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9月11日周二凌晨——那是加泰罗尼亚民族日——我早早离家，天还未亮，十足的暗夜；一辆警车驶过，我甚而想到，见我悄然带着行李钻进的士，他们难免将我视作某个形迹可疑的嫌犯，进而琢磨着：这个加泰罗尼亚面孔的家伙有什么理由要在这样一个日子偷偷离开巴塞罗那？

我得解释一下：那天，巴塞罗那已确定有场盛大的独立游行，群情高涨，一触即发，也正因此，警车才会在天亮前的这个时候就上街巡逻。

拎着箱子火速钻进出租车的我有种落荒而逃的感觉。兴许我是唯一选择出行的市民。但我清楚，民族不是一切，况且我要去到的是当代先锋的中心卡塞尔——于法兰克福中转——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初究代数的诗学，寻觅倾斜的钟表、某家中餐馆，以及我半途中的那个家园。

而当我飞抵法兰克福机场，与邮件中说的不同，谁都没在那儿等我。最初的反应当然是不可思议。人总怕遇见这样的事，而它确实时常发生，这会儿他就可能觉得有些受伤，因为这种体验就好比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迷了路，不知去何处过夜，也没人能在那迢遥的城市拉你一把……

那个本该来接我、帮我坐上去卡塞尔的火车的年轻人叫什么来着？我终于记起，她叫阿尔卡，是个克罗地亚人，这是皮姆·杜兰告诉我的，而我机智地将她的号码存到了手机里。我拨通她的电话，说我到法兰克福了，可没人来接我。太奇怪了，皮姆道，你先撂了，我待会打给你。我挂断电话，开始计划飞回巴塞罗那。不管怎样，我已有了个脱逃的借口。其实我有两个。另一个是说，最后时刻，我到了法兰克福，发现当代艺术先锋之迷宫只是个笑话，于是我撕毁协议，于当日返回巴塞罗那，到加泰罗尼亚民族日庆典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但这太苍白了，我没法用它：我已禁决自己对那些谋求创新的先锋艺术——正如许多人所做的那样——进行系统性的嘲笑。之所以给自己下达这样的禁令是因为我明白，蠢货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对此类艺术嗤之以鼻，而我不愿成为其中之一。况且我讨厌各种危言耸听——这在我国太过常见——自诩“睿智”的人们动不动就以宿命论的口吻宣告着艺术已死。我有感觉，在甩向革新艺术实验的那些廉价嬉笑的背后，始终潜藏着对冒险求新、至少是求异者的一种不满，一种肮脏的怨愤，始终潜藏着对自省之人——他们意识到，身为艺术家，本就享有在别人不敢踏足的领域铩羽的特权，所以才尝试创造那些若本质不暗含着失败便乏善可陈的危险作品——的病态的仇恨。

我已禁止自己系统性地嘲笑先锋艺术，但无法忽略的是，或许今天的艺术家还真是群目不识丁的毛头小子、毫无自知的权力走狗。当然，为避免彻底失去信心，我不时搬出伊格纳西奥·比达尔－福尔奇的《塑胶头颅》来说服自己，它描绘了视觉艺术交易中的有趣图景，囊括了博物馆馆长、批评家、画廊主、美术教授和（书的内容太丰富了，以至于可有可无的）艺术家等各色人物。它智慧而生动地表现了那对矛盾：最愤怒、最极端的视觉艺术也可以变成国家的装饰。但比达尔－福尔奇本质上还是个文人，总对可怜的艺术家们抱持着同情，在他看来，后者虽为利益链中最末也是最薄弱的一环，仍然可能以某种方式对权力构成威胁。

概因我也是个文人，依旧相信可以笑看世界（说实话，我只有在心情好得遭人嫉妒的早上才信），我站在某些艺术家一边。这便是我在生命某个时刻做出的选择；我对自己发誓，即便找到托辞，我也永不悔改。

我说不太好，但一个人总该时常想到，我们身边的陌生人并不全是坏人。

我正如此自言自语（抑或嘟哝着差不多的内容），手机响了。

“给您致电的是阿尔卡。我在机场，您呢？”

“阿尔卡！”

我太想向她表达我的爱意，她应能理解。当一个人在法兰克福机场独自待了那么久，若突然有几个亲切因子——哪怕再小——向他飞来，他定会欣喜若狂。

可稀奇的是，打从我喊出了她的名字，她在接下来的六通让人身心俱疲的电话里——她这才找到我在机场中的确切位置——都再没用我的母语和我说话。她讲了英语、德语，乃至克罗地亚语，都是我不会说也听不懂的语言，就是死活不用西班牙语。也许这便是我们耽搁了一个多钟头才见上面的原因。根本没办法讲明白嘛。我算懂了，接起电话时的那三句开场白（“给您致电的是阿尔卡……”）都是她背出来的，至于其他，阿尔卡一概不会。

经过一小时里不计其数的电话交锋，我们终究还是接上了头。此时的我已行走在崩溃边缘，却见阿尔卡忽地出现在那儿，春风满面、婀娜多姿、异域风情、性感异常。我怒气顿消，对等待也没了半句唠叨；我进入了花痴状态，一举一动都好似个扛不住诱惑的二愣子。我顺从地随她上了火车，而在去卡塞尔路上，许是由于历尽多番尝试我们仍只能用每每相当含混的肢体语言对话，我努力想象着她在用不经口述的语言冲我说道，好热，热啊，热死了，而后指给我看，她裙子下面什么都没穿。我瞄了瞄，是真的，于是扑了上去，而阿尔卡怂恿着我继续：对，对，干坏我，干坏我。

12

待我将那热辣的场面拨到一边，回返现实世界，我再次印证了那句话，万物的趋势是单调。从她可笑的手势推测，悲摧的阿尔卡正跟我谈起她昨夜在卡塞尔吃了些什么：极有可能是个汉堡，尽管从她手指多次勾勒出的轮廓来看，也或者是只蚂蚁。

我自忖着，若是后者，那她的故事还真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无聊，但也无从知晓。我决定掉转视线，望向车窗外的风景：同样一成不变的市镇，等高的房屋，没有戳破平面透视的教堂钟楼，纯粹的枯燥崇拜。我忆起罗兰·巴特曾这样描述他由衷敬仰而后又百般苛责的中国，就远观之下的中式城镇写作了如下句子：一切都太无趣了，他道，没有了钟塔，一切都如中国茶一样乏味至极。

“所以才要吃蚂蚁么。”我道，幸好她不懂。

不久之后，我们在卡塞尔两个火车站中较现代的那个下了车，打的前往位于城市主干道之一、上国王大街的黑森兰德酒店。自车站到酒店的旅程令我至今难忘，因为有种奇异的感觉陪伴了我一路：出租车所到之处，街上的人们都会骤然停下，紧盯着我，就像在说，你终于到了。

他们在等谁吗，且把我俩弄混了？真够奇怪的。再说，我怎就觉得自己成为了路人目光的焦点？明明事实就恰好相反，在卡塞尔，根本没人——这点我太清楚不过——在期待我的到来。

现如今我想通了，那只是缘于我太过孤单；我必须想象人们在期盼我，仿佛在期盼5月雨一般。

想到全城都在守候我，我惶惑不安地跨过黑森兰德酒店的门槛。我感觉那位西语讲得很烂的前台在接待我时总像在说：是时候了，您也该到了。而就我的问题，她告诉我，卡哨尔公园、林地和成吉思汗中餐馆差不多就在城市的另外那头。

“超远。”我听见她说。

随后，她谈起那片森林，道，里面有好多种鸟，而且令她高兴的是，松鼠特少。这是她的原话，在我听来未免有些过于琐碎，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得到命令要对我如此表现，也就是说，表现得这么庸俗。我决心出其不意，问她，她实际想说的是不是：在卡塞尔，真正有先锋精神的松鼠特少。阿尔卡笑了，像是完全听懂了我的问题，但她没懂，这点我可以确定。所以很明显，阿尔卡之所以笑是因为她的工作要求她对我所说的一切付诸一笑。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气恼。

“要追笨女人，先学体谅人。”我说。

只是个麦高芬而已，可阿尔卡就跟绽了线似的大笑起来，整个肚子都在颤抖。

“给您致电的是阿尔卡，”我冲她道，“我在机场，您呢？”

太惊悚了，她抽得如此剧烈，以至于笑倒在地。而当我将她扶起，我差点没把“给您致电的是阿尔卡”又说一遍，看看她还会不会再尝一次黑森兰德酒店大堂冰冷瓷砖的味道。但我忍住了，我还没那么坏。

13

玛利亚·波士顿抵达黑森兰德酒店时（来接替阿尔卡，顺便——我估计哈——将我从后者的“欢笑护理”中解救出来），我很自然地以为她是楚丝·马丁内兹。不然我还能怎么想？因此，当她提到，她要跟我解除一个大大的误会时，我有些迷茫。可能我会觉得挺奇怪的，她说，但一年前，在巴塞罗那，她迫不得已扮成了她的领导楚丝，因为这是后者的要求，请她临时篡用她的身份，生怕我因楚丝没亲自来赴约而大光其火。我能否原谅她们的欺骗？

我当时就怔住了。稍后，我反应过来。当然，我原谅她们，我道，但在她们心目中，我有那么敏感易怒？难不成有人告诉过她们，六十岁后，我变得刻薄了起来？是谁走漏的风声？

我装不在乎，其实不甚理解：这种身份变换太反常了，几乎及得上见我车驶过便停下看我、评断我确已来到的卡塞尔市民。不对。巴塞罗那那天，波士顿顶替楚丝的举动怎么都说不通。即便如此，我决计不去在意她们的骗局。我还掂量着，若是较真了，我或许就会被看作某个神经兮兮、不懂变通、对人性的弱点毫无宽容心的人；尤其是，我还冷落了我的文学所实际捍卫的东西：游戏、身份偏移、做别人的乐趣……

我试图表现得无比自然，便向波士顿询问起皮姆·杜兰。我真想晓得，皮姆会不会也是她，反正一切皆有可能。她是我助手，波士顿说，就跟我也是楚丝的助理一样。我随即问她知不知道她领导在哪儿，这人就不怕——现在可比一年前更有理由了——仍旧没能见她的我大发雷霆？

是这样的，波士顿连忙解释道，当天早上，万事缠身的楚丝无奈去了柏林，但我不用着急，周四她正好能回来和我共进晚餐，就定在八点整——她极力想让我记下来——约尔丹街饭店；一切已计划完备、安排妥当：典型日耳曼式的一板一眼。

我又问起提诺·赛格尔、皮埃尔·于热和珍妮特·卡迪夫作品的所在地，吐出这些名字时就好像他们是我一辈子的铁哥们儿似的，实则我对他们是谁毫无概念。

提诺·赛格尔在此次文献展上的作品，波士顿告诉我，就在酒店旁边的那栋楼里，如果需要的话，她可以陪我去。它叫“这个变化”（This Variation），也是卡塞尔的所有展品中唯一离我近在咫尺的一件，就位于这座酒店已然废弃、被临时征用为文献展展馆的那栋古旧的附楼里。我是赛格尔的粉丝？我更愿道出那悲哀的真相：我对这位艺术家的创作一无所知，事实上，我对第十三届文献展的任何一位参展人都毫无了解。

“这可太‘当代’了！”波士顿惊呼。

她指的是，在现今世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对所有真正当代的东西全无所闻。此外，她接着和我说道，这句话还是对提诺·赛格尔最近在马德里组织的一场表演的致敬：某家博物馆的几位保安——把参观者们吓了一跳——猛地活跃起来，开始舞蹈，而后指着赛格尔的一件近作唱出了那句话：这可太“当代”了！

这位红极一时的艺术家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在于，波士顿说，在他眼中，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似成了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也许甚至是作品本身。

是时我尚未结识赛格尔之伟大精妙，因此我唯一的想法便是，把工人当作艺术品也谈不上什么创意。说到底，谁还不曾留意过呢：那些博物馆保安才是真正的艺术品。将生命置于艺术跟前，我觉得很好很健康，但那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

随后，赛格尔开始慢慢吸引我，尤其是当我发现，他的主题思想或为：“当艺术像生活一样经过。”赛格尔倡导的是，只有参与了表演，才称得上看过了他的作品。仔细想想，这很棒。当艺术像生活一样经过。完美。

我与波士顿来到街上，走进那幢与黑森兰德酒店紧挨着的废旧附楼，而在穿过一条略短的走廊之后，我们身处一座小小花园，左手边便是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只要谁愿意，即可冒险突入那原原本本的黑暗，看看会发生什么，又有什么样的体验在等待着他。那是栋大黑屋，波士顿提醒我，谁进去时都以为里面空无一人，顶多有哪位先我们而入的游客，但只需稍待一会儿，就会发现——哪怕我们谁都看不清——有几位年轻人，算得上年轻吧，正如异界的幽灵般歌唱起舞，仿佛生活在屋内的暗影中；他们便是那些表演者；他们的行动间或神秘莫测，间或行云流水；他们此时阒寂，彼时狂热，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落行踪。

虽然还有诸多辞藻可以用来描述那幢黑屋，但我大致可以将它概括如下——提诺·赛格尔在其中布下了他的“这个变化”：一处暗黑空间，一处隐蔽之所；一队人马在这里等待着参观者，以期接近他们，并在自觉合适的时机唱起歌来，给人以“将艺术品作为纯感官之物来体认”的感触。

波士顿提醒我，赛格尔拒绝将“具象的表现”视作为艺术之必然，也就是说，它不必是幅画，是座雕塑，是个装置等等；他同样对“作品配搭文字解释”的做法不以为然。因此，正如她之前所说，唯一足以认定自己看过赛格尔作品的条件便是亲临现场。就好比此件作品，它根本没出现在第十三届文献展的目录册上，因为赛格尔已事先请求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与楚丝·马丁内兹尊重他本人“不落行踪”的愿望。

好一个杜尚，我暗自慨叹，进而记起了这位大师在卡达克斯忙活了一整个夏天的那顶帐篷；最终，它得以为他遮阳蔽日，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他住进了阴影——他最喜爱的领土。可现在那顶帐篷在哪儿呢？只存在于那些见过它，抑或因它而与暗影搭识的人的脑海中，但由于他们都已迈向死亡，不久之后——如果非说还需时日的话——那块布篷就将成为消失在生者记忆中的一项沉默之作。

是的，显然：当艺术像生活一样经过。赛格尔正是杜尚的一位优秀的继承人。但他创新了吗？他是否称得上先锋？

不，他没有。但从何时开始，革命成为了艺术之必须？恰还在思索着这个，我踏入了赛格尔的黑屋，“这个变化”。

（当晚，我偶然在电脑里找到了楚丝·马丁内兹的一个长篇访问——我终于见到了她的脸——是她的那番话助我建立起了对“当今艺术家是否应以革新为己任”的考量。楚丝在访谈中说，第十三届文献展与其他展会不同，它不只是让人看的，更是让人经历的。而当有人问起，今日艺术是仍有创新或只是在换汤不换药时，她答道：“艺术从不创新，工业才创新。艺术毫无创造力，也毫无创新精神。何不把那些东西留给制鞋、汽车和航天？那是个工业词汇。艺术给出行为，你应对就行了。但理所当然地，艺术都从不创新、从不创造。”）

那时的我尚不知晓，第十三届文献展是让人经历的，尤其是还不明白，“艺术给出行为，你应对就行了”，我走进“这个变化”，在漆黑的大厅中前行，什么都看不见，也感觉不到谁的存在，甚至忘记了，这里可能有不止一个人，或不止一个幽灵。

我很快证实了我不是只身一人。骤然，此间的某个像是比我更习惯阴暗的家伙掠过我的身旁，有意擦过了我的肩膀。我反应过来，预备对下一次的碰触施以些许反抗。但它没有发生。而那次摩擦——这点确实——我一整天来都没能将它从我的头脑中抹除。

此后，我相信自己感觉到了——除了纯纯的黑暗，根本什么都看不清——那位蹭过之人的远离，他舞蹈着去往了房间深处，与其他魂灵们重聚在一起，而后者在不可探知的晦暗中分辨出他的轮廓，便抛却了静默，开始与之共舞，同时呢喃起怪异的、仿佛是献给克利什那神的颂曲。

我走出房间，想着，这一切太诡异了，而且无论怎么看，被一个陌生女人——或男人——擦过肩膀的记忆竟会如此深刻，确认这点都足以让我心生畏惧。

“怎样？”见我出来，波士顿只问了这么一句。

我知道她关心的是我在那阴森房间中的体验，可我实难描述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它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适才见证的不是讲述某事的艺术、思考的艺术抑或关于什么的艺术，这些都太沉重，我一辈子都想逃离它们却徒劳无功；我只觉我见到了艺术本身。可我不知如何跟波士顿解释，得再考虑考虑，于是打了个岔，告诉她，我想起了普瓦捷的一位牧师。

在这种语境下道出牧师一词似有些格格不入。哪位啊？她问。蒙田提起过的那位，我说，讲他三十年没出屋门，且为此给出了千奇百怪的理由。有点像拉青格啊，波士顿评论道，都说他从不迈出梵蒂冈那间办公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