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当海明威一家从施伦斯回到巴黎时，这座城市似乎突然人满为患。

“好像所有人都打算去往巴黎。”哈罗德·勒布写道。 [1] 他当月也从纽约回到了巴黎。成群结队的美国旅客挤进了勒布的船，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穿过大西洋驶往法国的轮船。虽然法郎对美元的汇率再次走高，也阻止不了游客大潮。所有关于“奇幻巴黎”的宣传确实卓有成效。有人估算，1925年，每周都有5000名美国游客来到巴黎。 [2] 兴奋之情仿佛火山爆发一般，使整座城市为之颤抖。

“过度的宣传将那些从‘不拘传统的生活’（la vie bohème）中迸发出的创造力变成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蒙帕纳斯的一位酒吧招待吉米·查特斯回忆道。他感觉，对于最初那些战后来到法国的旅居者来说，时代已经变了。如今，文学圈染上了狂欢节般的氛围，挤满了伸长脖子的看客，急切地想找到一点儿真正不拘传统的风范。 [3]

一如往常，想见到詹姆斯·乔伊斯、格特鲁德·斯泰因、埃兹拉·庞德或者其他同一“咖位”的人，介绍信千金难求。海明威如今在这些人中坐稳了交椅。他不再诚惶诚恐地怀揣着介绍信去叩响名流家的门；风水轮流转，那年春天，所有求高攀或者想办事的重要人士，都纷纷被介绍给他了。最近的一年中，海明威在圈内圈外的吸引力与日俱增。有传言说，他现在要在美国出版一部惊世之作。据当时的一个人讲，海明威成了咖啡桌和社交聚会上最受欢迎的人，他的出现就给人惊喜。 [4]

“欧内斯特确实有种吸引公众尊敬的天分，”旅居作家马尔科姆·库利回忆说，“后来人们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天分，叫‘个人魅力’（chrisma）。” [5]

海明威的高升让“这伙人”中的一些成员心怀不满，甚至一些曾为他搭桥铺路的人如今也满怀嫉妒。罗伯特·麦克阿尔蒙认定海明威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一天在蒙帕纳斯的一家咖啡馆中遇见海明威后，麦克阿尔蒙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慨：“他就是聚光灯下一夜爆红的小屁孩，过几个月就原形毕露了。只要有聚光灯，他就会露出那种男孩式的讨人喜欢的笑容，赚足眼球……他马不停蹄，天生有种吸引公众注意的能力，有种男孩的气质。” [6]

在海明威看来，巴黎再没有什么神明需要他去征服了。但就在那个春天，一批不同以往的名流开始进入他的生活，他们可能把他的雄心导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那一年有钱人来了。”之后海明威写道。 [7]

海明威感到，要是放在一年前，这些名流甚至都不会看他一眼。那时他太默默无闻，而这群特殊的“有钱人”——或者用毕加索一位情妇的话说，他们是“国际社会中的天堂鸟”——只结交极其成功的天才，不然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即使在1925年初，海明威也觉得他们只是徘徊在他家门外，因为他尚未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证明自己的伟大。

海明威是被唐纳德·斯图尔特带进这个新圈子的。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斯图尔特告诉我们两个，我们应该多见一些‘真正重要的人物’。” [8] 斯图尔特尤其经常提到一对美国夫妇：莎拉·墨菲和杰拉德·墨菲。

“他们都很富有，”斯图尔特后来写道，“郎才女貌，生了三个金童玉女……他们有一种天赋，可以让那些有幸和他们做朋友的人感觉生活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愉快。” [9]

莎拉在美国中西部赚了大钱，而杰拉德的家族拥有马可·克罗斯公司（Mark Cross Company），这是一家高级皮货供应公司。他们身居巴黎艺术圈的核心，和他们共进晚餐的人可能包括毕加索、科尔·波特、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旁边或许还坐着谢尔盖·达基列夫的俄国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中的舞蹈演员。 [10] 这是一个“封闭的、精英的圈子，但是在它森严的边界之外，对人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斯图尔特说。 [11]

不过，最开始斯图尔特对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的“推销”并不怎么成功。“他近乎把我们说得低墨菲夫妇一等，把他们捧成有钱的社交名流。”多斯·帕索斯回忆说 [12] ——这种轻浮的分类方式肯定会被海明威嗤之以鼻。不过他俩确实见了墨菲夫妇一面，也不得不承认，墨菲夫妇不是那种俗气、喜好炫耀的有钱人。是的，他们有一间华美的公寓和多样的娱乐，还在法国里维埃拉购买并修缮了一幢高档海滨庄园别墅。

但有意思的是，墨菲夫妇并没有架子。他们比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年长10岁，精心打理着自己的小家庭。他们在巴黎社交生活中扮演的是大家长式的角色。他们的家虽时髦但安稳，足以躲避纷乱、腐化的外部世界。“所有人都希望拥有这样一对父母。”墨菲的一位朋友加尔文·汤姆金斯（Calvin Tomkins）说。 [13]

墨菲夫妇的艺术家和作家朋友常常把新作拿给他们看，询问意见，尽管这些朋友“希望得到夫妇赞许的原因，不是自己作品的艺术价值有多高，而是为了得到他们的爱”，汤姆金斯接着说。 [14] 杰拉德自己也是一位有名望的立体派画家，受到其他艺术大师和立体派名家的敬仰。“在我看来，他似乎在用一种屠夫的方式作画，暴力、熟练、精准，结合了外科医生的细致手法。”多斯·帕索斯说。 [15]

墨菲夫妇发现海明威天赋异禀，很快就准许他加入了一小批高级别作家之列，可以随时拜访他们，去诵读自己最新的作品。他和哈德莉也参加了墨菲家更有排场的娱乐活动。虽然海明威夫妇一如既往地穷，但这并不妨事。新朋友“盛情好意，会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吃山珍海味”，哈德莉回忆说。 [16] 海明威赢得了他们的钟爱，只因为他是海明威。哈德莉并没有特别为场面增色的风采，但她尽全力把自己的戏演好，墨菲夫妇对她也很友善。这一段时间，她会饶有兴致地听丈夫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对话，两人争相表达自己对物质成功的不屑之情。不过哈德莉指出，话虽这么说，但海明威仍然欣然接受了昂贵、有面子的款待。他也不是“来者不拒、心安理得” [17] ，但他常常难以抗拒自己高涨的人气。

海明威和墨菲家的友谊将持续几十年，尤其是和莎拉。墨菲夫妇将在他最私密的事务上扮演核心角色，无论是在职业生涯上还是在私人问题上。但是，相比海明威即将邂逅的三位旅居者中的上层名流，墨菲家就显得太小儿科了。这三人犹如摆渡者，加速了海明威从青涩到传奇的转变进程。第一位摆渡人送来了他渴望已久的财务稳定。第二位激发了海明威之前没有的观点，最后带来了他经久不息的名誉。而第三位——一位活跃却具有悲剧性自我毁灭情结的圣人资助人，将帮助海明威走上他朝思暮想的国际舞台。

一如巴黎本身火山爆发般的吸引力，海明威的文学生涯也正徘徊于爆发的边缘。

哈罗德·勒布一回到巴黎，就去造访了海明威的“锯朾阁楼”，两人因为各自在博尼-利夫莱特出版社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起初，勒布听说海明威的老朋友比尔·史密斯（在芝加哥，比尔的哥哥Y. K. 史密斯把海明威引荐给了舍伍德·安德森）那年春天也要来巴黎和海明威争宠，很是恼火。史密斯和海明威那一年结交的富贵名流截然相反，他一贫如洗，寄住在海明威家中。原先只说要住几个星期，但他不断拖延时间，一待就是好几个月。海明威费了一番心思在英文杂志社给他找了一份编辑助理的工作，但是并没有成功。最终，他帮比尔在罗伯特·麦克阿尔蒙的出版社谋得了一个业务经理的职位。

勒布回忆说，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和史密斯“相视间满是怀疑和敌视” [18] 。海明威得缓和两人的关系，他向勒布保证，史密斯是个好伙计，也给史密斯讲了勒布的优点，其中就包括后者的拳击、摔跤和网球球技。两人很快消除了最初的龃龉，成为朋友。勒布喜欢史密斯小心、低调的作风，对他愤世嫉俗的俏皮话也赞赏有加——史密斯的这一能力已经让海明威注意多年了，很快海明威就会在文学界广而告之。 [19]

此时的勒布和坎奈尔再难破镜重圆。他从纽约回到巴黎时，她满怀乐观与憧憬，到车站接他。勒布这边呢，只是感觉自己对她的感情已经用完了。他们重逢不久，她就因为吃另一个女人的醋而大发脾气，勒布说她“一直闹到清晨鸟叫才罢休” [20] 。这件事最终导致了两人的分手，勒布毫不耽误，马上就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个闹掰了。

不过话虽这么说，他和坎奈尔仍然会在社交场合中相遇，其中的一场茶聚为日后海明威与哈德莉的劳燕分飞埋下了伏笔。一天，坎奈尔邀请哈德莉去她家，为她引荐了一对新抵巴黎的美国姐妹，宝琳·菲佛（Pauline Pfeiffer）和昵称“金妮”的弗吉尼亚·菲佛（Virginia “Jinny” Pfeiffer）。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海明威和勒布也加入了聚会，刚刚打完拳击的他们浑身大汗。海明威看到妻子和两个小鸟一样的陌生女子叽叽喳喳，姐妹俩新潮得近乎扎眼，留着波波头和严实的刘海，像极了日本艺伎娃娃。 [21]

很难理解坎奈尔为什么会介绍菲佛姐妹——尤其是宝琳——给哈德莉认识。显然她们和哈德莉都住在圣路易街上，相隔不远却从未见过面，或许这足以成为介绍两方相识的动机。不过除了住得近，双方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首先，宝琳和弗吉尼亚腰缠万贯，父亲和叔叔对她俩宠爱有加 [22] ，定期把她们的钱包装满美元。其次，宝琳在时尚神坛上万众瞩目，而哈德莉对于时装的态度再冷漠不过了。那一季，宝琳身披巴黎顶级设计师操刀的华贵金花鼠皮大衣，耳垂上时常戴着绿宝石耳坠。 [23] 她觉得泡咖啡馆“不合她的身份” [24] ，喜欢去丽兹酒店胜过多摩和圆亭咖啡馆。甚至她说话时用的词都是时尚而奢华的：她把赏心悦目的人或东西形容为“甘露般的”（ambrosial） [25] ，那会儿的时髦女人形容最好的东西时就用这个词。

不过，尽管看似不太可能，但宝琳确有一份事业。一年之前的1924年，她来到法国辅助《时尚》杂志的新晋巴黎主编——优雅的梅因·贝希尔（Main Bocher）。《时尚》是美国的主流时尚杂志。那时的巴黎风尚和“巴黎范儿”，对时尚杂志和出版社来说是巨大的生意，《时尚》驻扎在巴黎的编辑工作都很辛苦。宝琳作为时尚记者，生活围绕着采访、秀场、打字机和交稿期限展开，但哈德莉的生活却献给了照顾邦比、搜寻便宜食品等日常琐事。宝琳报道的是巴黎说不尽的展会和潮流，她的名字会定期出现在杂志上。她是个聪慧的作者，写到潮流中物，哪怕用最短的篇幅也能展现出一种活泼、迷人的机智。

“手绢和名声稍不留意就会丢失，”她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这两种东西每天都会丢失相同的数量。所有丧失的名声，越好就越难以挽回。相比之下，你会更希望丢失的是手绢。” [26]

不过，除了油光水滑的波波头和时尚采访笔记，宝琳显然至少在一个方面很传统：很多人相信她正在寻找一位可以以身相许的夫君。“宝琳年近三十，是一位处女、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坎奈尔后来写道。 [27] 时间所剩不多，这使得宝琳在求爱战线上比几年前更加主动——对于不那么靠谱的相亲活动也会欣然前往。

海明威正是宝琳眼中不靠谱的男人。事实上，在坎奈尔公寓相遇的那天下午，他令宝琳讨厌。（她妹妹弗吉尼亚则相反，当海明威向大家讲述奥地利和滑雪的故事时，弗吉尼亚很感兴趣。 [28] ）海明威也一样，与宝琳互相看不惯。

“我乐意和弗吉尼亚一起外出，让她穿上宝琳的大衣。”菲佛姐妹离开之后他说。 [29]

但菲佛姐妹和海明威一家一定是找到了什么共同话题，因为宝琳和弗吉尼亚很快就去锯木厂楼上的公寓拜访了海明威和哈德莉。宝琳住的是右岸的一间豪华公寓，对海明威家的寒酸阁楼完全看不上眼。他们的居住条件之差震惊了她，她不敢相信，哈德莉竟然能忍耐这种贫贱——哪怕是以艺术之名。做客期间海明威始终窝在卧室里，宝琳瞥见他在床上写东西，样子邋遢。她心中一片苍凉。

坎奈尔不久之后遇见了姐妹俩。“她们优雅地讲述了自己的震惊：海明威如此粗鄙，哈德莉这么可爱的女孩怎么能忍得了他？” [30]

尽管居住条件和菲佛姐妹如隔天渊，哈德莉却说她并不感觉羞耻，也不因自己的衣着简陋而烦恼——至少目前是这样。看到丈夫日益频繁地混迹于光鲜、富有的女人之中，她即使感到不安，也不曾承认自己在求爱战线上有任何劣势。她后来声称，海明威让她感觉她是值得为自己骄傲的，而且他经常会变着法儿地说：“看，这就是我那美丽、聪慧、天才、迷人的老婆。” [31]

但这段时间，海明威夫妇一定曾站在他们富有的新朋友的位置上审视自己的生活。很难想象，那层放浪不拘的浪漫纱帐一次都没有被扯下来过，那种苦闷、不得志的挣扎，始终埋在了他们心底。

如果弗吉尼亚·菲佛果真像坎奈尔所说的那样讨厌海明威，她似乎很快就克服了反感。据说两人一度互相调情，甚至有可能私通过。 [32] 菲佛姐妹从海明威夫妇生活中偶然闪现的新面孔，渐渐变为不可缺少的常客。海明威也渐渐融入了菲佛姐妹优裕的事业和生活中，成为她们人生故事的一部分。似乎很快就会有人来“换岗”了。

勒布似乎也很快就会有新的艳遇。一天下午，他在多摩和圆亭附近的精英咖啡馆（the Select）中坐下，继续修订《杜达布》的书稿。

“我听到一阵笑声，是那么开心，那么动听，好像照亮了这阴晦的房间，”勒布回忆道，“音调不高，水灵灵的，正是知更鸟对月亮歌唱的声音。” [33]

他抬头望去，看见一个身材修长的女人，被几个男人围着。 [34] 她亮色的头发剪成男孩的式样；虽然她总喜欢戴着一种新潮的尖顶男式软呢帽（fedora），但那天她戴的是一顶宽边帽（slouch hat）。一件简约的针织衫、一条粗花呢裙，这就是她那天的穿着。她结实、苗条的身材，不需要多余的装饰。总之，她看上去很禁欲，近乎男性，却性感撩人。这个女人有一种“别样冷淡的高贵”，勒布觉得。 [35]

勒布一下子被迷住了，含情脉脉地注视了她一会儿，然后定了定神来到罗伯特·麦克阿尔蒙的桌前，后者就坐在不远处，正在接见一群仰慕者。不出所料，麦克阿尔蒙知道内情。这只知更鸟是英国人杜芙·特怀斯登夫人，有30多岁了。她是从丈夫那里获得“夫人”这一头衔的，但是很快就要失去它了：跟凯蒂·坎奈尔和其他蒙帕纳斯“赡养帮”中的人一样，特怀斯登来巴黎是为了度过一段难熬的离婚期。她的贵族丈夫则留在了英国。众所周知，她饮酒海量，能受得了那些烈酒，却不改清瘦、时髦的容仪，着实令人钦佩。

“我想知道，她能撑多久不乱方寸。”勒布写道。 [36]

勒布不过是又一个拜倒在杜芙夫人魅力下的男人罢了：她不断在圈子里俘获男人。“我们都对她痴心一片，”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说，“想不被她吸引很难。她出招太老练了。” [37]

特怀斯登吸引人的方式别具一格。虽然人们立刻会注意到她的贵族头衔，但据说她也有野性的一面；有人说她不愿意按时洗澡 [38] 。她对个人形象的每一分经营，都卓有成效。看似随意的着装 [39] ，放在别的女人身上会显得粗笨，在她身上却成了身份教养的象征。她常常玩弄男式的物件，像男人一样喝酒，但特怀斯登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把她盗用而来的男性气质转化为女性的魅惑力——尽管她头上的尖顶男士呢帽暗示着她要拥有那些被男人独享的自由放浪，比如对欢愉的追求。她乐于交际，却散发着一种无法被私人占有的气息——这是任何一个成功的塞壬必备的特质。

这种不可侵犯的气质，就像猫薄荷一样发挥着作用：无论杜芙夫人去哪里，都会有一群男人坐到她的脚边，毫无悬念，“聆听她说的每一个字，瞻仰她的容貌和才智，以及她对艺术的敏感” [40] 。她用一种不偏不倚的轻薄对待每一个被俘获的男人，把所有人都称作“亲爱的” [41] ——可能是因为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处于一个永远在寻找灵感和素材的社群中，特怀斯登有当缪斯的资质——她同时散播着满足与危险。圈里圈外的很多人都相信，在商业小说作家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1924年的一篇小说《绿色的帽子》（The Green Hat ） [42] 中，蛇蝎美人艾瑞丝·思多姆（Iris Storm）的原型就是杜芙夫人，不过另一位旅居巴黎的英国贵族、婀娜多姿的南希·丘纳德更有可能是这一人物的灵感来源。 [43] 现代主义作家玛丽·巴茨（Mary Butts）也曾构思过一本书，虽然部分受到了特怀斯登形象的启发，却发现它“难以成形” [44] 。看来，不久就又会出现一位雄心勃勃的作家，真正琢磨出来该如何把她的形象付诸笔端。这只是时间问题。从文学创作上讲，杜芙夫人是枝头上伸手可及的果子。

即使酒吧里的其他男士时刻准备着拥到她身旁，哈罗德·勒布却就是无法鼓起勇气接近她。但她确实让他寤寐思服，只要一走进酒吧或咖啡厅，他就要环顾房间，看看她是不是也在那里。只要她在，从来都是被那一帮男跟班前呼后拥。而勒布就会流连于人群外，远远地注视着。

“她没有美到令人窒息的地步，但她的长相中有什么地方特别吸引我。”他回忆说。她的脸让人过目难忘。“我曾漫不经心地尝试着忘记她的影像，但是没有成功，”勒布写道，“它似乎刻在了我的心灵之镜上。” [45]

烦恼紧接着就来了，他很快发现，特怀斯登在感情上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她把子爵前夫留在了海峡那边，同时从英国带来了另一个男人，与他同居共酌。帕特·格思里是个和特怀斯登一样沉迷酒色的英国人，据传也有贵族血统：据说他母亲拥有巨额财富，并在苏格兰拥有一座城堡。在这个社交圈中，格思里是得过且过的“上流穷人”典型。他也像杜芙那样纵饮无度，可惜不能像她那样驾驭酒精。正如旅居者莫里尔·科迪所说：“可怜的帕特喝到第二杯就会酒后吐真言了。”他有时也很好斗，所以不等入夜就要被拖出酒吧。每到这种时候，特怀斯登就会“转战至其他地方，和其他人继续喝酒”。 [46]

虽然格思里和特怀斯登同床共枕，但有人认定他是个双性恋，或者同性恋，另一些人则对此不很肯定。斯图尔特感觉，“杜芙确实是相公（fairy） [47] 的菜，而且一直也都和相公在一起” [48] 。他依稀记得，有一次自己和格思里光顾过西班牙的妓院，但好像又不是和格思里。另外一些人认为特怀斯登和格思里就是情人关系，也许这是蒙帕纳斯最好的一桩恋情之一。 [49]

勒布讨厌他的潜在对手，认为“在某种让人难以苟同的爱尔兰式眼光中，格思里是帅气的”，但除此以外，很难说他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优点。“他是那种典型的英国上流人士，那一小撮人把寄人篱下当作一种营生。”勒布断定。

这样评判格思里在杜芙那里的地位，虽然无情，但并非一己之见。唐纳德·斯图尔特说，如果“杜芙·特怀斯登夫人是一棵树，格思里就是树干上的一个木瘤” [50] 。但是从财政上说，其实是特怀斯登在依赖格思里。邻里都知道，格思里是个靠汇款过活的男人，他家会间或从海峡那边寄钱来。有传言说（勒布本人还编造过其中的一个）特怀斯登和格思里一收到汇款，就会搬进丽兹酒店住一段，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特怀斯登穿白裙戴白手套，格思里穿压花晚礼服）。他们会大啖鱼子酱和香槟，直到那沓法郎所剩无几，然后回到蒙帕纳斯，回到靠人接济的境地。从丽兹回来以后，特怀斯登和格思里经常连吃饭的钱都不够，全仰仗酒吧招待的好心，赊账、借款或是免费给他们一杯酒喝。 [51] 两人常常光顾勒布常去的几家左岸酒吧和夜店，他们的社交圈开始重合。一天晚上，勒布去参加朋友的鸡尾酒会，发现特怀斯登和格思里也在。勒布很不自在地一杯杯喝酒。酒并没有给他勇气，反而让他越喝越迷糊，他突然开始为自己当天早上没有刮胡子一事烦恼。他离开聚会，跌跌撞撞地来到附近的一家理发店。“我摸索着往前走，直到来到一根彩条柱子 [52] 下面。”他后来回忆道。 [53] 一进店，他就瘫倒在椅中，任由理发师往他脸上打泡沫，给他刮脸。一有压力总会不停地打扮，这显然是勒布的脾性——海明威已经注意到了，并且不久之后就会在文章里将之大肆渲染。

不久，勒布就回到了精英咖啡馆的吧台，喝了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特怀斯登也在，正和几个仰慕者聊天。他透过吧台后面的镜子盯着她，直到仰慕者们都走了。这一回，她终于是独自一人了。

“我还没回过神来，她就转向我，说：‘这是唯一的奇迹。’”

勒布愣了一下才发觉她是在对自己说话。虽然不知道她的意思，但是他振作精神，努力找到了一个温文尔雅的回应。

“所以这才难以置信。”他回答。（“就好像我在扮演某个角色似的。”后来他回忆说。）

他站起来，坐到她旁边的一张凳子上。他们透过镜子望着对方，很快，他们轻抚着对方的手，约定第二天在某个偏僻的酒吧见面。帕特·格思里出现时，勒布离开了。

第二天，杜芙夫人和勒布在富瓦约餐厅（Restaurant Foyot）见面了。橡木板装饰的墙面上画着英国人打猎的场景，这似乎是个十分恰当的背景，向勒布诉说着特怀斯登的过去——这是巴黎全城急切想知道的事。她出身白金汉宫的传言让人们津津乐道，有人认为她是英格兰斯图亚特王室的后裔，特怀斯登对这种说法也不加反驳。“她幼年的记忆，是晨雾、欧石楠和马，是丘峦中的峭壁，和前来喝下午茶的邻居。”勒布写道。 [54]

但是另一些传言也不可忽视：有人说，她父亲是酒铺的小业主，在英格兰北部某处做生意 [55] ；她的家族已经破产，但仍然有在社会上攀龙附凤的野心；还有人说，她为人放荡、阅男无数。对于即将失去的贵族头衔，她似乎并不觉得可惜。这是婚姻带给她的一张标签——1917年她嫁给了罗杰·特怀斯登，第十代准男爵。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成功的结合。杜芙夫人告诉勒布，结婚那天她拉着在场一个最好的男人要求私奔，但最后还是嫁给了罗杰男爵。他们生育了一个孩子，但她发现罗杰是个醉鬼；他们根本无法在一个屋檐下相处。她婆家的贵族亲戚想赶她走，目前在拿她的儿子当人质。

“我过得一团糟，”特怀斯登对勒布说，“但是我并不愧疚。” [56]

接下来的那一天他们又见面了。这次他们谈到了一起出行的计划。正好，格思里正要奔赴英格兰，再去哄哄他的母亲，多搞些钱。特怀斯登提议去圣让德吕（Saint-Jean-de-Luz），那是比亚里茨（Biarritz） [57] 南边不远处的一个钓鱼小镇。

“我来订票。”勒布说。 [58]

同时，另一个美国人也想用花言巧语赢得杜芙夫人的芳心，他就是海明威。家里有妻子，据说还和弗吉尼亚·菲佛有奸情，不知他怎么会有多余的时间来追求特怀斯登？但是那年春天，越来越多的人见到了他们两个相伴出行。

多年后，罗伯特·麦克阿尔蒙声称：“我把海明威介绍给了杜芙夫人，他好像被她的贵族头衔震撼到了。” [59] 那之后，人们常常在蒙马特区看见海明威，他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花钱给特怀斯登和格思里买酒喝，即使他自己也穷困潦倒。有时候哈德莉也和海明威、特怀斯登一起去，但是这对她来说并不是开心事。她常常哭，这种时候海明威会请求麦克阿尔蒙或者另一位朋友约瑟芬·布鲁克斯（Josephine Brooks）把她送回家，而他则和特怀斯登继续喝酒。

“他们看上去相爱了，或者至少有那个意思，”麦克阿尔蒙觉得，“哈德莉并不是由我和约瑟芬·布鲁克斯送回家的。要不要和她分手，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的酒还没喝痛快，朋友还在，为什么要离开？” [60]

哈德莉的眼泪也没有触动海明威。他开始把特怀斯登带到他们锯木厂楼上的公寓中。因为他逐渐小有名气，地位很高的女士也开始青睐他了。

随着那些富裕的新朋友对他钟爱有加，各种轻浮的享受扑面而来，海明威显然乐在其中。哈德莉曾经坚持说，她依然让海明威引以为荣，依然对他保有吸引力，但是在1925年的晚春，海明威描述他们两人的关系时，语气带上了一丝冷淡的味道。

“我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喜欢对方，”他在给舍伍德·安德森的信中写道，“而且相处得很好。” [61]

很难说这是个激情的誓言。杜芙夫人以及菲佛姐妹，成了海明威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

那年春天，海明威给贺拉斯·利夫莱特寄去他签了名的《在我们的时代》的出版合同。在随寄的信中，他要求保有任何改动建议的最终决定权。他坚持认为，小说集中的每一篇都“写得很精短、很努力”，所以改动其中的任何一个字，都可能会使整部作品偏离原意。他预计，这本书会卖得不错。不像那些同时代的实验作家，他的作品针对面很广。他向利夫莱特保证：“我的书是雅俗共赏的。只要你是高中毕业，就不会读不懂。” [62]

这条路很难走，需要有很强的悟性，很少有实验作家能够做到。不过艺术领域有一些先行者确实鼓励这种理念，巴黎最显赫的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就是践行者之一。

“我总是觉得，即便是通常不看图像的人，你也要用这幅画在他们心里激发些什么。”毕加索曾对他的情人弗朗索瓦斯·吉洛说。“正如莫里哀的剧作总能让雅俗同乐，莎士比亚也是如此。正如莎士比亚那样，我的作品里面也有一些荒诞滑稽、相对粗俗的东西，这样就顾及了每一个人。并不是说我想讨好公众。我为每一种思想水平的头脑都带来一点感悟。” [63]

海明威此时希望把一种类似的雅俗共赏手法应用到文学领域。格特鲁德·斯泰因和诗人E. E. 卡明斯这些人，也许能用实验性的语言雕琢出精致、引人深思的书，但是“如果不是读过大量‘现代’作品的人，就读不懂他们的书”，海明威对利夫莱特写道。 [64] 他不会加入这些人的行列，而且希望能尽快成为博尼-利夫莱特的一笔重要“财富”。

过了不到一周，海明威去西尔维娅·毕奇的书店拜访她。一如既往，她把接到的一摞寄给海明威的信件交给他，其中两封是麦克斯韦·柏金斯 [65] 的约稿信，他是纽约著名出版社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的一位编辑。海明威失落地发现，这两封信是一个多月之前写的。第一封信的落款日期是2月21日，道出了他梦想从一家主流美国出版社那里听到的一切。柏金斯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海明威在写一些了不起的东西。他找到了一本海明威在巴黎出版的小书《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 ）——肯定花了不少功夫才寻得——对其内容印象深刻。他本能地理解海明威的文风。

“显然你的技法可以让你用很短的篇幅说清你要表达的东西。”他写道。 [66]

海明威可以再提供一部作品给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出版吗？紧接着柏金斯补充说，《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 ）本身太干瘪了，斯克里布纳这样的商业出版社不能拿这种书去买——这可能在暗示海明威，要是有一部长篇作品，他们会很感兴趣。

但是因为收信地址不够具体，这封鼓舞人心的信件寄丢了。万幸，一个中间熟人成了救星，他让柏金斯通过西尔维娅·毕奇联系海明威——毕奇的书店实际上就是“这伙人”的邮局。柏金斯几天后又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里面还提到，他听说海明威“可能不久就会写出足以成书的文字” [67] 。

来信的时间令人不能再沮丧了。海明威迅速回信柏金斯，解释说自己收到约稿信非常兴奋，但他如今已经受制于人：他刚刚和贺拉斯·利夫莱特签了下一本书的合同——不仅如此，利夫莱特还拥有他接下来三本书的优先选择权。

“看来，想出名，没有一个清楚的地址是不行的。”他写道。 [68]

不过海明威已经开始琢磨合同的漏洞了。他告诉柏金斯，如果利夫莱特不接受他的下一本书，按照条款，利夫莱特出版社就会失去对他再下一本的优先选择权。所以，未来他还是有希望和斯克里布纳合作的。他向柏金斯描述了自己另外的一些写作计划——包括创作更多的短篇小说，可能还会写一本非虚构的介绍斗牛的书——并且做出了一句怪异的、口是心非的声明。“我不打算写长篇小说。”他写道。他还说，长篇小说是一种“刻意得可怕、已经被穷尽了的文体”。尽管如此，他还是迟疑地说，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已经超过一万两千个词了，所以他可能还会写出长篇小说。

“情况就是这样。”他无奈地总结道。

他和柏金斯都不想屈服于他们“坏透了的运气” [69] ——用柏金斯在回信中的话说。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保持着友善的书信往来。信中，海明威从来没有问过柏金斯是如何接触到他的作品的，可能是默认自己的名声已经尽人皆知了吧。如果他得知真相，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向柏金斯介绍海明威的人正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自从斯克里布纳出版了菲茨杰拉德的首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 ）后，5年间他成了出版社最重要的文学明星，一个闻名全美国的人。他也充当着柏金斯的编外文学星探。 [70] 流行体育专栏作家、小说家林·拉德纳他曾被同为幽默文学大师的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称为“最幽默的男人” [71] ，也是很早就影响过海明威的作家之一，而发掘林德纳，就是菲茨杰拉德对斯克里布纳作者群的一个杰出贡献。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也把他文学生涯的起飞归功于菲茨杰拉德，是后者首先把斯图尔特引荐给了《名利场》的编辑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

菲茨杰拉德把一位作家成功地拉进斯克里布纳的作者群后，并不会就此放手，他会密切参与到这位作家的文学生涯中，他所发现的新秀们书籍的销售数据，柏金斯甚至偶尔还会拿给他看。菲茨杰拉德对作家同僚的仁爱之心几乎令人不可思议，毕竟文学界的竞争向来激烈。有人怀疑，他在别人的生涯里下注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但是多数人觉得他的动机很纯粹。约翰·多斯·帕索斯早年就认识菲茨杰拉德，他曾写道：“他对别人的作品慷慨而无私。” [72]

1924年秋天，菲茨杰拉德决定把他的慷慨分给海明威一些。他偶然读到了《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 ），于是毫不耽搁地给柏金斯写了信，说柏金斯应该去找一位住在巴黎的美国作家，叫“耳欧内斯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把Ernest拼成了Earnest，然后又把a画去了），他刚刚出版了一本了不起的书。

“他真有两下子。”菲茨杰拉德说。 [73]

既然菲茨杰拉德认准了海明威，说明他很可能看到了海明威作品中闪烁的商业价值：终于，从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的圈子里走出了一位普通美国读者也能欣赏得了的实验作家。斯泰因那本《美国人的成长》（The Making of Americans ），菲茨杰拉德抱怨它近乎“完全让人看不懂” [74] 。（柏金斯赞同他的看法：斯泰因的风格精彩、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他怀疑“没有或者少有文学雅兴的读者，可能不会对她的文风有耐心” [75] 。）海明威就完全不同了。

虽然海明威多年来都在读菲茨杰拉德的书和文章——他那一代人无不如此——但其实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新守护神。而且对于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他似乎也没有什么溢美之词好说。

“欧内斯特似乎对菲茨杰拉德的早期作品不置可否，”海明威在《多伦多星报》的同事莫里·卡拉汉回忆，“也不是他不愿意表达观点……他明确地讲过，菲茨杰拉德没有什么令他激动之处。” [76]

看来海明威是少数派。自从5年前菲茨杰拉德凭借自己的首秀之作在文坛一炮打响，他越发多产，赞誉越来越多，名声也愈加响亮。他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长篇《美与孽》（The Beautiful and Damned ）还被拍成了电影。《人间天堂》也有被改编成电影的打算。单是在1920年和1921年，就有三部电影是由他的短篇小说改编的。 [77]

“任何在巴黎的人，做梦都想不到一个作家能赚那么多钱。”旅居诗人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曾说。 [78]

就好像这样的成功还不够振奋人心，菲茨杰拉德还获得了最令人垂涎的“文学大奖”：一家媒体在介绍他时说，早在1921年，他就成了“年青一代公认的发言人” [79] 。新作家能有如此的感召力，也少不了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定调之功，在营销时把菲茨杰拉德吹捧为“初升一代的小说家”。在书里，他是一位忠实的观察者：战后的社会氛围和同代人的心态，已经和他们的父辈全然不同。

菲茨杰拉德后来承认：“我的制高点在两代人的交界线上，我就栖居于这里——大约是有意这么做的。” [80]

在《人间天堂》中他写到，自己这代人长大了“才发现所有的神明都死了，到处都在打仗，一切关于人的信念都动摇了”。不过他也紧随战后的浮华风潮：媒体认为他和妻子泽尔达一手造就了“飞女郎”文化。他们让自己活成榜样，他们香槟飞溅的世界是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用约翰·多斯·帕索斯的话说：“他们是名流，出现在报纸周末特刊上的那种名流……而且也乐此不疲。” [81]

无论怎么看待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海明威一定把菲茨杰拉德视为了一个尤其令人不快、令人嫉妒的存在。海明威自己承认，他写上几段话都还有困难，更别说用五年写三本轰动文坛的长篇小说了。但至少他可以安慰自己，菲茨杰拉德在风格上并不善于标新立异。“现代”“实验”这种词很少和菲茨杰拉德扯上关系，他的作品常常被形容为“生动”“形象”。即使他的写作主题现代得令人耳目一新——飞女郎、私酒贩、爵士乐……但他的文风更接近伊迪丝·沃顿而非格特鲁德·斯泰因。菲茨杰拉德却认为自己就是先锋作家，随他去吧。

“我想写点新东西——别具一格、美妙而简单+ [82] 细致编织起来的东西。”菲茨杰拉德曾给柏金斯写信说。 [83]

当他的小说新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在该年4月面世时，菲茨杰拉德认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小说出版不久他告诉柏金斯，他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形式、观点和结构上的真正创新之作——是乔伊斯和斯泰因始终在摸索的、康拉德 [84] 始终未能找到的时代象征” [85] 。他说T.S.艾略特也同意他的看法：“他写信说他把《盖茨比》读了三遍，认为它是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 ” [86]

但在实验作家看来，这一步并没有迈出多远。现代生活并不是只要记录就能表现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作家必须采用现代的、革命性的书写方式。《盖茨比》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拿菲茨杰拉德的挚友、当时的批评家领袖埃德蒙·威尔逊的观点为例，他认为菲茨杰拉德终将会被当作“这个历史时期美国文学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威尔逊不觉得菲茨杰拉德是一个文学上的激进派。 [87] 也就是说，眼下还剩一尊“大奖”无人问鼎：一部作为“一代人之声”的长篇小说，既是现代作品，又是开文风之先的作品，它将出自谁手？

菲茨杰拉德和妻子近来放弃了纽约的生活，来到欧洲。他们最终降临巴黎，在凯旋门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在右岸的富人区，两人很快“让他们和他们的爱好成了社会上特立独行的一类”——用《纽约客》的作者珍娜·弗兰纳的话说。 [88] 他们的大度和挥霍成了传奇。

“可怜的司各特，作品让他赚了太多的钱，他和泽尔达只得不停在蒙马特喝香槟才能摆脱那些钱。”西尔维娅·毕奇回忆说。 [89]

为了把钱花掉，他们除了去丽兹酒店的客房烧钱外，什么都干过。毕奇说，菲茨杰拉德曾经拿着一张出版社开的支票，用所有钱给泽尔达买了一串珍珠项链，而她转手就把项链送给了夜店里“一个和她一起跳舞的黑人女子” [90] 。据说他们曾在自家公寓门厅的托盘上留下一沓钱，以便前来收账和送货的人自取。虽然司各特作风轻浮，但是“这伙人”立即热情满满地向他敞开了胸怀。“我们很喜欢他，谁不喜欢呢！”毕奇说。她深情地回忆起菲茨杰拉德“蓝色的眼睛和帅气的外表，他对别人的关爱……还有他堕落天使式的魅力” [91] 。旅居作家们光顾的咖啡馆和酒吧就那么几家，所以菲茨杰拉德碰见海明威只是个时间问题。

果然，那年的一个春日，海明威和杜芙·特怀斯登、帕特·格思里（在海明威的回忆中，他是“某个完全无关紧要的人物” [92] ）在蒙帕纳斯的丁戈酒吧小坐。战前，丁戈是一家底层工人的咖啡馆，直到被弗洛西·马丁（Flossie Martin）发现——她从前是齐格菲尔德 [93] 手下的舞女，此时是蒙帕纳斯的非官方情色吉祥物。一旦她开始光顾这里，丁戈就成了旅居者必去的景点，他们很多人在这方小吧台上醉到六亲不认，不时有人倒在树林里或者倚在街边的灯柱上不省人事。

海明威、特怀斯登和格思里正在酒吧里坐着，可能已经喝上了，有两个人上前去搭话。第一个人是菲茨杰拉德，他可能一眼就认出了海明威。他介绍了自己和他的朋友丹克·查普林（Dunc Chaplin），然后请几个人喝了香槟。

菲茨杰拉德的相貌让海明威感到不自在。太英俊了，他想，尤其是那张精致的嘴。菲茨杰拉德接着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更使得海明威心神不宁。

“他讲的全是我的作品，说它们有多么多么了不起。”海明威后来回忆说。 [94]

海明威觉得这样赞美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很丢脸。菲茨杰拉德接着开始探问海明威的性生活，气氛更诡异了。菲茨杰拉德想知道他和哈德莉结婚前有没有做过爱，海明威说他想不起来了，菲茨杰拉德继续追问。

“别学英国佬说话，”他寸步不让，“严肃点儿，再想想。” [95]

就在这时，海明威发现菲茨杰拉德开始出汗了。他的嘴唇上方积起了豆大的汗珠。突然，他脸上血色全消，在吧台上晕倒了。海明威害怕菲茨杰拉德要死了，但是查普林向他保证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两人将菲茨杰拉德抬出酒吧，塞进了一辆出租车里，吩咐司机把他运回家。

海明威初次遇见他著名的“恩人”时发生了什么，至少他自己是像上面这么说的。故事还有其他版本——比如，菲茨杰拉德和一个朋友说，自己当时只是“抬头看了一眼海明威” [96] ——但是后来人们都把海明威的版本当作真的。

不论这次命中注定的初遇是怎么发生的，在1925年6月海明威写给麦克斯韦·柏金斯的信中，他说自己和哈德莉已经“相当经常” [97] 见到菲茨杰拉德了，而且这两位作家甚至还一起组织了一次自驾游。菲茨杰拉德需要去里昂取回他和泽尔达留在那里的一辆雷诺车。泽尔达本来想要一辆敞篷车，所以要求他把这辆车的顶棚锯掉。但是湿冷的天气让他们只能暂时放弃这辆刚刚被“斩首”的车。菲茨杰拉德邀请海明威一起去取车：他们坐火车去，然后开雷诺车回来。

海明威看到了一次机遇。虽然他感觉菲茨杰拉德有不少无聊、文笔拙劣的作品——而且菲茨杰拉德有时修改小说的动机，只是为了更好地把它们卖给主流杂志，海明威甚至因此公开地把菲茨杰拉德称为“文学婊”——但是如果跟菲茨杰拉德去了里昂，他会“和一位更年长的成功作家”相处，“一定会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98] 。

他接受了菲茨杰拉德的邀请。在海明威的讲述中，这次旅行完全是一场灾难。菲茨杰拉德接二连三地冒犯他，包括把海明威一个人丢在火车站（他们后来又在里昂会合了），始终怀疑自己要犯病，还曾让两个人耽误在一顿丰盛得毫无必要的旅店大餐上。菲茨杰拉德似乎成功地用他那不受欢迎的长篇大论填满了假日活动，喋喋不休地说他们两个都可以从迈克尔·阿伦那里学点东西。他还重演了一次昏厥的桥段，晕过去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牺牲了的小战士”，海明威写道。 [99]

不知怎地，这次旅行结束之后他们还可以做朋友。在海明威眼里，菲茨杰拉德可能是一个糟糕的酒鬼、一个文学娼妓，但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娼妓，不能简单地弃之不理。

很快，菲茨杰拉德的妻子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泽尔达和海明威一相识，便恶言相向，用菲茨杰拉德后来的情人的话说，那是“第一眼就生恨” [100] 。海明威和泽尔达第一次见面是在菲茨杰拉德巴黎的公寓里——蒂尔西特路（rue de Tilsitt）上一座阴暗、不透气的房子。据海明威回忆，泽尔达当时宿醉未消，不停地责难着菲茨杰拉德，而菲茨杰拉德则把一本账目拿给海明威和哈德莉看，上面具体写着他近年来赚到的钱。那是一次十分紧张、尴尬的聚会。

泽尔达和海明威似乎生来就注定了要互相仇恨。即使她的传奇美貌也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效果；他反而说她有猎食的鹰隼的眼睛，还对泽尔达的“薄嘴唇”大加挞伐。哈德莉在她与海明威的婚姻中扮演的是一个支持、服从的角色（她四处跟随着海明威，“沉默得像个印第安小娘们儿 [101] ” [102] ，泽尔达的一个朋友说），泽尔达则是一个强势、不屈从的人。海明威在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后，认定菲茨杰拉德还是有潜力的——但如今见到了泽尔达，海明威认为菲茨杰拉德如果想继续写出更好的书，就需要一个人来守护他。海明威不加多想就认定，泽尔达会精神阉割了她的丈夫。她显然嫉妒菲茨杰拉德的成绩，极尽所能让他变得无能。海明威发觉，菲茨杰拉德只要一喝酒，泽尔达就特别开心。

“渐渐地我理解了那种微笑，”海明威后来写道，“那意味着她知道司各特写不了东西了。” [103]

这些初期的评价就足够刻薄了，但海明威很快觉得，泽尔达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他毫不避讳地把自己想到的一切都和菲茨杰拉德讲了。

据说，一天下午菲茨杰拉德向海明威倾诉，说泽尔达认为他能力不太行。海明威说：“泽尔达疯了。” [104] 在圣日耳曼区一家叫“米烧”（Michaud's）的餐馆（詹姆斯·乔伊斯经常带家人来这里吃饭）的厕所里，海明威还观摩了菲茨杰拉德的“器械”。“你没什么毛病，”他说，“泽尔达只是想毁掉你。”海明威毫不回避自己的观点。菲茨杰拉德“应该在五六年前就把泽尔达‘处理’了，那个时候她虽然疯得最厉害，但是还卖得出去，不像现在，她的脑子已经坏得彻底不可救药了。”后来他写信对柏金斯这么说。 [105]

海明威的魅力虽然俘获了许多人，但是在泽尔达这里却一点也不管用。她说海明威是“装出来的硬汉”（he-man）、“长胸毛的娘炮” [106] ——之后几年她把这些评价重复了很多遍，每次只是稍微换一下表达。她知道海明威正在努力破坏她的婚姻；夫妻俩开始因为海明威吵架，正如从前哈罗德·勒布和凯蒂·坎奈尔那样。菲茨杰拉德和勒布一样迷恋海明威，毫不动摇。

“欧内斯特……是和我一样的人，我眼中的理想主义者。”后来他努力向泽尔达解释。 [107]

如约翰·多斯·帕索斯所说，菲茨杰拉德“对运动员兼散文家、拳击手兼讲述者海明威的文学执着” [108] 很快就被巴黎“这伙人”中的所有成员注意到了。很快，菲茨杰拉德就顺从地接受了“惯例”，和海明威走上了拳击场，也和海明威去见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后者客厅墙上的那些画，菲茨杰拉德并没有像海明威那样留意，但他觉得斯泰因是个有趣的人，两人变得很要好。爱丽丝·托克拉斯注意到，菲茨杰拉德开始独自拜访花园街27号，并且从不在酒后来访，她觉得这显示了他对斯泰因的尊敬。 [109]

与此同时，菲茨杰拉德并没有放松宣传海明威的力度。5月22日，他愉快地告诉麦克斯韦·柏金斯，自己的新朋友是“一个有魅力的好伙计”。海明威进入了柏金斯彀中，菲茨杰拉德对此十拿九稳。“如果利夫莱特不讨好他，他就会到你这里来，”他向他的出版商保证，“而且他前途无量。” [110]

[1] Loeb, “Hemingway's Bitterness,” 119.

[2] Allan, Americans in Paris , 131.

[3] Charters, This Must Be the Place , 4.

[4] Nathan Asch, quoted in Cowley, A Second Flowering , 60.

[5] Ibid., 61.

[6] Ibid.

[7]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 214.

[8]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63.

[9]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17.

[10] 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1—1964）：美国音乐家。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1883—1939）：美国演员、导演、剧作家。谢尔盖·达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1872—1929）：俄国流亡艺术家，“俄国芭蕾舞团”是他创立的一家演艺公司，“十月革命”后他不再回到俄国，转而在世界各地演出。——译者注

[11] Stewart, By a Stroke of Luck! 117-18.

[12]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 163.

[13] Calvin Tomkin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10, 2014.

[14] Ibid. 墨菲夫妇的孙女劳拉·唐纳利（Laura Donnelly）指出，他们不仅是那种“喂饱你，倾听你，给你买唱片”的人，还会“在你遇到困境的时候借给你100美元，并说上一句‘别还给我们啦，帮你渡过难关是我们的荣幸’”。Laura Donnelly,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22, 2014.

[15]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 164.

[16] Sokoloff, Hadley , 78-79.

[17] Ibid.

[18] Loeb, The Way It Was, 247.

[19] 海明威在塑造《太阳照常升起》的人物时，借鉴了史密斯的这些特点。——译者注

[20] Ibid., 245-47.

[21]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6. 这只是关于这次会面的说法之一。勒布的版本是，他邀请海明威夫妇去喝一杯，庆祝《杜达布》和《在我们的时代》双双签约。当海明威夫妻俩到达勒布家时，碰巧坎奈尔也在，正在和菲佛姐妹聊天。

[22] 菲佛姐妹的父亲在堪萨斯州的皮戈特市（Piggott）及周边地区拥有大片地产。她们慷慨的叔叔奥古斯塔斯·菲佛，别名“格斯”（Augustus “Gus” Pfeiffer）和别人共同拥有一家跨国制药公司，也是理查德·哈德纳特（Richard Hudnut）的香水公司的老板之一。后一家公司的业务在20世纪20年代刚刚拓展至欧洲。

[23] Kay Boyle, in McAlmond, Being Geniuses Together , 180.

[24] Callaghan, That Summer in Paris, 112.

[25]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6.

[26] Pauline Pfeiffer, “Handkerchiefs a Lady Loses,” Vogue , July 1, 1922, 72.

[27]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6. 多年来，众多传记作家把坎奈尔的一时之言当作了恒常真理，把宝琳描写成因青春所剩无几而沉迷于社交的撩汉高手。卡洛斯·贝克甚至形容她“矮小、坚定，就像一条小猎犬”（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 165）。“红颜见老的猎男高手”——尽管这种描写很老套，但是有证据显示菲佛当时确有紧迫感，一如海明威期待写出长篇小说时体会到的那种紧迫感。比如说，三年之前，宝琳曾经自告奋勇，去为一种激进的抗老化疗法当“小白鼠”。她在《时尚》的一篇文章中记录下了这一有趣而又丢脸的治疗过程。细看自己的脸，她说，“眼睛周围和额头上，是我历经时光摧残的地方。我的头发似乎突然变少、变稀了”。Pauline Pfeiffer, “Madame in Search of Her Youth,” Vogue, January 1, 1922, 51.

[28] 宝琳·菲佛的传记作者露丝·霍金斯（Ruth Hawkins）写道：“弗吉尼亚是姐妹俩中更健壮的那个，她觉得他的故事很有意思，跟着他进了厨房，差不多整个晚上都在求他多讲些——海明威也很乐意聊。” Ruth A. Hawkins, Unbelievable Happiness and Final Sorrow:The Hemingway -Pfeiffer Marriage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2012）, 3.

[29] Cannell, “Scenes with a Hero,” 146.

[30] Ibid.

[31] Sokoloff, Hadley , 82.

[32] 宝琳·菲佛的传记作者露丝·霍金斯为了证明这桩可能存在的恋情，举了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事例。第一次见面后不久，弗吉尼亚和海明威去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托克拉斯家吃饭。据说饭后他们是一起离开的，海明威声称要护送弗吉尼亚回家。几十年后，霍金斯采访了弗吉尼亚几位还在世的朋友，他们说弗吉尼亚曾暗示过，她和海明威见面不久后就开始了交往，而菲佛家的财富是海明威看上她、后来又看上宝琳的根本原因。Ruth Hawkins, Unbelievable Happiness and Final Sorrow .弗吉尼亚的一位朋友回忆，他曾问过弗吉尼亚一个问题：“所以，成为海明威夫人的也许会是你？”她的回答是：“格斯不也是我叔叔吗，对吧？”格斯叔叔就是菲佛姐妹慷慨而富有的叔叔奥古斯塔斯·菲佛。Ruth Hawkin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October 13, 2014. 海明威和宝琳的次子帕特里克·海明威认为，父亲和小姨之间早期曾存在恋情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像这样美貌、亲密的姐妹，“想让男人娶了其中一个却对另一个没有意思，这太苛刻了”。Patrick Hemingway,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26, 2014.帕特里克还指出，即使开始的时候海明威和弗吉尼亚之间有点儿浪漫的情调，但是“那段感情是没有什么未来的”，因为弗吉尼亚很快表明自己是个同性恋——或者用霍金斯的话说，“喜欢和女人在一起”。

[33] Loeb, The Way It Was , 249.

[34] 虽然人们通常暗示杜芙·特怀斯登在男性追随者中鹤立鸡群，但是她的一位友人回忆，特怀斯登站起来时，身高大概是一米七左右。不过她修长的四肢确实吸人眼球：一位旅居法国的“富二代”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曾形容她“beaucoup de cran and beaucoup de branche ”[很有胆量，枝干（指四肢）也很长]。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144, 588. 不要把特怀斯登的发型和飞女郎的波波头搞混，她留的是伊顿式短发（Eton crop）——一种使人想起伊顿公学体育场中男孩的发型。那一年伊顿式短发成了最时髦的发型。Hamish Bowle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April 16, 2015; and Valerie Steele,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March 6, 2014. 据说特怀斯登总是俏皮地戴着一顶男帽。她的一位倾慕者形容这种帽子是“介于巴斯克贝雷帽（Basque beret）和苏格兰圆扁帽（tam-o'-shanter）之间的样式”。James Charters, “Pat and Duff: Some Memories,” Connecticut Review 3, no. 2 （1970）, reprin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243. 在其他人的记忆中，特怀斯登更喜欢戴男式软呢帽。无论是“一顶男式毡帽还是一顶斗牛士帽，甚至可能是灯罩形帽子（lampshade）……她身上的那种潮流感使她无论戴什么都很时尚、高贵”，唐纳德·斯图尔特说。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197.

[35] Loeb, The Way It Was , 250. 在勒布的回忆录中，他给特怀斯登取了一个形同虚设的假名：杜芙·特威切尔夫人（Lady Duff Twitchell）。而她的情人帕特·格思里化名为“帕特·斯瓦齐”。

[36] Loeb, The Way It Was , 250.

[37] 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70-71.

[38] 关于特怀斯登的个人卫生问题，卡洛斯·贝克引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W. B. 史密斯、约翰·罗杰夫妇（Mr. and Mrs. John Rogers）提供的证言。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588.

[39] 特怀斯登的羊毛衫行头在20年代中期被她的仰慕者们倍加推崇。那些年，女人穿羊毛衫是颇为新潮且备受争议的，接着羊毛衫被法国设计师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推广。时尚史学家瓦莱丽·斯蒂尔指出，“香奈尔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男士的穿衣风格”，20世纪20年代以前，“毛衣仍然是男人的服装，而毛衫尤其如此”。在衣着上征用男性元素，这是一种性别越界的尝试。Valerie Steele,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March 6, 2014.

[40] Morrill Cody, “The Sun Also Rises Revisited,” Connecticut Review 4, no. 2, 1971,reprin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 267.

[41] Loeb, The Way It Was , 274.

[42] “绿帽子”这一意象只在中文语境里有“妻子出轨”的含义，而在这本小说中，绿帽子是当时时尚的象征。——译者注

[43] 南希·丘纳德的传记作者洛伊丝·戈登（Lois Gordon）主张，艾瑞斯·斯多姆的形象完全是以丘纳德为原型的。“阿伦仰慕她，对其他女人视而不见；她是他的女主角，他的女神。”洛伊丝说。Email from Lois Gordon to the author, April 4, 2014; and Lois Gordon,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April 25, 2014.

[44] Mary Butts, journal entry, June 24, 1932, in The Journals of Mary Butts , ed.Nathalie Blonde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90.

[45] Loeb, The Way It Was , 250-51.

[46] Cody, “The Sun Also Rises Revisited,” 267.

[47] 这是一句俚语，指男同性恋。——译者注

[48] 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195.

[49] 酒吧招待吉米·查特斯和两人走得很近，他认为特怀斯登和格思里的关系是“蒙帕纳斯区里最有名的浪漫恋情”。Charters, “Pat and Duff, Some Memories,” 246. 作家莫里尔·科迪说它是“神之间的浪漫，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愿意看到”。Cody, “The Sun Also Rises Revisited,” 267.

[50] St. John, “Interview with Donald Ogden Stewart,” 195.

[51] Loeb, The Way It Was , 270. 吉米·查特斯常常在特怀斯登和格思里破产的时候出手相助。“帕特和杜芙要酒、要烟、要吃的，我从来无法拒绝，即使这让我很有压力，因为他们赊的账很大一部分是我自己掏腰包还上的。” Charters, “Pat and Duff, Some Memories,”244. 他声称格思里一度欠他8000法郎。但即使是查特斯也有耐心耗尽的时候，当他威胁不再赊账时，格思里就会往裤兜里装满卫生纸——这些纸摩擦起来“像5元纸币一样沙沙响”——然后说：“詹姆斯，我觉得自己富得可怕！”（“吉米”是“詹姆斯”的简称。——译者注）也许查特斯败给了他的魅力，但是格思里的房东却没有那么好骗：据说几年后，格思里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另一家酒吧的老板在自己店里给他腾了个地方住，枕头是一条面包。特怀斯登和格思里绝不是城里仅有的两个虚有其表的游手好闲者。查特斯指出，“丁戈酒吧9年之间给人赊下的账总计50万法郎，这还是严加管控之后的数目”，晚间乐队的经理“泽里”（Zelli）有“整整一抽屉的空头支票”。Charters, This Must Be the Place, 68, 13,24.

[52] 彩条柱子即理发店前常有的标识。——译者注

[53] Loeb, The Way It Was , 248, 253.

[54] Ibid., 254.

[55] 特怀斯登前夫的妹妹艾琳·特怀斯登（Aileen Twysden）告诉传记作者伯特兰·萨拉森（Bertram Sarason），杜芙·特怀斯登的父亲“在达林顿（Darlington）开酒铺”——这是达拉谟郡（Durham）的一个地方，后来她又改口说是在约克郡的里士满（Richmond,Yorkshire）。萨拉森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位里士满当地人记得曾有一户开酒铺的人家姓斯默思韦特（Smurthwaite）——这是杜芙·特怀斯登婚前的姓——但是萨拉森最终认定这条线索仅仅提供了一种可能，无法得出定论。Bertram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 34.

[56] Loeb, The Way It Was , 254.

[57] 比亚里茨：法国西南部城市。——译者注

[58] Ibid., 255.

[59] Robert McAlmon to Norman Holmes Pearson, quo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 t, 227.不少人声称自己介绍了海明威和特怀斯登认识，其中就包括作家迈克尔·阿伦。他的儿子描述了自己和父亲多年后在纽约21俱乐部遇见海明威的事。“我仍然欠你一笔人情债，迈克尔。”海明威说。什么人情债？阿伦的儿子问。阿伦回答：“在巴黎，有一年秋天，我把欧内斯特介绍给了一个和我同行的女孩，杜芙·特怀斯登。欧内斯特后来的那本书主要就是写她的。” Michael Arlen, Exil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0）, 226.

[60] Robert McAlmon to Norman Holmes Pearson, quoted in Sarason, Hemingway and the Sun Set, 227.

[61] Ernest Hemingway to Sherwood Anderson, May 23,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 2:340.

[62] Ernest Hemingway to Horace Liveright, March 31, 1925, reprinted ibid., 295.

[63] Gilot and Lake, Life with Picasso, 73.

[64] Ernest Hemingway to Horace Liveright, March 31,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 2:295.

[65] 麦克斯麦韦·柏金斯：全名麦克斯韦·埃瓦茨·柏金斯（Maxwell Ewoarts Perkins），有时也被人昵称为麦克斯。因为发现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和托马斯·沃尔夫，他常被尊为出版界的伯乐。他也是电影《天才捕手》的主人公。——译者注

[66]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February 21, 1925,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7]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February 26, 1925,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8]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April 15, 1925,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9] Maxwell Perkins to Ernest Hemingway, April 28, 1925,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70] 菲茨杰拉德并非唯一一个为自己签约的出版社搜寻人才的作家。出版社常常让自己的作者充任调查员，尤其当作者身在国外时，出版社会依赖他们探知前沿趋势。比如说，哈罗德·斯特恩斯和舍伍德·安德森都曾介绍过作者给利夫莱特。但是菲茨杰拉德显然是一位尤其热心的介绍人，他甚至想为演员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他后来因为在1939年的电影《乱世佳人》中饰演艾希礼·威尔克斯而闻名）铺路，好让他进入文学创作圈，同时告诉柏金斯，霍华德有“可观的创作天赋，目前正在着手尝试短篇小说”。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May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71] Groucho Marx, “My Poor Wife,” Collier's , December 20, 1930, reprinted in The Essential Groucho Marx: Writings By, For, and About Groucho Marx, ed . Stefan Kanfer （New York: Vintage, 2000）, 138.

[72]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 176. 菲茨杰拉德的外孙女埃莉诺·拉纳罕（Eleanor Lanahan）说，外祖父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冲动深根于他的“宽广包容之心，希望寻找到人中龙凤”（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15, 2014）。

[73]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October 10, 1924,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74]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December 27, 1924,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75] Maxwell Perkins to F. Scott Fitzgerald, October 18, 1924,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76] Callaghan, That Summer in Paris , 31.

[77] 由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改编的三部电影是《女伶情事》[The Chorus Girl's Romance ，改编自《头与肩》（“Head and Shoulders”）]、《猎夫者》[The Husband Hunter ，改编自《媳妇上门》[“Myra Meets His Family”）]、《近海海盗》（The Offshore Pirate ，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Matthew J. Bruccoli, Scottie Fitzgerald Smith, and Joan P. Kerr, eds., The Romantic Egoists: Scott and Zelda Fitzgerald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4）, 74. 《美与孽》1922年被华纳兄弟拍成电影。《人间天堂》卖出了影视改编权，但最后并没有被拍成电影。Ibid., 98.

[78] MacLeish, Reflections , 60.

[79] “Fitzgerald, Flappers and Fame: An Interview with F. Scott Fitzgerald,” The Shadowland （January 1921）, reprinted in Bruccoli, Smith, and Kerr, The Romantic Egoists , 79.

[80] F. Scott Fitzgerald, “Early Success,” quoted ibid., 76.

[81]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47.

[82] 原文如此。——译者注

[83]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July 1922, quoted in Bruccoli, Fitzgerald and Hemingway , 10.

[84]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波兰裔英国作家，著名小说家，其行文风格影响深远。从劳伦斯、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到马尔克斯和鲁西迪，都受到了他叙事风格的影响。他最有名的长篇小说包括《黑暗的心》《吉姆爷》等。康拉德于1924年8月去世，没能看到1925年4月《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译者注

[85]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May 1, 1925, reprinted in F. 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ed. Matthew Bruccol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4）, 108.

[86]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February 20, 1926, Archives of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87] Edmund Wilson, foreword to F. Scott Fitzgerald, The Last Tycoon （New York:Penguin Classics, 2010）, ix.

[88] Flanner, introduction to Paris Was Yesterday , xviii.

[89]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116.

[90] Ibid., 116-17.

[91] Ibid., 116.

[92]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 125.

[93] 小弗洛伦兹·齐格菲尔德（Florenz Ziegfeld Jr.，1867—1932）：美国百老汇著名剧团经理。——译者注

[94] Ibid., 126.

[95] Ibid., 127.

[96] F. Scott Fitzgerald to Edmund Wilson, May 1925, reprinted in Bruccoli, F. 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 110. 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对于此事的记述可能是经过修饰的，甚至是由他编造的。海明威说自己首次遇见菲茨杰拉德时，菲茨杰拉德由朋友丹克·查普林陪伴，但查普林后来声称，自己1925年甚至没有去过巴黎，而且他也从来没有见过海明威。Bruccoli, Fitzgerald and Hemingway , 1. 莎拉·梅菲尔德（Sara Mayfield）是菲茨杰拉德当时的一个朋友，她回忆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会面其实是唐纳德·斯图尔特事先安排的。Sara Mayfield, Exiles from Paradise: Zelda and Scott Fitzgerald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71）, 105. 菲茨杰拉德的研究专家马修·布鲁克利（Matthew Bruccoli）说，在《流动的盛宴》的原稿中发现了几种不同版本的有关此事的记述。在其中一个版本中，海明威和哈德莉正在丁戈吃饭时菲茨杰拉德出现了。另一版草稿中泽尔达·菲茨杰拉德也在，海明威觉得她本人看上去没有吸引力，不过当晚却做了关于她的春梦，第二天他把梦如实告诉了泽尔达。据说她听了以后很开心。Bruccoli, Fitzgerald and Hemingway , 23, footnote. 因为布鲁克利没有进一步提供他的资料来源，我们无从确认他引用的是什么材料。但是在保存有关草稿和零碎材料的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的欧内斯特·海明威资料库中，和《流动的盛宴》有关的档案似乎并未显示这段故事有多种版本。瓦莱丽·海明威（海明威写作《流动的盛宴》期间的助手）表示她不记得有其他版本，不过她确实记得海明威后来讲过梦见泽尔达的事，并没有说这件事的具体时间（email to the author, September 21, 2014）。即使最终出版的《流动的盛宴》在真实性上疑问重重，但是经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同代人回忆，故事的部分情节确实是真实的，尤其是菲茨杰拉德探问海明威的性生活那部分。“司各特针对别人最隐私的感情问错误问题（实际上是正确的问题）的方式着实离谱——一般人都不会那么问。”唐纳德·斯图尔特回忆说（By a Stroke of Luck! 87）。而且，也没有人否认饮酒会暴露菲茨杰拉德最难看的一面。布鲁克利说：“酒精使他变得愚蠢、暴力、好斗而且幼稚。”（Fitzgerald and Hemingway , 12.）

[97]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June 9, 1925, reprinted in Defazio,Spanier, and Trogdon,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2:348.

[98]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 131.

[99] Ibid., 141. 菲茨杰拉德喝酒的时候无法保持泰然——或者干脆无法保持清醒的意识，这使海明威很震惊。“他视之为软弱，”瓦莱丽·海明威说，“欧内斯特讨厌软弱。”（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December 20, 2014.）

[100] Sheila Graham, College of One: The Story of How F. Scott Fitzgerald Educated the Woman He Loved （Brooklyn: Melville House Publishing, 2013）, 178.

[101] 原文为squaw，是美国人对印第安女性的蔑称。——译者注

[102] Mayfield, Exiles from Paradise , 108.

[103]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154.海明威对泽尔达的描绘至今困扰着她的后人。“这是人格诽谤。”菲茨杰拉德的外孙女埃莉诺·拉纳罕说（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eptember 15, 2014）。

[104]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163.

[105] Ernest Hemingway to Maxwell Perkins, July 27, 1932, reprint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364-65.

[106] Zelda Fitzgerald quoted in Matthew J. Bruccoli, Scott and Ernest: The Authority of Failure and the Authority of Succ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21.

[107] F. Scott Fitzgerald to Zelda Fitzgerald, summer 1931, reprinted in Bruccoli, F.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187.

[108] Dos Passos, The Best Times, 176.

[109] 菲茨杰拉德没有像海明威那样对斯泰因的艺术收藏品感兴趣，也不觉得斯泰因的作品有商业价值，但是他对斯泰因的文学理论很感兴趣。另一方面，斯泰因也很喜欢菲茨杰拉德，并记住了他——他会“始终被读者们铭记，而他同时代的著名作家们将会被遗忘”，斯泰因后来说。她还称赞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人间天堂》“在公众中创造出了新的一代人”。（Stein,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218.）

[110] F. Scott Fitzgerald to Maxwell Perkins, ca. May 22, 1925, reprinted in Bruccoli, F.Scott Fitzgerald: A Life in Letters, 113.