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楼梯上的灵光再度来袭时，已是几小时后，那会儿的我正在超市地下；超市是皮姆推荐的，她说，我可以买点吃的，带回“思想小屋”去。
这阶上灵光也是一如既往地居心不良，它不停骚扰着我，叫我想起了橘园宫一别时皮姆对我所说的话；她道，文献展如此百无禁忌，也告诉了我们一个莎士比亚式的事实，这是个颠倒混乱的世界。当时的我完全同意了她的观点，可到了地下，我忽就被困住了手脚，陷入了对作别皮姆的那一刻的重新审视，我想到，但凡我那时思维快些，便可以添上两句，甚至反驳些什么。
我怎就没说这个呢，或者那个？我又一次告诉自己，写作正是生自于这楼梯上的灵光；从本质上说，它就是个冗长的复仇故事、对我们本该于其时置入生活之物进行的漫无边际的抒写。
我在橘园宫里就可以谈谈这点嘛，那会儿，皮姆提到了芜乱的地球，又道，明天要到三点她们才能和我碰头，到时，或者她，或者波士顿，反正谁能提早下班谁就电话联系我……
我明明有那么多能说的，却一语未发，许是被那消息吓得没了头绪：我得一连好几个小时都无人陪伴；这在第一时间——我还没怎么意识到——就激起了我心中淡淡的绝望，而在稍后又催生出了开动脑筋的必要，我得想个法子填上这段在前恭候的空白时光，还得面对自己，假装毫不在意，就比如，次日早上，我得独自去往“成吉思汗”，且看我——原原本本的字面意思——如何应付。
这抗击忧愁的需要奠定了接下来数小时的基调。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疯了，显然没了方向，尤其是当我离开超市，由于太过匆忙，两分钟后，我惊觉自己走在一条错误的道上：歌德大街，我还从没踏上过这条卡塞尔的道路。而且，虽然我几乎是呕心沥血地记下了皮姆的指示——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我走出超市，拐错了，不幸迷了路——那也无人曾提到过这条街道。我彻底走失了。皮姆早就预见到了我犯错的多种可能，甚至还给我画了张草图，但哪种情况都没把歌德大街计算在内。发现这点更加深了我的无助，此外，奇怪了，我能清晰感到：不知为何，卡塞尔人都开始把我看作当地人了，这样就更难有谁理解，我长了张这么“本地”的脸，还道自己不认识路了，到处询问怎么去往市中心的黑森兰德酒店。
实在诡异。“我是否身在德国”的疑问转为了截然相反的场景，打了我个措手不及：我发觉，谁都把我当成了又一个德国人。
我急了，迫切想要看看自己能否重新找到国王大街。我全速走过卡塞尔城中的诸多场所，包括贝尔维宫，格林兄弟（本城的骄傲，二人在旧日的卡塞尔写下了他们最好的故事）博物馆的所在地，以及巴厘电影院，我连排片表都没顾得上瞧一眼，不过，后来我得知，加泰罗尼亚人阿尔伯特·塞拉的《三只小猪》就在那儿分段放映：这部影片长达一百零一小时，其片名调侃的是欧洲建设中的三大重要时刻，分别以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阿道夫·希特勒和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进行拟人化的替代。我以那样的速度走着，即便途经了许多地点，所能注意到的实际也只是街中灯光的明暗：令人恐慌的是，它在一刻不停地弱下去。直到撞见了那条短巷，探入了一条小径，在窄道尽头依稀望见了我心心念念的国王大街，我才终于得以舒了口气。
这巷子的昏暗还及不上当年那条：在那儿，我得识了一缕冰凉吐息的魅力，它板滞、阴冷、直吹后颈，使我顿然开悟，何为恐惧的快乐的至高至纯的真谛。
穿过那条暗巷的同时，我想起了一位朋友的话，他说，走近文学永远不会事出偶然。永远不会，永远，他强调着，这是你的命运、你阴晦的命运，是一系列条件让你拣选了它，而你从最开始就知道，这就是你的路。仔细想想，我对自己说，大有可能，通往文学的路径之一便是某条黑街中的脑后喘息，换句话说，便是这冰冷的，寒凉的，如闷头一击、从杳无人烟的荒僻之处轰来的闷头一击似的呼气的魔力。
晚些时候，我走进我的草堂，即刻去到阳台上问候了赛格尔的“这个变化”。细雨又起，与几小时前一样，我感知到一股清新空气的存在，它全未令人不适，可不管怎么说都还挺凉，使我当下决定打道回房。一进屋里，我立马双手枕头、躺倒在床；在度过了完全丧失记忆的几分钟后，我再次想到，对那些怀着至高革新热情的艺术家而言，真理就在郊外。但这时我又追问起自己：郊外又是哪儿。稀碎的妄想中（实话说，这是恐惧的产物，我忌惮着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等待我的孤独），我竭力捡拾着我的理智，可局促与悲苦仍在无情蔓延，暗影深深洇进了这座城市，我大脑中的一切也随之变得愈加模糊。
我觉得郊外在哪儿呢？我尽我所能地回答自己，道，首先要懂得踏上别人尚未涉足的领域，远离文化中心以及既光鲜又迂腐的市场，这是任何一个力求“决裂”的人都该满足的要求。然而才过了一会儿，我就诘问起自己，“别人尚未涉足的领域”和“力求‘决裂’的人”又分别拥有怎样的含义。
哪怕知道我有整栋“小屋”和整个夜晚可以用来研究这些也并未使我感觉宽慰，或因我有种预感，这一夜——且不论我正向自己提出的这些简单的问题（其目的只是为了避开那些更烧脑的疑惑）——或许不那么容易。事实也的确如此。说真的，我碰到了诸多困难。绝对痛苦的一晚，困窘而艰难：失眠、恐惧，我的思想穿行在一条遍布着草丘与巨石的古怪小径中。我在这儿想象到的、看到的、呼吸到的一切都于事无补。我幡然醒悟：在我忧虑最盛的时刻搭起草堂，这很有可能是个错误。
我怎就那么蠢呢？就比如，我一连数小时地躺在那黑间里，眼前挥之不去的是两只猩猩的形象，一只有繁育能力，另一只则不，我总觉白天在哪儿见过它们。这晚不易，只因黄昏时的悲愁已不仅满足于在子夜、在我通常入梦时驻步，而是实实在在地延伸到了黎明。
次日，只睡了一个钟头的我起了床，立时发现，意外归意外，我的心情又好了，概因我有种感觉，新的一天开始了，灿烂的周四，它没法再亲切了。
崩溃与恢复，我思忖着。我不免想到：我的身体也在响应着文献展的口号。
随后，我吃了顿耗时良久的早饭，又去拜谒了赛格尔的“这个变化”。我早有计划，在我于卡塞尔逗留期间，每天早上都要去一趟，一次不落。我走进酒店附楼，穿过短短的走廊——我已经差不多熟了——去往那座荒置的花园。它的左手边便是那间黑屋的入口，而据黑森兰德酒店的前台讲，那儿曾是个小小的舞厅。
进了赛格尔的密闭空间，我飞快地朝这幽灵之屋深处迈了六步。这回谁也没有擦过我的肩头，于是我又一次错误地以为，这里一个舞者都没有。我站在完全的黑暗里。和上回一样，我再度在幽暗中大笑起来。一瞬间，什么都变了。我惊恐地注意到，在房间尽头，有谁模仿了一声马的嘶叫，令我乍然间就见到或想到了——好似某人看见了自己的记忆，可那根本不是他之前曾目击过的图景——两个世纪前的某位女士，她正坐在敞篷马车里，驾着匹巧克力色的母马奔驰在法国南部。那视像不请自来，又不辞而别，剩下一个我，暗自纳闷：这段不属于我的回忆又怎会飞进我脑中。那是奥特尔的记忆么？不可能，因为奥特尔也是我，至少他是我几小时前刚刚造出的人物。我在困惑中又朝前踏出一步。接着，几乎是紧接着，从房间那头传来了黯然的狐步舞曲，继而又转为了一首秘鲁华尔兹。于我之后进来的那人撞到了我犹疑的身体，差点没把我带倒在地，然后，他该是被吓到了，转身跑了出去，而我也随之离开，去往屋外的光亮，好似在跟踪着前者。
到了外边，我见身前空无一人，只有更多的光，只有光的狂热，这就是所有，但这也不少了。我没再多想，转而从门口窃听起华尔兹的尾声，可就在此时，音乐中道而止。我也一样，猝然停步，在原地定了几秒。此后，我抬头望向了冰灰色的天空，见一只鸟儿经过，然后是另一只，又一只，许多只，我觉得，他们都是去“成吉思汗”餐馆的。
我回到街上，路过酒店门前，便到前台借了把伞。我决心去往郊外，就好像在那不属城市的区域，我能找到某种比我至此所见都更接近于先锋的东西。
稍后，我登上了开往“成吉思汗”的巴士，这和我前往市郊的愿望并不矛盾。我找了个好座坐下，便望起了天。我见鸟群继续着之前的航线，这点确凿无疑。因为谁都知道，鸟总是往郊外飞的。
35
公车上的我渐把前一晚不愉快的回忆，关于一次艰辛的草堂冥思的回忆，抛在脑后。这段不眠的时光里，最折磨人的不仅有我的困惑——我把自己关在那儿是否只是为了思考欧洲的悲剧——还有我的那种感觉：我已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卡塞尔人、这个德国城市的又一位公民。我在心里说，我不是总爱告诉全世界，我永远属于我所在之地么，我再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成了我自发言论的受害者，证据就是，我忽就毫不费力地自视为了一个卑微而清醒的、忧伤的卡塞尔人，我度过漫漫长夜的方式便是，冥想在祖国黯哑的光亮中无视时间地延展着的孤寂……
看到这种骇人的景象，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整晚都没怎么合眼。我见地球翻滚在我手中，意识到我再不愿将它带在身上，便想把它扔了，扔进随便哪个空间回收站，或者也许是某个欧洲性用品店、黑森林里的肉铺、埃尔帕索(1)的地毯商号，或是墨尔本的洗衣店。我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个世界。
我一晚上都在考虑那些难解的疑问；我记得自己难以置信地不安，时不时在被褥间悲情可笑地辗转，成了个神经质的、老迈的、失忆的辛巴达(2)，寄望于从一连串的连祷中想起我曾目见过的城市。当时的我确是那样集悲喜于一身。恋家的辛巴达，以卡塞尔为家的辛巴达——随他怎么叫——只欲在那上雨旁风的草屋中，和着玫瑰经的节奏，怀想起旧日那些苦闷的伟人曾在其中闭关思考的孤远的庇护所。
而真正让我夜不能寐、又将我推向了近乎致死的焦虑的——我还在那辆开往中餐馆的大巴上回想着——是那些陆续出现在我呆愣的双眼前的视像，尽管起初我对它们不以为意，可几小时后我还没能将它们挥散。一切始于那一瞬：我忽觉自己被死一般的寂静所围绕，同时注意到，我的草堂里没有一丝空气在流动，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任何窸窣，万籁俱寂。欧洲已装殓许久，我突然就有了这种百分之百的确信，抑或更准确地说，此种感觉已在最近几个钟头里缓慢临到。我身处德国的中心、欧洲的中心；在这样的心脏位置上，有一点比在任何一处都更加显明：一切都是冷的、死的，从几十年前第一个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在这片大陆铸成的刹那，它就已被埋葬地底。在这方实无生命的领土中心，没有什么不被夷平。这里的白昼——我已在那故去的令人痛苦的一天中见到——太阳在天顶一成不变地悬着，却躲在似从几世纪前就挂在空中的那几片云彩之后；云彩是由一种碎末聚成的，它那么细，细得像从一块缓慢（慢得令人生畏）解体的土地上剥离的多余的花粉。
你在欧洲，而欧洲已经不在，我内心有个声音唱道，它纠缠着我，仿佛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我结果。可它同时又在提醒着，我们叫人毛骨悚然的近代史太过沉重，在那段时期，恐怖成了支配一切的临在。
辛苦的一晚。我的两眼好比探灯。被幽灵充斥的欧洲有如赛格尔的舞厅，还背负着过去的记号。它既已是一堆哀伤的墟骸，便再也无法安然立于世间；事实上，它怎还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意义，或以任何意义，感觉自己归属于这地球？
最后，我睡着了，尽管只有一个钟头。早晨七点，我睡死过去，这一死便掐灭了所有恐怖。我是一小时后醒的，心情不错；我特纳闷，因为谁都不会指望在整晚只睡了一个钟头的情况下遽然状态大好。
“生活是严肃的，艺术是快乐的。”我高声诵道。随后我便想象着，一声炮响炸醒了卡塞尔全城。
* * *
(1)美国边境城市。
(2)出自《一千零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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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面对着铅灰色的天空与卡塞尔冷峻的仪容，我的好心情也没有过一刻低落。
值得一提的是，我没过多久就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与我草屋中的冥想空间不同，在公车上，思考只会让我轻松，甚而它还助我驱散了不眠之夜的大片阴翳。我本该再睡会儿的，可我一点不困。那天早上，坐在巴士前端的我为艺术理论的存在感谢着上帝与杜尚，此外我还发现，哪怕有那么多次，我必须下到场内、面对现实，理论仍旧是我的一生挚爱。我在车前坐着，忽就决定转移至后方，我确信，那里视野更好，车窗更敞亮。
去那儿探看起雨中公路的是奥特尔。
而奥特尔也没闲着，二话不说就构思了个极像我的人物，权且算是先锋吧，因此得坐在大巴前头。
我愈发抖擞了：随着公车向郊外的深入，我的精神能量也似变得始料未及地壮大。
抵达奥维达姆路19公里时，我们在“成吉思汗”餐馆前停了一会儿。我从小窗里瞄了它一眼。仅是想到我得在这无人等候之地下车——准确地说，只要他们确定了我是个没啥名气的作家，这里就绝不缺讨厌我的人——一波浩瀚的懒散便向我扑来，一股盛大的疲倦向我袭来。
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站了起来，想要下去，可我又被某种东西推回了位子。怀着巨大的错愕，我从我光复的前座上定睛望着窗外，那个如此枯燥、如此无味的地方，在雨中，如铅一般。我还记得当时的惊悸，我望着它时无边的惊悸。
此后，大巴继续上路。我那么孤单，且我明白，我还得孤单许久，久到让我觉得，我必须从外部看我，这样一来，至少还有那个我假想正在看我的人与我同行。情况就是这样，我将自己视作了维姆·文德斯一部老电影的一个场景中的主角；那部片中，人物乘坐着各式公共交通工具，从形形色色的车窗中凝视着德国冰冷的城市，眼中是无限的疏离。
公车仍在前行。我发觉它走的是环线，因此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再次停靠在奥维达姆路19公里。这回我要比上次更接近下车，可最后，我复又见到那餐馆在雨幕中无趣而可怕的样子，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如此，我又一次收住了脚步。那天上午，我觉得万事皆有意趣，惟有这阴森之地不行。我又二十分钟一圈地连乘了八圈，总共在这公交上赖了约三个小时，就是不愿独自面对我的中国宿命。
而最奇怪的是，我甚至倒不出空来为此感觉懊恼：我没把箱子里的书带上，无论是《阿尔卡里亚之旅》还是《浪漫主义》，换句话说，在登上我着了魔似的漫长的环形旅途时，我都没有捎上什么能读的东西。事实上，我一遍遍地绕着圈子，且乐此不疲。一阵轻薄而怪异的愉悦感，尽管其能量微弱，将我牵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活动，让我幻想着——打个比方吧——我走进“成吉思汗”，不仅自觉是个正在回家的中国人，还再度发现，我的胳膊变得老长老长，腿离我的身体太远太远。我特中国、特妖魔地走了进去，瞥了眼那张放有花瓶的小桌，见它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坏了。是我白天的乐观主义倾向产生了效果？沉浸在异想空间中的我自问道。我在车上浮想着，窗外的雨就越下越大了。
在完全由（仍坐在沿奥维达姆路行驶的巴士前座上的）我捏造出的那个场景里，一位年轻的中国侍者一脸厌烦地将刚踏进“成吉思汗”的我领到那张该死的受邀作者桌前。我当即意识到，这粘脚的地方对写作者没有一点尊重，可当时的我还没太在意他的态度，反而心想，那家伙定是嫉妒我，想占了我的位子，许因在那样的雨天里，我那张松软的红沙发还挺让人垂涎。我这么一想就原谅了那个吃不着葡萄的家伙，继而掏出了我的本子、铅笔和橡皮。在首先念了念我早前记录的文字之后（“在两天内彻底改变你的生活，不在乎之前发生的任何事，说走就走。归根结底，逃跑才是正道。”），我就我如此关心的孤立困境发挥了两句，尽管更准确的说法无疑应是“奥特尔如此关心的”，反正我对这事一点不感兴趣。我有什么所谓？况且说到底，我是个从文德斯的伤感影片中走出来的寂寞的可怜人。伤感？我觉得恰恰相反，我最好修正这一印象，因为公车上的我放肆而欢快，就差没像无线电那样歌唱起来，且我很愿意那么做，也许是由于，车载音响里不停播送着《走出非洲》中让人悲愁的旋律，只想让乘客们沦陷，真可谓别有用心。
和几小时前相比，我掂量着，真是大相径庭；此刻与忧虑的昨晚有着天渊之别。那会儿，极端的孤寂切入了我的心绪，令我不由自主地在绝望的逼迫下做出了反应；作为很自然的防卫，我在无尽的暗夜中酝酿出一种强力的精神抗体，为应对我的崩坏而研制出了一种强效诱剂。
我就在大巴上思考着（妄想着）这档子事。我越在窗边久坐、静观着雨点坠落，我的思绪就越像是飞去了“成吉思汗”。我什么都喜欢，什么都有兴致（除了亲自走进那倒霉的中餐馆），便觉一切都令人好奇、绝顶有趣、值得研究；在我身旁，没有什么不能被赞颂。我断定万物可敬，抑或几乎万物；我宛如沉浸在对生命本身的庆典之中，仿佛在首度尝试的一年之后，我下定决心吞下了科利亚多博士的第三片药，进而发觉，他在这几个月里的发明大有改观，他终于创造出一种兴奋剂，让这世界都显得不那么不完美了。也或者是“不可见的力”撩起了我心中额外的激情，使我看待任何事物都会带上些许热忱。又或者是最近几小时密集接触的新颖的观念和作品催生出了这淡淡的愉悦，在卡塞尔看到遇到的种种已成了我世界的一部分。不管怎样，一连那么多个钟头观赏着如此异于常规的艺术，我感觉不错。唯一的问题便是——也是为了吹毛求疵——我游历了那么多，是否真发现了什么新东西？答案是否定的。可即便结论如此，也不甚要紧，我的所见之物大都将我深深吸引，必是因为，我更乐意将其想成是方圆数百万公里内最新奇的东西，也因为，失却了对“新”的迷恋，或是对至少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努力的事物的迷恋，我便无法生存；我从来就无法生存，至少从我得知“新”的存在抑或它的可能存在时开始。是卡塞尔好心提醒了我上述这点，因为透过零星的追忆，它让我回到了卡达克斯的日子、我荒凉的青葱岁月，尤其是那天，我在一家饭馆的玻璃上捕捉到一缕金色的反光，那段时期，杜尚与曼·雷的遗孀常在那儿享用午餐：我尚不知她们的丈夫奉献了何等作品，可我先前于餐厅墙上见过二人在文化史上留下的神秘印记的写真，我也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异国创作者，我也想拥有这些艺术家时时散发出的——我能嗅到——异于常人的气味；如果这还不算贪的话，待夏季终结，我再也不想回去“落后”的巴塞罗那了，我要做先锋艺术家，也就是说，做一个——就我当时的理解——“和我的城市皱缩的艺术现状彻底决裂的人”。而既然我追求的是这些，我便想到，要变身为“先锋”，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披上马塞尔·杜尚或曼·雷在那饭馆相片中所展露出的气质，就好比，要穿得像我所见过的杜尚：每晚换上件不一样的白色衬衫——先锋的制服之一。
我记得很清楚，公车每在奥维达姆路上拐过一个弯道，那不可见的力便又将我的思绪推远数里。我有时近乎无意识的欢欣已达到此等程度，以至于我假想着，我坐在“成吉思汗”桌后，勒令奥特尔阐述起以下议题：极致的寂寥是如何将我们这些人载往了某种忧闷，它令我们冀望，除了这种忧闷之外，世界还产出了些旁的东西，也许我们尚未得见，必须奋力找寻。
大概这就是“新”？
我记起切斯特顿所说的：有一样东西赐予了万物光辉，那就是在街角能够遇见什么的幻想。
也或者就是那种寄望：尚有某些事物在催促我们寻访崭新，也叫我们相信，在最想不到的转角还可能存有某种与众不同的、前所未见的、别具一格的、异乎寻常的东西；所以我们中的某些人才会对成为先锋怀着毕生的憧憬，这是我们表达信仰的方式：在这世上，也兴许在此之外、在卑下的人世之外，尚有可能存在一些我们闻所未闻的东西。故而有些人才拒绝重复已被重复过的一切。我们痛恨那些一派陈词滥调、还总奢望对方再度听到它们的人；我们憎恶那些认为“作者的任务就是重现、复制和模仿现实”的人——从下里巴人到唯实论者，或从唯实论者到下里巴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仿佛现实、千变万化而又错综复杂的现实，竟是可以捕获与描述的；我们在某些作家面前感到困惑，他们相信，越是平庸的、经验论的，就越接近于真相，而事实上，累积细节的过程正是远离真实的过程；我们诅咒那些仅因对孤独和挫折的惧怕就选择规避风险的人；我们鄙视那些不懂得“一位写作者的伟大恰在于他预设的失败者属性”的人；我们热爱那些宣告“艺术仅存于意图之中”的人。
这是对“还有更多”的向往。是它在所难免地将我们引向了对新事物永恒的探寻。而这种意图，这种“热望”——我开始这么称呼它，用的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个词、我从W.B.叶芝的诗歌译本中找到的一个词——从我青年时代的那些盛夏就栖居我心，而今它仍在这里，在我看来，它是我的核心、我处世之道的本质、我的戳记、我的水印：我说的正是我为寻觅新事物，为相信还有新事物的存在，为找到一直就在那儿的新事物所付出的锲而不舍的努力。
而这热望便是人们问我世事时替我说话的那个声音。
“世事？不，只有艺术。”
“为什么呢？”
“因为它让‘活着’的感觉愈发炽烈了。”
所谓“新”呢——我设想着由我控制的奥特尔正在他的中国书桌上写道——是那些奋战在文学最前线的人们所追求的东西；是先锋地位将一种强大的魔力施加在某些作家身上，他们生而乐观，总觉在这样的位置、在探索意想之外的叙述的位置上，或能寻到他们存在之焦虑的或许惟一的出路。
确实，从某种角度讲，任何伟大的小说名作都堪称先锋：它们为文学史贡献了新的元素。譬如狄更斯，他从不以先锋自居，也不愿成为先锋，但他是，因为他改写了文学史，反观一众顶着先锋的自负自夸于文学社群的，他们不曾进行过任何创新。
思路游走到这儿，我的遐想中，有人在那张“成吉思汗”的桌旁指了指我，道：
“看呐，这人有一整个世界，先锋的世界，杜尚寡妇的世界。”
我对此丝毫不觉羞愧。更何况这只是我的想象。至于现实生活么：我还在公车里；雨还在下，不留情面地鞭笞着郊外纷乱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