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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轧过的路越来越长，有件事也变得愈发显明：走路能清醒头脑，或让它肆意驰骋，帮助人们讲出更加真诚的句子——许因它们没有经过太多组织。可时不时地，这些话里也混进了几句确属脱口而出、又听着极其复杂的，好似事先编排过，仿佛铅块跌进了铀池里。我记得，我失口讲出那句话时，我们距华美的法式宫殿橘园宫还有两百米。我说的是：我就在想，这粪场也可以是个艺术品么？不是说不行啊，且很有可能，“与艺术风马牛不相及”这点恰就是它成为艺术品的原因。皮姆不答。楚丝·马丁内兹从柏林打来的电话中断了她的沉默。我即刻意识到：这是我头一回与卡塞尔之邀的总负责人实打实地接近，要不然就是波士顿又摆了我一道，她在呼叫皮姆的同时扮成了楚丝。但很快我便发觉不是这样，电话另一头是真的楚丝。皮姆将手机递给了我。还好我没下定决心发问，她指望我在“成吉思汗”那张破旧的桌子上干出些什么。那必将是个错误，所幸我没有失言。否则的话，怕是免不了要被她骂上两句，拿诸如此类的问题质问我：她都把“中国把戏”交由我来负责了，我怎就一点主意没有，不懂得用这荒唐的使命来创造些什么呢？
今天再回想起那通电话，我发现，我是真心害怕楚丝这样对我讲：她看出来了，我没说实话，我根本不是死气沉沉的西班牙国内为数不多的先锋派之一。高兴的是，我在任何时候都没忽视那种不该轻慢的可能：楚丝的聪明是出了名的，她请我来文献展是不是要考验考验我？还是这么看比较好，免得犯下令我追悔莫及的失误：愤而冲上极端乐观的蛮荒之路，从不怀疑，她毫无逻辑地将我请去那中餐馆，为的是刺激我的创造力，换言之，她想看看，在艺术的范畴内，我会如何应付一项无意义的东方任务。
我选择这样考虑，而不是将这一切想得更为枯燥。于是我话锋一转，与楚丝谈起了巴塞罗那和独立游行。她在我的城市住过多年，对它很熟，这话题挺适合在电话里聊。我在米拉之家念过书，她告诉我，那儿有个学堂，待着还挺舒服。我吃了一惊，不是因为她说了“学堂”，而是因为，她曾在位于高迪建筑中的一所院校就读，此前我还从没听说有谁上过这么新奇的学校。同样幸运的是，我在这段交谈中也保住了审慎，扛住了诱惑，没有想当然地做出某些心理解读，就比如——她艺术策展人与艺术经纪人的天赋说不定就生自那所高迪设计的学校的四壁之间。
但问题在于，我在为不犯任何错误而紧咬嘴唇的同时，我的话少得有些过分了。她一时也没了声音。短暂而令人恐慌的一秒。一阵刻不容缓的焦灼势必颤抖着溜过了连接我们各自手机的那条无形的线。
那沉默有如火药。最后是楚丝先发了话：那好，明晚见，一起吃饭。我松了口气。我本想问她餐厅地址，但这样一来，我又将再次展现出我的不善反应和缺乏想象，只因策展团队已经邮件通知过我许多次了，于是我决计甩出个麦高芬，可又一个都想不出来，而就在此刻，我无法自控地打起了喷嚏，大大的喷嚏，一连两个。抱歉把墨水洒空气里了，我道。她笑了，而我——无论如何都得让对话在这里结束——趁机把电话交还给皮姆；她飞速接了过去，脸上仍旧挂着那抹仿佛永不会消失的假笑。
也许“空中墨点”的神来一笔已能力挽狂澜，我大可以对自己感到满意。然而我没高兴太久。当皮姆与楚丝谈论起晨之美，是的，她们聊起了这个，我危险地滑向了只有在焦虑的头脑中才会涌起的苦痛——法国人谓之“楼梯上的灵光(1)”，即太晚找到反驳之词：那一瞬你想到了回答，但却没用了，你已在走下楼梯；你理应在之前、当你还在上面的时候，觅到那句绝妙的辩驳。情况正是如此；当我复盘着我与楚丝的浅谈，逐字逐句地将它在脑中重现，我逐渐看到，我有那么多该说的没说，进而自问，周六回到巴塞罗那，我在对其他人讲述我的卡塞尔之行时是否也会这样，讲着讲着便发现，我本该在那个城市说的做的，我没说也没做……成吧，如果哪天我想写写这次旅行的事，我又思忖着，我一定得以楼梯上的灵光给它加工加工。当然了，我荣幸之至……
几分钟后，皮姆指着远处的一座小丘叫我看，它好似属于公园，实则是一处稀罕的山型花园：“白做园”（Doing Nothing Garden），宋冬之作；他几乎是唯一一位——另一位是颜磊——受邀参加文献展的中国艺术家。
按照我们的行进自有的动力学原理，我们会理所当然地在抵达橘园宫前途经那座山园，但没过多久，一件意料之外的事让我们偏转了路线，因此我也要在这里暂时开个小差，把更往后、到了那天晚上，我在思想小屋里改了名字，开始自称为比尼奥夫斯基的事提上来讲。
没错，比尼奥夫斯基。
可这事发生在当晚，那会儿，连奥特尔都失去了他的临时姓氏，改用起这个称谓；它原属于优塞福·罗特的小说《皇帝的塑像》中的一个次要角色。
我只想提前告诉你们，经过这么突然的一改，我觉得轻松了、快乐了，我用了那么多年的名字已经渐成累赘，说真的，它不过属于我的青年时代，只是在我看来，该时代在我身上赖了太久太久。事实上，每当报出自己的名字，我总会有种别扭的感觉。
还有就是，那晚，当我已然变身为比尼奥夫斯基，我推敲起于热和他的装置“未耕”，心想，在那件作品中——显然，只有那些脱离了体系，远离画廊与博物馆的“偏僻”艺术才有可能真正地革新——值得景仰的不止是于热的敏锐嗅觉（他适时拐上了这条貌似是留给先锋艺术的唯一出路），还有他卓越的洞察力（他找了卡哨尔公园中一片荒废的区域来安置他用腐殖土与玫红色前腿的西班牙犬勾勒出的凄凉图景，许是在向一种假定存在的“郊外的郊外艺术”致敬）。
当晚，我在房中思索着：可能“未耕”树立的是一种“回到艺术史前”的理念，在当今这样一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不确定的时期，它陈说了一种可能，即“不做我们迄今为止所理解的艺术”，也提出了一种必要性，即学会“站到一边”，大概就像不欲被人看见的提诺·赛格尔，建议人类退回到永死的黑屋中去。于热好似在对我们说：归根结底，先锋一贯的本质不就是要将一切化为白板(2)，复归混沌的本源？
而于热那种已死艺术的逃离不正是在尝试着逾越那块白板，向白板“郊外的郊外”进发，前往虚无，真真切切地前往虚无么？我们时代最革命的艺术也将迈向这种虚无？还是说，它的目的地是某种我尚不能确知的东西，可一旦找到它又会对我大有益处？
不过我们暂且还是回到那天白天吧，那会儿，奥特尔与我都还完整，比尼奥夫斯基尚未冒头，我的大脑仍不像晚上那样，在我的客房化身而成的“思想小屋”的蛊惑下，缠身于无数问题交织成的蛛网中。
让我们回返那个快意的下午，我任凭自己被走马观花的激情所牵引，扮演着或许幸福的浪客、无所事事的闲人。我万般遂意，只是渴得要死。但即便如此，皮姆唇上那仿佛永不灭蚀的笑容（也许偶尔是假的）仍旧传染了我。我跃入了某种上佳的波段，甚而拿几乎于每天黄昏准时袭来的忧愁开起了玩笑。白天这么做不难；我想说的是，虽然我极度率真地对我的烦恼进行了自嘲，实际也谈不上多么谦逊崇高。
我怎就进入了这样的欢悦一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我搞出了个麦高芬，权且说是私下的、隐秘的吧，冒仿着“刻奇(3)”的语义中最偏激的部分，强忍欢笑，自语道，黑夜饮尽了晚霞的赤蜜。这就好比，为畅怀大笑，人刹那间就在这私密的游戏中甩掉了两公斤的庄重。
* * *
(1)原文为法语。
(2)指一种洁白无瑕的状态。西方哲学家用它比喻人类心灵的本来状态像白纸一样没有印迹。
(3)出自德语“Kitsch”，形容人的一种虚假的自我满足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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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做园”，皮姆道，是让植物生长在一堆腐败中的有机废料上所得的产物。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宋冬是在中国北部他母亲家那儿找到的这座垃圾山。派人专程把它运到卡塞尔后，他在上面撒了种，使它终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座花园式的小丘。这就是一位正在去往橘园宫途中的不甚精明的看客——这人还很渴，比方说我——所见的一切；他全未想到，直至两个月前，这座奇特的山岗才展现出了于此盘踞多年的假象。
正说到这儿，从远方传来的一阵轰响阻断了我们前往橘园宫的节奏；据皮姆称，那儿有个酒吧，更有个天文博物馆，馆藏着大量的古代钟表和天文仪器。
我很渴，出奇地渴，直到这会儿我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那时喉焦唇干的记忆。
这些炮声，皮姆道，是从珍妮特·卡迪夫和乔治·布雷斯·米勒的喇叭里放出来的。她没说别的。要到后来更晚些的时候，她才终于同意告诉我，那是个装置作品，它将表现战场喧嚣的环绕立体声与交响乐以及林中呼啸混合在了一起，再现了卡哨尔公园与卡塞尔城曾在二战中遭受过的轰炸。
一整天来头一回，我没在皮姆脸上见到她常在而殷勤的微笑的哪怕一丁点迹象。事实上，她刚才所述不容她抱有任何怡悦，无论真假。我想到，不久前，她还是快乐的化身。我又记起，在一间德国草屋中冥想欢乐，这从最一开始就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我要思考那种可能性：所有创造的核心是否就在于快乐。
可惜，我对自己说，我在最后一刻把那本关于喜悦的书换成了《阿尔卡里亚之旅》。但这本“走走看看之作”——作者本人所下的定义——亦有它的妙处：它提醒我，我在卡塞尔的逗留实有着散步的架构；我于其间观赏着自然景色与风土人情，不忘对风景背后的理论负载加以研究。当然，后者在塞拉的书中全无影踪。
走走看看的艺术，我心里掂量着；我们仍在赶往橘园宫酒吧令人欣快的雅座。我们是冲那儿去的，可当“珍妮特·卡迪夫和乔治·布雷斯·米勒的喇叭”越来越响，我们遵从了它们的感召，转而走向了湖区（人都说，轰炸声是从那儿来的）、一处溢美之地、一片坐拥浪漫水榭的湖泊，定系卡哨尔公园中的至雅之所，一边是生机勃勃、栖居着大批禽鸟的自然保护带，而在另一边，我终于看清，那似是片树林，无限贴近于我在巴塞罗那想象的、我将在卡塞尔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密林的样貌。
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林子更像德国的了，我告诉皮姆。她没回答，要不就是什么都不想回答。准确地说，她指了指我们拐进的这条路的某个转角上的一处水泉。我怕是脑门上写着个大大的“渴”字，故而说起了蠢话，把我心里住着的那只长毛熊也袒露了出来。事实是，我猛灌着水，只觉那泉眼就似半道浮现的一个完满的神迹。我喝了好一会儿，活像个沉迷饮水、不可自拔的痴汉。
随后，我们再度踏上这段拿不太准的征程，朝战场的轰鸣声走去。广播渐响，我也听得愈来愈真切，它重现的是大战的喧嚣：林子里，哪儿都像有榴弹炮在炸裂。自然保护带里，鸟跟疯了一样。皮姆这才向我解说道——她该是陪别的作家逛过这儿，觉得再讲一遍特别无聊——我们前方是珍妮特·卡迪夫与乔治·布雷斯·米勒的装置作品，“森林（千年以来……）”【Forest（for a thousand years）】。她说，这标题典出自希特勒宣称的“第三帝国将历经千年而不衰”，也或者在暗指，当年英军炮火将卡塞尔几近夷平时，这座城市已积累了千年历史。
我记得阿莉西亚·弗拉米斯邮件中（“别错过……”）的圣三位一体也包括了珍妮特·卡迪夫，可万没想到，她实现眼下这件装置的方式竟让我大受震动。我印象最深的是——实难忘怀——密林中，我见四十来人坐在树墩上，四十个缄默的、惊惧的、触动的、内心相通的人，似被一条无形而有力的线，被一股非物质的能量，被一缕和瑞安·甘德相似的无尽的微风穿在了一起：这四十人，坐在大大的树阴下，聆听着野蛮的空袭声；扬声器被安装在了高耸的橡树上，营造出一种让人煎熬的感觉，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立足之处。
这点无疑是最震撼的。人在声音错觉的影响下，会体验到一种身处战场的超真实的感受，进而以为自己就是炸弹的目标。人所听到的就像确在进行一样：短兵相接时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飞机的轰鸣、喘息、喊叫、枯叶上的脚步、神经质的大笑、风声、在风雨中飘摇的花瓣、森林谜样的窸窣、正在远去的雷暴、古战场的余音、戳破了空气的刺刀、射击、爆炸、火星……
随后，寂静遽然而至，同来的还有对乐段的反思和再发现；接着放送的古典乐则是为了思考与修复。经历了轰炸所带来的精神冲击，随之而来的是片刻的冥想，以及大崩溃后强有力的恢复。几分钟内，我仔细斟酌，忽就对“新艺术是否能和纳粹女人的香水、和我们历史性的过去与现在搭上关系”疑问尽消。我似有感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会再思索这个问题。我已经再清楚不过：艺术与历史记忆密不可分。
任何与先锋相关的活动——假设先锋依旧存在（随着时间的过去，我越来越怀疑这点）——都不应在任何一刻忽略政治因素；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或许对我们这些终有一死的可悲人类而言，最理想的情况反倒是，某日，先锋消失了，却非枯竭，而是相反：藉由一股隐形的气流，它化作了绝对能量的源泉，成为了我们迷人的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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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臾间，我甚而觉得看到了那股不可见的力，它流经该处，于静坐林中、似已结成社团的陌生人间穿行。还记得当时的我想起了大革命，想起了那会儿的人们是如何努力宣传自己；反观那些秘密组织，譬如卡塞尔森林中的这群、抑或藉着偶然的机会组成游击队的众人，他们从不希望被相机摄下，或留下任何痕迹。我还忆起了巴塞罗那作家塞巴斯蒂阿·乔万尼，他说，革命与人民繁育出了明信片和各类旅游纪念品，而游击队和自发参与地下斗争的人们、所有那些流动的人群——也可以被称作情境主义(1)者，取决于你怎么看——产出的则是情谊，以及不需要大字报的共同价值。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乔万尼还说过，他倒想问问，谁会真想要把一个签名小便池放进自家客厅里。关于“在博物馆中展出的艺术”与“没有家园也没有方向的艺术”——人能在卡塞尔的不止一个装置中清晰见到这种露天艺术——的区别，也许没有什么能比这个问题概括得更好。这是郊外的艺术，或是郊外的郊外艺术。正如于热用他的腐殖土、他玫红色前腿的狗以及他辽远的泥潭所表现的，那儿没有组织，没有表演，没有展示，可我猜想，那些物体之间的关系要比看上去密切得多。
我思虑着这一切，逐渐发觉，那股悄无声息的精神波澜甚而运动了起来，就在那一瞬，我见到——名副其实的现场直播——那阵几乎无法察觉的神秘气流使在场的所有人都倏然年轻了许多。
这让我转想起《追忆》的某个章节；普鲁斯特写道，旧贵族们在巴黎的一次沙龙中做着怪相，令他们本人当场苍老了几分，化身为自己的木乃伊。
挺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停环顾着四周，只觉自己瞧见，要使我们走出溃决的那段音乐来得十分及时，因为它与“游历”这个主题发生了正面碰撞：作为死的象征，舒伯特将它摆在了《冬之旅》的核心位置；我们在孤远的静僻中谛听着它的演奏，任由自己被心中寂寞、被那在云中之日的反光中铺展着的失去了时间的寂寞所侵袭，就像我在我最避之不及的那个梦魇中所做的那样；我清楚，我始终冒着那样的风险，即最后在我眼中，一切都将被冰霜与静物所攻占。
死亡就耸立在我们面前，同在的还有鸟儿的歌唱，这会儿，它掺了进来，与舒伯特的曲子进行着螳臂当车的对抗。死不欺人，它就在那儿，明明白白，然而，为了不倒在它可怖的送葬曲中，众人所做的奋勇顽抗也值得击节赞叹。不可感知的微风静静地拂过那一刹那，但它越吹越劲，许因它拥护的是生命。事实上，林中的密谋者们似在静默里变得愈发强大。可即便如此，我紧张的心绪却也不像会那么简单地被抹消。这隐于密林的组织闪烁着生命的光，而我内心的某种忧虑依旧坚固异常。我分明记得那时的景况；说实在的，我总能以小数点后的精确回忆起那阵转瞬即逝的忐忑：我身在森林，我的思想也迷失在了茂密的枝杈中，我听见从树丛近旁的区域传来的夜鹭的鸣叫，而后是虚无，彻头彻尾的虚无；我走出林子，见欧洲已成一片荒凉，我既接受了清晨的曙光向浓密的黑夜的转化，便似听到了一支渺远的歌谣——我小时候学的，但它会不时归返，尤其是这些日子，我已步入暮年——一支让我心乱如麻的歌谣，因为它是这么唱的，若要走出森林，就得走出欧洲，而若要走出欧洲，就得走出森林，我们已无路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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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的一种跨学科的开放性思想。情境主义者的实践行为之一即是“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