下有用的信息；万一她也在哪个小洞里给我预备了这微妙的中式环境下的生存指南呢？可想而知，我啥都没寻见，但我度过了一段异常有趣的时光，尤其是当我想象着，我在桌板夹角找到张纸条，虽说它不是写给我，而是写给霍利·佩斯特的；那是另一位曾经进驻此地的作家，我在网上读过他的诗，相当喜欢。

既然无谓的寻找宣告结束——它只是为了杀时间的——我转而干起了另一个活计。我专心聆听起饭店里俯拾皆是的以德语或中文进行的谈话，包括那些在食客与侍者间展开的德中结合的交流。他们也许都是我的旧友，但讲的不是汉语就是德文，所以可以说，假设我的生命真的在时间的长流中与他们有过交集的话，他们都变了好多，至少都把语言给换了。

我打电话给巴塞罗那一朋友，意在问他能想到吗，一个加泰罗尼亚人竟说起了中文，从而永远放弃了他自己的语言。他是幸运的：我没找到他，且也再没有心思打给第二个人了。

转眼间，整个中餐厅成了又一处戈尔韦湾，因为我开始动用起梦幻般的辛格方法——它如此别具一格，以致让我相信，我能完全听懂人与人的所有谈话，进而能对现场发生着什么做出正确的评断。

一时间，我甚而有种感觉：只要条件合适，我可以在随便哪场中德商务会谈中充当翻译。比如我听见一位德国客人告诉他妻子，她的脸平时就是鸭蛋色的，没啥可生气，今儿个更显惨白了，又听他老婆答道，去死。我听见一位中国厨师对一位服务员说，他再也不想记起他的性爱马戏了，又听后者斥道，他真是受够了他那条恶心巴啦的束腰。束腰是什么？我真晓得什么是束腰？我听见另一名侍者向一位客人表示，他很理解他想在女士面前表现一番的心愿，又听那客人许诺，他会给他一大笔黑钱作为小费，只要他成功做到让他更加出挑。我听见一位中国女厨师对一个德国伙计说道，他就是个肉球，结果被人从阴沟里找见了，要认出他的脸来还得先给他捋掉把黑油，又听那伙计回敬，她的屁股特美特大，恭喜她长了盘那么大的屁股，就是进个厨房难呐，每天都要在门框上蹭下半条命来。

听了那么多，用辛格方法转译了那么多，我得出个结论，这地方真暴力，真可谓暗流涌动。中德人民间紧张的关系——在各自大洲扛起大旗的两个国家——潜行在这家店的每个角落，就好像在那儿，在那个迎宾宴客的局促空间里，汇集着两国瓜分世界时的——一旦美国失势——巨大张力。

人都能嗅到那种一触即发的危急，那些对话则携炽烈的情感将它以某种方式演绎，但它最终将我推向了显著的肉体的疲顿，只有白天大好的心情令我不致早在那个时段就坠入忧愁萎靡。可是很明显，我已经架不住在这荒唐的地方继续待下去，也许最糟的是，我在这儿啥事没干，连进来看我的人——虽说那样会挺恐怖——都一个没有。许是出于这点，见到皮姆重现的我甚而有些高兴。起初我以为阿尔卡落在后头，然而很快我便发觉她不仅不在那儿，且大有可能距我已经好几英里。显然阿尔卡是给皮姆差到别处去笑了。但我没问，我不想了解，我宁可不知道那位乐观爱笑的克罗地亚人的去向，因为我相信这都是她的工作所迫；我更关心的是另一层面的事，特别是我在这放有奇丑花瓶的桌后进行的怪异的等候。

如果像光杆司令一样独守红本还不算什么，皮姆还跟我急了，说这也没人来见我呀。我直想，这还用她说么。我强忍着火，任由自己被大体还算快乐的心境所牵引，单单回了她一句，我发觉她特有意思，我要把她写进我下一本小说。

我料想她至少还会来问一下我下本书的主题，乃至凑到我的桌前看看本上都记了些什么（这样的话，在众人面前，就能营造出有人对我产生了兴趣的依稀印象，没准还能引发排队效应；众所周知，是个人都爱跟风的），可她不但没把目光投向我的小本，还背转身去，称要继续去外面抽烟，随后便以近乎羞辱的速度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如此反感她的态度，以至于不想跟她一道，哪怕能从那张荒谬的桌子后方挪出来、透个气，顺便观察一下，比方说，富尔达河畔露台上的离休人员的攒动。

接下来的几分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即便什么也没发生。这就是我们记忆的玄妙之处，它有时会将某些时刻据为己有，它们如一潭死水，或乍看相当庸常，却因某种无法感知的缘由淹留在我们心中，终令我们坐卧不宁，只因它们的志愿似是永垂不朽，便让我们琢磨起来，它们是否蕴含着比我们第一感觉认为的更多的含义，只是这一切未能被我们察觉。事实上，如果细看的话，我们生命中的每个瞬间都是如此，换句话说，发生的事情总比我们以为的多，但总有一些瞬间——令人恼火的是，通常是那些最最乏味的——被我们奇迹般地记了下来，许是为了之后可以深究，是什么样的隐情游走在它们背后。

我在那古怪等待的第二阶段停步良久，实际主要也是在恭候着皮姆从她新一轮的吞云吐雾中归返。这段时间啥事没有，但考虑到我是每分每秒都记得，我更倾向于将它想作是出了许多词不尽意的事。这段既枯燥又难忘的时序里，我回想起我在一次业已久远的都柏林跟团旅行中经历的一场无聊的窘境：我要给相机买胶卷，可我们在郊外，必须得爬上铁梯、过个桥、去到个火车站里……行了，不说了，因为什么都没发生，抑或更准确地说，真正发生的事件我未尝洞悉，以至于我这辈子都得为此感到困惑。

正当我回忆到这儿，皮姆进来了，这回是来通知我：为了戒烟，她想试试催眠治疗。

“都没人来看我，你不觉得我们已经可以开溜了么？”我问。

“这事可不只在于有没有人来看你。”她惊恐地答道。

这话也挺没必要的，因为听着就像在责备我没有专心写作。不管怎样，她仿佛在说，那才是我真正应该感兴趣的事。

29

几分钟后，一个中等个头的臃肿的大胡子走进店里，他四十来岁，穿着件普通的灰色西服：我很快就会发觉这是个既粗俗又精致的家伙，亦重亦轻，某种错乱的魅力会携间歇性的诙谐穿插在他的性情中。

见到那胡子拉碴的男人，我甚至盼着他不是来吃饭，而是来找我麻烦的。这就证明了我那时状态有多差。绝望的孤独。在为完全空缺的围观者群体诞妄地扮演了那么多分钟的作家后，讲述唯一存在的诗歌已经抛弃了我。

我感觉棒极了，您呢？那神叨叨的家伙问道。见他是我冲我来的，我大喜过望；令我万分惊讶的是，他说的还是我的母语加泰罗尼亚语。他叫塞拉，称自己来自巴塞罗那附近的伊瓜拉达。刚从“疗养院”（Sanatorium）过来的，他解释道。起先我以为他指的是某个诊所或医院，也可能是疯人院，可不是那样，我的想法根本就不搭边；这灰衣胖子是从文献展的一处叫做“疗养院”的装置那儿来的，其作者是墨西哥人佩德罗·雷耶斯。那是卡哨尔公园中的一间小屋，临时搭建的一座配备有七个诊室与若干专家的心理诊所，专门接收那些希望治愈自己的压抑、孤寂与恐惧的人们。若参观者有意，便可如患者一般被收诊，接受“沽毒(1)疗法”（积极的巫毒）的治疗，将一些小物粘贴在布娃娃上。那座“疗养院”恰好位于公园南面，也就是说，几乎就在“成吉思汗”隔壁。

这神经兮兮的男人就是从那儿神清气爽地过来的，而不是疯疯癫癫。起码他是这么评价的，像是要幽我一默。他还拿“沽毒”一词开玩笑。“沽毒”可好了，好得要死，他道。他读过我的东西，可不记得题目了。恭喜恭喜，看来您也心情不错，我说。我把超级积极的玩意儿胶在布偶上了，他道。胶？我问。您不会理解成膏吧，他答。不会，您说的是胶，我听得特清楚，我说。我粘了东西到布娃娃上了，他问，你的明白？

站在桌边的皮姆似乎对此很感兴趣：我要如何应付这位从“疗养院”中“沽毒”而来的男士。请问，“快乐先生”道，我真的可以参观一下您写了什么吗？尽管明知自己完全可能碰上这种情况，然我不信此事久矣，因而被这请求吓了一大跳，以至于异乎寻常地不爽；可我及时反应过来。那就给您看看我刚想出来的那段吧，我说，我刚巧把它记这儿了。我把红本递给了他，他高声念道：“在两天内彻底改变你的生活，不在乎之前发生的任何事，说走就走。归根结底，逃跑才是正道。”

他读了一遍，讲，要他会这么写：“用‘疗养院’的胶水，在两小时内彻底改变你的生活。”虽说我不是奥特尔，但我依然感觉受到了屈辱；我跳了出来，以捍卫他的职业洁癖——我晓得，这位在中国餐桌上忍气吞声的作家一定有这毛病。我告诉他，我想写的是一个正在经历危机的男人，他根本不想从头开始，而是选择了迈向虚无。那就请问了，塞拉先生，在您想象中，迈向虚无是什么？天晓得，他回答道，我是个成功人士，每天都在迈向成功。

如果说我先前还存有什么疑问的话，在这一刹那也都变得十分了然了。我的生活里再次杵进了个奇妙的情景，还有个古怪的家伙囊括其中。从另一角度说，其实也没啥新鲜的：不知为什么，我的一生都在招引着各种疯子。

您瞧，也就几个月前吧，男子说，我告别了四十年来的无趣生活，开始品尝起作为一名写作者的成功；我与它初识在我唯一渴望发迹的地方，纽约。塞拉在此做了个——要我说，阴险罪恶的——停顿，接着问道，我是打算从这中餐馆里飞黄腾达么？他没给我回答的时间，甚至没给我十分之一秒，好让我告诉他，能用“品尝”这动词就暴露了他不是自诩得那么会写作。假设您计划要从这儿起家的话，塞拉气定神闲地讲了下去，我得提醒您，纽约更适合施展您的抱负——就算这中国梦实现了，您也不足为道啊。我被他烦得有点喘不过气了，顶了他一句，该不是因为纽约比这炒蛋饭馆位置更中心吧？他笑了。我再次注意到他表现出的谵妄的一面，琢磨着，会不会这样更好：忽道我要上厕所了，且会一去不回；要不就请他去吧台点个八宝饭，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是中国第一位宇航员在他的太空之旅中食用的甜品；再不然就建议他去要个——我已经把菜单背下来了——有着八种珍宝的米饭布丁。

“不知您是否能够想象，”他的语气突然凝重起来，还带着些揪心，“你的小说惊艳东西二村，你的光辉文字同时在《纽约客》《棺厂》和《南方评论》上发表，你的面容邋遢而灿烂，你的思想如水一样激荡，你金发的波涛在你头顶喧嚷；每天晚上，你不是在从《银幕闲话》编辑部摄取最新的八卦，就是在与洛克菲勒老爹争论谁才能更好地背负起成功的分量。”

已经不必听下去了。他说着一口无比尊贵的、词汇渊博的加泰罗尼亚语，可《银幕闲话》都停刊多少年了？灰胖的塞拉比他过于普通的外貌显示的要神经得多。我觉得，这已给我提供了个决定性的落跑的借口。如天意一般，我见皮姆在门口跟我做起了手势，似是叫我出去和她一起吹吹风。我记得很清楚，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就仿佛刚有人抛出了个提议：用自己的双脚走出这地狱吧，趁时间还不算太晚。

我走了出去。

逃跑才是正道。

我们绕向饭店后方；在沿一段绿草茵茵的陡坡下行的同时，我们也探入了卡哨尔公园的南区。不一会儿，我们开始按一块乡野路牌的指示前行：那上面画着个指向“疗养院”的箭头。雨停了。不友好的餐厅已在身后，之于我，就好像兴格－兴格监狱(2)正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随着我们愈发深入公园内部，从而踏上了文献展的领土，“中国把戏”也正离我越来越远。

“你信吗，那些中国人连看都看不见我？”我问皮姆。

她不接话，我也没有特别慌张；我更乐意记起，一个人在与另一个人一同行走时，没有义务就对方所有的话语发表意见，因此有多少句子得不到回应都属正常。

半分钟后，皮姆终于决定说话；她告诉我，第二次出去抽烟时，她跟波士顿电话沟通了，策展办公室说，其实不用强求，在餐馆待的时间可长可短，驻店作家大可以自行选择，万万不能令他们感觉窘迫。

早不说呢，我想。可我一语未发，只是继续往前走。一切按部就班才好。不管怎样，我们正在远离那中餐馆，这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至少那天我是不用回地狱去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惬意呢？那股不可见的力正在静静推动着我。

* * *

(1)原文为从“Voodoo”（巫毒）演化而来的“Goodoo”。

(2)1824年美国陆军为应对哗变问题而在纽约修建的监狱，也承担开矿等经营性活动。

30

我们平静地在卡哨尔公园中行进，万分确定我们已经走了好久好久，因为忽往左看，我仿佛望见一众小人，或独自一个，或成双成对，或三五成群，全都浸没在一个巨大的水杯中。就跟浮沉子似的，矮人们会在水中垂直上窜，可不等到达水面就又匆匆下降，在水底稍事歇息后又开始新一轮的上浮。

我很渴，只因我们已行走多时，且我猜我得了暂时性的精神中暑。事实上，我感觉皮姆在对我说：那水杯其实是个壮汉，正阻挠着一只大鸟的起飞，大鸟由一批淹死的侏儒构成；后者接受了罪恶的训练，要将雷蒙·鲁塞尔扼死。

嗯好，我道。我们又继续朝前走。

待我意识到自己产生了幻觉，我只盼到了橘园宫酒吧能在露天位上休息一会儿。我已能在泛着奇丽的绿洲之光的地平线上望见那些雅座，我敢确定，那可绝非幻景。我们走向那些坐席，想着能在酒吧好好歇上一阵，但我的渴劲儿却同时加剧起来。我对水的需求愈烧愈旺，可这也没能抹消我当时的感受：一股无比亢奋的情绪正将我占据。那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我累得要死，却还和数小时前一样生气勃勃，对所有的，尤其是与文献展展品相关的事物，保持着几无节制的热情；我确对某些装置作品存有批判，可大体而言，我对一路所见的一切都怀抱着极大的兴趣。当我漫步在这倾覆于先锋艺术、当代艺术抑或随便什么艺术中的城市，我会这样形容我的心情：十足地幸福。

无疑正是这股热忱催我问起了皮埃尔·于热的展品，这是来卡塞尔之前人就给我推荐过的一位艺术家。

“别错过提诺·赛格尔、皮埃尔·于热和珍妮特·卡迪夫的作品。”阿莉西亚·弗拉米斯如是写道。

没过五分钟，我们已身处那条通往皮埃尔·于热的装置的公园小径。据皮姆刚做的介绍，这是个难以被归类的法国艺术家。不管怎样，这家伙打从一开始就在围绕现实与虚构间紧密而朦胧的关系发问，也疯狂热爱着那些醉心于艺术表现游戏的人。他崇拜达达主义、佩雷克与路易松·博贝特（最后这位最奇怪，是个被他视为达达主义者的著名自行车手），事实上，他能为任何让他听着像是放肆想象抑或拥有无尽创造力的东西倾倒。他喜欢将真实化为幻象，幻象变为真实，虚实莫辨。皮姆道，于热已有十年时间未曾在美术馆或画廊的框架中工作，他躲避着一切常规，而他的艺术风格时而会让人想起比利时人莫里斯·梅特林克。

这个名字的出现令我十分惊讶，我已有几十年不曾听人提起过他。我恰好有段时间深度研究过梅特林克，这位作家写过不少有关自然界的哲理散文：《蜜蜂的生活》《花的智慧》《白蚁的生活》。在明显的日耳曼文化的影响下，这位比利时人懂得在书中营造出一种充斥着不可见的力量的阴郁气氛。巴斯克电影人维克多·艾里斯正是从《蜜蜂的生活》的某段开头找到了他备受赞誉的电影《蜂巢的幽灵》的片名。我甚至也就某些电影名称与昆虫间的奥妙关系写过篇长文。

别有深意的是，皮姆道，在于热此前的装置中，虽则艺术家竭力表现的是各种社会学问题，但最后更显突出的却是那些曾被梅特林克在当时表述过的晦暗无形的力。对我们屡见不鲜的潜伏在水雾与烟云中的能量，于热总是心有戚戚。

最后这句批注让我自问，我有多少次在我的小说中征引起烟的肖像、雾的诗意。我的某些虚构就扎根于雾云密布之地。最吸引我的还属烟霭，我从来没想过多分析这后面的原因。

我较不感兴趣的是云，许因它看着不那么难以捉摸，也或者已有太多人书写过它。实际上，一位巴塞罗那老友已经穷尽了“云”这个主题。某日，在影院，他坐我边上，看着奥托·普雷明格的一部影片中从华盛顿国会大厦后方穿过的白色的薄云。他道尽一切的那句话是这么说的：

“下面这数据没什么用，但也不容忽视：早在三十多年前这云彩就从那儿穿过了。”

我从没见过有谁如此专注于过往亿万无用数据中的一个；从没见过有谁像那天我的朋友那样，静如止水，纹丝不动，实实在在地“云里雾里”。自那时起，云极少出现在我的书中，概因我怕人们在读到它时痴滞于此，概因我怕人们察觉我想让他们痴滞于此。

那雾呢？它却是世间最让我沉醉的物事之一。我常觉得，在它，在雾中，自有一切；奇怪的是，在我初次前往伦敦时一次都没见到它，以至于到今天我都没能走出那份失望。而烟呢，不那么美，也不那么神秘，却同样吸引着我，尽管我也道不清个中缘由，即便有几次，我自觉猜中了一二：我记得，我父亲从未眼红过我们白日衣绣的隔壁邻居，却尤其羡慕他家烟囱冒出的青烟；我总觉得，从这户讨厌的邻人出发，也许就能发现，我为什么老对烟霭——至少是作为文学素材——这么感兴趣。

当我们沿一条泥泞的小路走近那公园转角，即于热令人难以置信也难以忘怀的装置“未耕”（Untilled）的所在地，我首先看到的是烟。待垦，待翻，待犁之地？初谒此处，一个让我心潮难平的地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绝顶怪异。谁都没法在面对它时无动于衷，且立刻就会意识到这是整个文献展最重要的空间之一。

连雷蒙·鲁塞尔都无法将这极端诡奇的气氛完善分毫。诚然，于热刚在一次访谈中援引过这位作家，称，他不确定下面这句句子是不是有人伪撰的：“最好的旅行目的地莫过于自己的房间。”（确属伪撰，却谈不上全盘造假；我，作为一个不才的鲁塞尔专家，在此斗胆裁断，原句比这长得多，意思上也有细微的差别：鲁塞尔说的是，他曾做过两次环球旅行，可即便如此，他发现无论哪段旅程都没能给他的书提供哪怕一丁点的素材，既然创造性的想象在他的作品里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他觉得有理由着重提一提这点。）

于热在那儿，在卡哨尔公园边界上搭建的，是个生产腐殖土用的堆粪场。这不是我自行查得的，而是通过皮姆，因为我对何谓腐殖土只是知之皮毛。要到晚上回了草堂我才获取了更多信息——表面上在那儿制作的腐殖质是什么——也顺便解开了其他一些令我疑惑的问题。这位法国艺术家将一片法式花园，换句话说，公园中的一处规整的自然景观，改造成了某种正处于建造／毁灭中的空间，一个在时序中悬置的过程，内含各种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元素。最惹眼的是在该处闲逛的同属作品一部分的两条狗。其中之一（一条腿被涂成玫瑰色的那条）特别有名，在出任着当时欧洲最富盛名的狗的同时，也成了第十三届文献展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还记得我对那怪奇之地的第一反应是——作为我诸多荒诞想法之一——它是特地为我，或是像我这样的人创造的，透过腐殖质的刺鼻气味促进我们思考，思考西方世界致命的倦怠，思考我们已能感知到遍布欧陆的破坏性的疲劳。

粪堆旁有尊女性塑像；她卧在基座上，头顶满覆着蜜蜂，真的，活的，在硕大的蜂房中嗡嗡作响。雕像是粪场的组成部分，反之亦然。在腐殖土——换言之，以人工方式从有机废料的生物分解中得到的直接产物——间穿梭的便是那条热衷于上镜的狗：高挑、精瘦、单腿被染成玫红色的猎犬。它特爱拍照，一见相机就摆出姿势。在这般盛夏，它像是陶醉在追随着它的取景框中，酣醉在它身边发生的一切以及带给它无限名望的虚拟影像里。

皮姆告诉我，那条狗是从西班牙找来的，因为那儿的动物保护条例比德国宽松。在德国，人不允许将动物的腿脚涂成玫红色。除了照相，那条猎犬惊人放肆地奔跑在这片奇异的区域。这里有治愈精神的植物（我没能见到）、堆成小山的树干、水泥砌块，以至一个盛有腐水的脸盆；有重复、化学反应、再生、形成与生命。但是否存在一个系统是个完完全全的问号：没有既定角色；没有组织，没有表演，没有展示。

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与任何一处都大不相同。说到将“崩坏”与素来和艺术过从甚密的“古典美”结合在一块，我从没见过比这更富诗意、更具恐怖感、更显别样优雅的表达。人们惊恐地看到，于热一颗颗沙砾地重塑了乃至泥土上的辙印；这片罕见的域界看似荒弃，实则经过悉心打理：只要在那儿待上一小会儿，你就会发觉，这块地方需要不断进行维护，从长远看，它证明了，在预设的混乱中保持秩序有多么不易。

如今我写下这些，想起那片场域，我发现，我对第一眼在那儿见到的一切有了越来越深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我初次到访那片令人措手不及的粪场（它留不住几位访客：味儿在那儿摆着，且现场如此纷乱，人能清晰感觉到可怕的体系缺位，处处散发着一种不安的气息），我的反应非常原始；那儿究竟有些什么（准确地说，那儿究竟没有些什么），我毫无头绪，因此我仅是专心致志地观赏起了那条西班牙红腿瘦狗在腐殖土间的怪诞生活。

许是要为我们面前种种所造成的无可否认的茫然与最初明显的拒绝添上点睛的一笔，一位金发碧眼、似有些疯癫、一身丧服的德国女青年无所顾忌地从我们眼前穿过，登上一座瓦砾的小丘，宣讲起来，就我们之所见慷慨激昂地发表起了演说。

皮姆道，全卡塞尔都认识这人，这会儿她正在就此处的杂草以及我们腐坏的世界上，何谓自然、何谓不自然阐述她的美学理论；她不住说，不住宣称，欧洲从两个多世纪前理性主义在启蒙运动中得胜、进步观念被奉为尊上的时刻就开始走上了岔路。

至于那尊头上套着个鲜活的大蜂巢的女性雕像，我们是远远瞧见的；虽说有些路人在那儿看得如痴如醉，可那样的场景想来还真是不宜靠得太近。

我记起那一刻，女疯子与雕像的头脑似经历着一样的激荡。随后，她们再度回复到没有共同点的状态。我只知道，我们从那儿离开时，女疯子关于欧洲衰亡的哀恸嘶吼在我耳边不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