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我们将赛格尔的黑屋抛在脑后，穿过旧楼花园，走在通往大街的廊道中。

波士顿对我说，她是个步行的狂热者，对走路情有独钟。她一直很好奇：这种最自然、最原始的位移方式竟会成为世间最光辉的运动；大概它太富创造力了，因为它拥有人类的速度。步行，她道，似能产出一种独特的思维叙述句法。

而在这番短暂的思考过后，她重又问起赛格尔的房间给我留下的印象，想知道我作何感受。

“回头告诉你，”我冷不丁刺出一句，“但我必须得说，若非英国抗击了希特勒，今天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

显而易见的麦高芬，也许直接缘起于到哪算哪、想啥说啥的行走艺术。且我发现，它还赋予了人们不假思索地说出自己想法的权利，谁都可以允许一句话名副其实地“脱口而出”。与用心组织、打磨到自认为可以发表时才敢释出的句子不同，那些不经大脑而是从我们的漫步中径直诞生的话语可以是放肆的、怪异的，时而不像我们，时而又制造出某种出人意料的句法，教我们心头一紧，因为我们三观尽毁地发现：它确实属于我们，我们却从未察觉。

“若非英国抗击了希特勒？”波士顿问道。

我没接话，不知说什么好，事实上，我那麦高芬在任何时候都毫无意义；我没接话，但这寂静一点不显尴尬，因为人们走走谈谈，沉默便从不会紧张、从不会剧烈、从不会严重。就比如，谁没回答什么又有何干？客观上看，他还走着他的路呢，没有哪个时刻会显得间不容发。

左手边，在与国王大街相交的一条马路上，波士顿指着个挂有文献展标牌的公交车站，无论是礼拜几早上，每十五分钟都会有辆免费公车把我放到“成吉思汗”门口。

我最怕的词：“成吉思汗”。

我不想去那中餐馆。这就跟被逼着上学一样，况且我也无意向谁——向任何人——直播我的写作。或许正因如此，我装没听见，专心致志地走着我的路。

此后的几秒，我盯着地面，极其郑重地沿国王大街而下；文献展之大殿，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就在这条街上。行路的同时，我自觉抗拒着一切，尤其是踏进“成吉思汗”这件事。

“赛格尔的黑屋之于现在的你就是离你酒店客房最近的房间了。”波士顿语，伴随这个长句的还有她迷人的吐字和一个清浅而俏丽的微笑。

我不懂她为什么这么说，可正是这样，那句句子才深深刻进了我的脑海；我觉得自己之所以将它记住是指望着之后能够理解，事实也果真如此，因为两小时后，当我回到酒店，走进客房，希图将它改造成我的“思想小屋”时，我立马想起了波士顿的那句话；我想起了它，因为我发现，的确，从阳台探身出去，便能见到那黑屋所在的楼宇入口。

你会就这个写些什么吗？她问道，我们还在沿国王大街缓慢前行，走到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大约得十二分钟。就哪个？哦，她说，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计划写上几行，关于你同赛格尔黑屋的亲密接触？嗯，可能吧；这样的回答也许会令她不快，概因那问题还隐含着另一层涵义：我得把我的文章展示给“成吉思汗”的访客们看。但紧接着我又想到，她实际想要的是不是让我为她而写？为什么不呢？所以那是真的咯？人委实可以用写作绑住一个女孩？所幸我很快发觉，只要稍微想想，便能明白，绑住波士顿的企图毫无意义。因此我搬出了理性来让自己冷静，告诉自己，她最不可能做的就是请我征服她。于是我选择了这样续话，跟她解释道，我计划每天傍晚把自己锁到那宾馆房间里，将它打造成一处隔绝之所、自省之地、类似茅舍的一处假想空间，我可以很轻易地在其中努力思索、冥想欢乐，就比如，将它视作为所有创造的核心；那儿也特像这么一个地方，我可以潜心探寻我与这个误入歧途、不能复得的世界的关系。或许在那种环境下，我才会写些什么，但我也不太确定；我在那业已成为草庐的客房内的主要任务不是写作，而是思考。

听到这里，波士顿不禁挤出个亲善和美的笑，递来个友好的眼神（我已开始不声不响地适应起此类“老年专享”的温柔视线；近年来，已有不少女性怀着悲悯之心向我投来过这样的目光）。我发现，有时她浑然天成的快乐的魅力甚至盖过了她曼妙的声线——后者已无需多言。可从她的视角来看，波士顿说道，在任何时候都不忘带上她莫名自信的语气，没有什么比枯坐在一处封闭房间、“思想小屋”抑或“妄想茅庐”——随我怎么叫——更不利于思考的了。

她说话时的样子是如此迷人，以至于，我想，全天下的理都站到了她的那边。但我不愿让她发现我在赞许她的明智，便装作傻傻没听见，浑然不知对方都说了些什么，边装边琢磨起我在赛格尔的黑屋里被人擦到、甚而防御起第二次触碰的事。那不是什么可以漠然置之的东西；那或许是一次，我自语道，难忘的擦肩。

在今天看来，假设当时的我就已见识过“艺术给出行为，你应对就行了”（我直到晚上才读到它），事情大概会顺利许多。楚丝·马丁内兹的这个神奇的麦高芬恰也可以被这样解读：“人碰都碰了，现在就交给你了，孙子，看你怎么应付。”

可我尚未与楚丝的那句金句——日后我会将它铭记于心——邂逅。当晚我见到它时，我把它和波士顿于日落时分告诉我的那个信息联系在了一块儿：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曾表示，希望参观者们“放手去做”，第十三届文献展不设任何可能限制其参与行为的艺术口号。而在这番联想过后，我掂量着，卡罗琳和楚丝是不是已经用这无意义的、不设条框的、奇出怪样的邀请——到“成吉思汗”去——“蹭”了一下我的肩，好看看我有没有能力将她们的中国提案转化为某种创造，或换句话说，有没有本事把她们抛出的提议变成一种生育和生产力拔群的“应对”方式。

15

我没在行李中带上雷蒙·鲁塞尔的《独地》，一本深得我心的小说；它未能与我同行，却仿佛时刻陪伴着我，因为我几乎可以将它背诵下来。千百遍地细读着它，我总有感觉，把它牢记在心而非带着旅行，我就像拥有了一枚奇异而独特——这点确凿无疑——的护身符。我素来将鲁塞尔的这本书看作是各种散步场所的总汇：某天傍晚——它带上了些许启蒙之旅的意味——智慧的马夏·康特雷尔一一罗列起了他的产业、美丽的蒙莫朗西山庄中的瑰异与珍奇。

我有时觉得，将自己置入他人的小说也挺有意思。许因如此，当波士顿与我终于在一段短暂的步行后抵达了开阔的弗里德里希广场，我记起了《独地》第二章开头的句子：“在行程终点，我们发现了一块异常平坦、全无遮拦的广阔之地……”

事实上，与波士顿一同轧过的那段路只是之后更多跋涉的序曲，它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将我的卡塞尔之行变成了一篇以行走为标点的游记；其间，正如《独地》一般，我见证了如此多的罕物、如此多的奇迹。

到达大广场的同时，我们也落入了一个字面意义上“无法续行”的地点：已有大批人群聚集在空场上，等待进入欧洲最古老的公立博物馆，自1955年文献展初创以来便一直占据其核心位置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很难想象有谁参观了整个展览，却没到过这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巨型建筑（从横蛮的战火中幸存下来的不多的几座之一），这就好比一个去了德国的人不晓得有座城市叫作柏林一样。

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长的队伍。相对8月来说和畅的温度，加之距离文献展的闭幕只剩四天，卡塞尔城里拥进了一堆赶末班车的游客。队列中，我再度体验着惊恐，只觉有人在用诡秘的眼神盯着我，只差没跟我说：你终于屈尊来到了这里。我又一次感到，我可能是他们在等待的人；这想法毫无意义，却令使尽浑身解数的我都没法逃离，我进而揣测，我自信看到的一切是否蕴藏着某种真理、我穷尽一生也不一定能悟得的真理。

当然，他们也可能只是认错了。此时波士顿说道，我们有超厉害的通行证，可以不用排队。听到这话的我差点原地蹦起来。我一直觉得，此类操作——某人忽就超越了其他人——相当治愈，概因我们身后背负了太多挫折。不时来这么一下很棒，跳过一条单调的长队所带来的屈辱；它直让我们想起那条每个人都须等待其中的纵列，我们会一个一个地沿着它，或早或迟地，踏入死神的王国。

我向来对此种安排抱持着欢迎态度，因而我欣然接受，顺便想起，我爷爷给我的唯一一个宝贵建议便是：要想出人头地，就得跳过所有烦人的队伍。

当守卫们严格认真地检查着我们的通行证、遏抑着抗议加塞者的怒火，波士顿向我谈起了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的信条：通过艺术，人可以改变现实，但别去强迫它。卡罗琳打从一开始就是变革的拥护者，却从未向参展人施压，或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过多管制，这样，那些艺术家——如果有此意愿——便能自发地揭示出全新的道路。

我们过了检票口，步入传说中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一到里面，我们行走在大博物馆宏伟的底楼展厅，它们空荡荡的，像是在，波士顿语，催人省思着“盈满”与“空缺”间的关系；仅因此地是这项国际性大展一直以来的主要展馆，其中的“空白”就比在任何一处更引人瞩目。

面对这样的留白，我不禁想到了多年以前的那个周日的早上，刚刚兴建完成的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简称MACBA，带着显而易见的匆忙向公众开放；开放是开放了，却没有任何绘画或雕塑，内里空无一物。于是巴塞罗那的市民们在馆中漫步，欣赏着纯白的墙面、坚固的架构，以及种种建筑细节，为亲手纳税捐造了此处的自己而骄傲，同时自语道，艺术品不急，还可以再等等。

正当我于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中遥想起那一切，纪念着巴塞罗那的那段幸福岁月，波士顿见我木然走在那回旋于空空如也的展厅间的气流里、被迫竖起了衣领，便将我领去了挂在两道冷冷清清的白墙折角上的一块不起眼的小牌跟前。

我从那标牌上读到，惊惶万分地读到，那股气流是人造的，制造者名曰瑞安·甘德。天才啊，我想，竟能有人在一阵风上署名！妙极！可有一点，我也不免想到，那些当代艺术的诽谤者定会从这块牌子上找到灵感，竭其所能地挖苦一番。

波士顿向我证实，甘德确将那阵无形的微风命名为“不可见的力”（The Invisible Pull），它似在轻推着参观者们，给他们一股柔和的能量、意外的助力。

那股轻风让我觉得十分有趣，我第一时间联想到了杜尚的香水“巴黎空气”以及他送给妹妹的结婚礼物、那本几何学概论：她必须将它置于户外，吊在厨房窗边，任凭大风将它吹动，选出那些必须解开的几何问题。杜尚料到了它的结局，便将其定名为“不幸的现成品”：最终，他的礼物果然被风刮得无影无踪。

可就算“不可见的力”再有杜尚的痕迹，也不妨碍“将那阵轻风搁到第十三届文献展的心脏位置，置于它的精神中心”成了个绝妙的、甚至能产出些许快乐的主意。说实在的，它让我暂时体验了星点“审美的瞬间”，我记得，那正是我来卡塞尔找寻的东西之一：某种和谐的刹那，我也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但我很乐意去品尝它。此外，还有，真是活见鬼了：那股无形的气流用一种怪异却在任何情况下都显得饶有兴味的舒适感——光是这个就足以充当我此次卡塞尔之行的理由——填满了我的心田。它让我神魂颠倒。我已不在乎它为何吸引我。或许晓得它能立时使我高兴起来就已足够，恰似每天早上固有的欢畅——它好比遗忘的艺术，失忆的巧工，总能让人解脱，轻盈得宛如清晨的第一缕微风——而反观黄昏，特别是夜晚，它们苦涩沉重，只会将我引向烦恼，也正如记忆所能做的，仅仅为人捎来了难以消解的过去，成了怨恨与悲伤的最可骇的盟友。

昼夜分别的坏处——我指我白天与晚上精神状态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如此一以贯之，自五年前开始，我就没有哪怕一天能够逃脱此项一成不变的铁律：太阳当空就安乐，太阳落山便忧愁。

我转身来到标牌前，又将它念了一遍，开心地笑了，然后重回刚才的位置，与波士顿站到一起。我久久地看着她的金色凉鞋，曾在巴塞罗那让我意乱神迷的那双，或许如今已经不再那么教我心醉，她的声线也失去了我俩初见之日、第一印象带来的那种破坏力，可这太正常了，况且对我来说，她仍是一个无比愉悦人心的存在，尽管我从未忘却我俩的年龄差距，尤其是那“老年专享”的温柔视线——就像瞄靶射击一样，这俨然成了她最爱的游戏。

由于这个以及一些旁的原因，我决定专注于那股不可见的气流。于是，明知这条路意味着什么的我追忆起那句句子的主人，句子是这样的：当伟大的作品将环绕我们的一切烧尽，留下的空缺便是那方让我们点燃自己微光的美地。当时以及现在的我都已记不得那位作者的姓名，但在经历了那阵轻风之后——它给我最突出的印象便是，它当属自我光辉之缔造者——我已不再是先前的那个我了。

大概它不是本届文献展最好的展品——我怎么知道，再说了，我就看了两件，其中一件还是栋小黑屋——却有一晕光在那儿生成，深埋进我的心里，在我于卡塞尔逗留之际一直陪伴着我。

从天才之作中，我想，总能涌出些什么，它激励着我们，鼓动我们向前，让我们不仅仅是对它所启示之物进行部分的模仿，而是走得更远，去发现我们自己的星球……已再没有什么能够更改我对那阵天才的微风的评断，而波士顿也未曾试图浇熄我的热情——或许在这点上她与我心灵相通。但有一句话她说得很对，她好心提醒我，“天才”是个弹性太大的形容词，在西班牙语中包含着太多意思。但不管怎样，她道，“天才”一词，你懂我懂。

即便波士顿在我身边，我还是掂量了一下那种可能性：我是否草率了，失误了，也许我就不该夸大我在领略那阵轻风时的激动；但那都无所谓了。如果说“不可见的力”对我的吸引是毫无理由的，那我只是在经历我们已在爱情中经历了无数遍的东西；许多情况下，那都是个不讲道理、无需根据的王国。难道我已不记得司汤达的例子？他旅居意大利时，便如此用力、如此无缘无故地恋上了那个国度，以至于将一位在伊夫雷亚(1)吟唱奇马罗萨的《秘婚记》的歌剧演员的形象想作了令他登时来电的情人；那位女伶有颗折断的门牙，但说实在的，在任何疯狂之爱的不可见力的驱使下，这又有什么要紧。难道我也忘了少年维特的一见钟情？他只是透过门洞窥见了在给弟妹们切面包片的绿蒂；而这最初的一眼，尽管如此平凡，无理可循，却让他走出了那么远，甚而迈向了激情的极限，迈向了自杀。

那股助力，那股隐形的力，或许已成了全天下千万白痴的取笑对象。可这又怎样？我已爱上了那道气流，爱上了那阵轻风。我还猜想着，在它的气劲、它的力量中，是否隐藏着什么我尚未察觉的东西，兴许是某种加了密的信息。

“你这凉鞋哪儿买的？”我问波士顿。

“怎么？你喜欢？”

“跟这风挺搭的。对，我喜欢，不过……”我有意加了点喉音，像在开玩笑似的，“有那么几秒，我都觉得它可以勾起我最大的热情。”

“你指爱？”她的警觉令人印象深刻。

“也或者是自杀呢？你能想象吗，为一双金色凉鞋放弃生命？”

* * *

(1)意大利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