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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睁开眼睛，发觉她在看我，脸上半是微笑、半是惊吓，我在初醒的蒙眬中记起了那句句子：没有谁会在去断头台的路上睡着。而叫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心想，结果我倒成了这条规则的例外，睡死在了我的刑场上。还得过了几秒我才意识到这不那么严重。说到底，巴士之旅带给我的劳顿如此巨大，彻夜未眠又如一副千钧重担，在这种情况下土崩瓦解、瘫倒在我的中国安乐椅——我内心的绞刑架——上，也并不很奇怪。
我快速检索了一下这次醒来最积极的一面：我完好无缺地保住了我绝佳的心境，垮塌在沙发上之前的情绪高点从未失守，也就是说，我仍对一切兴趣高涨，觉得“活着”这件事空前珍贵。饶有兴致的我甚而关注起波士顿迷惑的脸，我无意中表演的“中国把戏”显然震住了她。
“昨晚我没睡着。”我说。
“沉溺于你的‘思想小屋’咯？”
惶惑、羞愧。我硬撑着我的好心情，同时尝试挣脱我中国睡梦的迟钝。我暗下决定：次日，当我不得不再度坐到这张桌边写作，我要化身为文献展中的又一个装置，我要假装睡着。
这将是个向我适才的酣睡献礼的装置，而我刚在波士顿近似监护人的注视下醒来。为此，为让这场致敬我前日睡梦的中国把戏至臻完美，我将尝试全程模仿贝尼诺的风格（那不勒斯圣诞马槽中的形象，一位永远沉睡、全无觉知的牧羊人），实则潜心于冥想之中，也就是说，偷摸地干着我草堂里的活儿；此外我还发现——刚发现的——白天思考会轻松数倍，也必将会有更多产出。
这样一来，在外人眼里，换言之，从或许存在的观众的角度来看，谁都不会得知我其实没睡；我不仅醒着，还把自己反锁在了我天衣无缝的茅舍里——它就在我的思想中，而身在众目睽睽之下则正是其狡猾之处。
桌上的一份说明会对这装置做出些解释，叫所有人相信：作家睡了，啥都没想。因而纸板上的描述恰与事实相反，其内容为：我这人万分确定，正如我中学里一个不信神的老师所说，任何宗教都从没有用处，因为梦比所有宗教加起来还神圣；也许我们睡着时实际才更接近上帝。
无疑，我为次日早晨现场设计的这个装置，它在某一点上是不忠实的：我伪造了自己对梦的信仰。
这儿什么都不想，包括沉睡者的形象——我桌上那块纸板也可以这样说。
抑或是这样（这该是奥特尔的版本）：这儿寻求的是前往虚无，真真切切地前往虚无。
或者这样：人睡着时才更接近杜尚。
我摘起几粒顽固的眼屎，看到波士顿目光中的同情比一分钟前又多了许多。她定是见我在这异国他乡又老又秃又胖又困，最有可能的是，那一刻的我让她心中酸楚异常。她还将更加心酸——准确说，是更加心寒的——假如她得知，就在她高高在上地用大爱无疆的眼神凝望着我的同时，我却将她视作了文献展的代表，一个头戴卷发筒的热衷八卦的资产阶级家庭妇女。
卷发筒先锋。
所以结果是，那一幕再度削弱了我本就纤薄的信仰：世上真有哪个显见的先锋。若它尚有残余，我也该到我所见过的沉默的密谋者中去找，就比如，去到卡哨尔公园的树丛中；且我觉得他们都在郊外的郊外活动：绝密的结社，轻得好似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中隐形的气流；我敢确定，最后的先锋已没兴趣被称为先锋。
我从我躺倒者的位置上狠瞪着顶着卷发筒的似欲将我从红沙发上拽起的主妇。
“想啥呢，我们这位草堂堂主？”她问。
我仿佛觉察到，在她略带挖苦的亲切评注中还隐含着另一层意味：她已发现在这数小时内侵扰着我的寂寥。也或者她什么都没想，只是做着那个讨人喜欢的、总对我特好的姑娘？事实上，她无时无刻不在展示着她纯真的礼貌、优雅与善意，也将“听她说话”的无边的满足感赐予了我；她慷慨地向我解说着我所见的一切，使这个由千奇百怪的发明汇成的公园成了雷蒙·鲁塞尔的《独地》中庄园的化身。
可即便如此，她仅是惹人喜爱而已，还拥有无与伦比的性感嗓音，即便我真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还是无法容忍那种哪怕最小的可能性：那一瞬，她将我看成了被置于欧洲中心的中国灵堂内的一尊意式马槽中的塑像。
我在沙发椅上翻滚起来。
“别再抛下我一个人了！”我冲她吼道。
这便是“那个”失误，每段旅途中都会出现的那个一枝独秀的错误。打小——和随便哪个害羞的孩子一样——我一直试图隐藏我的孤独。可我竟朝波士顿高声坦白了。在我身后已没有退路。
她笑了。
“我觉着吧，”她说，“你这要求提得一点都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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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说雨停了，我们火速窜出“成吉思汗”，撂下坨吃到一半的馅饼，径直往餐厅后走去；从那儿出发，我们开始在卡哨尔公园南区中散步。
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一段陡坡前；这是条清雅的小道，似属于另一时代的崎径。经过一番坚忍的上行，我们在一座不怎么牢靠的小型石筑处暂歇；它的正面有扇紧闭的绿门，两扇窗的铁帘都放下了，外头是锈了的栏杆，铰链是仿金的，假装被某套看似尖端的电子报警系统守护着——如真包换的假把式。只要绕着房子转上一圈，便会发现，它的后门开着，想进就进，里边是个敞亮的大间，家饰简洁。后门旁的一块木板告诉来访者，只有屋里的东西属于柏林人巴斯蒂安·施耐德的作品“先锋的最后一季”（The Last Season of the Avant-Gards）。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画架，架上搁着块尚未完成的画布，画的是二战中的两次斯摩棱斯克战役之一，技艺相当精湛，人几可听见战场的哗闹。至于那画架，与之相连的还有个小型机器，看着像是挂壁式的中古电话，其实是台奇巧的迷你打印机。
而在画架顶端的一块板子上刻着一位几乎已被人忘却的大天才、马蒂努斯·冯·比伯拉赫的墓志铭：
我来，不知从何而来
我是，不知是何身份
我死，不知死于何时
我去，不知去往何处
我惊，我竟如此快乐。(1)
若谁按下位于“快乐”一词下方的按钮，激发其连携机制，那台小型设备便会活动起来，吐出张纸条，施耐德正是用它传递着他的理念，即：时至今日，当代艺术家的处境就和德国启蒙运动前的云游艺术家一样，他们不是为了一个既已建立的社群书写，更确切地说，他们书写的是构建起一个社群的冀望。
当我以蹲姿朗读起那张被用力唾在地上的字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想到的都是密林中的众人、我在珍妮特·卡迪夫与乔治·布雷斯·米勒的喇叭周围见到的那个临时聚起的小组。
巴斯蒂安·施耐德的讯息太到位了。待我念罢纸条，迈出房间，我朝铺陈于坡下的公园望去，只觉我的视野从地平线开始变得愈来愈窄，甚而有一刻，我感到，我每眨一次眼，空间便又收拢了许多，连我的至近处都顷刻失却了线条与形状。于是我忖度着：无疑，我们身处曾经原是中心的中心的中心；同样不存疑问的是，我们身在先锋的最后一季，抑或是倒数第二季，因为最后一季已经有了，只是下落不明——它更适合在地下蛰居。
我想到夏天的世界、死生的世界、崩溃与恢复的世界、风暴与宁息的世界：思想与行动的无限轮回、无尽的发明、假定永久的实验。见到一场沙暴似要将此地吞噬，我记起T.S.艾略特所言、终结了西方传统的那把可怕的尘土(2)。一小把尘土，在那外边流动，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各处到各处；它朝上空飞升，又呢喃着降落。
为获知它在呢喃些什么，我愿倾尽所有。
* * *
(1)原文为德语，抄录如下：Ich leb und waiß nit，wie lang/Ich stirb und waiß nit wann/Ich far und waiß nit，wahin/Mich wundert，daß ich fröhlich bin。本段系按作者附上的西语版墓志铭翻译而成，与德语版似不一一对应。
(2)引自《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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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的橘园宫剧场，我面对着被芬兰歌手M.A.努米宁用爵士、朋克、摇滚和流行乐捣得粉碎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作《逻辑哲学论》，不知作何感想。
我险些没法相信刚才所见的一切。《哲学论》之毁灭，简洁高效。当目睹了努米宁对该书的摧残，我神经质地、近乎荒诞地笑出声来，连波士顿都不得不叫我冷静一点。我没睡多久，我提了一句，仿佛这能充当某些行为的借口。那你不想想，她道，你还跟楚丝约了今晚吃饭呢。我真不清楚自己能否活着赴宴；疲累磨蚀着我的体力，且这回可不比一年之前了，晚间出行的我不再享有科利亚多的药片的帮助。
我再次审度起芬兰人努米宁，继而发觉，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拉丁人都无法摸清他戏谑的血脉；对我们来说，他是个不可企及且不可理解的喜剧人；可他仍旧是个十分出色的喜剧演员。不晓得为什么，我对此无比确定。可这是为什么呢，我怎就深信不疑了？我不知如何跳出这个疑问。
离开剧场时，笑的人成了波士顿，只是不像我的笑那样不甚安定。她之所以笑是因为刚读了手边节目单上的努米宁履历，那段生平的西语版显然是直接用目无法纪的谷歌翻译器翻的：M.A.努米宁生于1940年的芬兰索梅罗，曾在赫尔辛基大学学习哲学、社会学和语言学【……】他曾创作哲学通知、手写电影、诗歌，有怪癖与探戈的经验。
哲学通知？手写电影？看到人们每天都似在发明着新的文种，我觉得倍儿有意思。又说到这怪癖与探戈的碰撞，这组合还挺有吸引力，虽说不论是我还是波士顿都完全摸不着头脑。但我坚信那会是件招人嫉恨的事，比如说，在坐拥怪癖经验的同时，还能用探戈的方式来展现。我们欢快地在橘园宫雅座上聊着这些——芬兰人的表演一结束，见暴雨终于远去，我们便来到了这里。
这会儿波士顿向我证明了她懂的比我想象的多，她跟我谈起了阿根廷人J.罗多尔福·威尔科克的《圣像破坏者的秘密集会》，书中某章描写了一位名叫劳伦斯·里贝尔的加泰罗尼亚导演——兔子的狂热爱好者（他所有的作品里都有兔子）——被叫到牛津城去导演《逻辑哲学论》的话剧版本；许多人在第一时间就感觉那是个近乎绝望的活计。
我们喝了几杯咖啡，对我来说可算是许多杯了，随后前往罗斯玛丽·特罗克尔的展厅去观看她的作品：“一件雕塑的十个尝试”（Tenattemptsforonesculpture）——连波士顿都不会讲解的一件造物，也许它就没法阐释，然而我决定给出我自己的注解，称这东西讲的是，在逆境中常应求险；为防遗忘，我把这想法记了下来，只因它留给我一种印象：我此生已多次践行过它，我该继续将它截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山姆·杜兰特的巨型“绞架”（Scaffold）则是我们稍后参观的作品。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却满是孩童的身影：他们在硕大的刑具上攀爬着，估计是把它当成了儿童乐园的一景。将来世界就是这些孩子们的了，也会像个罪恶的游乐场吧，我思量着，顺便也将这“绞架”与我“成吉思汗”的红沙发——我老把它想成断头台来着——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还见到了原本位于市中心、后于1939年被残忍摧毁的、由犹太人西格蒙德·阿什洛特出资建造的大喷泉的逆向（地下版）复制品，创作者为艺术家霍斯特·霍海赛尔。
而在绕着人山人海的卡哨尔公园——文献展的最后一个周末里来了批赶末班车的游客，哪儿都被挤得更加满满当当——欢畅地逛了一大圈后，我们决定去到卡塞尔城中心。在那儿，我们碰上了《国家报》的博客写手拉拉·桑切兹。她刚看了塔奇塔·迪恩的作品“疲劳”，而那也正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虽说我始觉有些累了，还担心着与楚丝的会面以及我不甚稳定的精神状态，可我们依然去游览了那家古旧而丑陋的银行——一听便是个毫无诗意的地方。而就在那个老派的金融场所里，塔奇塔·迪恩摆上了她神奇的黑板画；黑板很大，是墨绿色的，叫我想起了我萨尔扎纳梦中的那方幽绿，它太过深沉，还记得，那块绿色黑板转眼就变成了嵌在阿拉伯葱形拱中的门，而吾友皮托尔则放缓了手速，在门上刻下一首用未知代数谱写的诗。
塔奇塔·迪恩是本届文献展唯一一个我对其作品还算有所了解的参展者，因为两年前，我在马德里见过她的“修士的涂鸦”。那回，她主要展出的是她所拍摄的人们刻划在西洛斯修道院柱廊上的图样。
我还是听了多米尼克·冈萨雷斯－弗斯特的推荐才去看的“修士的涂鸦”，可那次展览让我很感兴趣，它将那么多年来被陌生人刻在柱石上的怪异印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个体工匠计价用的标记、简易棋盘——很可能是石匠们在等待新雕刻的廊柱被送来安装时的消遣——还有柱廊装饰简图。
当我回忆着西洛斯修道院的那些涂鸦，只见已有不少人排起了队，等着瞻仰塔奇塔·迪恩的阿富汗黑板画。波士顿不得不再次掏出了那两张能让我们快速入场的通行证。
由于参观者的队伍是排在了一条狭窄的走廊里，谁做了什么都能看见，我们也就没法若无其事地插到等了个把钟头的人们之前。我摆出副公务员般的扑克脸，就好似我是官员波士顿的秘书，在随她进行例行巡查。
我尽可能地表现出一名文秘的坦然，以说服众人，我是文献展某个假想的督察部门的成员，可是，很自然地，这只是我的臆想，在他人眼中，一位有着魅惑声线的女郎只是厚颜无耻地亮了亮某张纸片就带着个老头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一时抗议声四起，甚而让我也心生了些许恐慌。走道太窄了，而我则越来越神经过敏——定是我睡少了。
可一进到那古老而反诗意的银行网点内部，我啥都好了。塔奇塔·迪恩的墙板有着令人自疑失明的绿色背景，直让人联想到在阿富汗的雪山中驻留的时间。事实上，我过了好久才发现，那些逼真的画面——我见过的最典雅的景物之一——竟是塔奇塔·迪恩用粉笔在此处、在这块历来作为商业场所使用的空间里就地画成的。波士顿告诉我，之前许多艺术家都拒绝在这儿展出作品，而塔奇塔·迪恩从最开始就觉得这块地方十分惬意。
在卡塞尔的几周间，这位艺术家一步步绘制着她壮美的组画“疲劳”，精准而有独创性地描绘了兴都库什山与喀布尔河的冰泉。她的画展现了冰川消融、雪水一年一度降临阿富汗首都的场景，被人们同时欢迎和惧怕着的一种现象，而这一系列画——波士顿称，它预示着塔奇塔·迪恩向黑板画的回归（她已有十年不曾碰过粉笔）——也是艺术家对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诗歌《喀布尔河滩》（一首动人的诗篇，写的是在第二次英阿战争中溺死的不列颠士兵）的致敬，对自然之力以及喀布尔河令人生畏的气魄的致敬。
波士顿说，按访客人数来算的话，塔奇塔·迪恩的这组展品在本届文献展中是数一数二的。考虑到从这些景致里沁出的朴实无瑕的古典之美，这点不足为奇。但显蹊跷的是，在这样一次先锋艺术大展中，最接近人们原本认为的正统的东西反能大杀四方。
正当我们在这片老牌信贷银行的原属地中转悠的时候，我们邂逅了文献展的总策展人兼艺术总监，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她属于那种人，即，只消打个照面，便能看出，她不需要任何推力，更别提是不可见的了；她的眼神中似带着狡黠，且是个人都能发现，她很享受用言语逗引对方的感觉。与她同行的还有艾达·艾拉，一位现居柏林的萨拉戈萨人，楚丝的助手；这名字像是现想的，抑或是化名，尤其我们知道，“艾拉”在加泰罗尼亚语中也有“现在”的意思。
“艾达·现在，”我道，“有点像艺名啊。”
一抛出这番评论——哪怕随口一提也似乎不怎么得体——我就进入了一阵短暂而晦气的所谓“懵逼”状态。一切始于那一刻，卡罗琳用一口我能通盘理解的英语问道，我对文献展印象如何，想来也就是例行公事地问问，可这样一位大领导、所有这摊东西的总负责人——结识任何领域的“一把手”总会让我极其惶恐——竟问了这么个问题，我还真没心理准备，于是我卡壳了，卡得很没道理，就像有谁一下子剥夺了我的语言能力。
“卡罗琳问的是，你看了文献展这些东西有何想法。”艾达·艾拉解释道。
“唔……呃，那个……这里没有世界。”
艾达·艾拉微笑着把我的回答翻译给卡罗琳，意欲以此和缓我刚才的不知所云。而卡罗琳用失望的目光瞧了我一眼，又问，如果像我所说，这里没有世界，那这里有什么呢？当天最难的问题之一。不过就在其时，不可见的力，或者只是我身后拖拽着的困顿所造成的焦虑，就像赶来营救我似的，将我的精气神往上抬了一级。
“这里有个推定。”我道。
然而此话一出，雪上加霜——估计是我的某种恶作剧，我时常怀疑，酿出该诡计的这酿团过分庞大的能量源自我体内的一股无形之力。我垂下头，意识到刚才所言连麦高芬都算不上，且我没太明白，自己怎就讲出了那样的话。我打小不爱考试，而在卡罗琳面前的我有种被考的感觉，也许正是这点叫我紧张，也让我跌入了我自己的答句所交织成的纷乱困局中。
艾达·艾拉问道，我说的这推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结论，或者论断吧，波士顿答。二人颇有兴致地就“如何讲清‘推定’一词”争论了一会儿，最后是卡罗琳不耐烦了，再度发问：你说没有世界，好，那他妈的有什么呢？有个结论，波士顿替我回答了。卡罗琳用她可怖的视线刺穿了我的心脏，也将一切推向了麻烦的极端。她仿佛是在自言自语：行吧，这就是他们推荐给我的作家、叫我们选来参展的作家？她追问道：什么结论？我怔住了，哑口无言。没有结论，最终我只能这么告诉她。我见卡罗琳极为不爽，怒不可遏的样子，她猛然来了句：
“那我们怎么办。是心平气和地接受，还是丧魂落魄地爆炸？还是怎样？”
我原地木然。我想起了在最庸常的对话中也必然会出现的语言短路。“今儿天气不错啊，夫人。”“可不是嘛，先生。”“您看这阳光，多耀眼哈？”女士不答。陡然间的中断。全然无关紧要的交谈中发生的言语故障。诚然有些时候，人们自己也会在无意间促成这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