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灵顿公共图书馆里各种书几乎都有一本。藏书中有一本格特鲁德·斯泰因一九三二年的《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

十六岁那年我按字母顺序才读到“M”字头的姓氏——莎士比亚不算，他不在字母表内，正如黑色不算一种颜色。黑色融合了所有颜色，而莎士比亚涵盖了所有字母。我读他的剧作和十四行诗，就像一个人每天早晨穿衣服一样。你不会问自己：“我今天要穿衣服吗？”（在那种没有好好换衣服的日子，你一定是心理或生理上不舒服，也就无力问这问题了——这稍后再谈。）

“M”字头有十七世纪诗人安德鲁·马维尔。自我在图书馆台阶上认识了T.S.艾略特之后，我决心将诗歌加入书单。诗比散文更容易学。一旦学会了，就可以把它当作一缕光线，一束激光。诗显现出你的真实境况，并帮你穿透它。

马维尔写下了最美妙的英文诗之一——《致羞怯的情人》。那首诗这样开篇：“如果我们的世界够大，时间够多……”

世界够大，时间够多：我年轻，所以时间够多，但我知道我必须探寻世界——我连一间自己的房间都没有。

给予我莫大希望的，是这首诗的末尾几行。它是一首引诱的诗，这是其魅力所在，它也是一首生命的诗，鼓动并歌颂着爱与欲望，宣称欲望是对有限生命的挑战。

马维尔说，我们无法放缓时间，但我们可以追逐它。我们可以使时间奔跑。想想沙漏，时间之沙慢慢消逝的老生常谈，想想所有渴求不朽的浮士德式的愿望——但愿时间能静止，但愿我们能永生。

马维尔说，不，别管那些，掉转过来，尽你可能纵情而活。他就是这么说的，比我说的好得多：

让我们把所有力气，所有

甜蜜，滚成一个圆球，

粗鲁狂猛地夺取我们的快感

冲破一扇扇人生的铁门：

这样，我们虽无法叫太阳

驻足，却可使他奔跑向前。

把它大声读出来。看看马维尔在“太阳”之后断句有何效果。在那里断句促成一处细微的停顿，于是太阳确实驻足了——随后诗句向前飞驰。

我想：“如果我不能也无法停驻在原地，那我将倾尽全力前行。”

我开始意识到我有人做伴。作家常常是流亡者、局外人、逃离者与漂流者。这些作家就是我的朋友。每一本书都是一封瓶中信。打开它。

“M”字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唯一一位让弗吉尼亚·伍尔夫嫉妒的作家……不过我当时尚未读过弗吉尼亚·伍尔夫。

无论如何，我当时没有从性别或女性主义角度思考过问题，因为我除了知道自己是工人阶级以外，就没有更多的政治意识了。但我发现书架上的女性作家较少，相隔很远才有一位，当我想要阅读“关于”文学的书籍（这永远是个错误）时，没法不注意到那些书都是男人写的，都是关于写作的男人。

我没有为此伤脑筋；我处于溺水的危险中，在海上迷路的人绝不会伤脑筋去想抓住的桅杆是榆木还是橡木做的。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与劳伦斯和济慈一样罹患肺结核的作家，他们都让我对自己的慢性咳嗽感觉好过了些。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其短篇小说的内容距离我十六岁的全部生活经验都很遥远。

而这正是关键所在。阅读贴近生活现实的题材，价值有限。毕竟，现实只是现实，因心之所向而生的满腔热血在那里得不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阅读我们自身，仿佛一切既是现实也是虚构，会令人如此自在。读得越广博，我们就越自由。艾米莉·狄金森一生鲜少踏出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的家门，然而当我们读到“我的生命站立——一杆上膛的枪”，我们便知道自己与一种想象相遇了，它点燃生命，而非点缀生命。

所以我继续读。我继续读着，路过我自己的地理与历史，路过弃婴故事与诺里砖墙，路过魔鬼与错误的婴儿床。那些伟大的作家不在远方，他们就在阿克灵顿。

阿克灵顿公共图书馆采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这表示图书经过细致分类，除了人人鄙夷的低俗小说。爱情小说每本贴有一张粉红色书标，不照字母顺序，统统丢在爱情小说书架上。海洋小说是相同的待遇，不过贴的是绿色书标。恐怖小说是黑色书标。文风蹩脚的推理小说贴白色书标，不过图书管理员绝不会将钱德勒或海史密斯归进推理小说——他们的作品是文学，正如《白鲸》不是海洋小说，《简·爱》也不是爱情小说。

幽默小说也有一个分区……贴着好笑的橙色波浪形书标。我永远也不会明白，在幽默小说书架上，为何或如何会出现格特鲁德·斯泰因，想必是因为她写了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文字……

好吧，也许她真的这么写，也常常这么写，不过基于某些原因这种风格意义不凡，总之《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是一本令人愉悦的书，也是英语文学中真正具有开创性的时刻之一——如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九二八年的《奥兰多》一样具有开创性。

伍尔夫将她的小说称作传记，而斯泰因书写他人的自传。这两位女性都瓦解了现实与虚构的间隔——《奥兰多》把现实生活中的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当作主人公，斯泰因写的则是她的伴侣艾丽斯·B.托克拉斯。

当然，笛福称《鲁滨孙漂流记》是自传（斯泰因在书中提及此事），夏洛蒂·勃朗特则不得不说《简·爱》是传记，因为女性不应该老是编故事——尤其是那些道德观念大胆甚至不良的故事。

不过伍尔夫和斯泰因很激进，她们在虚构作品中使用真人，并混淆事实——《奥兰多》附有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真实照片，而艾丽斯·托克拉斯这个所谓的自传者，却是斯泰因的伴侣，并非作者……

我着迷于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义，对我而言，这些书至关重要。阅读自己，仿佛自己既是现实也是虚构，是保持开放叙事的唯一方法——唯此一途可阻止故事照它自己的走向逃跑，通常那会引向没人想要的结局。

我离家那天晚上，感觉自己是受骗或者说被设计离开的——甚至不是被温特森太太所骗，而是被我们共同生活的黑暗叙事所骗。

她的宿命论如此强力。她是她自己的黑洞，吸进了所有的光。她由暗物质组成，她的力量隐匿无形，只能通过它的效应感知其存在。

快乐本该意味着什么？假如我们之间的一切是光明、清澈、美好的，快乐会意味着什么？

这从来都不是生物学问题，也不是先天禀性和后天培育的问题。我现在知道，我们能通过被爱与爱人得到治愈。我们无法通过建立自己的秘密结社——执着于唯一愿接纳的另一个人，注定失望——得到治愈。温特森太太是她自己的秘密结社，她渴望我加入。这是一条强制的教条，我生命中有很长一段时间背负着它前行。这当然是浪漫爱情的基础——你和我，对抗全世界。一个只有我们两人的世界。一个若我们不在其中便不存在的世界。然而当其中一人辜负另一人的时候……

而其中一人必将辜负另一人。

那夜出走，我渴望着爱与忠诚。我天性中广阔的向往必须钻过细细的瓶颈——进入“另一半”的概念，那个俨然孪生的人，与我如此相近却又不是我。柏拉图式的完整个体的分裂。我们终有一天会找到彼此——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必须得相信这件事，不然我该如何自处？然而我也在走向“尽得或尽失”的爱所招致的危险失败。

但不得不提，十六岁时，你真的没有多少选择。你带着你所有的一切离开。

但是……

总有一张万能牌。我的这张牌就是书。我拥有的，最主要的，是书给予的语言。一种讨论复杂性的方式。一种“让心弦得以保持对‘爱’和‘美’的灵锐感应 [1] ”（柯尔律治）的方式。

离家当晚，我走了大半夜。那一夜是慢动作度过的，黑夜比白昼缓慢得多。时间不是恒量，某一分钟与另一分钟的长度并不同。

我所在的这个黑夜长得延伸进我的生命。我出走，试图远离她抑郁的黑暗轨道。我试图走出她投下的阴影。我并非真的走向哪里。我只是走开，走向自由，至少看上去如此，但永远都带着黑影。离开心理的某处比起离开物理的某处，耗费的时间要长得多。

大约清晨四点至六点，我睡在滚木球草场上的亭子里，在十月穿破云层的阳光下醒来，已经冻得浑身僵直。我走去市场买了煎蛋和浓茶，然后带着我的几样东西上学校。

接下来的几天很艰难。珍妮的父亲已经认定他真的不喜欢我——我总是给朋友的父母这种印象——所以我没法睡在房车里。于是我只得睡进那辆学驾驶用的破旧迷你车里。

那是一辆很不错的迷你车，是教会一个怪男孩的车子，他父母上了年纪，不信教，溺爱孩子。他让我用这辆车，是因为他父母希望他自己有车开，而他不敢开车。我们俩约定把车开到珍妮家，停在街角。

要睡在车上，得有个计划。我的计划是坐在前座看书、吃东西，躺在后座睡觉。这样让我感觉自己还能保持平静。我把我的东西放在后备厢。几天后，我决定开车去镇上转转，虽然我还没有驾照。

我在市场帮人包装针织套衫，每周工作三个晚上，周六从早上八点做到晚上六点。我还在一个蔬果摊打工，赚钱买吃的、加油、去自助洗衣店。

每周六我和珍妮都上电影院，吃炸鱼薯条，在迷你车的后座做爱。然后她回家，我打着手电筒读着纳博科夫 [2] 渐渐入睡。读“N”字头作家的书令我不太愉悦。

我无法理解为何一个男人会如此厌恶成熟女性的身体。对我而言，去公共澡堂洗澡最棒的就是能够观看女人。我觉得她们很美，每个都很美。我这么做本身也是对我母亲的批评，她认为身体是罪恶与丑陋的。

我算不上带着欲望观看女人。我爱珍妮，她是性感的，但看女人是一种看自己的方式，我想，也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我不知道假如我的欲望对象是男孩，事情会变得怎样，但我不想。我喜欢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但我不想要其中的任何一个。当时没有。如今仍未有。

有一天，我去预科学院上学，我们为准备考试正在读威尔弗雷德·欧文和《米德尔马契》 [3] ，我对纳博科夫心有不满。我觉得《洛丽塔》读来难受。这是头一次，文学感觉像是一种背叛。我问过图书管理员——他们通常可靠——她说她也不喜欢纳博科夫，许多女性都有这种感觉，但最好不要在有男有女的场合这么讲。

男人会说你偏狭，她说。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就是从小地方来的人。我问她阿克灵顿是不是小地方，她说，不是，它比小地方更小。

于是我决定问问老师。

我有两位英文老师。主讲的那位是个性感的激进分子，他在我们一个同学终于年满十八岁时娶了她。他说纳博科夫实在伟大，有朝一日我会懂的。“他恨女人。”我说，并未意识到这是我女性主义意识的开端。

“他恨女人转变后的样子，”这个偏激的人说，“这是不同的。在她们变成后来的样子之前，他都爱女人。”

接着我们为《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布鲁克和令人反感的罗莎蒙德争论了一番，男人全都偏爱后者，想来是因为她尚未变成女人后来的样子……

争不出个所以然，于是我便和两个女生一起去跳蹦床，她们不操心多萝西娅·布鲁克或洛丽塔。她们只喜欢跳蹦床。

我们在蹦床上太吵闹，打扰到了英文系主任拉特洛太太。

拉特洛太太是一位中年女士，体形浑圆得像只毛茸茸的猫。她头发蓬松，涂紫色眼影。她穿红色涤纶套装和绿色褶边衬衫。她自负、令人生畏，同时又荒唐可笑。我们不是嘲笑她就是躲着她。不过她热爱文学。每当说到“莎士比亚”，她总要低下头来，她在一九七〇年还真的坐长途汽车去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观看彼得·布鲁克的“白盒子”传奇剧作《仲夏夜之梦》 [4] 。我猜，她是布罗迪小姐 [5] 那种人，不过我当时没这么想，因为我还没读到“S”字头的作家，而等我读到时，书目里也没有缪丽尔·斯帕克。她的书对英国文学A至Z散文部而言太过现代。

说回拉特洛太太，她寡居，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已经远高过她的儿子，她开车驶进停车场，把两个壮硕笨重的男孩硬推出她小小的莱利小精灵汽车，用连串的高声威胁将他们送进学校。她整天都在大喊大叫。她上课时会吃安定片。她把书掷向我们的脑袋，还威胁说要杀了我们。所有这些做法在当时还是允许的。

拉特洛太太从英语教室飞奔过来，那间教室愚蠢地设在蹦床室隔壁。她朝我们大吼，等她停下时，我说，这都是纳博科夫引起的，我得读完“N”啊。

“可你已经在读威尔弗雷德·欧文 [6] 了。”

“我知道，可他是诗歌部的。英国文学A到Z散文部才是我正在读的。有个作家叫奥利芬特夫人 [7] ……”

拉特洛太太像只鸽子似的骄傲地挺起胸膛。“奥利芬特夫人不是文学——你不可以读！”

“我没得选，她在书架上。”

“你好好说清楚，姑娘。”拉特洛太太说。她开始感兴趣了，虽然仍想回去批改那二十篇关于《傲慢与偏见》的论文。

于是所有事情滔滔而出——母亲、迷你车、图书馆、书籍。拉特洛太太默不作声，这很不寻常。然后她说：“你住在一辆迷你车里，只要不在车里，你就在市场打工挣钱，在这里上学，要不然就在阿克灵顿公共图书馆里从A到Z读英国文学散文。”

是的，这准确概述了除性以外我全部的生活。

“我现在也读诗。”我说，解释了有关T.S.艾略特的事。

她看着我，如同《火星人地球大袭击》 [8] 中的一幕，一个先前可知的物体在她眼前变身。接着她说：“我家有个空房间。你自己买吃的，晚上十点以后不准喧哗。你可以拿一把钥匙。”

“钥匙？”

“对。钥匙就是开门用的金属物件。”

我在她眼中变回了痴愚状态，不过我不在乎。我说：“我从来没有拿过钥匙，除了迷你车钥匙。”

“我要去跟你那位母亲谈谈。”

“不要，”我说，“拜托不要。”

她把钥匙交给我。“别指望能搭车来学校。两个小子坐后座，我的包坐前座。”她停顿了一下，随后说道：“纳博科夫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伟大的作家。我不知道，也不在乎。”

“我一定要看完《洛丽塔》吗？”

“是的。但不准读奥利芬特夫人。我周末一定会嘱咐图书管理员一句。还有，不管怎样，你不一定要照字母顺序读书的，知道吗？”

我说起自己必须有秩序——比如只在迷你车前座吃东西和看书，只在后座睡觉——正说着我却停了下来，戛然而止，因为她们又开始跳蹦床了，拉特洛太太已经朝那张汗水涔涔、弹性十足、起起伏伏的帆布猛冲过去，大喊着简·奥斯汀的论文的事。

我口袋里揣着那把银色小钥匙，出发去图书馆。

我那时候会帮图书管理员把书上架，我着实喜欢做这件事，因为喜欢书的重量以及将它们插进书架的感觉。

她给了我一沓可笑的橙色幽默书书标，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格特鲁德·斯泰因。

“我想你还在攻克‘N’？”管理员说。她和大部分图书管理员一样信赖字母顺序。

“是啊，可我也稍微看看别的，”我说，“我的英文老师叫我这么做。她说奥利芬特夫人不是文学。她要来跟你讲这个事呢。”

管理员扬起眉毛：“她现在要来？我没说我不同意她说的啊。不过我们真能从‘N’跳到‘P’吗？虽说，‘O’字头的是有些困难。”

“‘N’字头的就有困难。”

“没错。英国文学——或许所有文学——绝不会符合我们的期望。也不总是让我们喜爱的。我自己读‘C’字头时就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刘易斯·卡罗尔 [9] 。约瑟夫·康拉德。柯尔律治。”

与图书管理员争辩永远是个错误，但是没来得及叫自己住嘴，我已经背起诗来：

那会是徒劳的尝试，

哪怕我始终在注视

流连于西方天宇的绿色光辉：

激情和活力导源于内在的心境，

我又怎能求之于、得之于外在的光景？

管理员注视着我。“这诗很美。”

“柯尔律治。《失意吟》。”

“好吧，也许我该重新思考‘C’字头。”

“我是不是该重新思考‘N’字头呢？”

“我的建议是，你年纪还小，读到非常不喜欢的东西时，就把它放在一边，三年后重读。如果你还是不喜欢，再过三年再读。等你不再年轻——像我一样五十岁的时候——再读一遍你最最不喜欢的东西。”

“那一定是《洛丽塔》。”

她笑了，这不常见，我接着说：“我要跳过奥利芬特夫人吗？”

“我觉得可以……不过她倒是写过一个很好的鬼故事，《敞开的门》。”

我捧起一摞待上架的书。图书馆里很安静。忙碌却安静，我想修道院里一定也是这样，有同伴，有共鸣，但思想属于自己。我仰起头望着巨大的彩绘玻璃窗和美丽的橡木楼梯。我爱这座建筑。

那个图书管理员正在向她的下属说明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优点，延伸至生活各个领域的优点。它井然有序，像宇宙一样。它有逻辑。它可靠。使用它会给予人们一种道德上的提升，自身的混乱也能得到控制。

“每次我心烦意乱时，”管理员说，“我就想想杜威十进制分类法。”

“然后会怎样？”下属问道，颇为折服。

“然后我就明白过来，烦恼只是被归错了位置的东西。当然，这是荣格做出的解释——我们潜意识内容的混乱力求在意识的索引中找到适当的位置。”

下属沉默不语。我问：“荣格是谁？”

“这暂且不谈。”管理员说，“反正不是英国文学A到Z里面的。你得去‘心理分析’区。在那儿，‘心理与宗教’区旁边。”

我望过去。走近“心理与宗教”区的，只有一个绑马尾辫的男人，他穿着一件很脏的T恤，一面写着“自我”，另一面写着“本我”，还有一对冒充巫师的女人，她们正在研究“现代巫术”。这三人在那里互传纸条，因为室内禁止讲话。荣格可以再等等。

“格特鲁德·斯泰因是谁？”

“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她写作不考虑意义。”

“是因为这样她才被分在‘幽默’区吗，和斯派克·米利根 [10] 一样？”

“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包含一定的处置权。这是它的又一个优势。它帮我们免除困惑，又给我们自由思考的空间。前任管理员一定觉得格特鲁德·斯泰因是个太现代的现代主义作家，放进英国文学A到Z不合适，况且，虽然她用英语写作，或者说大致如此，她也是个美国人，旅居巴黎，已经去世。”

我把《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带回迷你车，然后驾车前往拉特洛太太家。我在外停留了片刻，没有进屋。我听见她正对着那两个男孩喊叫。

这是一座整洁的小小的房子——不是沃特街上那种连栋屋，样子和村舍差不多，背倚田野。我透过厨房的窗户看进去。两个壮硕笨重的男孩在吃晚餐，拉特洛太太一边熨衣服，一边读着莎士比亚，书搁在熨衣板旁支起的乐谱架上。她脱下了涤纶外套，穿一件英国尼龙短袖衬衫。她的双臂粗胖，有肉褶。她的胸口满是皱纹，松弛、丰满、泛红。她集纳博科夫憎恶的一切于一身。

她目光炯炯地读着莎士比亚，每熨完一件笨重硕大的衬衫，她就停下来翻页，挂起衬衫后，从衣堆里再拿起一件。

她脚蹬一双粉色毛绒拖鞋，站在黑白相间的油毡上。

她给了我一个机会。冬天即将来临，睡在迷你车里很冷，夜间呼吸的气息凝结后会让我醒来时满身水珠，仿佛清晨的一片树叶。

我全然不知自己在做的可有哪件事是对的。我整天自言自语，说出声来，就自己的处境和自己辩论。从某些方面来看我很幸运，因为我们教会一向强调专注于好事——恩典——而不要只盯着坏事。我晚上蜷缩在睡袋里睡觉时，就是这么做的。有很好的事存在；有珍妮，还有我的书。离开家意味着我能够无所畏惧地保有这两者。

我掏出钥匙，然后出于礼貌按下了门铃。其中一个壮硕笨重的男孩打开了门。拉特洛太太走出来。“帮她提东西，你们两个，难道什么都得我做吗？”

我住进了一个可以眺望屋后田野的小房间。我把书一堆堆放好，然后叠起衣物；三条牛仔裤，两双鞋，四件套衫，四件衬衫，一周七天的袜子和内裤。还有一件粗呢大衣。

“就这些吗？”

“还有一个开罐器、几个陶器、一只野营炉、一条毛巾和一个睡袋，不过那些可以留在车上。”

“你还需要一个保温瓶。”

“我有一个，还有手电筒和洗发水。”

“那好吧。吃点果酱和面包，去睡吧。”

她看着我拿出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书。

“‘S’字头。”她说。

格特鲁德和艾丽斯住在巴黎。战争期间她们为红十字会工作。她们开着从美国运来的两人座福特汽车。格特鲁德喜欢驾驶，但她拒绝倒车。她只向前行，因为她说二十世纪的主要意义就是进步。

格特鲁德不愿做的另一件事，是看地图。艾丽斯·托克拉斯看地图，格特鲁德有时留意，有时不理会。

天渐渐黑了。有炸弹在爆炸。艾丽斯失去耐心。她抛掉地图，对格特鲁德吼道：“这条路不对。”

格特鲁德继续开着。她说：“无论对错，就是这条路了，我们在路上。”

[1] 引自诗作《这椴树凉亭——我的牢房》（This Lime-Tree Bower My Prison ），此处采用了杨德豫译文。

[2] Vladimir Nabokov（1899－1977），俄裔美国作家，代表作有小说《洛丽塔》。

[3] 乔治·艾略特187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多萝西娅·布鲁克是一名勇于追求的理想主义者，而市长之女罗莎蒙德天生丽质，却只有爱慕虚荣的世俗之心。

[4] 著名英国戏剧和电影导演彼得·布鲁克1970年在莎士比亚故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导演《仲夏夜之梦》，该剧在一个设计成白盒子似的舞台演出，使用了大量高跷、空中飞人等杂技。

[5] 著名英国女作家缪丽尔·斯帕克1961年出版的代表作小说《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的主人公，她是一名热心教学、不囿于传统的教师，最终遭曾最信任的学生背叛。

[6] 属于“O”字头的作家。

[7] Margaret Oliphant（1828－1897），英国小说家、历史作家，除家庭现实主义小说、历史小说外，她的作品也包括一些颇具影响力的鬼怪故事。

[8] 英国广播公司1958年播出的科幻电视剧。

[9] 三人的姓氏分别为Carroll，Conrad和Coleridge。

[10] Spike Milligan（1918－2002），英国喜剧演员、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