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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假设过自己终究决定走进餐馆，而在紧接着的一个小时里，我并没有穷极无聊、啥事不干，也没像老实巴交的奥特尔那样摹写起无人交流的惨状，他必定会那么做的，而是偷听起邻座一对将近百岁的德国伉俪——这俩着实上了年纪了——的交谈，又翻译起一位越南女厨和一个大有可能来自奥地利的男青年的谈天，更有两位中国服务员，神神秘秘地评论起了他们和几周前坐在我位子上的那个作家的对话。
我还想象着，我去洗手间小小战斗了一下，回来就发现——真是惊悚——昨天那位神经有些错乱的塞拉老兄赫然立于我桌旁。要正常情况我当场就开溜了，可那天早上，我只觉世界逸态横生，生活别有意趣，便效仿着越南大师傅男友的冷静挨着他安安稳稳地坐了下来，登时觉得，这脑子进水的哥们儿似也比昨天有意思些了。
“老伙计，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我问他。
“我刚从疗养院回来，我的问题那儿整不明白。”
我随意摆了两句体己话，可听着就像我已同意接手他的诊疗事宜。当然，我立马警觉起来，因为我发现，若我不想让“将我的花瓶雅桌搭成个忏悔室”成为我文献展之行的全部的话，我必须慎之又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这医生与病人的图景有些“装置”的意味，却毫不先锋。固然对奥特尔这么个保守的作家你也很难要求更多。想到这儿，我终于决定把奥特尔替了，亲自出阵。我一把将那花瓶扔到了地上。我屏息凝神，让我意志不清的患者道出他的难处。中国服务员来了，抱怨起花瓶碎了的事，他的絮叨是我整个白天唯一翻译不出的东西，我对他斥责了我些什么也谈不上兴趣很浓。
起初大胡子塞拉是拒绝的，道，我说什么呢，他哪有难处，又问，难道我不记得了，他是个成功人士。可没过一会儿他就崩了，向我坦承，他要讲给我听的其实也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有一点确实：就因为这个，他这辈子一事无成。
“我崩溃。”他说。
“什么？”
“我崩溃是伽利略的功绩，但明显的是开普勒的贡献被他漏掉了……”
这话就跟从英语翻到加泰罗尼亚语的谷歌翻译似的，而且表达很怪——假设它真的表达了什么。它像极了一句翻错的话，又说不定是句夏延(1)土语，实际上，它有些前句不搭后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语言让人回想起七十年代的精神分析学派，尤其是拉康学派的那些佶屈聱牙的句子。
我有些震惊地发现，二人间沟通障碍的问题甚至比我料想得更为棘手，此外，对这位不太正常的病患，奥特尔显然比我兴头更浓。我差点没让那保守派作家回到（充当病床的）桌边，而我则退居二线，仅以观察者的身份待在那儿。可最后，我决定亲自接手这个本质还算有趣的案例，因为不管怎样，那个白天，眼前一切都让我激动，我在万物中窥见了趣味，我珍视世界给予我的所有；我觉得，我爱的不是生活，而是活着，也心生一种印象，凡不懂得因物而喜的都是庸才，因为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言：“傻子活着才不知体验活着的快乐。”
“我不崩溃，”我道，“所以我不恢复。”
我俩越来越像夏延人了。
塞拉哭着，而我在那儿坐了好久，饶有兴致地考验着我崇高的牺牲精神——它无缝衔接了我始料未及的看护弱者和医治病患的任务；与此同时，我从最悲情的维度逐渐理解了无法交流的不幸，也正因如此，对这患者无从下手。
还真是，我心想，我时常感到——好比现在——想象也是既定事实不可分割的部分，反之亦然。
外头，在车窗那边的广袤的郊野里，雨还在劈头盖脸地下着。
* * *
(1)即夏延族，又译作夏安族，美国大平原原住民，说夏延语，共14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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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人说过，真正的生活不是我们度过的生活，而是我们发动臆想所虚构出的生活。若此话当真，适才我将想象禁闭在“成吉思汗”不失为一种遗憾。我本可以飞去任何地方的，却留在这令人哀叹的中餐馆一角和大胡子塞拉聊起了天。我怎就那么爱自虐呢？塞拉之粗鄙不正是加泰罗尼亚在最近几十年里浸淫其中的乡土气息么？而多年未曾动下屁股的我已经习惯了那股恶臭，甚而都想不到那点，就像奥特尔所说的，不管情况如何（哪怕它尽善尽美），归根结底，逃跑才是正道，向其他领域进发才是正道。还是说，我所欲幻想的生活就是这般索然无味，除了在我加泰罗尼亚的肚脐上再添两撇胡子就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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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大巴上的我于记忆中重建着珍妮特·卡迪夫与乔治·布雷斯·米勒扬声器里的轰炸，我手机响了，一时穿云裂石。我之前一不注意，把音量调到了满格。车上所有人——这会儿乘客还不少——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是波士顿打来的，问我人在哪儿，又说希望能在不到四个钟头之后与我碰面，在此之前她都没法离开办公室。
我不愿告诉她我还在车上，更不想让她知道我在窗边看了三小时的雨。因此我扯了个谎，道，我在“成吉思汗”呢，实在有点厌了，满耳朵都是德语和中文，还老得给自己翻译听到的食客们的话。
我稍作停顿，想说：“你懂的：暴露在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下，可忽地你又幻想着读出了它们的含义。”但我没说出口，因为那样的话，她无法不注意到我状态异常，甚而可能发觉，我是如此孤独，以至于兀自神伤。
取而代之地，我向她述说起来：我清楚中国与德国在各自大洲渗透一切的能量，且了解他们正计划联手征服世界，可以预见的是，到未来世纪，这两个不声不响铺展着帝国宏图的大国将统治人类……
我刹住了嘴，瞬间意识到，听了这番饶舌的波士顿同样会察觉我的异样；她更会发现，我已经一个人很久了，有些意乱心焦。于是我试图掩饰，装作访客多得接待不过来的样子，然则无济于事。
“所以那么久也没人来和你交流一下？”波士顿打断了我，分明没安好心。
待我反应过来，我说，事实上，我唯一见到的就是昨天那个脑子有病的，大概皮姆都跟你讲了？没有，波士顿答道，我一无所知。紧接着的是沉默。记得啊，最终是她发了话，今晚你要和楚丝一起吃饭的，我又给你去了封邮件，我感觉这都是第一万封了，里头写着餐厅的信息。这话好像在说：过几个钟头就知道你那儿怎么回事了。我这儿啊，拧巴得都脱扣了呗，我嘟哝着，然而我可以确定她没有听见——她已经挂了。
几分钟后，公车第十次停靠在中餐馆前，音响里第一百遍地奏出了《走出非洲》的主旋律。
艺术是快乐的，我思忖着。
而这回，我决定下车。
雨水重击着我的脸，逼我把双眼紧紧闭上。餐馆屋顶被雨点叩得噼啪作响。从巴士到店门，雨落得那么斜、那么诡奇，人甚而觉得自己听到了一阵异乎寻常、有着规则间隔的风声。这阵似不属于这里的妖风让人毛骨悚然，尤其当我想起，这已是真实的生活，而非我的臆想。
风是快乐的，我自语道。我一往无前。我并不知道自己差点就能确认，正如人们常说的：每每我们观察，事情从来不少。我在餐馆门口遇到了个小小的阻碍：一个小老头儿，看着挺有心计，年纪和我相仿，戴着顶格纹帽子，撑着把同样是格纹的雨伞；他叼着根蒙特克里斯托(1)，让我琢磨着，这是不是个西班牙人，然而他来自法国，在某个雷诺办事处工作，是个当代艺术的爱好者。他是沿文献展的路牌从不远处的“疗养院”找过来的；他刚进过餐馆，但上来没太明白，他们要他看的是个什么装置。
“我就是那个装置。”我道。
“那是干吗用的呢？”
“倾听问题。”
他蹙起一边眉毛，像是在审度着，我是个精神分析医生呢，还是个神经病患者。
我吓着了，因为我想起了一句流传极广的话，说，太初有个误会，而它将成为我们的宿命，同时我又记起，世间万事莫不是出于这种危险的误解。我思量着，世界本就依托于一个最初的谬误。可不管发生了什么误会，我决意将它根除。
“您搞错了。”我说。
“这恰恰就是我的问题，”他意外答道，“一个极大的问题。我老是弄错。我也想少错些的，可都不知该找谁帮忙了。”
我不得不用我磕绊的法语劝他别太在意，我这辈子也净是在犯各种错误，不管怎样，这才像个人呐。我还向他诉说了当时我骤然心生的怀疑：那天白天的愉悦——因为从早上开始，我解释道，我就沉浸在一种恒定而平稳的欣快中，对一切充满兴趣——或许就源自对卡塞尔之行中最吸引我眼球之物，即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里的不可见的力的一种误读。我将先锋与叛逆的力量都归结给了那阵轻风。
尽管他说当代艺术使他着迷，我也不指望他能完全听懂我的话语，所以他称明白我在讲些什么的时候我有点吃惊。比我想象得更明白，他强调说，继而告诉我，他是斯特拉斯堡人，我对隐形微风的看法勾起了他关于该城大教堂四周的风的来历的联想。
他总觉得，他道，从古时候起，魔鬼就御风飞行在地球上，直到有一天，它见自己的形象被镌刻在大教堂外，便满心欢喜、钻了进去，是想看看里头还有没有自己的塑像的，却被一举擒住；自此之后，那阵风就在门廊处等它，于大教堂周围不住呼唤着它的名。
我对他特直接，便说，十分抱歉，我不觉得我的风和他的风有什么关系。
“没有。没有任何联系。”他承认了，那么心平气和。
我很丧气，我还准备跟他争辩一番呢。而更让我感觉挫败的是，一脸错愕的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二话不说地、如此幸福地——还背着他“总是弄错”的毛病——跳上了那辆过来接他的车。
须臾间，他屡屡犯错的问题烟消云散。
“再见(2)。”他抛下这么一句，质朴得近乎无耻。
一时间，我宛若失去了我心理诊所最重要的客户。我仅存一点安慰：我记得，我在中餐馆里的坐席是一张松软的红沙发，无论从颜色还是其他某些细节来看，都让人想起弗洛伊德在伦敦的那张长沙发椅。可我难受得很；失掉这么好的一位主顾，我格外揪心；步入“成吉思汗”的瞬间尤甚。我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疑惧；我想到那股轻风，自问为什么，为什么它不像斯特拉斯堡的唤魔之风那样，不停呼喊着我。它在等什么呢？难道它被如斯欢乐阻碍了视线，看不见我可能已被困在密林之中？
我更希望波士顿来到“成吉思汗”时见到的是一个极端忙碌的我，譬如说，正接待着某位女士，她已就她数不尽的问题对我倾诉良久，而在我桌前还坐着一名消沉的青年，我的下一位病人，他正神情肃穆地等候着（我即兴开设却热闹非常的）“疗养院”分院的叫号。这小伙子正与他愚钝的缪斯交谈，那是一位特年轻的灰发姑娘，因为某些不得而知的原因反对他来我这儿看诊。
我更希望波士顿看到的是一个埋头于医务工作的我，我成了个被中国人信赖的声名显赫的心理医生，有诸多患者抢着向我述说难题。我更希望波士顿来时我只是做着件和“作家”身份相称的事，而非像她真正抵达时那样，叫人说来脸红：我在弗洛伊德的沙发上睡着了，睡得稀里呼噜、四仰八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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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巴雪茄品牌。
(2)原文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